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

与中国皇帝相比，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要知道，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令他的臣民羡慕的不过是可以“毫无节制地吃青豌豆”。路易十四出行时，身边带着“瑞士百人警卫队”，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殊不知隋炀帝杨广每次出门，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三万人。与中国大内的禁严相比，法兰西宫廷秩序简直是玩笑。“应当说，什么人都可以进凡尔赛宫，可以任意在各大套房之间游玩，只是不许云乞丐和僧侣进去。想观看国王用膳的过往平民百姓，只要佩带一把宝剑，臂弯里放一顶帽子就可以进宫，这些道具在王宫看守那里就能够租到。”所以才闹出了一个厨师化装成贵族与法兰西公主在宫廷舞会上跳舞的笑话。
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权力都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绝对、彻底、无所不及。与中国皇帝相比，西方君主们的荣耀其实十分可疑。中国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虚幻的“天”，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而西方的君主头上顶着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教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在11世纪命令道：“所有的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欧洲的君主登基之时，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礼，然后由后者为他戴上王冠。在中国，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伟大导师”，既是凡人，又是“天子”，既管理事务，又垄断意识形态，拥有“教化”百姓的天然权力。在欧洲，国王和皇帝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权力，却无权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和教育是教士们的领地。第二座大山是法律。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而欧洲人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得意洋洋地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第三座大山是贵族的约束。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大的贵族而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儿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颠覆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因此，欧洲的国王权力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如中国皇帝，因此他们自然也远不如中国皇帝那样威风。1199年，理查德一世听说他的一个贵族的城堡里挖出一批古代金器，财政紧张的国王要求获得这份宝藏。然而，在英国，王国却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和这个贵族兵戎相见，不料却命丧敌手。
英国贵族就是这样经常拒绝王国的命令的。“无地王”约翰时期对欧洲大陆垂涎三尺，打算出征法国，然而英格兰骑士却对大陆战争不感兴趣，拒绝从命，约翰也无计可施。
从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中国的专制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统治层面从控制人的身体逐步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越拉越远，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
自秦朝到西汉，丞相入朝时，皇帝会起立欢迎；从东汉至宋初，宰相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宋朝初年之后，宰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座位，但还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说话；而到了明清两朝，不论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须跪着说话了。宫廷礼仪的这种演变，简洁地反映出皇权日盛、臣权日衰的演变过程。
宋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狱的说法；明代以前，中国专制统治虽然严密，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权力管不到的地方。士人们不满朝政，可以挂冠而去，隐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愿当官居然成为被皇帝杀头的理由。及至清代，人们的私人日记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文字狱使得所有大清臣民噤口不言。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每一个近距离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西方人，首先闻到的都是刺鼻的、浸透了中国社会每一个细胞的专制主义气息。那些最早对文化中国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之为人类精神上独一无二的惨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独有的专制和奴役精神，“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孟德斯鸠则说，统治中国的“原则是恐怖”。他用语极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绝望的是，那种推向了极端的判断今天回头看来仍然基本正确：“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的时间、路线，一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精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朝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和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自己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一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皇帝却没有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同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分。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仍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中日甲午战争）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1919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的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位于紫禁城身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于数千年之久，绝非共处同一时代。”（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得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番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年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公元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诉求，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晬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他们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别无选择。
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在康熙初年创立了八卦教。这个教门杂糅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旋律。刘佐臣宣传，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他说自己是孔子转世，也就是宇宙的最后主宰。
这一教门的最大特点是特别善于敛财。它的组织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各地分支机构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的“会费”，说是“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说这些钱是“往西天取金沙费用”。这些会费层层盘剥，层层上交。谁发展的下线多，谁抽的头也多。当然，最大的抽头者是刘佐臣，所有的钱，最有都有一部分会层层汇总到山东刘家。
配合这些敛钱体系，刘佐臣在教门内部推行“儒教专制化”。他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强调分尊卑、明长幼，要求信徒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在教内建立了严格的层级体系，按官位大小，依次分肥。到嘉庆年间，这个教派的层级体系发展完善到与一个王朝相似：“秋仕”相当于秀才，“麦仕”相当于举人，“号官”相当于县官，“法官”相当于知府，教主当然就相当于皇帝，教内成了专制小朝廷。教主到各地视察，有专人打前站，见面时“文武大臣”分列两旁，山呼“万岁”，对“皇帝”之命唯命是从。甚至“皇帝”说自己留下的鼻涕是玉浆，信徒们也抢着吃。
这一教门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世袭的宗教。刘佐臣精明无比，一开始就将这一教门设计成刘氏家族的“吃饭本儿”。他既称自己是孔子转世，又称孔子世世代代在刘家转世下去。因此从康熙初年到嘉庆二十二年间，虽然屡遭政府打击，但他的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六代，历时一个半世纪，几如一个王朝。
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这一教派一直保持地下状态，从不公开活动。它满足于事实上的“小王朝”而绝不对现实秩序发动任何挑战。不但不挑战，它甚至还在地上地下两不耽误。刘佐臣死后，他儿子刘儒汉继续经营，刘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刘儒汉已经不再满足于充当地下“邪教”教首，还想获得现实世界的“功名利禄”。于是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官，花了银子一千七百两，外加一千零四担大米，共合四千六百余两白银，“旋由绢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走马上任去给大清朝服务去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犯案”，“参回原籍”，他一共做了十几年清朝的地方官。
及至乾隆年间，刘家的财富积累得更多。乾隆皇帝打击这个教门，抄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二十七个，共计白银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两，黄金一小锭，二两五钱。此外，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这当然是教徒们的奉献。
在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是将宗教力量运用到极致的一次大型农民起义。洪秀全们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倥偬，但是他们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郑重，“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丈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张德坚这样记载太平天国的“讲道理”仪式：他们在空旷之处搭起高台，宣讲人上台，讲天父上帝生出天王东王来给我们做领导，这是我们多大的福气！我们只要好好干，将来都会享福无穷……宣读了一通革命的好处后，又告诫士兵不得开小差：“切不可凡草变妖逃走。天父曾说，任尔三更逃黑夜，难逃天父眼睁睁。……现立卡房多处，谅尔等难逃，一经捉获，五马分尸，尔等放着天福不享，自寻死路，真是被鬼迷被鬼捉，真下贱矣！”
太平天国领袖们的生活中，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用上太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赞成太监制度，而是太平天国没能拥有这个技术手段。事实上，刚刚进入天京，洪秀全就命人制造太监，但是没能成功。“太平军要为天王制造一批太监，但又缺乏有经验的医生，对割什么，敷什么药，都不了然。于是，将四千（一说三千）多童子兵胡割一通，大多数流血不止而马上死去，少数不久之后也因创口溃烂而死。”（潘旭澜《太平杂说》）对于此事，清代民间的记载说是“贼取十三四幼童六千余人尽行阉割，连肾囊剜去，得活者仅五百余人”。（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官方记载则有向荣在上奏皇帝的奏折中所提到的太平天国“近更阉割幼孩，死者甚众”。（《向荣奏稿·覆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
这一直是太平天国高层生活的一大遗憾，杨秀清对天国社会的这个“不足”一直念念不忘。过了几年，杨秀清“令李俊良主持，再找一大批童子兵阉割，虽没有再像第一次那样大都阉死了，但也还是以失败告终”。（潘旭澜《天平军中的童子兵》）清朝这边的记载是：“癸丑八月，杨逆下令选各馆所掳幼孩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者二百余人阉割之，欲充伪宦官，因不如法，无一生者。杨逆知不可为，又诡称天父下凡指示，再迟三年举行，以掩群下耳目。”（张德坚《贼情汇纂》）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1932年移居美国，1941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纳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106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达西亚战役胜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笼牢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忠心耿耿地跟在他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地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继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程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大业五年（609），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六十里，规划大气，气宇不凡。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阴，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刘善龄《细说隋炀帝》）
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两千里的运河已经将黄河和长江沟通，这是有人类以来没有实现的奇迹，它必将成为全国经济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
朝廷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杨广亲自主持编纂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科举制正式确立，大隋文治成就显赫。
也就在这一年，隋朝大军攻灭西方强国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人有过如此辉煌地功绩，隋朝疆域扩大到极点。（袁刚《隋炀帝传》）
已经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度增长。这一年的统计数字汇报上来，隋朝疆域共有一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四五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八百九十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四千六百两三万人。《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要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要与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贞观之治”做一下对比就可以知道了：贞观时代的田地开垦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贞观十七年（643）的户口不到三百万，还不到大业年间的一半。
从继位起，征服高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乱分子，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坚统治时期，它就曾入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逼靺鞨（读音: mo4he2），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隋朝·列传第四十六》）如果不能制止高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也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其实，在杨坚时代，征讨高丽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之意。”（《隋书·列传第四十》）
杨坚对高丽的征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完成父亲这个遗愿是杨广乐于做的事情，虽然对隋帝国来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迫在眉睫。在文学家、诗人杨广的政治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热爱形式的艺术家特征。迁都与开河是他政治规划中的基础性工程，实行科举制、发展经济、安抚突厥、击败吐谷浑，是他建筑在这个坚固基础上的几间华丽殿宇。而征服高丽，则将成为他“大业金字塔”的塔顶。在所有的隋朝人看来，高丽是箕子所建的“礼仪教化之邦”，晋末才逐渐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坚征服陈朝，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只有高丽归入中国版图，“大一统”才算真正实现。征服高丽，是杨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建立标志性功业的空白之一。因为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完成统一”当然是所有勋章中最耀眼的一块。只有得到了这块勋章，他“千古一帝”的地位才会变得不可动摇。
武德年间，继承了大隋江山的李渊和他的大臣感觉应该给杨广总结一下。他们送给了他“炀”字作为谥号。当初杨广送给陈叔宝这个字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历史会出现这样幽默的巧合。不过李渊他们对于前主人的感情毕竟是复杂的，这一个字无法完全表达。他们从江南离宫的一个套院里找到了杨广的尸体，把他改葬到了扬州雷塘。之所以选择这里，也许是因为杨广修建的大运河（邗沟）正在此处静静流过。长眠在大运河畔，静听河水轻轻拍岸，人们希望奔忙了一生的他能睡得安稳。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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