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战

丘吉尔在他的二战回忆录里，也称二战为"非必要的战争"。他甚至说："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制止的了。"他认为那次战争既不必要而后来又变得非打不可，原因是"英语世界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听任恶人重整武装"。这么说仿佛英国并无私心。其实，英国纵容纳粹绝非出于"麻痹大意"，更不是出于"好心肠"，而是出于恐苏甚于恐纳粹，更根本的当然还是为了保住大英帝国的江山。
慕尼黑又名明兴，是南德巴伐利亚省的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它建于十一世纪，历代德国帝王在这里建下了巍峨的教堂和议会大厦，博物馆里珍藏着文化瑰宝。它位于多瑙河西岸，与阿尔卑斯山麓和音乐故乡奥地利遥遥相望。三十年代初，混世魔王希特勒就在这里的一家啤酒馆结帮搭伙，从那以后这座名城就遭到了这帮纳粹歹徒的践踏，而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英法两个大国为了自保"平安"，竟出卖了小国捷克的主权，同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以为这样就会填饱纳粹那帮家伙贪婪无止境的肚皮。但是转年大战还是爆发了。战火很快就蔓延整个西欧，谁也没能幸免。
丘吉尔还称得起是文武全才。早在一八九五年他就当过兵，打过几次小仗。布尔战争期间，他曾是《晨邮报》的随军记者——在南非曾被俘过，以后逃了出来。他于世纪之初被选入议会。当过商业、海军、财政及军火部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固然无一席之地，可一九五三年他竟以二部战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不但在议会里是位雄辩家，还善于通过广播向英国老百姓拉家常。他每周一次的炉边恳谈对于鼓舞英国民众的士气确实起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二次大战期间，法国有一条硬汉子。当纳粹占了他的家园而他的上司——总理和统帅挂了白旗附了逆时，他却孑然一身以他一腔对祖国的忠诚，拒绝战败的事实，而只身流亡已成孤岛的英伦，四下搜罗散兵游勇，重整旗鼓，继续奋战，直到凯旋巴黎。在流亡期间，他既不时受到本国人的攻击，更由于本钱少，实力悬殊，不断遭到盟国的冷落歧视。然而他坚守民族立场，寸步不让。他没有大国的实力，但丝毫也不损大国的尊严。性格上，他耿直不阿，倜傥不羁。他最常说的是一个"不"字。他就是自由法兰西的创始人戴高乐。
戴高乐一生也有过不少失误。他曾因喊"魁北克万岁"而开罪了加拿大，更严重的是他持的是一本老皇历，一心一意要恢复战前的法兰西殖民统治，以致连越南的保大都向他指出："你在过去极度艰巨时遭到许多苦难，不会不理解有过两千年光荣历史的越南人民不再希望、也不可能拥护外来的统治。"日本投降后，他竟然派人去安南妄想"接管"那片曾经属于法国的殖民地。
美国在广岛上空丢了原子弹之后，西方新闻记者关注的一个特大热点就是苏联有没有这玩意儿？如果有，那么有多少枚？一次，莫洛托夫在伦敦被几个西方记者包围了。他们问他：苏联究竟有几颗原子弹？都以为那位面无表情的斯拉夫外交家不谙英语。不料，他绷着脸朝问话的记者们蹦出一个英文字来：enough（足够了）。真是话不在多，有分量则中。那一个字既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也包含着无限威胁。
一提起英国报纸，读者谅必即想到两位报业大王：《每日邮报》系统的罗兹米尔贵族与《每日快报》系统的毕沃·布鲁克贵族。事情来得真突兀，罗兹米尔贵族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西洋一孤岛上寿终正寝了，享年七十有四，遗下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家报纸。他的劲敌毕沃·布鲁克贵族却成了英政府的红人——现任航空制造部大臣。一般报纸多是寻政府的最小的漏洞，为民众出最小的气。例外是有的，如《泰晤士报》便多为政府解释苦衷，《每日工人》则是反战反政府。
大家一定想知道马其诺的滑稽始末。每本描述马其诺如何伟大之书都无法掩饰一个事实：它的一部分是由德国工人修造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可笑可悲。有招标的，就有投标的，照例开价低的得标。铜墙铁壁就是这么修成的。法国想用半堵墙来欺瞒一个精明强悍的紧邻？有人说，法国希望比利时堵得住。但比利时早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即明白告诉法国，为尊重与德国的友谊，比东边境绝不设防。工事非延长到海口敦刻尔克不可。达拉第亲自巡视了一遭，估价需四亿法郎。但法国财阀肯掏腰包吗？募集国防公债一事刚宣布了三天，价值两千万美元的黄金就由法国运往纽约联合储备银行去了。四周内，逃往美国的法国黄金足供那段马其诺防线建筑费的半数。每次政府一筹国防费，法郎即贬值一番。由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法国史上最紧张的六年间，法国的军费额减了百分之一，而德国军费在此期间则增加了百分之一千四百。对奥捷的沦亡，他们视若无睹。签订《慕尼黑协定》那年，法国钢铁售给德国的钢铁还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是财阀的黑心肠老早种下了灭亡的种子。
有人主张禁演瓦格纳的歌剧，但是音乐厅里仍照样演奏德国音乐。英国学校里的德文课程从未停授。韩德森爵士还说："战后英国非同德国合作不可，否则无法恢复欧洲和平。"
在所有欧洲城市里，唯独纽伦堡最令我想念北平。不仅是那犬齿交错的城墙，环墙的护城河，沿河的垂杨柳，还有它那幽静气氛，古老得有如一本中古的牛皮卷册，只是今日这卷册已被英、美轰炸机扯得稀碎。每个城都有两段历史。有张勋复辟、段祺瑞屠杀学生的北平，也有文物荟萃的北平。纽伦堡尤其这样。纳粹党年年都在这里开会，党徒扬起右手嚷着："元首万岁！"佩戴"卍"字臂章的党卫军趾高气扬地由这古老街市走过，然后，像古罗马帝王般，希特勒由走廊向他那帮暴徒大声叫嚣："杀犹太人，铲除异己，扩大领土。"但也是在纽伦堡，四五百年前，大画家杜瑞（Durer）和大雕刻家威施（Vischer）曾完成他们大部分的杰作；这里是中古诗人的会集所，历代帝王都有所建设。
另一次，我访问一位林姓粤籍海员。他持有海上遇难后乘筏子漂浮最久的历史纪录。他的船是在葡萄牙海面亚速尔群岛附近被纳粹鱼雷击沉的，在海上漂了将近一百八十天，才在巴西海面上被飞机偶然发现遇救。他告诉我，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论多么渴，也不能喝海水。筏子上起先还有两个欧籍船员，他们就是因为喝了海水，不出几天就相继死去。他则一面咬牙不喝海水，一面又琢磨出个窍门——他学会了从鱼腹的尿泡中吮水来止渴。孑然一身，白天晒，夜里冻，随着波涛忽上忽下地颠簸，始终也不放弃生望，这是怎样坚强的生命意志啊！几年前听到一位朋友五十年代初期在政治生活中遇了难，一下子在茶淀劳教，一下子去江西劳改；有时单独监禁，有时甚至上了手铐脚镣。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无辜，始终相信有昭雪的一天——而且，果真终于昭了雪。当时我就联想起在海上遇难的那位坚韧不拔的海员。同时想到：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可贵的气质，或者说品质，就是经得起摔打，逆境中能保持乐观，咬牙到底。
节目中收听率最高的，还是丘吉尔首相每星期一晚上向英国人民谈话。讲稿估计是出自高手，他本人又耍过笔杆。每次都从战局谈到家常，亲切、幽默，娓娓动听，有时还十分感人，是最好的战时动员。后来罗斯福总统也采用了这个同广大民众促膝谈心的方式。记得他的讲话是放在星期五，节目就叫"炉畔恳谈"。
然而，当年德国人也真挺得住。在被轰炸过的柏林街道上，我看到男男女女整齐地排成长队。他们不是在抢购什么短俏物资，而是在把烧焦了的砖头一块块地从废墟上递出来。我望着他们那严肃认真的面孔，心里说：这个民族肯定亡不了。
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四十年来，两个德国，即使在最紧张阶段（如柏林封锁），双方的图书馆始终在交换着出版物。因此，尽管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德国学者却一直在进行着交流，苏联和美国也都从未干涉过。当慕尼黑大学图书馆长告诉我这一事实时，我马上就想道：三十多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就那么被断然隔断，多么冤！台北的明史学家难道就不想了解北京的同行的研究成果！
正如海涅在一八二〇年所写的："这只是序幕。先焚书，接着就要焚人了。"
对待战争，我很赞成"一反对，二不怕"这句名言：态度既鲜明干脆，又饱含着历史的智慧。
然而冥冥之中历史自有它的意志，它的规律。大国不能永远支配小国，大人也不能永远控制小人。这就是我的乐观主义的依据。

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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