国际关系学精要

未来很远，但我们的目光更远。
最后用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思想家阿拜·库南巴耶夫的诗来总结：“世界有如海洋，时代有如劲风，前浪如兄长，后浪是兄弟，风拥后浪推前浪，更古及今皆如此。”
学习、研究“国际关系史”，首先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国际关系史主要是指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历史。虽然早在古苏美尔时期就有政治实体签订正式协议，到古埃及时期出现了结盟，古波斯时期和古希腊时期出现了外交关系与国际关系的雏形，古罗马时期维持权力均衡的模式也初步形成，但这一切仅是特例。虽然独立的政治实体确实存在，但它们之间没有固定的往来，即使存在固定的往来，也仅限于同一个王国间的各级实体之间。因此，一般认为，三十年战争确立了主权、民族国家、国家领土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出现了真正的国际体系，也是近代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开端。
二是国际关系史是基于西方视野的历史。由于具有学科意义的国际关系（IR）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所以自然带有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不仅表现在抽象化、概念化的理论上，也表现在这些理论所依托的历史上。因此，在中国学习和探讨的国际关系史是西方人的历史和西欧中心论的历史，全书主要探讨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等西方国际关系概念，而没有涉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体系、国际事件——尽管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在规模和影响上并不亚于西方的国际体系。
依据历史发展脉络俄国际格局变化，国际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即：威斯特伐利亚提下下的欧洲均势（1618~1814），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协调（1815~1870），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871~1918），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20年危机（1919~1938），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雅尔塔体系的确立（1939~1945），美苏争霸与冷战（1946~1990），后冷战时期（1991年至今）。其中，第一至第三阶段为近代国际关系史，第四至第五阶段为现代国际关系史，第六和第七阶段为当代国际关系史。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给欧洲带来了毁灭性破坏，但对国际关系发展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三十年战争和此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中世纪神权高于俗权的历史，奠定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法律主体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同时也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通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奠定了在欧洲的霸权基础，成为欧洲大陆实力最强的国家。之后雄心勃勃的路易十四不断追求所谓的“天然边界”，拿破仑也屡次发动对外战争，不懈推动法国称霸欧洲。英国光荣革命期间，法国不断面对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的制衡；光荣革命完成之后，英国通过“离岸平衡”策略，全力维系欧洲大陆的均势，整个体系又变成英法之间的对抗。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法七年战争等，都凸显了英法之间的矛盾；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同七次反法同盟之间的战争乃至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也彰显了英法之间的霸权争夺。
1815年，拿破仑战败并召开欧洲主要国家参与的维也纳会议之后，确立了以“欧洲五强共管”（英、俄、普、奥和法）为主要特征的维也纳体系。从性质上看，维也纳体系是旧式的封建反动体系，但它的构建在客观上也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其催生了欧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最初构想。1815年，由俄国倡议发起的神圣同盟和英、俄、普、奥为确保《巴黎条约》实施而缔结的四国同盟，成为维亚纳体系运转的载体，其召开的四次国际会议成为大国之间的协调机制。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均势原则”、“正统原则”和“补偿原则”，成为维持欧洲和平的重要原则。也有研究认为，欧洲政治精英因害怕大众革命而保持一致、欧洲核心国家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都是国内问题（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以及复杂而关键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象，是导致该时期和平的主要原因。
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列强展开了瓜分殖民地的狂潮，这一时期爆发了三次帝国主义战争，即：1898~1899年美国为夺取西班牙殖民地而发动的美西战争、1899~109年英国同荷兰人后裔布尔人之间的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的英布战争、1904~1905年俄国和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日俄战争。
一般认为，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在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国际政治讲坛”后，国际关系学正式诞生。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则早得多，西方可以追溯至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期，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也蕴含着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一般而言，我们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指一战结束之后的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
道德的虚幻、权力的重要以及国家间利益的根本冲突构成了卡尔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奠定了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卡尔对理想主义的批判被认为是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政治研究敲响了丧钟，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兴起。
相比以往的研究，沃尔兹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国际关系的真正理论化研究，因此中国学者张睿壮称其为“一代巨擘”“单枪匹马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学科的面貌，却又坚决反对科学实证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结构现实主义约等于防御现实主义，又约等于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组成了目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大主流理论谱系，而这三大主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活跃在美国。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作为一门与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密切相关的学科，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因此也呈现严重的美国中心论倾向，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uffmann）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就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但就在这种强烈的美国中心大背景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在努力构建自己本国和地区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近百年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归结为：萌芽于理想主义学说，成熟于现实主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足鼎立，其他非主流学派共同繁荣的局面。总之，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意义是，不仅描述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回答和解释国际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实，甚至是预测国际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这集中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者试图使自己的学科高度科学化的一种努力。
传统方法认为，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本身无法实现知识的积累，应该从早已完备的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国际法中汲取营养，因此永远难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从根本上来说，行为主义是一种学术信条，即认为国际关系学是可以成为一门日趋成熟、精确与简约的、更具预见性和解释力、能在积累中不断进步的科学。行为主义学者认为科学具有同一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包括量化分析在内的分析方法在两种科学中都可以适用。因此，研究者应该本着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态度，通过模仿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念，收集资料以推导出政治行为的科学解释，最终把政治科学转变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有严格的研究设计、精确的分析方法、可靠的分析工具、合适的验证标准等。
后现代主义是由法国哲学家创立的，以反对盛行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己任。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被引入国际关系学领域。代表性学者是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
国际关系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间互动的学科。国际关系史中的行为体主要是指国家和国际组织。国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国际组织是由国家衍生出来的。因此，国际关系史主要研究的是国家间关系的历史。
这一阶段（1618~1814）的主要矛盾是英法矛盾，突出表现在法国力图在欧洲称霸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联合反对法国称霸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的主要行为体是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瑞典等国家。三十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主权原则。民族国家只有在主权原则的基础上才能正常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从中世纪走向了近代，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与此同时，和约的签订也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这一时期还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整个欧洲国际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通过对荷战争，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同时，英国通过参与法西战争，开始干预欧洲大陆事务。这些都为英国在欧洲大陆推行军事政策奠定了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均势的自然形成，均势原则成为各个国家认可与接受的基本信条。每当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国家时，发对霸权的联盟都会自动形成。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均势原则被明确地写入和约中，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拿破仑时期的对外战争，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均势原则造成了致命冲击。拿破仑通过其在欧洲大陆构建的大陆体系，实现了称霸欧洲的诉求。虽然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最终战胜了拿破仑，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欧洲秩序却受到了极大冲击。美国的独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在建国初期，因实力弱小，一直徘徊在“亲英”与“亲法”两种政策之间。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美国确立了对外政策的总体原则——“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相互补充，它们对美国后来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十年战争史欧洲历史上一次具有全局性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被卷入进来。战争最重要的影响是使主权从神权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主权原则的确立，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学科根本无从谈起。可以说，三十年战争和战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逻辑起点。
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 1585年9月9日~1642年12月4日），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及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他在法国政务决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从1624年起担任首相，黎塞留执政长达18年。黎塞留的执政方针主要涉及以下两个目标：其一，对外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其二，对内加强法国的中央集权。黎塞留极富外交、政治才干，是三十年战争的实际推动者和幕后策划人之一，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并不是完全公开地与哈布斯堡王朝对抗，而是秘密地资助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最后，他和后任宰相马萨林都致力于使法国兴盛并阻止德意志统一，力图打破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法国的战略包围状态，为路易十四王朝前期的兴旺发达奠定了良好基础。尽管他是天主教枢机主教，但是为了法国的兴盛，他毅然决然地推动法国加入新教同盟，将主权置于教权之上。在国内，他通过削弱贵族和新教徒的力量加强了王权。在他任内，法国王权得以极大加强。1635年，在他的极力倡导下，法兰西学术院得以成立。
经过了一个时期的优胜劣汰，18世纪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班牙、荷兰、瑞典和波兰等国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强国，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则成为欧洲五强，主宰着欧洲的秩序。欧洲五强成为18世纪欧洲外交舞台上的主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对外政策。欧洲大陆中，法、普、奥呈现三足鼎立局势，作为欧洲两个侧翼国家的英国和俄国在努力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在欧洲意外的地区进行扩张。英国的殖民步伐迈向海洋，俄国的扩张矛头指向广袤的欧洲大陆东端。法国无疑是三十年战争的最大受益方。三十年战争及后来对西战争的胜利，加之新任财政大臣科尔伯特（Jean-Batiste Colbert）大胆整顿财政秩序，改革税收制度，努力发展工商业和积极扩大航运事业，使法国国力迅速提升。确立了强大王权的路易十四希望实现欧洲霸权，实现法国所谓的“天然边界”的宏大梦想。为了实施这些政策，路易十四开始了一系列征战。
西班牙王位为何如此重要？西班牙虽然在17世纪末已衰退为一个二流国家，但仍保有封建殖民大国时期掠夺的庞大领土。除西班牙本土外，它还拥有意大利的一大半领土，以及南尼德兰、拉丁美洲和北美广大的殖民地，在非洲西海岸拥有重要据点，在各大洋中还占据着许多岛屿，如菲律宾、加罗林、加纳利群岛等。
按照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法，国王死后如无男嗣继承王位，与王朝有婚姻关系的人享有继承王位的权利。按此规定，有权继承王位的有法国王太子菲利普等奥地利国王的儿子费迪南。法国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态度积极，通过宫廷手段和外交斗争使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获得了西班牙王位，成为腓力五世，但条件是他不得继承法国王位，法西两国永远不得合并。
法王路易十四不顾已故西班牙国王的遗嘱，宣布腓力五世拥有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路易十四还派兵占领了西属尼德兰，宣布废除法西两国间的贸易税。法国的独断专行和法西两国在事实上的合并，引起欧洲国家的极大恐慌。1701年，以英、荷、奥为主体的欧洲大同盟成立，并与法国开展。法国虽然在欧陆中实力强大，但是无力抵抗多国进攻，最终以战败告终。战争期间，大同盟国家出现分歧，各国也纷纷反对将西班牙王位转交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因为这样会出现事实上的哈布斯堡王室在欧陆“一超独大”的局面，因此希望及早结束战争。
《乌得勒支和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将“势力均衡”这一概念正式写入条约。“势力均衡”的思想源于古典欧洲政治。在马基雅维利时代，它只是一个被用来描述维持城邦之间和平局面的政治术语。在欧洲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之后，尤其是在长期的战争较量中一方或几方很难完全将另一方置于死地的多次政治实践后，“均势”概念开始被欧洲政治家和外交家普遍注意。和约使欧洲大陆的均势得到了维护并且更加稳固，通过这一和约的签订，大国遭到削弱，小国纷纷崛起，普鲁士加入列强行列，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从一个岛国上升为欧洲一强。和约保证了大国之间的实力均势，并以法律条文形式将保持欧洲“均势”写进国际条约。从这一意义上说，它进一步发展了近代国际法的内容。
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年）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物。其超越之处在于，近代时期其他那些争霸的君主大多数只是寻求本国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最大优势地位，而拿破仑则谋求改变这个体系本身，构建法国主导下的“欧洲新秩序”。拿破仑对近代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均势格局持全然否定态度，他声称，“我不认为欧洲会有其他大平衡的可能，这种平衡只能是欧洲伟大民族的聚合和联盟”，必须“把欧洲不同的民族变成一个共同的民族”。
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内战，即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外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对欧洲事务采取“中立政策”，避免卷入欧洲政治和军事冲突，即孤立主义；在拉丁美洲，奉行领土扩张政策；在非洲和亚洲则进行经济扩张。美国总的目标是维护和发展商业资本，保证资本原始积累，巩固新近赢得的独立成果。
美国独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它对外扩张史上的大陆扩张时期（1775~1897）。1803年美国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1810年和1813年进占佛罗里达等事件是美国大陆扩张时期最初阶段的主要内容。驱动美国对外扩张的动力是早期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的商业精神以及来源于清教主义的“天定命运”说。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内容是，运动强大的国家力量，以商业为杠杆，发展贸易顺差，在国内实行关税保护和垄断专营制度，在国外开拓和建立殖民地并掠夺殖民地的资源，以此增加国家财富。来源于清教主义的“天定命运”说，使来到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认为血统高贵，他们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相信他们政府落后的民族和落后的文明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维也纳体系运转的两个重要载体是“四国同盟”和“神圣同盟”。四国同盟的主要目标是防范法国东山再起，神圣同盟是各国在共同价值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的目标和共有的价值为大国合作以及体系的运转奠定了基础。同时，维也纳会议以条文形式创立了欧洲协调机制，各国通过召开会议解决争端，通过协商的形式来消除隔阂、寻求共识。欧洲协调一方面避免了争端方之间因不信任而产生的“安全困境”，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创立了“大国共识”。“大国共识”是在多边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合法性，如果出现违背情况，违背方会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同时，所有大国都承认均势，即维也纳会议做出的领土安排和一项更广泛的原则——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被容许增加其领土属地，除非得到其他大国的同意。接受这一原则也具有其他的重要意义：一是体现大国的高度自律；二是愿意接受现存条约的有效性；三是单个国家似乎在谋求单方面扩张时（就像法国在1840年那样），愿意接受诸国协调的制约行动。这些连带性原则进一步加强了制度安全的权威性。
维也纳体系能够维持欧洲百年的总体和平，主要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政治、军事平衡。它加强了荷兰、德意志邦国和撒丁王国的独立地位，并使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以此作为扼制法国的堡垒。它承认了俄国对波兰的占领，俄国从此直接面对西方，而且在列强中实力居于前列。英国确立了它的海上霸主地位，直到一战前期，其霸权地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英国越发感到只有在欧洲大陆维持稳定的均势才能真正保证英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利益，因而它自觉地在国际关系中扮演起制衡者的角色。在未来的一百多年中英国总是以自己为砝码，精心调节着国际力量的微妙平衡。如果某一国家或集团的势力膨胀以至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它总是毫不犹豫地与另一国家或集团为同盟。均势原则在维也纳体系时期日臻成熟。
1823年12月，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向国会提出了由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拟定的国情咨文，咨文中有关外交方面的主要内容被称为《门罗宣言》，即后来广为人知的的《门罗主义》。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反对欧洲国家再在美洲夺取殖民地”原则，它在限制和约束欧洲国家在美洲扩张的同时，保留了美国在欧洲扩张的权利；第二，“不干涉”原则，它包含了“不干涉”和“干涉”两个方面，不干涉欧洲事务是美国的既定方针，但对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美洲事务，美国不能不置之不理；第三，“美洲体系”原则，它宣扬美洲的共和主义，把共和制的美洲与君主专制的欧洲截然分开。“美洲体系”的含义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潜台词的核心要义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英法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与俄国在近东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引发了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的导火索是圣地（耶路撒冷）保护权问题。法国借助圣地管辖权问题，引发了俄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矛盾。1853年10月，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主要以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战后签订了《巴黎和约》，和约使俄国失去了再土耳其境内的所有优势。多瑙河两公国在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和缔约国身份的保证下，继续享受原有特权和豁免权，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其内政。黑海海峡实现中立化，禁止任何国家的军舰通过。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在英法的遏制之下，俄国的西进之路受阻，它的扩张目标不得不转向中亚和远东，以弥补在欧洲和近东的损失。英国通过战争重新维系了欧洲的均势，保证了黑海海峡中立，遏制了俄国南进的企图，维护了英国在印度、近东和远东的利益。法国借助战争重新回到“大国俱乐部”，打破了维也纳体系的束缚。奥地利由于参与英法的反俄同盟，失去了俄国的信任，其随后的外交环境恶化。普鲁士因在战争中严守中立，维持了与俄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为其后来的统一进度奠定了良好的外交基础。
克里米亚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神圣同盟终止，所谓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也随之崩溃。维也纳体系能够正常运转五十年，就在于东方三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视其团结是对抗革命乱象及阻止法国主宰欧洲的主要屏障，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却与英法两国结为盟友。它因此解放了昔日神圣同盟盟国——俄国和普鲁士——对于国家利益肆无忌惮的追逐。普鲁士让奥地利付出的代价是撤出德意志，而俄奥之间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这也决定了俄国在后来德意志和意大利进程中对奥地利的态度。
1848年革命后，意大利依然处于分裂的局面，除了撒丁王国保持独立外，其他各邦受到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控制。19世纪中期的欧洲，既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高涨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迅速发展和最后确立的时期。随着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不断增长，人民群众革命情绪和民族意识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撒丁王国借助普奥、普法两次战争，通过人民起义的方式于1870年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
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十分波折，这与撒丁王国的实力地位密切相关。当时阻碍意大利实现统一最主要的两个国家是奥地利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实力都非常强大，同时在意大利都有切身利益。而撒丁王国因自身实力有限，不能与法奥两大国进行正面冲突，因此只能借助外力，通过法国去制衡奥地利，却以失败告终。得益于当时意大利境内民族意识的觉醒，意大利通过人民起义和全民公决的形式实现了部分统一，并最终借助于俾斯麦发动的两次王朝战争，将奥、法两国的势力驱逐出意大利，实现了最终统一。
意大利的统一带来的最重要影响是改变了欧洲列强的扩张方向。奥地利在被驱逐出统一的德意志后，意大利又实现了统一，已经没有任何向西扩张的空间，因此只能将目光转向东部也就是巴尔干地区，这就必然会与俄国发生激烈的冲突。俄奥两国在近东地区的冲突贯穿了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一战爆发。意大利虽然自身实现了统一，但与其他五强相比仍然实力弱小，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依旧扮演的是“跟从国”的角色。
俾斯麦结盟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其结盟体系以德奥同盟为核心，利用德俄特殊关系和传统友谊，调和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使三国能在三皇同盟的框架内进行合作。另外，利用法国同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冲突，将意大利拉入同盟体系中。同时，借助奥、意同英国的特殊关系，通过两次《地中海协定》将英国间接拉入同盟体系中。
奥托·冯·俾斯麦（德语：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1815~1898年），劳恩堡公爵，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年），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被称为“铁血首相”“德国的建筑师”“德国的领航员”。俾斯麦是德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普鲁士容克资产阶级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1862年上任时提出“铁血政策”，并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统一德国（除奥地利），1870年击败法国使德意志帝国称霸欧洲大陆。俾斯麦结束了德国的分裂，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这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但是统一后的德国实力逐渐强大，并受“铁血政策”影响成为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这是俾斯麦不可推卸的责任。
英德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首先，在经济方面，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号称“世界工厂”。187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产值的1/3、世界工业出口值的2/5。可是到了20世纪初，在工业产品生产方面，英国已落在美、德之后。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为16%，跃居世界第三位，英国则居第三位，为12%。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头把交椅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一战前夕，德国的许多部门在世界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德国在海外的投资也逐渐扩大。到1914年，其海外投资额已达英国的一半。德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使英国感到不安，认为德国是其最危险的敌人。其次，在殖民地争夺方面，德国在统一之后参与了对殖民地的争夺，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认为帝国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受到了英国辽阔的殖民地的阻挡，英德两国的利益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存在冲突。两国在非洲、东亚和近东的矛盾尤其尖锐。德国帝国主义自19世纪末开始大力向近东渗透。巴格达铁路便是德国加紧向近东和中东扩张的实际表现。巴格达铁路的建成，对英国同印度这个不列颠帝国支柱之间的海陆交通构成了威胁。再次，在海军军备竞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在增强海军实力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英国在各大洲拥有辽阔的殖民地，其海军力量和商船队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德国海军远不如英国。自19世纪90年代后期起，德国为加紧夺取殖民地，压倒英国，开始建造大海军，对英国海上霸权乃至本土安全形成严重威胁。英国和德国在海军建设方面的竞争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美西战争是一次典型的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战争，美国加入了争霸世界的行列。美西战争的重要结果是美国占领了菲律宾，这一太平洋基地的获得是美国实现“太平洋帝国”的基础。远东的格局因此大为改变，美国以此为立足点推进了其在亚洲的新殖民路线。美西战争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为新兴世界强国。美国为了与欧洲列强竞争，先后出台了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针对拉美的“大棒政策”（Big Stick Policy）和“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英布战争从性质上讲也是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给国际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英国是一个岛国，凭借其经济和海上优势，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因为实力强大，英国的传统外交政策一直是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不介入欧洲大陆的争端，不与欧洲大陆国家结盟，以维持自身的行动自由。英布战争中，英国孤立的局面使其重新反思其“光荣孤立”政策的有效性。在英布战争中，英国外交孤立，军事缺乏补给，暴露了其战略的诸多弱点。尤其是深陷战争中的英国不仅无法顾及其他地区的利益，还必须面对俄、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的联合制衡。这迫使英国改变其传统外交政策，选择了与日本结盟，在远东共同制衡俄国。日俄战争是新老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一场战争，对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通过战争，大大扩大了其在远东的势力，侵略野心迅速膨胀。从此，日本正式参与到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中。
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各国的经济因为战争而停滞不前。但美国因远离战场，并通过做军火生意而获得了经济的大发展。这样，战争结束后在世界经济领域出现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原来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国，在战后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因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而大大减弱，而其本身的经济亦因战争大受影响，出现严重衰退，从此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让给了美国。
政治上，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第一，在战争中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从此改变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第二，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四个庞大的军事封建王朝彻底毁灭，英法等国遭到削弱，美国和日本却逐渐强大起来，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战争使世界权力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北美和苏俄。第三，大战推动了交战国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原有的政治面貌。
一战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完成了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新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美、英、法、意、日这五个战胜国各自不同的掠夺和争霸计划妥协的产物；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宰割和掠夺；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新的压迫和奴役；是帝国主义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同盟；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战后初期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达成的暂时妥协。
1919~1920年，英、法、美通过直接干涉与策动、支持苏俄国内反对势力的方式对刚刚成立的苏俄政权进行了三次干涉。苏维埃俄国积极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反干涉，经过艰苦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组织的三次干涉，取得了彻底胜利，改变了自身所处的不利国际环境。在帝国主义国家颠覆苏俄的阴谋失败后，两种制度之间达成某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社会感到恐惧，因此改造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使之和平稳定地运转，防止战争的再次爆发，成为战后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这样的理想在战争期间就广泛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和平运动思潮。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的演说，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纲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国际联盟。威尔逊主张“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国际联盟”。美国把这个联盟作为维持永久和平的头等要素，并作为战后各国进行外交的基础。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坚持要先解决国际联盟问题，他强调“美国以设置国际联盟的计划作为和会全局的枢纽”。在成立国联的问题上，威尔逊倾注了最多的热情，寄予了很大希望。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国际联盟盟约》被列为《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1920年1月，《凡尔赛和约》正式生效，国际联盟同时宣告成立。
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有如下四个。①行政院。由九国代表组成，其中美、英、法、意、日五国为常任理事国。②大会。每年定期在9月份举行一次。大会及行政院的决议，只有经过出席的会员国一致通过才能生效；③秘书处，是国联的常设事务机构；④常设国际法院。
国际联盟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它的成员国应承担起共同防御侵略、仲裁或调查争端和在争端裁定后三个月以内避免战争的义务。国联的第二个任务是对国际事务，如卫生、社会、人道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处理。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禁止毒品交易等方面，国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国际联盟建立在各大国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基础上，因此它的一些条款为了调和多数的意见，难免含糊与中庸，降低了实用性。对国联成立有重大影响的美、英、法三国各有打算。英国想把国联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附属物；法国要使国联成为推动凡尔赛和约的有用工具；美国原是倡导国联最为积极的国家，但是因为国联的条文在经过巴黎和会加工后与它的最初设想差距很大，因此美国选择了置身于国联之外。缺少了美国对国联的支持，国联的执行力和效力大打折扣。因为美国没有参加国联，国联的领导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英法手中。
国联成立后，各种国际争端不断，英法不愿承担作为成员国的义务。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裁军活动的失败，“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对日态度的软弱，埃塞俄比亚事件中对意大利的制裁不力，西班牙民族解放战争中英法的“不干涉政策”，直至德国毁约扩军，吞并捷、奥等，都证明了国际联盟未能起到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作用。在它建立的短短20年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全面爆发，国际联盟在维护战后和平方面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国联毕竟是建立集体安全制度的一次重大尝试，国联盟约和各种组织架构都为后来联合国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此次危机（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值下降了40%以上，大约倒退了30年。影响深远表现在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按计划自己炸毁柳条沟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炸毁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军以此为借口，一夜之间占领了奉天城，三个月内占领了东北三省。1932年1月，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2年3月，扶植溥仪充当傀儡，成立“满洲国”。1933年2月，日本侵占中国热河省，将其并入“满洲国”。面对日本的侵略，英美等国采取了对日绥靖的立场。1932年1月，美国宣布实行“不承认主义”，打着中立的幌子，维护美国在华权益。国民党政府将日本的侵略提交国际联盟处理，英法操纵的国联于1932年2月派遣“李顿调查团”到日本和中国调查。10月发表的《调查报告书》确认“东三省为中国一部分”，但又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主张国联在东三省建立“满洲自治政府”，主权属于中国，但由以日本为主的外国共同管理。日本对英美等国的态度仍不满意，于1933年3月退出国联。由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重新瓜分世界的气焰在英、美纵容下更为嚣张，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扩大其争霸活动，从而形成远东的战争策源地。
20世纪30年代，由苏联倡导的集体安全机制失败了，其原因主要是，英法无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始终不信任苏联。战略上的不信任加上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英法苏集体安全机制始终没有建立的基础。因此，20世纪30年代欧洲集体安全机制必然会面临失败的命运。
绥靖政策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和社会动因。首先，产生绥靖政策的一个社会背景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泛滥。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大规模战争的欧洲，反战、厌战情绪强烈，尤其是英国更是如此。大战后，英国国力开始衰退，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日不落帝国的风光，但实际生活的困苦和折磨使得人们对战争极度厌恶。对于法国来说，一战几乎摧毁了该国东北部最发达的工业区，死亡人数达20万，民间厌战情绪成为社会的主导情绪。这种厌战情绪，使当时的英法领导人极力避免再次发生战争。
其次，英法的衰落是导致其实行绥靖政策的根本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法的国力，使其走向衰落。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动摇了英法等国的经济基础，两国的实力都受到严重削弱。19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50%，法国占20%；到1930年，英国下降到只占10%，法国下降到只占8%，然而两国面临的困境是经济实力削弱了，负担却有增无减。殖民地的扩张和国内政局不稳，加重了两国的经济负担。
再次，欧洲传统外交惯例是造成绥靖政策的重要原因。英国在一战前一直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一战后，英国也不希望过度卷入欧洲大陆的摩擦和冲突中，同时还在努力维持欧洲实力的平衡，因此不希望过度削弱德国，采取了“扶德抑法”的政策。而在战争中实力受到重创的法国又必须要依靠英国的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被迫采取对德缓和的政策。
最后，对苏联敌视的态度促使英法等国采取了绥靖政策。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主要原因是出现了社会主义苏联。出于意识形态敌对的考虑，英法均对苏联抱有强烈的敌意。法西斯政党在德意执政，对于英法来说虽然不是好事，但与共产主义制度相比，纳粹制度不会给现存的社会秩序造成危害，而且重新武装起来的强大德国为来自东方的威胁提供了屏障。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法与苏俄（1922年后为苏联）关系逐步改善。但是两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对苏联都怀有本能的敌意和仇恨。他们希望把法西斯的祸水引向东方，以希特勒的德国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
美国的中立政策是时代的产物，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美国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中立政策的目标十分明确，旨在避免美国卷入欧洲的战争。但是随着欧洲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德、意、日法西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扩张，美国适时调整了中立政策。美国中立政策的调整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建立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谓的“东方战线”。第一步骤是出兵波兰，占领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这样苏联就占领了2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的波兰领土，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且分别并入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第二个步骤是发动对芬兰的战争。1938年起，苏联以安全防务为由，向芬兰提出了割让或租借芬兰领土的各种方案，均遭到采取中立政策的芬兰的拒绝。1939年11月，苏联中断与芬兰的外交关系，全线进攻芬兰，芬兰节节败退。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苏芬和平条约》。根据和约，苏联从芬兰获得了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三个步骤是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迫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成立苏维埃政府，强行并入苏联，苏联因此又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最后一个步骤是占领原属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北布科维纳（North Bukovina）。苏联以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政策严重威胁苏联边界的安全为理由，出兵占领了这两个地方，获得了人口400万、面积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苏联将它的西部边界向外推进了150~300公里，获得了4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300万人口。
苏联建立“东方战线”的目的是保护自身安全、增加自身的防御纵深，但并没有有效抵抗住德国现代化坦克和摩托化兵团的进攻。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在建立“东方战线”的过程中，完全无视别国主权，充分暴露出其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不仅引起了相关国家的不满，增加了邻国的恐惧，客观上推动了芬兰、罗马尼亚先后走上同法西斯德国结盟的道路，而且也加深了其他国家对苏联政策的误解和猜疑，不利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大清洗”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事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结束，分前期、中期和后期。“大清洗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英均收到摧残，人们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第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
雅尔塔体系结束了旧的欧洲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开创了新的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世界政治的中心由欧洲转向了它的两翼。两极格局的形成标志着国际关系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出现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是两极格局形成的基础。二战期间，美国罗斯福政府开始摆脱孤立主义的影响，推行美国主宰世界的世界主义外交。罗斯福通过战时一系列大国首脑会议，力主把盟国的战时军事合作机制转变为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机制。美国的实力使其有能力放手追求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利益。苏联在战后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把保障国际安全视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为了建立战略缓冲地带，苏联认为东欧国家的亲苏立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进而对东欧国家实行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严密控制。这样，美苏两大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立，而且在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上也产生了对立，矛盾难以调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很容易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引发全球性的对立和对抗。美苏都利用战后世界分化重组的机会，发起和组建了各种国际性或地区性的组织机构，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战略安排。
雅尔塔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性。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截然不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协约国集团分赃的产物。它对战败国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掠夺和奴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民主力量的胜利。民族的原则在雅尔塔体系中得以体现。在处理战败国方面，规定了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原则，强调”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其次，联合国与国联截然不同。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超过国联。国联在创立之初只有26个成员国，美苏都不在其中。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有51个国家，并且包括了美苏这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世界大国。联合国规定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原则，被联合国托管的地区后来陆续独立。这与国联的委任统治截然不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欧洲列强依然主宰着世界。英法在凡尔赛体系内操纵国联，推行反苏政策和对德绥靖政策。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英法地位严重下降，欧洲中心的格局转变为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是美苏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社会主义苏联建立之初就对其持极端仇视的态度，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组织了武装干涉；苏俩则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视西方帝国主义为战争的根源。西方国家还将1946年2月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渲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
英国对冷战的爆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走向衰落的英国统治集团企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在欧洲抗衡苏联。1946年3月5日，在杜鲁门的邀请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Fulton）演说，极力渲染和夸大苏联的扩张威胁，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八千字电报“和随后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为杜鲁门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宣读一篇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以抵制”共产主义威胁“。”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的正式爆发。
凯南的”遏制“理论为杜鲁门政府在美苏从合作走向敌对的转折时期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对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政策的确立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为杜鲁门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遏制”理论奠定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自杜鲁门开始，一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历届政府的对苏政策虽然经历了各种调整，但都没有超越凯南”遏制“理论的基本框架。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讲话重点强调了三点内容：①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其他国家复兴的使命；②诬指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会”危害美国的安全“；③美国将援助各国自由人民。杜鲁门要求国会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土耳其，并选派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两国监督援助的使用。随后，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援助法案，杜鲁门的这项政策声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主义实质是美国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扩张主义，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公开破裂和冷战的全面爆发。杜鲁门主义充分暴露了美国借反共的幌子排斥英法势力，遏制苏联占领中间地带，从而称霸世界的野心，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扩张的重点，而欧洲在战后面临的艰难的政治、经济形势为美国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战争使欧洲遭到严重破坏。英国“赢得了战争，输掉了财富”；法国在战争中一度被德国占领；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被彻底打败；加上1946年冬和1947年春又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生活用品严重匮乏，欧洲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严重的社会危机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威胁到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统治。而此时美国自身因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爆发了经济危机，迫切需要转移过剩的产能和资本。在美苏对峙越演越烈的情况下，美国利用有利的时机，适时地抛出了“马歇尔计划”。
对世界而言，“马歇尔计划”加剧了东西对峙，尤其是加速了欧洲的分裂。苏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莫洛托夫计划”并建立“经互会”，使得欧洲在经济上分裂，世界经济出现了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并行的局面。
1946年5月，德国停止从美占区向苏联提供赔偿。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1947年年初，美英正式合并了双方占领区。合并占领区是美国按照自己意图改造、扶植和控制德国的一个重大步骤，其目的就是要和苏联对抗。随后，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英美在德国秘密地实施货币改革计划，在经济上进一步分裂德国。法国最初反对合并占领区和货币改革，但是在美国的竭力游说和施压下，于1946年6月同意将自己的占领区与美英占领区合并。1948年6月19日，西占区公布“关于改革德国货币制度的法令”，并于第二天正式发行了新版德国马克（“B记”马克）取代帝国马克。货币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占区经济形势的好转，但是给苏占区带来极大混乱。苏联提出抗议，猛烈抨击西方分裂德国的行径，并针锋相对地在苏占区内发行“D记”马克。
货币改革恶化了苏联与西方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并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从1948年4月1日起，苏联以柏林属于苏占区的一部分为由，开始检查进入西柏林的人员和货物。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后，苏联于6月24日彻底切断了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陆路和水上交通，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封锁反应强烈，对苏联实行了反封锁，但仍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苏联的封锁也留有余地，没有切断空中交通。西方因此通过大规模空运给西柏林进行物资供应。双方都有所保留以避免陷入战争当中。
封锁柏林是苏联的失人心之举，也没有达到阻止西方进行货币改革的目的。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暗示可以取消对西柏林的封锁，并于5月12日取消了西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一切限制，第一次柏林危机宣告结束。
在柏林局势紧张之时，出现了东德人经由西柏林出逃的高潮，华约决定对此采取措施。1961年8月12日，民主德国封锁了西柏林四周的边界，并于当晚拉起了170公里长的铁丝网，随后筑起3.6米高的水泥墙。
“柏林墙”的建立使柏林危机进一步升级。美苏双方都加紧备战、恢复核试验、进行军事演习。第二次柏林危机使战争一触即发，成为东西方冷战的一次高潮。但是在危机中，双方都保持了克制，都避免因柏林问题而爆发战争。其间，美国派1500名军人向西柏林增援，没有受到苏联的阻拦。西方最终也容忍了柏林墙的建立，没有与苏联“摊牌”。随后柏林危机开始缓解，10月1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表示，只要西方愿意解决德国和柏林问题，苏联可以不坚持1961年12月31日的最后期限。赫鲁晓夫再次主动平息了柏林危机。
第二次柏林危机表明美苏双方都不愿爆发战争，双方都学会了在危机中如何最大限度地试探对方的底线和忍耐力。柏林墙的修建也使德国的分裂最终得到确认，这无疑是阿登纳的一次严重挫败，统一德国的政策有待调整。勃兰特（Willy Brandt）上任之后，开始着手调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东欧国家以及苏联之间的关系，决心实施他的“新东方政策”。
在该政策的指导下，美国开始对日本进行改造。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角度等各个方面，其主旨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对战后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造的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解散法西斯军队，逮捕和整肃战犯。盟军总部以天皇的名义解散了日本军队；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东条英机等战犯；解散右翼军国主义政党和团体。
第二，废除旧的法律和制度，制定新宪法。盟军总部命令日本政府撤销了对言论、宗教等政治权利的限制，恢复民主自由权利。盟军总部还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主导了日本新宪法的制定。日本国会于1946年10月7日通过了新宪法，规定日本实行象征天皇制和主权在民原则、放弃战争和交战权。
第三，解散财阀。通过拍卖持股公司和财阀家族的股份，分割右翼财阀的大型垄断公司。
第四，实行农地改革。盟军总部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土地以小块廉价方式卖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从而基本消灭了地主阶级。
第五，劳动立法和教育改革。取消了镇压工人的立法，允许组织工会团体，实行劳动立法、男女同工同酬和8小时工作制等进步规定。在教育方面，禁止进行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教育；尊重人权，实行教育机会均等原则。
第六，拆迁赔偿。对日本的工业设施尤其是军工企业进行严格的拆除来赔偿战争受害国，以消除日本的战争潜力。
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苏联做出了一系列姿态来调整对外关系。赫鲁晓夫在根本问题不妥协的前提下，对西方的关系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和平攻势”。1965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所做的报告，阐述了自己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两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存在的权利，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和平竞赛”；国家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方式并不是只有战争一种，“和平过渡”也是可能的。这就是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
根据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苏联开始主动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首先就表现在《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上。奥地利问题作为战后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1995年年初，苏联放弃了一贯坚持的奥地利问题必须和德国问题一起解决的立场，表示愿意先解决奥地利问题。西方国家积极回应，最终和苏联达成了协议。5月15日，《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奥地利主权得到恢复，美、英、苏、法四大国家军队撤出奥地利。奥地利宣布永久中立，不与德国合并，不与他国结盟。《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为四大国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在西欧内部，由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决心，要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反对美国的控制。为此，戴高乐先是拒绝了《拿骚协议》（Nassu Agreement），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又与西德签订《法德合作条约》，实现法德和解，然后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为美英的特殊关系，戴高乐还长期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提高了法国的地位，对西欧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斯拉夫与苏联的矛盾早在二战期间就埋下了伏笔。战争期间，铁托（Josip Broz Tito）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苏联为了维持与美英的战时盟友关系，支持南流亡政府。在随后的南苏关系中，苏联不尊重南斯拉夫的主权与铁托探寻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权利，从而双方发生了矛盾。1947年，苏联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巴尔干联邦，使南苏矛盾公开化。1948年3月，南苏矛盾骤然激化，6月的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南苏关系的破裂暴露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预示了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斯大林死后，虽然赫鲁晓夫采取了措施恢复南苏关系，但双方关系时有反复，一直没有彻底恢复。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做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引起了极大思想混乱，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最终导致了1956年夏秋波匈事件的爆发。1956年，波兹南斯大林机床厂爆发了游行示威，苏联和波兰双方围绕对“波兹南事件”的定性问题产生了分歧，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恢复了哥穆尔卡在波党中的地位。苏联担心波兰脱离自己的控制，赫鲁晓夫强行出席波八中全会，派军队包围华沙。经双方各有妥协之后，事件才得以平息。
匈牙利则是围绕国家改革和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发生了内部的权力斗争。一些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组成“裴多菲俱乐部”，并与布达佩斯的学生联合会一起发动游行示威，后在西方的煽动下演变成流血事件。在事件最激烈的时期，纳吉掌权的政府宣布退出华约，要求联合国保卫其中立。在该事件中，苏联军队两次开进匈牙利。
与匈牙利类似，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 ek）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在探寻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杜布切克推行的一系列具有民主化和市场化倾向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引起了苏联的不满。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侵入了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被迫终止。勃列日涅夫以“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来为自己的霸权主义侵略行径辩护。
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古巴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1958年底，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革命推翻了美国控制的巴蒂斯塔政权，并于1959年成立了新政府。卡斯特罗掌权之后，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对古巴进行了经济改革，其中对美国占有的财产进行国有化的措施侵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古关系逐渐恶化。1960年5月，古巴与苏联建交，苏联将触手伸向了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1960年10月，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1961年1月，美国与古巴断交。肯尼迪上任后继续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1年4月，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策划的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失败，让新上任的肯尼迪威风扫地。“猪湾事件”使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进一步倒向苏联。1961年5月，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肯尼迪政府则进一步加紧推行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敌视政策，1961年11月，肯尼迪政策批准了由中情局领导的名为“猫鼬行动”（Operation Mongoose）的秘密计划，目的是煽动古巴的国内革命。卡斯特罗担心美国入侵古巴，请求苏联的保护。赫鲁晓夫也不远失去古巴，决定采取措施保卫古巴。1961年6月，苏古达成秘密协议，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及伊尔-28轰炸机，部署行动从8月份开始。
美国对此高度警觉，1962年8月底，美国U-2高空侦察机拍摄到古巴的地空导弹发射场，10月14日，又拍摄到两周就能用于作战的中程导弹发射场和伊尔-28轰炸机。美国对这一威胁到自己本土安全的行为大为震惊，10月16日，肯尼迪召集了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等相关人员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古巴导弹危机就此拉开序幕。
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冷战的最高峰，几乎导致人类面临毁灭性的“热核战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什么能让如此多的人面临这个高的突然死亡的可能性”，古巴导弹危机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赫鲁晓夫在危机前的军事冒险政策和危机时的妥协退让，对苏联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造成沉重打击，同时也进一步动摇了赫鲁晓夫的国内威信；苏联在危机中暴露了自己的军事劣势，危机之后，苏联开始潜心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导致核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在危机中，美苏都认识到了人类在核战争中被毁灭的危险，因此直接导致了1963年美苏“热线”的建立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美苏两国为了自身利益直接进行交易的做法引起了各自盟国的不信任，进一步导致了两大阵营的分化与破裂。
二战使法国国力严重下降，印度支那的失利和苏伊士运河事件又使其备受挫折，接踵而至的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战争更是让法国雪上加霜，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内忧外患之下已是风雨飘摇。1958年6月，戴高乐将军临危受命，被国民议会授权组阁。1959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诞生，戴高乐担任总统。
“没人有比戴高乐有更强烈的重镇欧洲雄风之意识。”他是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一贯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对美国霸权的控制；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建设“欧洲人的欧洲”。戴高乐在战争期间长期被罗斯福漠视，法国在战争末期被排斥在对战后欧洲秩序作出安排的几次会议之外，战后初期的法国又在印度支那和苏伊士运河遭到美国排挤，这些都让戴高乐耿耿于怀。他深信，法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戴高乐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缓和东西关系、反对美国的控制，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戴高乐以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为出发点，制定和执行其对外政策，维护了法国的民族利益，对法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摆脱美国控制的努力也因此被称为“戴高乐主义”，他的远见卓识也为法国人民所铭记。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与东方国家建交结束了联邦德国与东方国家的隔绝状态。“新东方政策”提高了联邦德国的政治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两个德国的接触和缓和，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联邦德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同时也是70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的重要内容，对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勃兰特本人也因为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法德两国可以说是千年宿敌（hereditary enemy），一千多年来，几乎每隔50年就要打一次大战。规模空前、伤亡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镜像还历历在目，如何处理两国关系的难题依然摆在两国人民面前。战后初期，法国主张削弱甚至分割德国，时刻警惕着德国法西斯死灰复燃。但是，随着欧洲冷战局势的形成以及两国国内因素的推动，在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法德两国最终捐弃前嫌，实现了和解，并且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1947年6月3日，英国新任驻印总督蒙巴顿公布了“印度独立方案”（亦称“蒙巴顿方案”）。
克什米尔地区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山区，处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之间，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面积为2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500万，其中穆斯林占77%，印度教教徒占20%，原为印度的第二大土邦。在其归属问题上，英国一手制造了印巴纠纷。根据“蒙巴顿方案”，克什米尔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宣布独立。但是在1947年10月，印度利用在印巴分治时所控制的克什米尔邦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克什米尔加入印度。巴基斯坦坚决反对，认为穆斯林在克什米尔占大多数，他们在文化、种族和地理上与巴基斯坦有着密切关系，克什米尔的归属应由克什米尔人民进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当印度军队应克什米尔大君请求进入克什米尔后，巴基斯坦亦出兵克什米尔，从而引发了印巴间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在联合国的调停下，1949年初，印巴双方实现停火。同年7月，划定停火线，规定印度控制克什米尔的3/5地区和3/4的人口，巴基斯坦控制2/5地区和1/4人口。印巴分别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建立了政府，克什米尔一分为二。
从此，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成为印巴两国争论、对峙的焦点，成为影响南亚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印巴两国因此在1965年和1971年爆发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印巴战争。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策动东巴基斯坦独立，成立了孟加拉国。印巴两国为了威慑对方，还各自发展了核武器，进行核试验，对该地的和平稳定造成重大影响。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宣布了他的亚洲新政策。其要点是：美国将恪守对亚洲盟国的条约义务，除非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将鼓励其亚洲盟友自己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的责任。这一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把这一政策推广到美国的全球外交，形成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即”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所谓“伙伴关系”，是指美国要强化同北约盟国、日本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关系，鼓励它们分担更多负担，承担更大责任，与美国一起对付苏联的威胁。所谓“实力”，是指美国的对外政策继续以“实力”为后盾，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苏联实施有效威慑，确保自己和盟国的安全。所谓“谈判”，是指从实力地位出发，把“谈判”作为处理同共产党国家关系的主要途径，制约苏联，同时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扭转外交被动局面。
“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转折点。此后，美国由战略攻势转变为战略守势，扩张战略也为收缩战略取代，对70年代国际局势的缓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尼克松主义”并不是要美国退回到独立主义。它没有放弃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没有否定美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相反，它表达了美国继续参与世界事务的决心。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在美国国力衰落的情况下，选择性地承担国际义务，通过推行与国家力量相适应的对外政策，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南亚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地区。苏联在南亚地区渗透的主要表现是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苏联在政治上采取支持印度的立场，在印巴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偏袒印度，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经济上，苏联对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贷款，帮助印度搞所谓“五年计划”，帮助印度搞所谓“社会主义实验”。此外，苏联还对印度进行军事援助，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培训军事人员。1971年8月，苏联与印度签署了带有浓厚军事同盟色彩的和平友好条约，使苏印关系有了法律依据。1971年，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分裂了巴基斯坦，使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
艾森豪威尔主义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冷战时期提出的对外政策。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中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为防止苏联对中东的影响扩大，艾森豪威尔于1957年1月5日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东问题的特别咨文。其主要内容是，污蔑中东在共产主义操纵下出现动荡局面，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通过军事援助和武装部队的使用，抵制“共产主义的侵略”。
70年代末期，为了抵制苏联在中亚的扩张，美国总统卡特提出了“卡特主义”。1979年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标志着苏联的对外扩张达到了顶峰。苏联的南下政策使其势力范围向南推进了600公里，加上在南也门和非洲东北角的军事存在，苏联对波斯湾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这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尤其是石油来源和运输线路构成了严重威胁。1980年1月，卡特在国情咨文中警告苏联：“任何外来力量控制波斯湾的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会遭到美国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这一政策宣言被称为“卡特主义”。
作为共和党保守派，里根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他上任后，将美国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两极世界”基础上，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战略总方针，主张以“现实主义、实力加谈判”的原则处理对苏关系。制止苏联的扩张是里根政府对外战略的核心。由于里根对苏联的强硬政策，美苏关系进入了僵硬对抗的“新冷战”时期。里根上台后，他的保守的内外政策逐渐被人们称作“里根主义”，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比杜鲁门主义更具进攻性和冒险性的“新遏制”战略。
以新的军备竞赛打破美苏间战略平衡最典型的表现是里根于1983年3月23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简称SDI），又称“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该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能够保卫美国免遭导弹袭击的导弹防御系统，在导弹到达美国地面之前就将其摧毁。该计划的目的就是在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均势的情况下，建立美国对苏联的军事优势，使美国获得攻防兼备的能力。
“新思维”的概念最早由安德罗波夫提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接过新思维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改革思想。1987年，他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系统、全面地阐释了自己的改革思想。在书中，他所阐述的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他认为，当今世界的特征发生了变化：核武器时代人类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核战争已经不可能达成政治目的；在人类越来越走向相互依存的时代，世界已经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面对着资源、环境、人口和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人类必须加强合作；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还富有活力，需要重新加以认识。
根据他对世界特征的新认识，戈尔巴乔夫认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军备竞赛是愚蠢而荒谬的，安全问题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在人类的共同利益面前，社会主义应该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而不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社会主义应该是人道的、民主的、公开的。
由于“新思维”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从反对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等方面看，应该说“新思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新思维”有个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理论又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这又决定了它的历史作用的复杂性。特别是后来在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新思维”发生了原则性变化，它对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便走向了反面。
第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导致了严重的国内政治后果，而且它的负面影响来得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新思维”是导致苏联改革失败、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主要内在原因。第二，“新思维”是导致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1989年，苏联逐渐放弃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共产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积累的错误发生了总爆发，共产党及其政治目标在东欧国家日益不得人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第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是冷战走向终结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新思维”的指导，苏联对外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戈尔巴乔夫放弃军备竞赛，开始与美国缓和关系，并热衷于与美国领导人在世界各地举行会面；在美苏谈判中以让步推动核裁军，在欧洲安全中谋求建立“全欧大厦”；收缩在第三世界的势力，减少对第三世界的干预。第四，“新思维”客观上结束了苏联自斯大林时期便开始的对别国内政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干涉，特别是结束了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强权干涉。对欧洲和第三世界干涉的减少，有利于世界局势的缓和。
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一个步骤就是以成为“普通国家”为由，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但是日本宪法的修改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不可能一蹴而就。从5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就发起修宪斗争，经历了50年代、60年代、80年代三次斗争高潮都没有成功。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修宪运动上又有了一些列新动向。小泉纯一郎一再表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2005年10月，自民党正式提出了《新宪法草案》，安倍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极力推动宪法修正的进程；随着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赞成修改宪法的人也越来越多。
与修改“和平宪法”紧密相连的另一个步骤就是通过制定扩大自卫队在海外行动范围的法案，企图以渐进策略造成向海外派兵的既成事实，来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并于1987年冲破了军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1981年，自民党不顾法律和舆论的双重限制向海湾地区派遣自卫队参加多国部队的扫雷行动。1992年，自民党政府在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案》（“PKO”法案），使日本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名义向海外派兵有了法律依据。1997年6月，日美签署了《新防卫合作指针》，引入“周边事态”的概念，突破了防卫的地理限制。“9·11”事件以后，日本又以反恐的名义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修正案》《海上保安厅修正案》等法案。这三项法案再次突破了派兵的地理范围和武器使用的限制，实现了战时向海外派兵且无须事前得到国会批准的目的。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利用、管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明代的《顺风相送》（1403年）便有记载，钓鱼岛位于台湾与琉球群岛之间，但不属于琉球群岛。1562年，中国海防军事图集《筹海图编》已明确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中国版图。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已经对钓鱼岛进行了管辖。根据国际法先占原则，钓鱼岛只是无人居住而不是“无主地”。毋庸置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执行了错误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导致该地区爆发债务危机的主要内在原因。70年代拉美经济增长主要靠高投入带动，大部分国家都实行“进口替代战略”。60年代起，拉美国家就奉行财政赤字政策，通过国家直接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在国有化运动中扶持起来的国有企业受到过度保护，因此管理不善、效率低下、严重亏损。国有资产使用缺乏效率，又无法为还债做贡献，补贴的不断增加使财政赤字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又采取举债和增发货币的方式来平衡财政收支。到80年代初期，拉美主要国家的平均外债率达到35%，外债总额达到3200多亿美元。外债的急剧膨胀逐渐超过了其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
对欧洲而言，因为冷战的结束，作为冷战主战场的欧洲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欧洲地区在冷战时期被抑制的民族矛盾和纷争爆发，巴尔干地区也因此相继发生了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争。对亚太地区而言，冷战后的亚太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世界事务的重心由大西洋沿岸转移至太平洋沿岸的趋势逐渐加强。
1993年，克林顿出任美国第42任总统。他就任时，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认为自己面临着一个领导世界的历史性机遇。克林顿认为，在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美国的首要目标是扩大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国家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外交实践，克林顿及其政府要员不断发表讲话，对“参与和扩展”战略进行了阐述。
“参与和扩展”战略被概括为：一个总目标，三个支柱。一个总目标是：领导世界，维护美国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三个支柱：第一支柱为国家安全，第二支柱为经济发展，第三支柱为扩大民主政治。
事实上，2001年公布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还是以防范中、俄这样的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为主要内容的，但是“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美国安全威胁的轻重缓急。恐怖主义被认定是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美国的第一安全要务。2002年9月，布什总统签署了其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标志着冷战后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正式形成。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布什政府执行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报告认为，“9·11”事件以后，“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构成了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而“威慑”“遏制”战略已经无法应对这一威胁，因此美国在必要时将对这种威胁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即在“恐怖分子所构成的威胁还没有完全形成前”予以摧毁。
2002年，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指责伊拉克、伊朗、朝鲜为“邪恶的轴心”，声称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是美国打击的对象；古巴、利比亚、苏丹、叙利亚则被定义为邪恶轴心的外围。
最令俄罗斯感到失望的是西方从1993年开始酝酿的北约东扩。北约东扩从根本上动摇了俄对西方的看法，成为对双方关系影响重大但又难解的矛盾焦点，也使俄对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归于失败。
伊朗核问题自产生以来就是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焦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美国以及西方在海湾地区的战略支柱和遏制苏联南下的战略屏障，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核电项目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垮台，伊朗成为中东地区最激进的反美国家，美国开始阻挠伊朗的核电计划。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一度停止发展核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朗重启了核计划，但没有太大发展。90年代起，伊朗的核进展开始加快。1992年，俄罗斯与伊朗签署了民用核协议，伊朗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开始大力发展核电项目，其中包括重建在70年代由联邦德国帮助兴建、在两伊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布什尔核电站。
早在1974年，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就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伊斯兰革命后，作为美国在中东重要遏制对象的伊朗，拥有核武器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1991年10月，美国中情局就断言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2002年8月，伊朗反政府组织“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向媒体披露了伊朗在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的消息，伊朗核计划遭到曝光。2003年2月，伊朗官方正式宣布了自己拥有生产和提炼铀的能力。从2003年6月起，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开始对伊朗的核设施和计划进行核查，要求伊朗签署NPT的附加议定书并停止核试验。美国威胁伊朗，若伊朗拒绝上述要求，将把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并在联合国内发起对伊朗的制裁。在IAEA和英、法、德等各方的外交努力下，伊朗于12月18日签署了NPT附加议定书，愿意接受对起核设施进行更严格的、不事先通知的核查。伊朗核问题暂时告一段落。
20世纪50年代起，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自己的核计划。在苏联的援助下，到80年代，朝鲜的核能力已经初具规模，其中包括平壤以北130公里的宁边核设施。1985年朝鲜加入了NPT，但一直拒绝签署《安全保障协定》，拒绝IAEA对起进行核查。随着朝鲜核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对朝鲜核计划的关注越来越密切，到90年代末期，美韩情报机构都声称朝鲜在秘密发展核武器。
目前，“入常”愿望最强烈的日本、德国、巴西、印度已经结成“四国集团”。四国集团表示，要为联合国改革“注入更大的政治动力”。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的日本和德国，难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
1948年联合国向巴勒斯坦派出“停战监督组织”，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分为两个时期：冷战时期被称为第一代维和行动，冷战后被称为第二代维和行动。两代维和行动具有不同的特点。
东盟的前身是1961年由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三国成立的“东南亚联盟”（ASA）。该组织成立后因为内部的主权和领土争端而解体。1967年8月，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五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并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立（ASEAN，简称“东盟”）。
从中美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虽然具有坚定的反帝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与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可能，但是这条路被美国堵死。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热情地接待了来华调停的马歇尔。但美国处于偏执的反共意识形态，仍然采取了全面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政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意了司徒雷登通过傅泾波转达的北上要求，但是美国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前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美国就急忙宣告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种种行为表明美国一次又一次地与中国共产党为敌，从而堵死了中美建立友好关系的道路。
新中国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由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方针，并且坚持“一边倒”的方针政策，团结了广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国与以苏联为首的17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苏两国于1949年10月5日互派大使。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南斯拉夫于1949年10月5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努力争取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并同他们发展友好关系。从1949年年末到1950上上半年，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以色列、阿富汗、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相继承认中国。随后，缅甸、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与新中国达成了正式建交协议。
第二次建交高潮发生在50年代中期以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在非洲，仅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宣告独立，这一年被称作“非洲独立年”。这些国家在肃清殖民残余势力、发展本国经济等方面，迫切需要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帮助，它们愿意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同时，由于遭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经历，以及巩固主权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愿望，中国对亚非拉国家怀有较强的认同感。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1955年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3个，到60年代中期，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在十年时间内增加了一倍多。这一时期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24个，除法国外全部是亚非拉国家。同时，中国还同其中的许多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第三次建交高潮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于70年代初期出现的西欧国家同中国建交的高潮。1970年至1973年，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其他、希腊、卢森堡和西班牙先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英国和荷兰先后同中国签署了关于两国从代办级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英、荷两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机构。同年，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访华，两国达成了建交协议，1975年，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1979年，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已同西欧2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维度：一是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二是钓鱼岛问题的走向；三是安倍政府对话战略取向。
北部湾事件又称东京湾事件，是美国于1964年8月在北部湾（又称东京湾）制造的战争挑衅事件。1964年7月底，美国军舰协同西贡海军执行“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8月1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入侵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次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3日，美总统L.B.约翰逊宣布美国舰只将继续在北部湾“巡逻”。4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5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7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是美国在侵略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学，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在近代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等欧陆国家，虽然霍布斯、洛克、卢梭、斯密、康德、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大师的政治思想与论述奠定了今天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但政治研究仍然从属于“大政治经济学”与“大社会学”，没有独立的政治学科。而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伴随着移民潮、工业化和城市化，选举体制逐步成熟，官僚机构不断发展，出现了对于政府制度、选举、政治-司法关系等具体领域的知识与人才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第一个政治学研究机构；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1906年，美国政治学会主编的《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创刊，这些事件标志着现代政治学的诞生。
关于权力，最广为人知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定义。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某人在社会关系中不顾他人反对而贯彻自身意志的可能性”。权力最简单，亦是其最本质的手段即是暴力和强制。另一方面，与此相对，韦伯还引入了“支配”（dominance）的概念，即人群自愿服从权力的某些或全部指令。这种“自愿服从”，或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算计，或是出于对权力合法性的信仰，或是仅仅出于单纯的习惯。正如卢梭所说：“即使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权力转化为权利以及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于现代化的理论预测，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并非未能产生稳定的民主秩序，反而催生了更多的失序，表明政治发展的道路并非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最为主要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这三种政治意识形态分别对应着欧洲社会结构中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
二战后，随着冷战铁幕的开启、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的加剧和欧洲国家工人运动的高涨，自由主义出现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现代自由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念和一些政策要素。其核心特征是主张“积极自由”，认为自由绝不仅仅意味着不干涉，更意味着要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不仅要形式上、程序上的平等，也要从实质上、结果上增进平等。在具体的政治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经济与福利国家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体现。在社会领域，现代自由主义则奉行族群和种族平等政策，推行多元文化主义，采取补偿性的教育和就业政策来增强“结果平等”。
政治权力的归宿是对财富和价值的分配，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围绕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斗争史。
19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出现重大分化：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欧工人阶级政党认为普选制度为工人政党提供了和平参与和获得政权的可能性，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一以妥协代替革命、以选举代替暴力的意识形态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民主党逐步从边缘化的非法组织发展成为今天所有欧洲国家的主要政党之一。社会民主主义也逐步与现代自由主义合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动员功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功利化的选举功能。
联邦制的词根原义为协定和盟约，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在联邦和次级主体间共享主权的制度形式。联邦制国家存在两个不同层级的相对自主的政府，它们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政治上都互不隶属。联邦制的中心特征在于分享主权（辅助性原则），一部分权力如外交、国防等归属联邦，而次一级政府则保留其他权力，两者互不侵夺。联邦国家一般通过成文宪法和独立司法仲裁界定两级政府的权限，并通过两院制议会等政治架构实现联邦和次级政府的联系。联邦制国家通常源于历史因素，如美国和德国，或文化与族群的异质性，如加拿大。
现实中没有纯粹的联邦制或者单一制国家，中国就是典型例证。中国的地方人大、地方性税收和地方性法规等都具有联邦制的色彩。地方人大选举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向上级政府和地方人大双重负责，地方人大可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有征税权，省高院一度拥有死刑核准权，但中国的行政系统是单一制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制衡政体和以英国为代表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相融合的议会制政体，是西方自由民主制的两种最基本的类别。
美国政体的核心在于分权制衡。按照分权制衡学说，国家的权力应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种，这三种权力应严格划分开来，由不同的机构来执掌，并互相制衡，防止被滥用。现实中，总统掌握行政权，国会掌握立法权，联邦法院掌握司法权。在分立的同时，三种权力在运用过程中经常会互相交叉、互相融合，不同机构以分享权力的方式互相制衡，因此，立法机构不可能完全垄断立法的权力，行政机构也不可能垄断管理、行政的权力。
正如亨廷顿指出，完全分权必然将导致某一种权力——过去是立法权，现在是行政权——最终在竞争中居于不受制约的强势地位。因此，分权制衡的精髓，就在于在分权的同时，保证三种权力之间的交叉。
而议会制政体的要义是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元首，由议会产生的政府行使行政权。政府向议会负责（接受质询），受议会监督，议会可以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政府反过来也有解散议会的权力。
有关“革命者”与“国家机器”关系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是略显含混和缺乏系统性的。按照西达·斯考切波的观点，通过两个主要指标，即原有的国家机器的性质，以及主导革命的阶级或集团掌控原有的国家机器的方式，可以将近代以来的主要革命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以法国大革命、俄国二月革命式代表的贵族革命，这类革命的特点在于，贵族或资产阶级从崩溃的绝对主义王权中继承原有的国家机器，并对起进行集体掌控。具体而言，首先，在旧制度时代，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机器；其次，革命过程中极少有相当规模的暴力，而往往只有骚乱、政变以及较低烈度的武装冲突，这使得原有的国家机器保存较为完整；最后，贵族或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器进行的集体掌控，往往是在一种共和国体制及其宪法机构的规制下进行的。
第二种是以十月革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代表的先锋队革命，其特点表现为，具有特定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体系的、人数较少却组织严密的政党或教派，通过局部的暴力夺取了原有的国家机器，并通过对起改造、清洗、渗入和监督，实现国家机器的“变色”。具体而言，在国家机器的存在和完整性方面，其与第一种类型相似；不同点在于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之后，国家机器是由精英政党或教派的“先锋队”来领导和掌控的。这一“先锋队”将其组织与机构凌驾于国家机器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大小官僚与军官团之上，就如同寄生生物占据了一个巨人的神经中枢一般。
第三种是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代表的先锋队—大军团的革命，与上面两者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一支类似于第二种革命中的革命政党通过领导和动员群众，经过大范围、长时间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从无到有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具体而言，首先，没有较为完备的国家机器，即便有相当程度的雏形存在，也会被长期高烈度的暴力革命摧毁，或冲击得破烂不堪。其次，“先锋队”与人民的关系较第二种而言密切得多。
革命的三种主要类型

	原有国家机器	暴力冲突的烈度	对国家机器的掌控方式	国际压力
贵族革命	有	低	以宪法框架来确定集体统治	高
先锋队革命	有	低或中	先锋队组织凌驾与渗透原有国家机器	高
先锋队-大军团革命	无	高	先锋队组织动员和领导群众重建国家机器	高

无论在何种革命之中，走出第一步的通常都是贵族。正如列宁所言：“对于一场革命的爆发而言，仅有‘下层阶级拒绝’照旧生活下去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上层阶级拒绝’照旧生活下去。”
一般来说，政治学包括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行政管理、外交学和国际政治等分支学科，每个分支各有其特定的内容，相互之间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美国由于工业化带来的先进生产力，经济社会高度发达，能为国际政治学者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从而在二战后成为国家政治研究的中心，以致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美国化”的倾向。
国际体系自形成之后，迄今为止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
第一，单一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时期，从19世纪末到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第二，两种政治经济体系并存、斗争的时期，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三，两大社会体系、多种类型的经济制度在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中并存、竞争、共处的时期，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
第四，冷战后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变得更加多元化。
国家利益的概念通常与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有关：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国家利益并不是国家最重要的关切点，相对于宗教或道德，它被认为是第二位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是公认的第一位倡导国家利益应为国际关系首要关切对象的政治思想家。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们，包括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汉斯·摩根索等大家都纷纷强调要根据国家利益对外交政策进行不断调整。
软实力的概念是有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早提出的。根据奈的说法，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期望的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的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或者一个国家强化那种鼓励其他国家以寻求共存的方式来界定它们的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它就必须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实力或者军事实力。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当中：“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有道德威信时）”。
国家主权又称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是国家的固有权力，主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管辖权，即国家对它领土内的一切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人除外）、事物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实行管辖的权力，有权按照自己的情况确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
第二，独立权，即国家完全自主地行使权力，排除任何外来干涉的权力。
第三，自卫权，即国家为维护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对外来侵略和威胁进行防卫的权力。
第四，平等权，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也不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有何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一律平等。
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国家主权的本质属性就是对外独立性，就是要赋予一国采取合理方式排除他国干涉的一种权利。
按照国际法的要求，在国际社会中，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国家，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固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统一的政权机构、国家主权。具备了上述四项要素，主权国家的行动在国际政治中才有意义。原因在于，第一，主权国家能够控制和最大限度地调动、支配、运用一切资源，形成国际社会强大的行为主体、实体；第二，主权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诸共同体的唯一合法总代表；第三，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着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向。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首批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战监督组织）和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印巴观察组）——创建之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维和行动一直是通过特别政治事务厅运作的。维和部队是在1992年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就任秘书长后正式组建的。从1989年至今，联合国部署的维和行动数量与之前四十余年相比，增长了三倍多。仅仅在冷战结束五年之内，安全理事会就授权开展了20次维和行动，维和人员从11000人猛增至75000人。
地缘政治学是以国家和其他各种国际行为为体为基本单位，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与此相应的各种自然因素以及社会人文因素为基本视角，研究大国关系中的实力对比以及国际关系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
地缘政治学不关注国内政治，而是将研究的范畴放在国际政治上。
地缘政治学以地理因素为基本视角。
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国关系中的实力对比以及以地缘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发展变化规律。
一般认为，地缘政治学始于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拉策尔运用其自然科学知识来认识和解释人类的活动。他以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思想基础，把进化理论运用于对国家的解释，在1897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中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的学说。瑞典政治学家、地政学家约翰·鲁道夫·契伦（Johan Rudolf Kjellen）继承了拉策尔的思想。他赞同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认为其思想史一个全新的认识，并创建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这一术语。他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是“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构成了整个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是地缘政治经济学的最突出表现。
现代国家社会中的恐怖主义大约成型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爱尔兰、西班牙以及法国国内出现了一些国家分裂势力，它们为达到分裂目的开始采取恐怖主义手段。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基地组织”正式成立，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恐怖组织。
2010年底开始于突尼斯的动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散至整个中东，各种形式的抗议行动及其引发的冲突流血事件在中东许多地区蔓延开来，事件的影响范围甚至超出了中东。这场巨变改变了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版图，统治突尼斯和埃及多年的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最先被迫下台，铁腕人物卡扎菲在随后爆发的利比亚内战中兵败身亡，随后，爷们总统萨利赫也在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下移交了权力，而叙利亚至今仍处于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和反对派的对峙中。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爆发了规模不一的民众示威游行、集会或者起义行动，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或者执政者都被迫做出了一些政治妥协。
社会心理学的开创者法国学者勒庞（Gustavel Le Bon）认为个体人是理性、有文化、有教养的，但是随着人数密度的提高，处于集体中的人会变得不理性和野蛮，由此促进了集体行动的发生。
以报纸、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关于中东各国的实时情况总是通过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传递到世界各地。以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油管网（You-Tube）为代表的网络社群在本次示范效应中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埃及网民占全国总人口的20%以上，脸书用户数量在阿拉伯国家中排第三位。在突尼斯1100万人口中，脸书用户达到了200万。动乱的许多国家都是通过这些网络平台呼吁和召集民众开展集体行动。现代通信和交流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中东各国民众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路径，从长远的角度看则增加了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自身现状的失落和对当局的不满；网络空间在本次动乱中称为民众达成共识的会场和组织行动的发令台。
更重要的一点是，信息封锁和严格控制有可能反而不利于统治的稳固。专职社会中对民众信息封锁和控制的直接结果之一是一国信息的高度统一，结果反而会弱化民众的判断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民众一旦面对来自外部的信息冲击，很容易受到影响，甚至轻信虚假信息和谣言。此时一点小的变故就可以成为破坏稳定的导火线。
可以说，目前的南海争端是世界上涉及国家和地区最多、情况最复杂的海洋权益争端之一。其中，直接卷入争端的就包括中国、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六国七方，各方均对南海海疆的部分或全部提出了主权要求。中国所面临的南海形势日趋严峻，固有的海洋权益严重流失，战略环境受到威胁，国家威望遭受损失。
但是在这种和平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一些学者也敏锐洞察到了世界大战再度爆发的可能性。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在其1939年出版的著作《二十年危机》中就指出，一战后的情形证明，这段所谓的“和平”只是一个“二十年的休战期”。
相对以往的研究，沃尔兹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国际关系的真正理论化研究，因此中国学者张睿壮将沃尔兹称为“一代巨擘”，他的重要贡献是“单枪匹马地改变了国家关系学科的面貌，却有坚决反对科学实证主义”。沃尔兹的这种现实主义学说往往被称作“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或“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有生命力、占据国际关系研究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硬核包括权力、利益、安全等。
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支配着整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一大批深受行为主义影响的学者试图建构一种真正科学、严谨的国际政治理论，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即是肯尼斯·沃尔兹。
相对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沃尔兹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种真正“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沃尔兹提出，创立理论需要通过分离、提取、归并和理想化四个步骤，同时他强调，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是系统理论。从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所做的工作来看，其基本实现了这一既定目标，同时也被学术界广为接受。无论是现实主义在之后的发展，还是其他的主流理论如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体系理论的基础上。但是，他的这一理论也存在一定缺陷。例如，过于强调“结构”，而忽视了国际体系中的进程因素，忽视了国际政治进步的可能性；过于重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忽视了各种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在国际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现实；强调物质力量，却对观念性的社会力量研究不够，对冷战后的国际现实解释力不够，等等。尽管如此，新现实主义依然是国家关系研究中最权威的学说之一，对国际关系整个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其他学派难以企及的指引作用。
“霸权”（hegemony）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种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提出，之后经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进一步完善，成为现实主义最为重要的理论主张之一。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指出，从1494~1973年，大概以每一百年为一个界限，国际体系经历了五个“长周期”，分别是葡萄牙、荷兰、英国（Ⅰ）、英国（Ⅱ）以及美国周期。每个周期都包含了四个阶段，即全球战争、世界霸主的出现和被承认，霸权国合法性的丧失以及权力的逐渐分散化，国际政治就在这样的长周期不断循环反复。成为一个霸权国家所必备的四种条件是：优越的地理位置，最好是一个岛屿或半岛国家；凝聚力强、开放性和协调性强的社会；主导经济（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以及能够扩展到全球范围的政治-战略组织。
如果用量化手段界定过渡期，那么修正主义强国和霸权国家的力量对比在4:5到6:5之间的时候，双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最大。
软制衡是指几个相对弱势的国家采用非军事进攻的手段对处于军事优势地位的国家进行的一种制衡行为。由于这些较弱的国家和处于优势地位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非常大，所以即便采取传统的硬制衡（军事制衡）的方式对抗优势地位国家也收效甚微甚至会遭到失败，因此这几个弱国往往会联合起来，采取经济、外交或是制度（institutional）的方式以制衡处于军事优势地位的国家。这种制衡并不会改变权力的分配状况，但会削弱、阻碍优势国家，并增加其进行单边行动的成本。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佩普（Robert Rape）教授对于软制衡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软制衡最为明显的例子即是2003年，几个主要大国通过联合国平台反对美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
囚徒困境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冷战时期美苏的军备竞赛。由于美苏对于双方都极不信任，都担心对方选择欺骗但自己选择合作，所以双方都选择不合作（A1B1），直到冷战后期，双方才逐步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对话和协商，开始削减本国的核武器数量（A2B2）。
三是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事情，即人们沉迷于“自己的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在二战爆发之前，英国首相张伯伦带着与希特勒在慕尼黑签署的协定返回英国，他和广大的英国民众都坚信这份协定将会带来欧洲的和平。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年）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美国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三个领域。在国际政治领域，他最为有名的成果是1993年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重要论文《文明的冲突》以及1996年在该论文基础上发表的专著。他的主要观点是，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当今世界冲突演进的最新阶段。
亨廷顿认为，世界文明包括中华文明（Sinic）、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宗教是定义文明的中心特征。
亨廷顿论断最受争论的地方是他的“伊斯兰世界拥有血腥边界（Islam has bloody borders）”的说法。亨廷顿认为，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好战的宗教，缺乏宽容精神；从人口上来看，伊斯兰社会的人口膨胀和大量青壮年失业者的存在使其好战倾向特别严重；从政治上看，伊斯兰世界缺乏核心国家。这三点造成了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冲突过多的事实。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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