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简介
《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书名中所用“转折年代”，正是在这意义上说的。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将1947年史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进行对照，可以感受到这种转折造成的强烈反差。这里，我想先把国共双方的 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年前后的言论及其反映出来的各自心态比较一下，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许比列举种种具体事实更容易说明问题。
蒋介石在这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刚刚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在这年2月所做的《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上，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这反映出他们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
但到这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
“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
再看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1946年11月21日，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部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部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
毛泽东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贴切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了。毛泽东在十九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毛泽东原来预计的更早。
到这年年底，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已经在望。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无论两者中哪一个方面，走过的都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
《转折的年代:中国的1947年》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待于读者的批评。
笔记54 条
- 正是在这一年（194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20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本书书名中所用的“转折年代”，正是在这意义上说的。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 国民党政府在胜利后不久便因“劫收”而失尽民心，是不争的事实。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承认这一点。兼任军统局帮办的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我政府人员只接收敌伪之公馆、物品、家具，而将工厂封闭，听其停工，毁灭。”蒋介石派到原沦陷区考察的侍从室少将秘书邵毓麟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从上海、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找他去询问看到的情况，“我在据实报告收复地区一般情势后，强调接收问题的严重性，我还记得我曾说了这样一句：‘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民心！’在旁边陪坐的一位侍从室同事，在我辞退出门时悄悄告诉我：魏德迈将军在我报告前几分钟，根据美军顾问的情报，也曾向委座（注：指蒋介石）提出了类似的报告”。他在这本回忆录中写道：“个人或有‘五子’而可‘登科’，政府却因此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竟向日本侵略军统帅请教如何对付共产党。当时担任何应钦侍从参谋的汪敬煦回忆道：“抗战胜利后，蒋委员长知道共产党终将称兵作乱，就交代何先生草拟一份清剿共产党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何先生还特别去拜访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建议何先生千万不能对共产党大意，更不要轻视他们。”于是，何应钦拟定了一个两年计划，“它的重点在分两年三阶段来实施，可说是采纳了冈村宁次的忠告小心应付，绝不躁进”。“计划拟好之后，派萧毅肃专程赴重庆呈给委员长，过了许久仍无下文。”“此时陈诚另外提了一份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计划。陈诚以民国二十年代江西剿共的经验，认为共军不足以抵挡装备机械化的国军。”“委员长心里很急，希望赶快把共产党解决。”这段史料十分重要。国民党当局竟会向冈村宁次清剿“剿共”计划，这是人们几乎都不会想到的，同民众的希望完全背道而驰。
- 在国民党军队的各路进攻中，最重要的是由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三个军四万多人，在10月中旬从豫北的新乡出发，沿平汉铁路（北京到汉口）向北进攻，企图和沿同蒲、正太铁路东出石家庄的胡宗南部会合，打通整个平汉铁路。这是他们联络华中和华北的主要通道，也是分割华北解放区的重要步骤。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进攻部署基本就绪后，先乘飞机到北平，会合由美国帮助空运和海运到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华北的受降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察鲁豫军区坚决歼灭这支沿平汉铁路北上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指出这一仗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晋冀鲁豫军区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下，集中三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十多万人，顽强抗击，在10月24日在邯郸以南地区将向北进攻的国民党三个军包围。国民党这三个军原是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他们充当华北内战的先头部队，士气不高。激战期间，高树勋率新八军等约万人，在战场起义。高树勋在起义时召集总部科以上军官会议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又打内战，我们坚决反对。十年内战期间，共产党力量还较小，蒋介石调动了百万大军，几次‘围剿’都失败了。现在共产党的力量比那时大几十倍，还想用武力来解决，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退出内战，主张和平。”他又说：“我们新八军过去受蒋介石中央嫡系的歧视，大家都清楚。就供给而言，比人家差十几倍，还经常受到他们监视、分化和吞并。我在西安时，还当面受到胡宗南的侮辱，这些年来受气的事是说不完的。”这些话引起大部分军官的共鸣，起义顺利地发动。高部起义的第二天拂晓，马法五突围逃跑。11月2日，马部被歼，马法五被俘。邯郸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多人，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震动，对阻挡国民党军沿平汉铁路北进、掩护解放军调整战略部署，起了重大作用。
- 就在国民党当局公开抛弃政协协议时，它的军队主力已经在美国军用飞机和运输舰的抢运下，控制了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并且通过受降活动，接受了一百多万日本军队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并收编大量伪军。2月间，美国第七舰队又将由美国装备和训练、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先后运抵秦皇岛，转往东北。3月初，对日宣战后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的重要城市和铁路线撤走。国民党军立刻进驻沈阳，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日伪军队手中接管的地区大举进攻。从4月18日起，新一军、新六军等向四平街发动猛攻，东北民主联军主力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阻击后撤离。国民党军队随即进占长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出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 那时候，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看起来确实悬殊。国民党军队在整编后共有陆军正规军86个师（即原来的军），约200万人，加上其他兵种、非正规军、军事院校、后方机关等，共43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只有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66万人，总数127万人。双方兵力数量的对比是3.5：1。至于武器装备，双方的差距更大。国民党军队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又接收了侵华日军100万人的武器，拥有人民解放军所没有的坦克、重炮、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等，而解放军很大部分是抗战时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地方武装改编而来，被国民党当局看作“毫无军事训练之老百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语）。国民党还控制有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的交通线，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中国共产党方面控制的只有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优势仿佛都在国民党方面。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些是可以决定战争胜败的。他对这场战争取得胜利，深信有完全的把握。
- 这七次战斗的胜利，被称为“苏中七战七捷”。它从7月13日开始，到8月27日胜利结束。在连续四十五天的作战中，华中野战军以十九个团（8月增加到二十二个团）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对抗。国民党军虽然先后占领如皋和海安，但有六个旅和五个交通警察大队被歼，共五万多人，占进攻苏中解放区的国民党总兵力的五分之二。蒋介石在8月28日（也就是苏中战斗结束的下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第九十九旅在黄桥以东遭遇挫折后，人心浮动，高级将领亦为之气馁，可叹也！”华中野战军伤亡一万五千人，但迅速得到补充，还有大量缴获，装备得到改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 中原突围、苏中七战七捷、定陶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三个重要战役。延安《解放日报》为定陶战役的胜利发表社论，指出：“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的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 淮阴和淮安处在运河和淮河交汇的联结点，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也是解放军在苏北的中心城市，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失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后，北上的国民党军又先后攻占高邮、东台、兴化。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高邮、宝应相继克服，苏南运河线完全打通矣。”国民党的另两大主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和快速纵队在10月8日攻占鲁南的峄县、枣庄。国民党军已比较快地把战线向北推进到苏北和鲁南解放区的腹地，企图割断这两个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 正在奔走调停的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早晨看到报上登载着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脱口而出向记者说了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 其实，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的根本弱点已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他的嫡系部队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向胡宗南报告：“本部官兵心理，经此次剿匪可归纳为：一、怕死，不敢与匪接近，对情况道听途说，无切实报告。二、军纪，军行所过，军纪荡然，杀牛，啃包谷梗，翻箱倒箧，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即以柴火一项而论，山间柴火得之最易，而不一定要用柴火，而都用老百姓之门板。三、通信，无线电已失作用，通信技术不够，人员不够。……四、战术，部队长把许多兵放在山顶上、围寨内，而在隘路口、交通要点上，围必经之地区，而不放一兵，匪逃跑了，不与你战，你的战术要点变为死点。五、训练上，战斗、纪律及训练皆差，应予严格。”这种状况和抗战时期有很大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士气，一个是同民众的关系，都直接表现出人心向背的趋势。
- 请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读一读，这还是什么世界，哪里还是一个号称“四强之一”的战胜国，对这样的事实又怎么能默默地忍受下去？前面所说的，还只是美军侮辱中国妇女的一部分事实。此外，驻华美军的吉普车肆意飞驰在各大城市人众稠密的街道上，碰伤和碾毙行人。单以上海来说，据国民党官方估计，从1945年9月12日至1946年1月10日的120天内，就发生吉普车祸495起，死伤244人。在天津，据《益世报》记载，驻津美军汽车年来闯祸百余起。美军还任意殴打和枪杀中国人。天津农民何万顺在田中割禾，被美国兵当作射击目标打死。天津美兵还把一个流浪街头的11岁的女孩抛入河中淹死。人力车夫更常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送掉性命。1946年7月30日，一个美国兵在上海雇车，车夫因为不懂英语，动作稍慢，就被美国兵拔刀砍去五个手指。上海的人力车夫臧大咬子因为向美国兵索取应付车资而被美军打死。8月4日，天津美军追捕逃兵，竟“开枪误中值岗警士，当即身死。”9月7日，美国宪兵又对辅仁大学附中高三学生曾桂明无故开枪射击，身中一弹。这类报道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和血案层出不穷。
- 中共北平市委在《抗暴行动总结》中写道：“运动之来，如急风骤雨，看似突然，实则有其深厚的基础和原因。一年多以来，各地美军暴行的层出不穷，经济侵略威胁着每一个阶层，援蒋内战，以及蒋统治的窒息人民，所以累积的怒火由这导火线突然迸发。”这是中肯的评论。
成为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1946年12月24日晚（也就是圣诞节前夜），美国海军陆战队两名水兵在北平闹市区的东单操场强奸了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第二天，亚光通讯社发出这则消息。国民党政府力图把这件事掩盖下去，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要求中央社通知各报禁止刊登有关消息。26日，《新民报》巧妙地把警察局这个通知改编为新闻在报上发表。同一天，《世界日报》等仍把亚光通讯社这则消息公开披露，全文是：
大学女生某，年十九岁。昨晚九时，赴平安电影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后，忽见身后有美兵两人尾随。进行至东单大操场地方，该两美兵即对该女施以无礼。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行路人闻知，急赴内七分局一段报告。由警士电知中美宪警联络室，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兵已逃去其一，当将余一美兵带走。该女被强奸后，送往警察医院检查后，转送警局处理。 - 郝柏村以后有过一段反思：“中共与国民党在斗争策略最大差异，在共党深入农村基层其所控制地；国军虽进入，但不能建立有效政权与控制基层社会，军队到那里，党政到那里，军队撤退了，党政亦不能原地生存。共党则是以党政掩护军队，军队撤退了，其党政仍在原地生存，包括对军队的物质支持。通常大军离开补给线则不能生存，而共军则不然，只要在其党政控制区内，不须补给站，地方政府就是全面的补给线。鲁西、冀南、豫东、皖北，均为农村地区，共党地方政权控制已久，能发挥其全面补给、全面情报、全面反情报，故刘伯承以二十万以上大军，可在其区飘忽行动，完全立于机动、主动地位，而难于捕捉聚歼。”
- 宿北战役使华东战场局势为之改观。这以前，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苏北和鲁南解放区压来，形成半包围圈，解放军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华中野战军更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宿北战役的胜利，打垮了这四路中威胁最大的一路，不仅在半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缺口，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切断山东和华中两野战军之间联系，迅速结束苏北战事的企图，反而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四路之间的南北联系，把他们分割成山东、苏北两坨，为下一阶段的鲁南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 鲁南解放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基层组织严密，地方武装民兵也比较坚强。“枣庄、傅山口、卞庄线以北为山区，道路狭窄，不利于大兵团机动；该线以南为平原，交通便利，但地势低洼，每逢下雨，道路泥泞，车辆不便通行。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到新安镇一线是沟通鲁南与苏北两解放区的交通干线。”
- 鲁南战役是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完全会合后，统一指挥，集中兵力进行的一次大歼灭战，关系重大。它首创了华东战场上一次歼敌两个整编师的纪录，进一步丰富了实施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缴获的大量装备特别是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俘获的大批技术人员，为此后组建特种兵纵队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这很大地增强了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粟裕总结说：“宿北、鲁南两个战役的胜利，使我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在此后作战中，进行莱芜、泰安、孟良崮等战役时，就主动得多了。”“特别是使山东和华中两野战军在作战思想、指挥关系和组织编制等方面实现了统一，为尔后扩大胜利、进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歼灭战奠定了基础。”部队中原来因两淮和苏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而出现的消极情绪扭转了，士气普遍高涨。
- 鲁南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正式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下辖九个纵队，还新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下辖榴炮团、野炮团、骑兵团、工兵营和特科学校），都在山东解放区作战。不久，又成立两个纵队在苏中、苏北敌后坚持战斗。陈毅在山东临沂附近举行的野战军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我华东野战军是山东、华中部队的汇合，是全解放区兵力最大集中的地方，是解放区爱国自卫战争主要战线之一，又是美蒋集中大军进攻的主攻方向。特别今后山东地区的战争，将成为中国人民与美蒋恶势力的决战场所之一，因此， 我们的任务很大，单子很重。”除华东野战军外，还成立了华东军区，辖三十万人。这次整编，统一了组织、编制、制度，进一步实现了集中统一指挥，充实了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大大提高了解放军在华东战场的作战力量，为迎接将要到来的山东这个主战场的更大规模作战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 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1月间对山东战局的指挥时写道：“蒋公领导风格，事无巨细，都常详尽指示或手令。古语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蒋公指示过祥，未必与第一线情况相符，但前方将领对蒋公指示，一向绝对服从，故有强其所难之态度。”他又写道：“从一月以来的军事发展来看，共军不但不怕打，而且更具信心而敢打、能打了。1946年的整个军事战，国军是求战共军之主力专以歼灭，而共军避免决战的战略是成功的。共军在1946年面临国军攻势，一面避免主力决战，故突围者突围（如李先念），后撤者后撤（如苏北、鲁南），但仍待机集中兵力突袭一点，吃掉国军整编师级单位，这就是毛泽东’伤十指不如断一指‘的战略。”
- 莱芜战役从2月20日开始，到2月23日结束。三天内，共歼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前进指挥部、两个军和所辖的六个师，还有第十二军新三十六师大部，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五万六千余人。这个战果确实是惊人的。难怪王耀武听到消息后要抱怨说：“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光呀！”这一仗连同南线和胶济铁路沿线作战，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七万多人，缴获大批火炮、汽车等。
- 蒋介石把主要进攻兵力放在山东和陕北这东西两翼。是不是有一个全盘的钳形攻势的战略考虑？看来不是。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厅长的郭汝瑰说：“有人说蒋介石重点进攻，是从山东和山西两翼进行钳形攻势。事实上他没有这样高的战略水平。”这是一个能从近处观察蒋介石作战指挥的人得出的结论，很值得注意。确实，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很大的弱点恰恰是缺乏通盘的长远的战略考虑，缺少预见，往往只根据眼前某些变动便做出重大决策，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和被动性；有时虽然提出过一些战略性的设想，又缺乏对实际情况的周密分析，更缺少对形势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冷静估计，一遇到原来没有料想到的局面，便张皇失措，摇摆不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对，使原来的设想落空。而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又常同实际相去甚远。王耀武这样评论：“见委员长者，必先准备其愿听的话。”
- 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最受蒋介石信任和重用的一个。他十分忠于蒋介石，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也很有政治权谋。他所统率的第一军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开始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装备优良，有“天下第一军”之称。抗日战争期间，他除参加淞沪防御战外没有打过什么硬仗，升迁却很快，从第一军军长，经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期率领重兵包围和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可是，正因为一直处于后方，部队的人数虽多，装备虽好，实际作战的经验少，战斗力逐渐减弱一致丧失。抗战胜利后，他任西安绥靖主任，拥兵四十五万，仍担负着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并且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总预备队。这只战略总预备队如果抽出来投入哪一个战场，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 如此仓促地决定突袭延安的直接原因是：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将于1947年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蒋介石得到消息说美、苏将在会议上提出中国问题来讨论。这以前，1945年12月16日至27日，美、苏、英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在《公报》中写道：“三国外长曾就中国局势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必须停止内争。他们重新确认：他们对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信守不渝。”这个公报，曾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促成了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蒋介石生怕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再次出现类似情况（如和平调停等），想在会议期间抢先拿下延安，完全关死谈判的大门，造成既成事实，使会议不致对中国国内局势产生影响，因此进攻延安的心情便十分迫切。他在3月2日日记中写道：“昨晚……与宗南、为章研讨收复延安计划，决定积极进行。此时行之，皆有最大意义也。”刘为章也说：“三国外长会议，可能干涉中国问题，如能一举打垮，则苏联亦爱莫能助之。”可以看到，蒋介石在此时决定精工延安，相当程度上同“外交”有关。
- 成为笑柄的是，因为青化砭战役的消息一时还没有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就在同一天还在记者招待会说：“预料中央军将很快肃清陕北以迄黄河地区的中共军。”
青化砭伏击战给胡宗南很大打击，在当天日记中写了八个字：“一夜未睡，感慨无限。”他发觉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并不在延安的西北，而在它的东北方向。他立刻调集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主力共十一个旅，改分两路东进，企图集中强大兵力，同西北野战兵团决战，或把它赶到黄河以东。由于在青化砭吃了亏，他们再也不敢像原先那样大胆推进了，变得小心翼翼。新华社社论报道说“胡军每次进攻，全军轻装，鞋带干粮，布成横直三四十里之方阵，只走山道，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据俘虏讲，这是所谓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但是，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早已迅速转移得不见踪影。 - 这次攻坚战，用了两天三夜时间，共歼灭守军六千七百余人，俘获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缴获军服四万套、面粉一万多袋、子弹百余万发和大量药品，给了西北野战兵团很大补充，使胡宗南部的粮弹供应更加陷入困境。犹豫不决的胡宗南，直到5月4日李昆岗再三呼救后，才令董钊、刘戡率领主力南下驰援。可是已经晚了，不但无法挽回战局，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领的绥德也只好被迫放弃。胡军的士气更加低落。主力部队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疲惫不堪，一无所获，反而把蟠龙镇丢掉了。胡宗南接到蟠龙失守的消息后，再一次在日记中写下“一夜未睡”。分散各地的守备部队更是人人自危，对工事失去信心。难怪新华社记者在评论中要写一首打油诗来嘲笑：“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 整编七十四师最初由蒋介石的心腹、军务局长俞济时组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全部美械装备，受过美国军事顾问特种训练，具有相当的指挥、战术、技术水平。抗战胜利后最早空运到南京，有“御林军”之称。全面内战爆发后，在8月间调出南京，作为进攻华东解放区的主力，在攻占淮阴、涟水、沭阳、临沂时都充当主攻的角色。他们素来异常骄横，自称“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也曾在淮阴吹嘘：“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全国。”这一次，他们仍以为在他们猛攻下，解放军主力不是主动后撤就是被突破，根本没有想会落到被围歼的地步。从解放军来看，由于他们担负中央突破的任务，态势较其他进攻部队突出，已经进入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位置的正面，解放军的部署不需要做大的调整，就可以在局部对该师形成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该师是重装备部队，进入鲁中山区后，地形对它十分不利，机动受到限制，重装备不但不能发挥威力，甚至成为拖累。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打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后，武器装备有很大改善，火力大大增强，特种兵纵队已有相当基础，指挥员已积累起大兵团运动战的作战经验，因而具有围歼强敌的基本条件。只要歼灭了整编第七十四师，可以立刻挫败国民党军队这次作战行动，迅速改变整个战场的态势。
- 孟良崮战役，全歼了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连同各路阻击战共毙伤俘国民党军队32000多人，缴获山炮、战防炮、六〇炮、迫击炮273门，火箭筒、枪榴弹筒、掷弹筒104个，火焰喷射器11具，轻重机枪3468挺，步枪6977支，炮弹7202发，各种子弹2082580发，手榴弹6360枚，战马1397匹，另击毁坦克5辆。解放军指战员伤亡约12000人。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严格训练，有很强战斗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官兵被俘的有19676人，他们中不少人随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像晴天霹雳一样，轰动了全国，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华社为此发表《祝蒙阴大捷》的评论，指出：“蒋介石以近一百个旅使用于华东战场，欲以此决定两军胜负，这个主观幻想业已接近于最后破灭。这次蒙阴胜利，在华东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精锐之一个）；第三，这个打击是出现在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上一年在涟水战役中放下武器的一个原整编七十四师营长曾说：”如果七十四师被歼灭了，就没有任何部队能抵抗解放军了。“这次胜利，使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更加丧失信心，使他们的士兵更加缺少斗志。徐永昌在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据报七十四军（美械师且最有能战历史）在沂水、蒙阴间为共匪十五六万人包围，五日苦战，至十六七日去几于全师覆没。“”该师约二万人，闻仅收容得两个团长等官佐及数百士兵云云。“同月27日的日记中又录赵子立对他所说的话：”七十四师之失，影响军心颇大。“
郝柏村也评论说：”孟良崮的失败，是关内整个剿共战争的转捩点。“他还说道：”孟良崮之战后，蒋公与徐州司令部的指导有异。徐州总部则不顾孟良崮之挫折，继续向坦埠、沂水攻击，贯彻原计划。如能一鼓作气完成使命，亦可稍补孟良崮之失败，但蒋公则放弃原目标，就地取攻势防御，整训整备，再图与共军作战，特由京飞徐决定缓攻。“
国民党军队虽然仍没有放弃对山东进攻的计划，但他们进攻的势头已被打掉，并且”从上到下真正地被华东野战军打怕了“。m - “四保临江”，是指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四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保卫以临江为中心的南满解放区。它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在初期，曾出现“地区缩小，人民情绪下降，兵员困难”的状况。
- “三下江南”是指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为了策应南满的战斗，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作战。战斗也异常艰苦。由于松花江的阻隔，北满部队只能在1至3月份江面封冻、人马辎重能通行无阻时，才能实行大兵团的机动作战。这是最寒冷的季节，北满的气温常在-40℃左右。北满部队的御寒装备严重不足，部队在野外难以坚持长时间的作战活动。在一下江南的作战中，参战部队在两昼夜内就被冻伤八千多人。但部队在作战的实际锻炼中越战越强。他们在三下江南中，突然发起攻击，寻找国民党军队的薄弱据点，并采用围城打援等办法，大量歼敌，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多人，包括给予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新一军等以沉重的打击，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而且，每次南下都调动了国民党军队，从而有力地减轻了南满部队的压力。
-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东北战场的局势。当时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忆道：“从1946年12月17日国民党军第一次进攻临江开始，到1947年4月3日粉碎敌人第四次进攻临江，四个月的作战，我军克服了冰雪严寒、装备供应不足等种种困难，终于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南攻北守计划。加上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迅速进展，到1947年个月已消灭土匪八万二千人，大股土匪被肃清，使东北战场上出现了敌人由进攻到防御、我军由防御到进攻的历史性的转折。”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万毅等也回忆道：“经过北满我军三下江南和南满四保临江作战，改变了东北战场敌我形势，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解放区。南满我军胜利地收复了金川、辑安、柳河、辉南、桓杜等五座县城和广大乡村；北满不但巩固了江北根据地，而且我军的活动范围南越松花江，日渐逼近敌人在北满据守的中心城市吉（林）长（春）两市。”
- 中国有句老话说：“苛政猛于虎。”全家面对断炊的威胁，确实比猛虎更使人感到恐怖。5月2日，杭州发生数千饥民的抢米风潮，捣毁米店和警察派出所。7日，南京郊区浦口镇民众（主要是铁路工人）因米价在当天上午数小时内从每石十九万元到突破三十万元，同米商发生冲突，捣毁各米店，将存米哄抢一空。同天，上海也发生抢米风潮。8日，上海米商宣告自动停业，又有十二家米店被抢。在这前后，成都、无锡、苏州等地也相继发生抢米风潮。
工人们因工资被冻结在1月份的水平，而物价早已大幅度上涨，无法生活下去。4月底，上海纺织工人向政府提出解冻的要求。8日，上海纺织工人一万五千人在市政府前示威。9日，上海电车工人举行三次示威，要求解冻生活指数。10日，上海工人协会将致政府公开信分发上海各报，要求增加工资。信中说：“我们并不是共产党，而是要求公平待遇的工人；我们愿意为国家建设尽责任，但拒绝替少数贪得无厌的政府要人受苦。警察站在我们这一面，如果政府以武力对待我们，就会发现这事实。我们人数超过八十万。” - 五二〇运动最初提出的“反饥饿、反内战”正是这样的口号。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民众，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最关系的问题是什么？集中到两个字就是：“饥饿”。《大公报》在年初的一篇时评《今日学生的烦闷》中就写道：“无数青年学生，破衣两袭，旧被一条，每餐白水菜汤半碗、咸菜一碟、窝头三个，随时对着学校催缴学杂费的牌告发愁：这生活真够困苦了。”该报在5月初的另一篇时评，题目是《要叫老百姓活得下去》。5月3日，上海的交通、复旦、暨南、同济四所国立大学校长联名致电行政院院长张群、教育部长朱家骅说：“物价狂涨，教职员生活苦难已达山穷水尽之境，非空枵（xiao1）所能慰藉，务急迅予提高待遇，以维教育。”这实在是罕见的举动。17日，南京区大专学校学生《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宣言》中说：“在印钞机无休止的周转下，已迫使我们学生及极大多数的人民，从人的生活水准，降低到畜牲的生活水准。而现在，这个畜牲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了。面临着我们是严重的饥饿失学危机，是使难民的行列增加新的伙伴，是使饿死的骷髅中增加新骨髓。”这又是多么沉痛的呼声！
人们在把注意力集中到饥饿问题时，自然会进一步思考，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答案不难找到：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带来的。饥饿的根源在于内战，反饥饿必须反内战。历史学家翦伯赞当时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的当中，他一定会想到，他为什么陷于饥饿，只要他这样一想，他立刻就会喊出反内战的口号。所以反内战的口号，也不是要人煽动才能知道的秘密。”这就毫不奇怪：许多学校的学生集会上，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同意在提出反饥饿的同时增加反内战的要求。当时有一幅流传的漫画，上面写着六个大字“向炮口要饭chipao'kou”，这在人们中激起强烈的共鸣。共鸣。共鸣。ren'menzhe'zaixie'zhshangyao'qiud - 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5月提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性判断。
从1927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同时，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还有敌伪统治区）内一直存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群众运动，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但并没有把它称为“第二条战线”。为什么到1947年毛泽东要提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呢？因为到这时才形成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包围中这种局面，才足以把这条战线称为“第二条战线”。
第二条战线的出现是人心大变动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变化。它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和民众利益的对立，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大群大群过去没有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青年学生，摆脱对国民党统治还抱有的那一点希望，卷入到这场斗争中来。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壮大了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进行探索和斗争，培育并锻炼出一大批人。为数众多的当年活跃在这场斗争前列的先进分子，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在全国解放后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
当然，第二条战线并不是直接拿起武器来反抗国民党政府。它对第一条战线的武装斗争所起的仍然是配合作用。如果没有第一条战线上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很难会有第二条战线的出现，更谈不上它的胜利了。但这种配合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千千万万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为了爱国、民主和生存，毫不畏惧地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把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使国民党政府更加众叛亲离，加速土崩瓦解。这两条战线相互配合并不断推进，国民党政府便内外交困，深深陷入全民的包围中。这就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 小河会议本身并不是一次军事决策会议，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决策是由中央军委做出的。在毛泽东、周恩来讲话后，接着两天的会议中着重讨论的不是军事行动计划，而是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根据地工作。但在这次会议前后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中央正在酝酿并开始具体部署解放战争的一个巨大转折——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这也就是周恩来所说“实行打出去的方针”。
- 那么，能不能由美国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来帮助国民党政府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这也不行。有几个因素是美国政府当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军队的复员工作正在大规模地进行，不可能说服美国人民把他们的子弟重新投入同美国人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远东战场上去作战。第二，尽管美国看起来是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其实它的兵力和财力并不是无穷无尽的。欧洲依然是它的主要利益所在，并且正吸引着它的绝大部分注意力，不可能抽出更多力量用于中国。第三，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美苏两国的关系，已由战时的盟国明显地走向相互猜忌和对立。如果美方要在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不能不考虑苏方可能做出的反应。艾奇逊在前面所说的给杜鲁门的那封信中描述了他们的决策过程，论证了他们在三种可能的抉择中为什么选定了第三种方案作为他们行动的指导方针：
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下列三种可能的抉择：（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第一途，我相信那时美国的民意也如此感到，无异在我们从事有助的坚定的努力以前，放弃了我们的国际责任及我们传统的对华友好政策。第二途，在理论上和回顾起来可能吸人心目，却是完全不能实行的。大战前的十年当中，国民党没有能力摧毁共产党。大战后，如前所述，国民党的力量业已削弱，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声望。在他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则较它过去任何时候为强大，且已控有华北的大部分。由于国民党不对的无能，这点后来可悲地表现出来，也许只有美国的军力才可以逐走共产党。美国人民显然不会允许在1945年或以后让我们的军队负担如此巨大的义务的。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途。这这条途径上，我们面对实际情况，企图协助安排一个即可避免内战又可保持甚至增加国民政府势力的临时办法。
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同样坦率地承认：“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很少有选择余地。”他写道：“抗日战争胜利了，但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而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不能对这种局势简单地不加过问；但是将无限制的物资和大量美国军队投入中国去，同样是行不通的，因为美国人民是永不会赞成这样一种计划的。”1945年10月间，他和国务卿贝尔纳斯同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原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并且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是我们却不能卷入中国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
“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是我们却不能卷入中国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底线交代得十分明白了。这是他们深思熟虑地权衡了多方面利弊得失后得出的结论，并且是由美国总统出来所做的权威性结论，虽然他们对外宣示时并不肯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11月27日，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参加的一次内阁官员会议上说：“海军陆战队必须留驻中国。”“我们必须准备好把其他国民党军队运到北方并支援他们。”“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断断续续进行的努力——在蒋介石领导下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把共产党地区和部队包括在内，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国家和中国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对于蒋介石用军事办法统一中国特别是统一满洲的能力表示怀疑）。”他所说的和杜鲁门是同一个意思，当然这仍是在美国高层内部说的。 - 8月22日，魏德迈向国府委员、各部部长等约四十名政府要人发表讲话，蒋介石夫妇也参加了。魏德迈在讲话中倒是比较“坦白”地讲了他的“观感和估计”，共谈了税收、军事、征兵、军民之间的关系、政府组织、贪污、国家财产资源、刑罚和秘密警察、中国经济的恢复振兴、结论等十个问题，毫不客气地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提出尖锐的指责。他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不能用武力击败。”“因为军官士兵的骄横粗暴，人民已有憎恨与不信任之感。他们任意偷窃掠夺，他们普遍以征服者的态度对待人民。”“由各方听到关于政府中大小官吏以及普遍于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贪污行为的报告。……某些富豪家庭，他们之中有些亲戚在政府中占有高的地位，却是大量地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引用私人甚为普遍。根据我的调查，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吏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秘密警察遍地横行……人民失踪，学生被捕入狱，没有审讯也没有判决。这种性质的行动不能使政府获得人民支援，只得到相反的。人人在一种恐惧心情中生活着，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他在讲话中还谈到“中国官场一般败坏的征象”和“委员长干涉到政府各阶层”。
魏德迈的这篇讲话，完全违背蒋介石望他“不要过于指责政府”的真实心态，在国民党政府高层人士中引起巨大震动，觉得蒙受了极大地羞辱。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人的反映也是不寻常的。一位外宾在公开场合对他们进行批评，是违背他们做人讲体面的原则的。如果是在一个范围很小、谈话知心的圈子内这么做，那倒未尝不可。但是，在一个人员庞杂、而后又会把事情张扬出去的集会上这么说，那就不合适了。一位有身份的儒家老先生事后简直为之哭了起来。”司徒雷登所说的那个“老先生”，据他当时给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指的是同蒋介石有着特殊关系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魏德迈同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有过长期的密切关系，一向主张积极援蒋反共，为什么这时要公开地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其实他还是出于一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希望国民党政府在面临绝境时能有所反省，做一些改革，以闯出一条生路来。一位学者做了很中肯的分析：“根据所调查到的情况，魏德迈的方针是对蒋‘输血’和‘鞭策’并用。他自认为有双重任务：‘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证明美国援助不会白费；说服华盛顿，这一援助一定得给。’但是对后一点，他奉命在中国不能作出承诺，只要回华盛顿去谈。于是在中国期间，他主要在前一点上下功夫。”“当然，蒋介石集团最大的不快还是在于魏德迈并没有立即允诺给予大量援助。由于魏德迈必须遵守在华期间不做承诺的命令，国民党方面也就无从知道他已下决心回美国向政府建议给予积极援助。魏德迈本人后来说，他原以为他回国不久，他的报告就会发表，才决定在华期间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早知道他的报告会被马歇尔压下，他就不会这样做了。总之，魏氏原来打算先打棍子再给糖吃，而打了一通棍子之后，糖却不能马上到口，致使国民党大为失望。” - 鲁西南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羊山集。这是国民党右路援军一字长蛇阵的蛇尾。“羊山集，是一个一千多户人家的大镇。镇北有山，状如卧羊，头东尾西，长约四里，故曰羊山，羊山集亦亦此得名。由于地形险恶，敌人工事又较完备，加以连日大雨，镇子东、西、南三面都为积水所环绕无法接近。”驻在这里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属于陈诚的基本部队，装备优良，营连干部都是军校毕业生，军事素质比较好。“中将师长宋瑞珂是黄埔军校第三起的学生，在陆大将官班也学习过。宋比较精明能干，在国民党部队的将领中算是出色的人物。1946年6月，国民党部队在大别山围攻我李先念部队时，宋瑞珂率部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蒋介石在日记中也称赞说：“瑞珂实为我军优秀杰出之将领。”因此，羊山集战役比起鲁西南其他战役来说，要艰苦得多。
- 第二，大别山地区虽是十年内战时的老根据地，但当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撤出该地区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极端残酷的摧残和报复，积极分子和红军家属大批遭受屠杀，还乡地主进行反攻倒算，给根据地人民留下极为惨痛的回忆。不少人仍存在恐惧心理。抗战时期，桂系部队又长期在大别山区活动，当地土豪劣绅的势力盘根错节。解放军初到，当地保甲、特务势力仍在暗地里威胁和控制群众。他们胁迫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使刘邓部队吃不上饭，找不到带路的向导，立足生存都遇到严重困难。许多群众对刘邓大军这一次能不能站住脚还有怀疑，生怕解放军一旦撤出，他们又会受到国民党军队和土豪劣绅的残酷报复，还有不少顾虑，不敢过分地接近解放军。这是发动群众的严重障碍。
- 大别山绵亘在鄂、豫、皖三省边界，平均海拔一千米左右，是淮河和长江的分水岭。它的北麓，山势陡峭，不易攀登；南麓山势平缓，通路较多，部队较易运动；中部都是崇岭深谷，人烟稀少，近似不毛之地。拿人口来说，这个地区周围二十八个县，居民一千一百八十多万人。其中南部人口较密，平均每平方公里一百三十至二百六十人；北部次之，约六十五至一百三十人；中部人最稀少。大别山区的物产较华北富足，各县大多生产大米，也生产一部分小麦、大麦和高粱。
-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时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且做了说明：“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到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宣言》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公开地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可见局势比7月间的小河会议时又已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另两支大军又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它的左右两翼相继南下：陈赓、谢富治集团八万多人从晋南出发，强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十八万人从山东向西南推进，跨过陇海铁路，在豫皖苏地区展开。这样，三路大军相互呼应，互为犄角，在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摆开了一个倒过来的“品”字形阵势，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 大家都知道，匪军在关内有三个重要的根据地。即（一）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二）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三）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蒋介石10月6日在北平军事会议上讲道）
- 胶东解放区的地位确实十分重要。这里人口稠密，经济富饶，是华东野战军后方机关、医院、军工厂的集中地，是军需供应的重要基地。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条件好；又同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交通便捷，可以保持同东北解放区的密切联系。因此，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华东野战军必将全力守御的地区。这里又是地处渤海和黄海之滨的牛角形半岛，北、东、南三面临海，如果西面的退路被国民党重兵堵塞，解放军便难有机动回旋的余地，因此是寻求同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的好场所。
- 平汉路战役，是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进入中原战场后的首次战役协同作战，斩断了国民党军事运输大动脉平汉路南段，夺取了国民党的屯兵基地许昌、漯河、驻马店等重要城镇，并再次破击了陇海路，孤立了国民党河南省府开封，严重威胁国民党战略指挥中心郑州，打乱了国民党在中原的军事部署，使国民党军围攻大别山的计划未能实现。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陈谢集团和刘邓野战军各一部于十二月底在确山地区会合。至此，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刘邓野战军鄂豫皖根据地，同西线兵团豫皖苏根据地、陈谢集团豫陕鄂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胜利完成了挺近中原的战略任务。
- 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土地改革运动的经验，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公布这个大纲。这是国内局势发展中一件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大事。
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生活极端贫苦。可是，由于他们是落后的小生产者，十分分散，很难形成规模巨大的一致行动，被看作“沉默的多数”。一旦有人能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正确主张，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
国民党当局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失尽了人心。而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一个根本原因是得到解放区民众的全力支持。它的关键，又在于坚决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全面内战爆发时，解放区的面积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解放区民众的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受地主阶级残酷的地租剥削，最强烈的愿望是能做自己土地的主人。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创造的重要前提。 - 9月13日，历时两个月的全国土地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后宣告闭幕。这个《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后，在10月10日颁布实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旗帜鲜明地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整个土地制度改革的总纲。根据这个根本要求，《大纲》具体规定：“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对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体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后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大纲》还规定农民享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主权利。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的基本纲领，公开树立起消灭封建制度的大旗。在它公布后，经过层层发动，到11月、12月间，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是一场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变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农业国家，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很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大多数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绝大多数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只有很少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严重状况，是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压迫、贫困及落后的根源，是中国的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土地改革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不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也没有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可言。在中国，不存在别的代表农民的政党。许多政党和它们的代表人物，或者根本不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甚至依赖乡村的豪绅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或者只是在讲话或文章中说了一些空话。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坚决地、脚踏实地地在乡村中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向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猛烈开火，把它从根铲除。这是任何其他政党和人士没有做到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奥秘所在。 - 曾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取得胜利，完全由于国民党腐败和无能，使自己完全陷于孤立。这话只说对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共产党不能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共产党的政策犯错误，确实仍会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在胜利行将到来的时候，能不被胜利冲昏头脑，而发出这样清醒的中肯的警告，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 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中国土地法大纲》后半个多月，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告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随机，对各地民盟成员加紧迫害。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这就把国民党政府残留的一点“民主”外衣也完全撕去，结果只能使它自己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
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有国民党统治区有着爱国民主思想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所组成，包括许多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的教授、学者、文化人。它成立于1941年3月中旬，最初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员来自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注：即现在的农工民主党）、职业教育家、乡村建设派，半个月后又增加了救国会，号称“三党三派”。
“民盟从成立的时候，就自认是个中间派的政治集团。”所谓“中间派的政治集团”，指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处于中间地位的各个政治集团。它成立的时候，正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这件事震动了全国人民。当时重庆的民主人士和在野党派的领袖，就奔走相告，认为在抗战时期两大党的武力冲突是国家极大不幸的事情。这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于是在重庆的一些党派的领袖和一些民主人士就商议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间派的集团，以调解国共两党的冲突，结果就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它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两党团结抗战。”梁漱溟也说到过他们发起成立这个组织时的想法：“因为想来想去，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所谓加强组织，从内部说，要矫正散漫无中心之弊；从外面说，不畏强梁，挺起身来，代表民众说话，并见出真是无所偏倚的精神。” - 抗日真正的胜利，使中国民主同盟面对一个新局面，同样要回答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1945年10月11日至16日，民盟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被追认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次中国民主同盟召集临时代表大会的目的，就在研讨怎样把握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责任。”当前中国需要怎样的民主制度呢？报告中勾画出一副他们设想的蓝图：
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我们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在我们所需要为中国树立的民主制度上，我们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成见，我们亦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成见。我们对别人已经试验过的制度，都愿平心静气的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以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
在民主制度的运用上，我们又坦白的承认英美的议会制度亦有了相当良好的成绩，是我们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宝贵的参考材料。有了这种议会机构，人们就能决定政府的决策，管理政府的决策，管理政府的财政，监督政府的行动。换句话说，有了这种机构，人民才能行使主人的权力，真正做国家政府的主人。
我们亦不忽视，更不否认，英美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也有他们的缺点。但那些缺点，却不是那制度本身发出来的，而在其社会经济制度缺乏调整。在社会上贫富阶级存在，人民间贫富有无的悬殊差别太大，因此，人民那些自由平等权利，在许多方面都落了空，就成了有名无实。调整社会经济制度，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扩展到经济上的自由平等，这就是所谓经济的民主。在这方面，苏联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和苏联将近三十年在这方面的的努力，成绩特别多。苏联三十年来的经验，又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极好的参考材料。
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 - 悼念于子三、抗议国民党政府暴行的活动，是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掀起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新高潮。这次运动并没有提出政治性的口号，只是举行种种令人悲痛的悼念活动。但是，国民党政府在口称要“行宪”的情况下，非法逮捕并关押浙江大学的学生自洽会主席，在于子三未经审判而惨死狱中后又做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解释，这就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输了理，使许多原来不很关心政治的学生也被激怒，行动起来，并且博得社会上的广泛同情。这就冲破了前一阶段学生运动相对沉寂的局面，开始了一波紧接一波地向前发展的新局面。卷入到学生运动中来的人越来越多，活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国民党政府再无无法把它压制下去了。
- 12月间，上海学生又展开声势浩大的救饥救寒运动。这年冬天，上海的气候特别寒冷。“进入十二月，气温骤降，街头饿殍冻尸每天数十起。据官方统计数字，上旬四百人，中旬五百人。另据报载，其中有一天，仅一夜之间街头冻死者即达一百八十九人。”这些倒毙街头的尸体，只要外出的人都可以看到。少数慈善团体（如普善山庄等）虽然做了一些救济工作，无异杯水车薪。许多自己陷于贫寒困境的学生，面对这种惨状，自然抱有强烈的同情。
- 豫湘桂大溃退是1944年日本侵略者实行“一号作战”计划后出现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发动这场攻势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另一个是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国空军基地。
这年4月、5月期间，日本华北方面军15万人渡过黄河，在河南发动攻势，迅速占领郑州、洛阳、许昌等重要城市，打通了平汉线。紧接着，他们又集中更大兵力从湖北沿着粤汉铁路大举南下，先后占领长沙、衡阳；再沿湘桂线折向西南，攻陷桂林、柳州、南宁；前锋第十三师团在12月初直达贵州独山，控制了黔桂铁路的末端。
短短八个月内，日军55万兵力侵占了中国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里，有着大片富饶的粮食产地，有着大后方近三分之一的工矿企业。这对整个大后方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广漠的中原与富沃的滨湖，是我们粮食的重要产地。而今呢？这些地方的米麦与杂粮，就不会像过去一样，以征实征借的形式，源源地运入国家的仓库。”“粮食以外，湖南粤北还有若干工矿的资源。特别是湖南，有煤有铁，有锑与锌，还有其他很宝贵的物资。这一带暂时被敌人占领了，则蕴藏在地底的资源，便会被敌滥取，便没法发挥其增强国防的作用。”在这块国土上，居住着六千多万中国人。战火燃及的地方，到处是焚烧、掠夺、流血和死亡，到处是一幅幅惨绝人寰的地域景象。桂林、柳州等七地用来轰炸日本本土的盟国空军基地的36个机场，也被日军先后摧毁。
本来，从1938年日军攻陷武汉和广州后，中国战场上形成相持局面。正面战场上的历次战役虽有胜有负，但大体上仍处在拉锯状态。这种状态已持续了五年多，逐渐被人们习以为常。豫湘桂大溃退像晴天霹雳一样，一下子打破了原有的格局。中国遭受到的失败竟达到如此惨重的地步，整个战局竟会发生如此急速的逆转，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力竟如此脆弱，是一般人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整个大后方为之震动。 - 有人说，一个人的记忆力，往往对年轻时的事比眼前的记得更清楚。
- 记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讲过一个比喻，大意是：如果给你看一百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远景的、近景的、整体的、局部的以至各种细部，你也许仍不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在凯旋门前站五分钟，你就懂得凯旋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