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何为

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
可即便如此，今日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这就难怪Ruth Hayhoe在描述中国大学教育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
可以说，取消科举取士制度，起码在学界，已有长期的理论思考与舆论准备。而废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以便尽快培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这就出现了一个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历来习惯迈四方步的中国人，突然间一路小跑，甩掉了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而且不吭一声。
在胡适看来，所谓的“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而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因其“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
对传统书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顺从潮流，不像章（太炎）、马（一浮）那么固执己见，非要与现代大学制度对立的，可以举出唐文治和钱穆。前者1920年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励精图治十年，于1928年通过考核调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改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0年因经费支绌被合并，取消建制。30年间，无锡国专校友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的杰出人才，如早期学生王蘧（qu2）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后期学生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等。
50年代以后大陆之取消私学，对于思想一统，起了很大作用。就在新政权建立不久，熊十力曾上书希望恢复三个私立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如此低调的申辩，也都没能获得谅解。
1911年，利用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学堂，第二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清华学校分成三块，第一部分是旧制的留美预备学校，第二部分是刚刚设立的大学部，第三部分是研究院。这三部分并存，互相不隶属。开办清华研究院，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但是，这个研究院只有国学一门。这一点，跟北京大学一样，也跟此前此后陆续开办研究院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一样。到了1929年6月7日，清华举行欢送首届大学部毕业生典礼，同时也是欢送最后一届研究院研究生的典礼。换句话说，这个典礼意味着国学院，或者说研究院，到此结束了。从下学期开始，清华学校三个部分合并在一起，留美预备学校取消，国学院取消，大学部扶正，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外交部移交教育部管辖。
为什么上世纪20年代所有的中国大学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两个原因，一是“民族自信心”，二是“钱”。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使得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入手。
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的恩怨情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铸剑》里面那个从水里挣扎着要爬出来的鼻子通红的老鼠，就是在讽刺顾颉刚。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从北京逃到厦门，又从厦门逃到广州，一路逃一路打笔仗。这里有人事上的纠葛，也有文化理念和政治立场的差异。
不算“首开纪录”的清华国学院，有何能耐，能让后世的研究者不断追忆、纷纷评说？没有听说别的大学，比如北大、厦大、中大等搞过类似的活动，唯独清华大张旗鼓，在1995年和2005年隆重纪念清华国学院创立70周年和80周年。为什么？
清华纪念国学院，自有它的道理。比起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原因呢？包括它当年异军突起，成绩显著；也包括它像樱花一样，迅速凋谢。清华研究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于讲述。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换句话说，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不断提及的话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本身的素质很好。有了这根基，清华同人方才可能借国学院的叙述，不断建构、辨析、阐扬自家的学术传统。
梅贻琦，1931年正式执掌清华，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评价最高的校长，对清华大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话，现在广为传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说，清华走的是“明星”路线，因为她选择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确实都很有人望。加上前后四届七十多名学生日后大有作为，在大家心目中，清华研究院办得比北大好。但其实也有问题，清华因人设课，接近古代书院的大儒讲学，不太重视制度性的建设，因此，王国维、梁启超去世后，研究院难以为继。当然，研究院办不下去，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学校的制度建设和学者的个人声望，是两回事情。要说单个教授，或许没有比梁、王更知名的；可北大在学术制度的建设上，颇有可圈点处。从1922年开始创办，到1932年改为研究院文史部，再到1934年演变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经抗战中的南迁与北归，依然是北大学术实力最强的“金字招牌”。1948年，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举办科研成果展览，最能拿得出手的，依旧是文科研究所。要说“学统”，这也是一种。
今年的纪念会上，好几位老先生，有社科院的，也有北大的，不约而同地提到，现代中国的考古学，应从清华说起，从李济说起。当年北大也有考古室，但更多的是传统的金石学。
严复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做过这么一件事，解聘那些兼职太多的教授。换句话说，你要么全职，当教授；要么兼职，当讲师。你不能同时在教育部、财政部、司法部等四五个地方当差，然后还是北大的教授。当时教授的薪水低，远不及官员，于是好些人养成不好的习惯，做好几份活，这样才能过得舒服些。严复建立学术尊严，从这里开刀，是有远见的，起码培养教授们对于学问的虔诚。你自己选，要不当史学教授，要不当财政部的科长，随你挑，就是不能兼。当然，这样做，得罪了很多人。请记住，不是李济学问不好，或遭人暗算，只能当讲师。北大也闹过类似的笑话，也有讲校史时，不晓得鲁迅因为是教育部官员，只能当讲师，竟然说，你看我们北大多“牛”，连鲁迅都不给评教授。道理很简单，也很公平，比如，陈寅恪在清华是教授，在北大就是讲师，因为他以清华为主。这里所说的“讲师”，说白了，就是兼职，是part-time。
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为今年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很多学校在访大家、抢名师方面下了大功夫，但相对忽略了良好的学术制度建设。“大家”是可以买来的，“制度”却必须自己一点一滴地建立。
今天，你住在清华园，要想进城，很容易；当年不一样，骑毛驴或乘人力车，要走大半天。北大不同，就在过去的皇宫旁边，离天安门那么近，当然关心政治，喜欢闹革命。
另外，校方主持的《清华周刊》，也发一些专业论文。当年的清华周刊，一如我们的《北京大学日刊》，很好看。不像现在各大学的校报，尽是报道今天校长接见谁，明天什么代表团来访，后天又有哪个资本家捐钱，大后天后勤部门举行联欢晚会——像这些日常琐事，时过境迁，真的不值得翻阅。
今年4月，清华历史系举行了纪念国学院创立80周年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一个想法。我说，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谈到一本书，即印行于1927年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这本由吴其昌编辑的小册子，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精美的“同学录”。除了老师的照片、格言等，最有价值的是每位同学的照片和自述。有的人不在了，或一时联系不上，就由朋友为其写个小传什么的。文章有长有短，但大都有意思，很能显示那代人的趣味与情怀。这本小册子，我在北大、清华的图书馆里都没找到，是从吴其昌的女儿吴令华女士那里见到的。我的妻子夏晓虹专门研究梁启超，对这书很有兴趣，于是决定和吴令华女士合作，给这本书做注，把这些学生日后的工作业绩以及他们对国学院生活的描述，对导师和同学的追忆，全都补进来，编一本别具一格的“学术史”。我话音刚落，在场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马上说：“书做好了给我们。”
可以这么说，最近20年，在清华，流行着三套话语，对应着三个故事系统：第一，作为革命话语的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第二，作为学科体制的“清华学派”；第三，作为学术精神的清华研究院。
历史感很强的王瑶先生建议，你们清华发展文科，一定要借用朱自清、闻一多的故事，重新树立自家形象，要让大家感觉到，这不是在新建一个系，而是在接续某种传统。就好像周作人对现代中国散文的描述：这是一条古河，因某种原因曾消失在沙漠中，但是在下游，它又重新冒出来了；因此，这河既古老，又新鲜。
于是，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得以在抗战的烽火中酝酿成型。一是充满讥讽智慧的《围城》，一是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未央歌》，二者分别代表“大学叙事”的两个侧面——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
钱钟书撰写的长篇小说《围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上海的《文艺复兴》，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刊行单行本。此书刚问世时，并不怎么被看好，一直到1980年代，随着学界对于“现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以及各种外文译本的出现，方才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此前，只有美国学者夏志清（C.T.Hsia）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耿德华（Edward Gunn）在《不受欢迎的缪斯》（Unwelcome Mus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曾给此书以很高评价。而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开播，更是使得钱钟书的大名走出学院，变得家喻户晓。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很可惜，《未央歌》至今未在大陆印行（据说是因为作者拒绝发行简体字本）。这样一来，大陆读者对于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想象，主要得通过另外另个联大学生的著作来实现。中文系学生汪曾祺（1920-1997）的《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散文，以及联大附中学生冯宗璞（1928-）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都是在追忆、凭吊那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大学”。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大概都会认同宗璞的这段话：“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韧不拔的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
作家杨沫天分不高，才华有限，对余永泽的描写失之简单化，但林、余二人的感情纠葛，仍然是全书（《未央歌》）最吸引人的地方。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共十册，表彰的对象，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
事后证明，学生们的判断是对的，若不是学潮的迅速蔓延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声援，政府本来已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爱国学生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大获全胜，这固然值得庆贺；可也暴露出代表民意的“国会”关键时刻不起作用。百年中国，学潮连绵不断，成了推动政治变革的主要动力，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起码证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将国民素质还是制度建设放在首位，这其实是晚清以降改革先驱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强调“开民智”者，必定注重“办学堂”；注重“变国体”者，当然强调“设议院”。撇开墨守成规反对变革者，或者只要科技不要制度者，思想家们一般都会兼及学堂与议院，分歧在于孰先孰后、畸重畸轻。
相对于此后无数同样波澜壮阔的学运来，“五四”这一开篇可说是最为顺畅，也最为辉煌。
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
撇开意识形态的争论，20世纪中国教育的大格局，其实是在晚清一代手中奠定的。
“吴兴体”指浙江吴兴人赵孟頫，因其以赵宋贵族而改仕元，被世人及书界讥评为妩媚而无骨气。如此借吴兴媚体来嘲讽汪（精卫）的毫无政治节操（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威，古今如此读书人。），日后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教育上的不平等，其实是一种更大的社会不公。假定天赋和体能相等，有机会进入北大的，显然比没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能不能上大学，能不能上最好的大学，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很可能决定其一生命运。我欣赏书中一位朋友的话：“学习知识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可同时我也知道，所谓教育机会的平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即便一百年后，中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教育水平，能依照自己的一员，进入第一流大学读书的，依然只是一小部分幸运儿。
你到国外看看，人家的大学校园，比我们宁静多了。没有那么多喧嚣，没有那么多关爱，也就没有那么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传媒关注当下，需要热闹；大学追求久远，必须冷静。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来，不是好事情。
就学术实力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北大清华只能排在（世界大学）二三百名，进不了前百名。
前两天看傅光明写的《老舍差点获诺奖，一个神话？》，辨析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1968年颁发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原本是准备颁给老舍的；获悉其已在两年前跳湖自杀，只好换了另一个东方人。这传说破绽很多，但流传甚广，逼得马悦然前几年出面公开否认：最有可能获奖的是沈从文，1987年进入终审名单，1988年再次进入终审名单，如果不是刚好那年去世，极有可能在10月获奖。结果怎么样？大家吵来吵去，吵了大半天，最后是法国籍的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奖了。中国作协随后发表的声明，在我看来，很不得体。
在《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一文中，我提到自己不喜欢“北大精神”、“中大精神”这样的提法，理由是：

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在《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一文中，我曾提到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大学之间，不可比，没有高下之分。第二，美国的好大学，不仅仅是哈佛、耶鲁、哥大、斯坦福等，还包括那些以人文社会为主的college（学院），像Swarthmore College、Reed College、Middle-bury College、Ithaca College、St.John's College等，还有专收女生的Wellesley College、Smith College、Vassar College，都是了不起的好学校。它们不招研究生，不是没这个能力，而是全心全意经营好本科。第三，即使同是研究型大学，也要看到，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
我曾经说过，民国年间最值得尊敬的大学，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燕京、辅仁，而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为什么？相对于私立的南开大学，清华、燕京那样的国立或教会大学，可利用的资源要多得多。此外，还有一些学校同样值得表彰，比如留日学生发起创办的中国公学、蔡元培为校长的孔德学校、唐文治的无锡国专、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陶行知的晓庄学院、匡互生等人的立达学园等，这些消逝在历史深处的好学校，有理想、有个性，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在精神上有所拓展，虽然没能延续下来，仍值得你永远追忆。
目前中国大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个性。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只有两类大学，或副部，或正厅。大学没有明晰的自家面目，这样的教育布局，很让人担忧。这跟我们将大学校长作为行政领导，可以随意调换，有直接关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集体领导，强调制度建设，再加上教育部管得太多，各大学面目相差无几。民国年间的大学，可就不一样了：张伯苓管得好南开，但管不好北大；反之，蔡元培也很可能对付不了南开。一个有名的案例，罗家伦在清华很受气，在中央大学则如鱼得水，做出了很大成绩。大学校长的性格与才情，深刻影响着其执掌的大学。
清代大学者王鸣盛有一天对戴震说，我以前很怕姚鼐，现在终于不怕了。戴震问：为什么？王的回答非常精彩：

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

听完戴震的转述，姚鼐大为惊悚，当即决定舍弃词学，转攻文章，后果然以建立桐城文派而留名千古。
一流大学的校长，不一定就是优秀的教育家；反过来，执掌一所三流大学的，也有可能是位了不起的好校长。
或许，大家不太在意，目前中国，每十名大学生中，就有一名是在民办高校就读。
众所周知，日本是私立教育主导型的国家，高等教育中，私立大学比重超过70%。日本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是在1970年代，一方面是经济起飞对于人才的强劲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意识到私立高等教育具有某种公共性，提供部分经费补贴以及免税、减税措施，借此提高私立大学的办学水平与教育质量。日本的私立大学不仅数量多，还有若干名校，像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数学水平不比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差。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日本的私立大学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恰好相反，是通过增加公立大学来达成这一目标的。那是因为，美国最早成立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时至今日，美国私立大学系统之完善，质量之高超，天下无敌。2000年的统计资料，美国有私立大学2484所，超过全国大学总数的50%。更让人惊讶的事，排名前20位的大学中，私立大学占绝对优势。但是，私立大学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这不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通例；比如，欧洲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美日两国著名的私立大学，运营经费相当可观，主要是接受捐赠和收取收费，此外还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经营及其他服务获取一定收入。
中国很多名牌大学，原本都是私立的，比如复旦大学，马相伯创办于1905年，1942年改国立；厦门大学，陈嘉庚创办于1921年，1937年改国立；南开大学，严范孙、张伯苓创办于1919年，1946年改国立。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是由两所国立大学北大、清华，加上一所私立大学南开组合而成的。今天很难想象，才办了不到20年，南开就有这样的学术声誉，可以和北大清华平起平坐。你可以说组建西南联大，那时抗战中的特殊举措；但当年南开的学术声誉确实很好。
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个月前出台的一级学科排名；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这其中最滑稽的，还属《洛杉矶时报》的排名。
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的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到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大学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
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傅斯年）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给予意识形态需要，国民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争议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说到激动处，因脑溢血当场去世了。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林文月是个很有运维的女学者、女作家，有才情，又会喝酒，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台静农）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学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住的是郑骞郑先生，另一边住的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80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

六十年来文酒深交弔影今为后死者，
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
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减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使得我们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唯官是尊、唯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两个多月前，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1901年，因政见不同，章太炎给他的老师俞樾写了篇《谢本师》。这里的“谢”，是拒绝、辞别的意思，不是感谢。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识形态关系，写了《谢本师》。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他的学生又写了《谢本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谢本师》。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尊重真理胜过尊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特别是俞平伯，抗战中同样留在北平，没有撤出去。他们经常见面，但周作人从来没有劝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去讲点课，虽然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抓进监狱，这时候，俞平伯出面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讲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也将其落水后“对敌人屡有消极之支撑”，同时自责艰难时刻“不能出切直之谏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这封陈情信，是旧日弟子对于走了弯路的师长的关怀与理解。
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学西方，但学得不彻底。唯有大学学得最像，甚至连带博士帽的方法，都学得惟妙惟肖。
“兼容并包”是一种制度的保证，比个人的思想自由更为可贵。蔡先生早年再三说，中国人不能容忍异端，长此以往，很容易养成一种正统的暴力，即对异端采取一种非常残酷的态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生命的精神交往”定为大学的基本任务。
西方的教育，他（蔡元培）谈了三种模式：一是英国牛津、剑桥养成有教养的绅士的教育模式，注重人格熏陶；二是德国柏林大学以专业研究见长的模式，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三是美国的大学模式，强调服务于社会。
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不止一次说过：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
拿美国大学来说，哈佛是高贵的人文博雅传统，斯坦福是实用主义，普林斯顿是以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转攻形而下，以科技领先自豪。
理想的大学管理，就是老北大或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如此惊心动魄的短语，大有来头。据说，普法战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生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
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正式因为她（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精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奖约翰·纳什精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
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
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有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
可就像王则柯所说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门类并不齐全，学生也不过区区数千，但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你能说这不算“世界一流”，不知道效仿？
去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听一位从北大研究生院退学的学生诉说自己的困惑：初到燕园，很是感动，清晨起来，校园里书声朗朗；可走上前去，发现所读多为英语，让她大失所望。那学生说，她已决定放弃好不容易获得的北大研究生资格，或就业，或直接上美国念书去。当时听了，我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1947年9月，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称：“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地额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1983年8月，北京大学举行仪式，第一次为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最近20年，随着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中国人的“学术独立”梦想基本上得以实现。可怎么会给人这样的错觉：大学校园里“书声朗朗”的，主要是英语？
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及“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说的是师生的自我修养与表率作用：“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大学之反哺于社会，不仅仅是人才与技术，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等。其工作方式，可能是“润物细无声”，也可能是“惊风飘白日”——前者如1930年代的清华，后者如五四时期的北大。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从长远看，院系调整对于中国大学发展，弊大于利，这点今天看得很清楚，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在停止招收新生整整4年后，北大于本年6月4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收（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院的额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一决策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一直到1977年方才被高考制度所取代。
本年10月12日，北大89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举行入学典礼。根据国家教委规定，北京大学新生必须参加一年军训，文科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理科生在信阳陆军学院。这一“特殊照顾”（第二年起加上复旦大学），一直延续了四年。尽管校方曲为辩解，称这是因为“中央对北大的期望很高”，一般民众还是认定此举乃惩罚措施，直接针对此前十年北大连绵不断的“学潮”。这从其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本学期北大新生将学习13门课程，其中政治课占总学时37.2%，军事课占30.5%，文化课占26.7%，野营拉练及社会调查等占5.6%。”
在“产学研一体化”口号的引领下，北大校办企业得到迅速发展，部分缓解了教育经费短缺的尴尬局面。八年后的2000年，全国校企销售收入483亿，科技产业收入300多亿，其中北大就有120亿，是排名第二的清华的近两倍。但批评者认为，学校直接创办企业，必然过多地考虑短期效应以及利益分配，使得原本以学理深厚、思想自由见长的北大，开始变得急功近利起来，这将直接冲击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
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倾向于将“院士”作为主要指标。这样一来，出现了一个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观——目前中国，绝大部分综合大学的校长均为理工科教授。理由很简单：人文及社会科学不设院士。
在半个世纪前那场贻害无穷的大批判中，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坚持其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对当代中国的人口危机稍有了解者，大概都会惊叹马校长的先见之明。“错此一人，误增三亿”，论者多从此角度表彰其贡献；而我更看重其“明知寡不敌众”，也要出来应战的勇气。你可以说，马寅初这样的个案太特殊了，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堡垒，肩负引领社会风气的责任，作为校长，必须具有某种精神力量，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并不过分。
好几年前，我曾写文章呼吁扩大文科招生。因为，据《人民政协报》2001年3月12日所载调查报告，那年中国文科在校生所占比例约为8.9\%。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所做的统计，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50个国家中，文科生占在校大学生50%的，有13个国家；占30%-50%的，有26个国家；占20%-30%的，有6个国家；占18%-20%的有4个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生中文科生所占比例低得离谱。
作家不念大学，也可以写出好小说。但学界不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差别很大。
90年代社科人文学界最激烈的交锋大概就是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在2000年围绕“长江读书奖”事件达到高峰，彻底吵崩了、吵伤了。然后北大教改可以算一次对大学体制的讨论。
单就思想界来说，90年代确实比80年代深刻，但80年代的真诚，现在很难找到。
记得上海有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说过：他本人写文章，无一字有来历，故一个注都不必要。要是现在的学生敢这么说，非被老师敲破脑袋不可。强调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这是典型80年代的文风与学风。
北大教改的争论中，我注意到有一个好像是武汉大学的哲学教授叫邓晓芒，后来听说他是残雪的哥哥，他的文章就讲，80年代是高校最宽松的时代，各种管理没有健全，也不大管教授，教师们都有空间时间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那种制度有它的问题，比如养了一群不学无术混饭吃的人，但你要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也很可怕，搞得人人神经质，疲于奔命，哪里还谈得上游刃有余呢。当年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你只有闲人之所忙，才能忙人之所闲。特别是做思索性的、创造性的工作，这种适度的“闲”是非常重要的。

陈：“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这是晚明涨潮的话，林语堂借用来表彰中国人这“伟大的悠闲者”。你说的对，这种“悠闲”，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太可贵了。不敢说所有学科都如此，但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没有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思考，整天忙于日常事务，是不可能做出大学问的。
90年代中国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学术刊物和大众传媒彻底分开。80年代，即便是学术刊物，也可能发表诗歌，比如《文化：中国与世界》；这在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但另一方面，电视的作用越来越大，使得学界的声音迅速为公众所了解。同时，学者也可借助于媒体，表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介入到社会变革中去，比如像孙志刚事件，还有艾滋病问题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学院派用论文所能解决的；有时候，电视人的作用更直接。
9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日本，日本教授告诉我，70年代以后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无力对社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在中国，80年代的知识分子，还能影响社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具体进程。所以，中国的80年代，其实很值得纪念。那个时候，社会规范尚未真正确立，学者们一只脚留在课堂，一只脚踏进社会，将学理探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说话有人听，而且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这个社会的变化跟你的努力有关，这是很幸福的事情。在专业领域里，整个学术范式在转变，你的工作，很可能直接间接地促成这一转变的完成。所以，那一代学者，其工作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但你从远处看，再过几十年、一两百年后来看，他们基本上完成了学术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其实是在创造历史。所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没关系，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以后你的专业研究，会比他们深刻，你的著作也比他们的精彩，但他们影响社会的能力，以及对于学术转型的贡献，还是很让人羡慕的。
我记得，甘阳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大意是：我敢跟第一流的学者对话，而不敢跟第二流的学者讨论问题。因为，第一流的学者谈思想，谈立场，那我们有；第二流学者谈学问，谈学问需要读书，你没读过，就是说不出来。
说夸张点，80年代中国学界的擅长“批判”，与90年代中国学界的关注“建设”，其实是人文、社科的“此起彼伏”所决定的。
所谓“提倡有心”，80年代出现很多新思潮，比如方法论啊，系统论啊，跨学科，比较文学，等等，还有很多，都是让当时人心驰神往的。那是一个热衷于发明术语及口号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提倡”；至于提倡后有无能力真正落实，那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意识到某种历史责任，于是积极提倡，最后成果不在你这里，没关系，“江山代有才人出”，“但开风气不为师”，提倡者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你别笑，这也是80年代可爱的地方。
现代中国的大学制度，晚清时追随的是德国和日本，1920年代转向美国，1950年代学习苏联，1980年代又回到美国的路子。这条线，一直延续到今天。正规化、国际化和美国化，这三个发展思路，对90年代中国学界的影响特别深远。
很奇怪，那么多年的思想改造，基本上不起作用。我所说的这批老先生，大都没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这才可能在“破乱反正”后，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30年代，接续民国年间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学位制度的建立，使得我们中的好些人，有了跟这些老先生朝夕相处的机会。80年代的研究生培养，接近于师徒传授，不正规，但学问人生一起来，也自有好处。老先生晚年重新焕发青春，让弟子们得以赓续30年代学术传统。而这些80年代的研究生，后来大都成为各个专业领域的顶梁柱。这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能较快地完成学术转型；还有，为什么进入90年代，学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怀旧情绪；甚至连学术研究成为时尚，也与这有关。
制度不太健全，对于博士生来说，有好也有坏；学术训练不足，这是缺点；但自由活动的空间很大，则很值得怀念。那一代人的擅长独立思考，保持开阔的胸襟与事业，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说到“启蒙期”学术特点时，有这么一段话：“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1980年代的中国学术，包括创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作如是观。
清代大学者戴震受过这么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为什么？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国手”所具有的无边法力与无上威严，成了其“门下”自我表达以及突围的巨大障碍；而“二国手”、“三国手”的“门下”，精神负担小，放得开，故反而可能有大发展。对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来说，戴震的这句话值得仔细咀嚼。
理想的博士训练，不只是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包括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这也是我对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北师大陈垣先生有一句名言，就是做学问要“竭泽而渔”。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在材料占有方面，作者（陈平原）就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动。作者为写这篇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逐篇阅读了1898年至1927年这30年间发表的小说。总计数千篇，这还不包括这前后的作品和相关的大量中外理论著作。
在《知识分子》中，萨依德（E.W.Said）曾抱怨“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而研究文学时，“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
要说对整个社会以及国民素质的影响，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份报纸，超过民国年间的《大公报》。
传媒里大力宣传的作品，不太被文学研究者关注。
现在的传媒从业人员，比起晚清和民国的报人来，普遍缺乏理想性。不管是《新青年》还是《大公报》，文章高低不说，编辑能力也不谈，单是理念就有很大的差别。
新文学本身的知识固然重要，但若离开了人文修养，会变成纯粹技术层面的训练。说实在，做新闻，上手很容易，做好难。越坐下去，技术操作方面的要求越不重要，关键是文化底蕴以及精神气质。
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
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就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雪夜闭门读禁书
雍正年间，大臣朗坤不懂规矩，居然“将《三国志》小说之言，援引陈奏”，被皇上识破，当即龙颜大怒，下令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可没人追问，皇上你这样知道我引的是《三国演义》？是不是你背地里也阅读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这则材料，我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引用过，很多人感兴趣。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手发挥、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实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则有曰：“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文学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

简介

笔记108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