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问学记

我从不悔终生学史，因为历史正是人生的延长与扩大。
在美国读书时，由于住在神学院的宿舍，我颇得到些参“禅”说“理”的朋友。有一回在邻室书架上取了一本加缪的作品，竟花了一夜工夫读完那本书。这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喜欢引用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的故事，作为人生的比喻。西西弗得罪了神，神罚他受永恒的鄂责罚。每次他必须把石头推向山顶，而石头又会自动滚下来。但是倔强的西西弗每次又再走下来，把巨石往山上推。加缪认为，当西西弗懊丧地在山顶做下休息时，他已经承认了宿命的力量，但是，当西西弗再度站起举步向山下走去时，西西弗几乎已经与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战。没有想到，这次偶然拾来的读物，竟解决了我心理上的矛盾。
我们最早是讨论C.P.斯诺写的书，就是The Two Cultures，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站在自然科学立场来骂人文科学，不过他骂得相当公道，他说人文学科的学者实在不懂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学者也不懂人文科学，人文与科学之间有一道鸿沟。他认为如果在这两者之间划一道鸿沟，人文科学就会吃亏，因为基本上最严谨的学问是在自然科学这一边。一般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多没有注意到作者偏心的那一面，我跟陈天机先生讨论到这一方面的事情，觉得这道鸿沟也许是可以跨越的。
我头一堂上的威尔逊先生课，他是美国埃及学大师布累斯台德的学生，布氏逝后，他算是大陆上埃及学的首座了。我记得在他课堂上，只听见他对这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对那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个日本来的学生听了这种“不知道”的答案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他询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些什么呢？”威尔逊先生回答得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日本同学颇有怏怏之色，以为先生在调侃他。我当时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然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是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我现在已把埃及王朝的年表忘去不少，但是威尔逊先生的这一句妙语恐怕我今生是忘不掉的。
这种容忍别人但不服从权威的精神，在华府之游时我见到了它的来源。那是我站在杰弗逊纪念堂的里面，远望是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三个建筑物成为一直线。杰弗逊纪念堂的墙上镶着四块铜刻，其中有《独立宣言》及他在弗吉尼亚州定下的《宗教自由法案》。读着这些词句，堂外有满天晚霞，那里面陈列着美国开国诸人草拟《独立宣言》及《宪法》时的各种草案及来往信札。我那时候顿然了解了美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容忍、爱人、不专断、不盲目服从权威，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对人权的尊重上。威尔逊先生、老小两医生、那位法官以及问垮印度人的学生，都不过自小濡染其中，气质中不自觉地包含了这些成分了。
最后，我愿借杰弗逊的一句话，结束这篇短文：“我在神坛面前盟过誓，我将永远与任何加诸人类思想的暴政为敌。”（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
既得权益阶层中，又可分生而有之的一类及奋斗而得之的一类。表面看来也许有些奇怪，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加保守，更加起劲于保持已建立的秩序和模式，更不起劲于引进改变。所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看见有完全站在平民一边的贵族；而在英国保守党的阵营中，看见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中等以上的职业人士和企业界人士。这是由于那些奋斗而后得到权益的人经过多年奋斗，发现这一套答案可以保持他得来不易的地位及财产。反之，那些生来就有社会地位的贵胄子弟，对于个中甘苦并没有过分的患得患失的心情。唐代牛李党争，李党代表世族，牛党代表新兴的进士。正史中往往把李党人士描画成君子，把牛党描画成无行的小人。其实，前者是一群阔少爷，蛮不在乎，后者是一群刚爬上来的寒士，颇不免龂龂（读yin2，争辩的样子）于保持其得来不易的地位。二者间态度的差异，有其缘故在，倒未必与各人的品行有何连带关系。
就在十余天前，曾在加州的蒙特里开会。会后，叶文心教授开车陪我与魏斐德教授观赏加州著名的海岸景色。叶教授忽然问起拙著《风雨江山》书名的出处。其实，那是梁任公先生集宋词为联；“燕子归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台静农先生深喜此联，书赠林文月教授。三年前，拙作将由天下文化结集为书时，我正在台北中心诊所住院。病室中，细读台公的笔势布局，既是怀念，又是钦佩。当时天下文化书坊的同人来商量书名，感念之下，遂截取该联的两句最后四字借来作为书名。
其实，一时一地的文学，也反应文化的气运。唐代文化，元气淋漓，深厚开阔，是以唐诗也多壮语。杜工部“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一联，包罗宇宙，吐属非凡。李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个字，笼罩时日、季节、生死、兴旺……甚至岑参、高适之辈，也往往有耸动的警句。相形之下，宋人诗词，只有苏、辛二公，吐属有震撼的力量。晚清诗词，也多佳胜，其险峻处，往往不让宋人，只是难得见到唐人的气概。近世以来，倒是某些掌权者未尝没有几句狂语，但是总觉“野”气，缺少深醇厚重，更缺少对生民的悲悯，也不见宇宙变化的感应——凡此表现，都与时代的精神有关，也与个人的才性有关。
思想史家伯林曾说，学者之中，有些人像刺猬，专心扎一个深洞，有些人像狐狸，到处打洞，洞多而不足以自蔽。光直属于前者，终于卓然成家，我则属于后者，终身无成——只是狐狸满地探索的愉悦，刺猬也未必有之。人各有志，性情遭遇，种种机缘，决定了不同的人生！
除了上述贡献外，李济之先生还立下了一个专业考古学家行为的楷模。在从事田野工作时，他不只站在旁边指导或规划，他也站在发掘的地属上，亲手做清理与筛检。我生也晚，没有赶上他在安阳发掘的现场，但他时常对我感慨，说由于我的残障，不可能做个考古学家，因为我无法跳入发掘的坑穴去亲手操作，因此我知道他在田野工作的态度。他也屡次告诫他的学生们，作为专业的考古学家，自己不要收集古董，以免公私不分：轻者瓜田李下，难免招谤；重者利欲熏心，混淆了公私的界限，甚至影响到判断器物的客观尺度。大陆上前一阵盗掘成风，有些考古人员甚至有夹带私售之嫌。故去的夏鼐先生，大概在他一生的最后一个文件中，就曾引述李济之先生的训示，告诫大陆的考古同人自己千万不能收藏古董。
余姚沈宗翰先生是中国台湾农业史上的重要人物。沈先生由农家子弟接受现代农业教育，以其所学，风险给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工业。沈先生自己的育种工作为中国台湾找到了优良麦种；他的推广，使中国农民接受了现代农业的成果。他在农复会参加了土地改革的大事，也主持了农业推广，使这次土改不是单纯地分配土地而是兼顾农业技术的提升。沈先生的远见，可以肥料换谷一事觇见。当时反对这个政策的人很多，但沈先生坚决为这个政策辩护。由今天回顾，这个政策使农民在作物未收获前，可以不必“贵青苗”。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在“贵青苗”上吃尽大亏，而肥料换谷的政策使农民终于可获得现代科技的裨益，而又不必担心一时负担不了这笔肥料款。这一环节的突破，农民不必因举债而再度面临丧失土地的危险。沈先生的功劳又岂在为社会确实地掌握余粮，以稳定粮价来安定社会一端而已。
雪公（王雪艇）接掌武汉大学时，还不到三十岁，而武大在其接掌之时几乎立刻就成为第一流的大学。其所以能够如此，雪公能识人才，人才也就乐为之用。雪公在我叩询此事时，曾再三强调：一家大学能否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学生也会对本校校风有自豪的感情。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惟其有此认识，武大的文学院人才盛极一时。这一段事业是雪公在执教及研究之外，纯属学术范畴的工作。唯其为纯学术性的事业，雪公能以一介书生骋其才华，一举而成厥功。美国开国人物杰弗逊虽然后来成为有名的总统，但他在自撰的墓碑上却宁可大书“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者”一衔。雪公自己，功业在史册，然而大约也有杰弗逊同样的想法，愿意后世纪念他时特别标出武大这一段事迹。
中国考古学在抗日战争前奠定了根基，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经过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已在世界学术界取得一定的地位。任何发展都有其过程，中国考古学已走过高原期，正在准备下一个阶段的进展。过去几十年来的成就，辨认个体文化特质、文化分层及分期等都是工作的重点，而且也为中国地区的人类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在遗址发掘工作上积累了丰厚的资料，并发展了细致的方法学。尤其后者，中国的田野发掘方法，层位与类型观察，在世界考古学中占了重要地位。我们必须向中国的考古学家致敬。
现在，因为遗址数量太多了，积累的资料多了，从对个别遗址的了解进展到寻求对区域性文化（亦即大型文化群）的了解，更进一步，最近十几年来，经过苏秉琦先生的领导，文化的区系类型不仅已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而且更进一步注意到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分合。另一方面，正如张忠培先生在香港时屡次对我的提示：古物和遗址都是人创造的事物，这些事物后面，还有当时的“人”。见“物”，而思“人”，正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民族学重新结合的重要观念。以上两项认识，当是中国考古学攀登另一高峰的准备。
区域性的考察作为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当是中东两河地区考古、美国西南部考古及中美洲考古三处分别发展的。芝加哥大学布雷德伍德（Braidwood）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发展了区域考察的观念，并对安提俄克（Antioch）地区的土墩尝试讨论其分布的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考古学家雅克布森（Jacobsen）加入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即与亚当斯（Adams）对两河流域的农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他们的研究，针对在冲积平原能够有发展农业的条件，因此注意平原上的积咸问题。由这一考察，然后才注意到野生小麦的“表现”分布于冲积平原之外的高地，解决了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麦雅当斯成为近代考古学大家，其著作《城市的中心地》（Heartland of Cities）是区域考察的经典。
美国西南考古方面，二次大战之后，韦利（Willey）在秘鲁的维鲁河谷（Vira Valley）进行了空中测量，涵盖遗址超过三百余处。墨西哥地区的考古颇多是区域考察与遗址发掘互相配合的。例如，墨西哥低地的考古，区域考察针对着四项主题：一是农业发展的过程，一是聚落的形态，一是人口的结构，一是文化演化的过程。此中，前三项都与生态情况有关，最后一项则可说是前三项的综合结果。因此，墨西哥低地的考古计划十分注意搜集与研究生态的资料。
在美国西南地区，二十余年前有一个西南人类学研究群，在西南地区进行多方面鄂综合研究。他们揭示出的问题，包含遗址所在地资源、遗址的形态。当地人群尽可能取用近处资源，若必须与周边人群有所交换，则成本几何？由这些项目看来，该研究群是着眼于小区及社群的自给自足程度。于是人口结构与人口变动都是重要的变量。聚落所在地条件，例如地点、周边环境，也都是重要变量。资源与聚落分布，遂是互应的变数。
年鉴学派认为，政治史是历史长流表面的水纹，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是人类历史的中程现象，而地理与地质的变化则是长程的现象，变动虽然缓慢但是影响深远。可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上，大地区的长程资料，于宏观的历史有其重要的意义，却并不容易联系一时一地的文化变迁。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里程碑，还必须与当时当地的情形有直接的关系。举一个例子，前面谈到的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两河流域是人类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地区。过去，大家一直以为肥腴的冲积平原应是农业出现的摇篮。但是，在考古学家考察了两河平原与四周山地，发现麦类的近亲植物分布于平原以外的山坡地带，而最早的定居聚落也在山坡地带出现。这一生态考古学的发现，改写了人类的文化的起源理论。从同一现象讨论，中国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考古学上的据点已有不少。如何解决这个稻作起源问题，似乎可从大规模考察稻类近亲的分布与稻类的生态双方下手，当可使已有的考古资料呈现清晰的意义。中国考古学报告，已包括了不少生态资料。孢子与土壤采样，都经常见于发掘报告。考古学家何尝不可进行大范围的考察？
胡适之先生讲，他最恨的人就是“绣得鸳鸯与君看，不把金针度予人”。我把鸳鸯绣好给你看，但不告诉你这鸳鸯是怎么绣出来的。胡先生说我们不仅要修得鸳鸯与君看，还要把金针度予人，把这阵法也要传给人家。我这一辈子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在大学二年级，我的老师劳贞一先生教秦汉史，教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是在教玉门关是哪里。玉门关是在小方盘呢，还是不在小方盘？一个学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班大概有二三十个同学，都烦死了。后来到了劳老师八十岁，老学生帮他做生日，我致谢词。我特别提起，那一门课我受了不少益处：老师为了讨论小方盘是不是在玉门关口，旁征博引，把史料交代给学生。一个历史问题，他教了历史地理、史料学、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知识。为了一个遗址，他讲述了不少方法。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他把汉代的官制也告诉我们，包括汉朝的地理、边疆关系、匈奴与汉人的关系、边区的经济制度等。他是把金针给我们，不是让我们看鸳鸯而已。鸳鸯简单得很，“玉门关在小方盘”，一句话，他搞了半年啊！专搞这个东西，课堂里边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有时就我和他师生两个人对坐。我并不是说这是最好的教学法，我对这种教学法也是有批判的。劳老师教的方法，若我用去教中学就难安了，但所教的学生今后将担任研究院的研究员，这却是好的方法。这就是传道解惑的工作。
譬如说，在两河流域的古文明，人们希望寻找自己的生命意义时，他们问：人是要死亡的，没有人逃得过死亡，我们能够找到永远不死的秘诀？有很多故事在说要寻找生命的意义，要寻找永恒的生命，不过这些故事里最有名的叫吉尔伽美什的故事，故事中的英雄历经千辛万苦却找不着长生不老的秘诀，也找不着人要死亡的原因，最后只好面临无可避免的死亡。于是，他就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他说：“也许我可做的事是：我的生命不能永远延续，但要让人家记得我，让人家记得我曾经做过好君主，让人家记得我曾做过一些平常人不能做到的事，也让人家记得我曾建设了这么美好的城市。”这话就是中国人说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而这位英雄只是在“立功”的不朽之中。
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天的都市变得很大，过去所有生活中的小群体一个个被解散，于是每个个人都散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散失在陌生的人群里，不再有小群体让我们感觉到这是自己共同生活的群体，于是每个人在这种新的社会里，游离于固有的单位以外，也游离于固有的时间序列以外。因为上找不到祖宗，下找不到子孙时，你我就成了游离在时间序列以外的人。你我游离在空间以外，生活于是面临困难，好像重新回到了当年的丛林里，人们花了八千年时间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到了最后我们却回到了另一个丛林中。今天丛林里的大树就是都市里的摩天大厦，今天人们用来狩猎的工具是金钱，过去人们用弓箭打猎，今天人们用钞票来打猎，我们猎取的对象是其他的人类。人类又回到了丛林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再一次出发，再一次开始，来看看我们究竟在新的蛮荒地带要问些什么问题。在这问题里，人们发现对过去得到的一些关于神的知识，有很多的疑问。因为各种宗教的神放在一起之后，你不知道哪一尊神是你该信仰的，这使得本来依附在宗教上的答案，丧失了它原有的回答疑问的能力。本来依附在自然条件上的那些信仰和规范，今天由于人类自身觉得有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再尊敬自然，于是依附在自然与人际关系上的这部分答案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刚刚讲过，我们不再是真正合群的群体，于是我们过去依附在小的团体上面的那些答案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今天人们重新开始追问这个问题时，就感到比往常更为困难，这一个问号也就变得更大。我今天也一样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不过我尝试要在一个很切身的阶段上去寻找答案在哪里。
我今天讲的生活的意义不在别处，人求不朽，不一定要历史学家记下你的功劳，也不一定要哲学家记下你的不朽言论。不朽就在你自己时间的长轴上，你知道生命没有浪费，这就不朽了。浪费生命就是朽坏，你知道自己并没有浪费的时候，你就回到了生命的本体里。这就是生命的经验，但是也可以是很平淡的日常生活，二者是合二而一的。最具神秘色彩的事情，基本都从最平淡的开始。不朽的岁月不过就在你一念之间，做起来并不难。爱惜自己身体有什么难？爱惜自己的心智有什么难？爱惜自己的灵性有什么难？这都属于你的嘛！你不必求人。因此，寻找生活的意义不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寻找生活的意义只是过一种日子，过一种砍柴提水、淘米煮饭、写字读书的日子。当你明白这日子是有意义的时候，生活本身就不再枯燥，不再平凡，也就跟任何建大功、立大业一样伟大了。
吉尔伽美什的传说是两河文化时期常见的故事，以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存于当时至少十六种不同语言群的文化圈内。这一故事的内容是讲一位国王吉尔伽美什，集智慧、武艺于一身，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位国王却非常寂寞，因为天下没有能够与他平起平坐之人；上天为此降下了一个与他势均力敌的英雄，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仍不分高下，于是结为兄弟，建立无数功业。但是天降的英雄却生病死了，国王不禁想：这么伟大的英雄，跟我一起建立无数功业，现在却死了，为什么？“生命在哪里？”国王开始寻求生命与死亡的意义；国王想，为什么不能叫那位英雄回来？为什么他离开以后，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当时这位国王已经开始寻找“长生不老”的秘诀了，于是国王找到乌塔纳皮什提，请教他如何才能长生不老。乌塔纳皮什提说他并非长生不老，只是遗忘了过去，如果国王真希望长生不老的话，有一种树叶或许有效。国王摘下树叶，却在回程半途把树叶掉到溪水中。国王遂认为人终不免一死，于是勤行德政，建设城邦，因为这位国王认为长生不老不是遗忘，而是应该留下什么让人民铭记，这就是不朽。
同步现象是指一种干扰现象。就以美国赛车为例，美国的赛车场不像国内飙车跑的是直路，他们跑的是圆圈，绕着弯转跑着，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已经在跑第二圈了，有的还在跑第一圈。旁观者这时也许以为第一圈的慢车领先于第二圈的快车。而第一圈的慢车和第二圈的快车之间，常有不小心就装上了的情形，这是同步的干扰现象。
著名科学史家库恩先生在讨论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指出两种不同的科学文化相接触时，若内容差距甚大，意识性差距甚大，所造成的新挑战就比两种文化内容相近所造成的刺激要大。以中国近代史为例，义和团就是两种文化抗拒中一个负面的例子，但它后来的发展有了一个由负性抗拒产生的反省，经反省而纠正自身文化内容的成果。这是文化抗拒中常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值得指出，文化抗拒是一种动力，是一种能推动历史的力量。
儒家在中国行之已久，其成就也不能算十分令人满意。然而，以中国社会的总成绩而言，自从西汉以来，两千余年，中国人遭受的内外战乱虽多，似乎仍比其他文化在同样两千余年中少受一些部落战争、贵族族记战争甚至宗教战争等种种苦难。
中国人遭逢灾荒，饥饿之苦也时时有之，但在大一统普世国家的结构下，移民就谷或移粮发赈，无疑常常可相对地减轻饥饿之苦。中国的精细耕作，早就形成了其优良传统，地方不竭而产量颇高。
一般言之，由西汉到宋代，每一个人平均可摊到的食粮，长期保持上升曲线；中国成为饥饿之国是在18世纪以后。而20世纪的苦难，则是人谋不臧之故。凡此表现，表示了儒家的中国仍有其差强人意的成就。
更重要的一点，人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会有差距。立义过高，未必都能实现，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也不能例外。然而，人类终须设定自身的奋斗目标，则取法乎上，或能期及其中。
儒家的理想，是在人间缔造一个属于“人”的社会，给个人以发展的机会，使个人的善积累为群体的善。人不必祈求神的国度在地上出现，人只是尽力成全人而自强不息。
未来的世界，诸种排他性的宗教必须学会共存。相对而言，信仰多元化之后，无论哪一种宗教，其说服力都会相对削弱。儒家是世界几个大文化传统中排他性最小、开放性最强的文化。儒家，加上早已与之相融的古代道家及大乘佛教，或能在众神颉颃的局面下，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家园。如此，儒家精神的转化应当不只是为了满足全世界中华后裔的精神需要而已。
千江有水千江月，月亮只有一个，但是江湖处处可见明月投影。西湖的三潭印月，只因有湖中石塔分隔，湖心宛然有三个月影。湖南武陵附近，有一处河水转弯，在对岸即可见两轮明月，投影同一条清流。
从自己主观的角度看世事，凡是有分隔处，即有不同的理解。这是一月殊相的说法。另一方面，只要眼前有一片水，无论是汪洋大海，抑或小小池塘，人人都能欣赏明月的投影。明月化为千万映象，让人人眼前可以见到清辉。人生也是，命运不齐，殊遇不同，却人人无妨有自己的梦想，憧憬其美景成真的一天。

简介

笔记25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