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巨匠

梁启超的文字被誉为“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钱穆的历史观更被认为是国人安身立命的稳定力量。
斯蒂芬·茨威格（Stefen Zweig）曾说，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之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
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生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二是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三是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宇宙的精神在于追求真理”
“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1917年6月中旬，26岁的胡适登上轮船驶向太平洋，准备回到已经阔别了7年的中国。3月，他曾将这句源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诗，郑重地写在日记中，认为此话“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而这，正是15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从意大利返回祖国时的豪言壮语，同样也被19实际牛津运动领袖纽曼所称道。
9月26日，梁启超剪辫易服，化妆成日本人，在公使馆的掩护下，从塘沽乘日舰，逸出天罗地网，东渡扶桑。夕阳西沉，大海茫茫，梁启超回望渐渐远去的故国，悲切之情呼啸不已，他立下誓言：“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1981年，赵元任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以刘半农的同名诗为词，由赵元任作曲，风靡一时。此诗中出现了“她”字，在刘半农之前，汉字中没有“她”字，此诗不仅对于白话文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让中国的女性在文字上有了一个专有的位置。
留学期间，鲁迅常与许寿裳谈到3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生？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1907、1908年，鲁迅写了一系列长篇文言论文，首次提出了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思考：“首在立人”“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说：“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然而，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与之相反的，毛泽东则评价他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陈独秀曾评价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易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鲁迅曾一再慨叹，“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因而一再主张把英国人斯密斯写的《支那人气质》翻译过来，作为研究自己的参照物。《阿Q正传》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鲁迅通过对“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阿Q性格的刻画，全方位展开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直到晚年，鲁迅在与内山完造的对话中，仍沉痛地指出：“中国人全都得了病，得的是马马虎虎的病。”然而，改造国民性，谈何容易？鲁迅体味最深，不免悲愤地慨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5天后，10月24日，郁达夫写下深情的《怀鲁迅》：“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严复“四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惊天下，他的呐喊，犹如晴天霹雳，震惊朝野而唤醒世人。一时间，原本无甚功名的严复，俨然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精神导师，举国敬重。梁启超曾说：“天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当时，来华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遍访维新人士，“眉目之间有英爽之气”的严复留给他的印象最深，内藤称其为“此地方第一流人物”。
严复无疑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其中，“逻辑”“数学”“乌托邦”等词，便是“严译”带给世人的。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沿传至今。蔡元培曾说，严复“在那时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
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顾维钧）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欣然为之作序，竟下笔不能自休，写了五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觉得“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一时传为民国学术界的佳话。
1937年初，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秘密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陕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奔波万里。而后接受蒋介石的委托，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间，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一册《国防论》，全书洋洋10万言。当时正值抗战前夜，敌强我弱，国民党内恐日心理相当严重，蒋百里却在卷首饱含神情地写下：“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在《国防论》这本书里，蒋百里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
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此著作一经出版，立即轰动一时，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8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蒋百里的学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冯玉祥是蒋百里的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时，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他对蒋百里的推崇可见一斑。《国防论》的影响还远及海外，“二战”期间，名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其中的论断来阐述战局。
于右任写得一笔好书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与郑孝胥齐名，有“北于南郑”之称。早年的时候，于右任擅行楷，并将篆、隶、草法融为一体，独辟蹊径；中年后，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最终自成一家。于右任被书界誉为“旷代草圣”，在国民党元老中，他的草书与胡汉民的隶书、吴稚晖的篆书、谭延闿的楷书并称为“书法四珍”。
1946年5月，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后由闻一多篆刻，罗用书丹，故其被称为“三绝碑”。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被公认为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比肩，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
他（冯友兰）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
金克木，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
张申府曾经提出，“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
1920年，《台湾通史》上、中册在台北相继出版，次年，下册也随之付梓。此书一出，全岛风行，不仅结束了“台湾三百年无史”的历史，也使日本侵略者大惊。日本侵占台湾之后，为了了解和治理台湾，早就想编写一部台湾历史，并在总督府下设置了专门机构，但因为作之不易，积久不能成事。连横之书一出，日本人立即为其才学倾倒。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根台湾，心怀大陆”的连横努力发扬中华文化，著有《台湾通史》和《大陆诗草》等，并整理了《台湾通史》一书，声名远播，被誉为“台湾文化第一人”。他也成为台湾史学上最受争议的人物，台大历史系吴密察教授曾说：“如果用所谓史学的错误去挑他的话，书中的每一页都有错。他不只是有错，还造假，如《告荷兰首将书》就是他假借郑成功的名义写的。但问题是，《台湾通史》是一套要发扬种姓的、试图帮台湾形成论述的书，因而不能把它当作考证书来看，而要把当作思想书来看。”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与梁漱溟有过十余次长谈，他称梁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为民众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实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自20世纪20年代起，林语堂与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实践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而林语堂本人也被称为“幽默大师”。
第一个将“humor”译成中文的是王国维，翻译为“欧穆亚”。林语堂把“humor”译为“幽默”，当时许多文化名人持有异议。翻译家李青崖主张译为“语妙”；语言学家陈望道拟将其译成“油滑”；语言学家唐栩侯又将其译作“谐穆”，认为一“谐”一“穆”构成“humor”整体。最终，林语堂的翻译方法被世人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林语堂曾兴致勃勃地描述过心目中“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人。
林语堂嗜烟，据说，广为流传的“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正是他说的。他把夫人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看成是婚姻美满的标准。
马一浮、与梁漱溟、熊十力被合称为“现代三圣”。
马一浮认为，要在中国传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振兴。1904年5月6日，马一浮结束在美国历时302天的学习、工作，回到了祖国，也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带了回去，成为将其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1949年，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他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抱负，曾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
新亚之名，即为钱穆提倡“新亚洲”的志愿，以此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之后，崇基、新亚、联合3家书院合并时，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的名称，这便是现今的香港中文大学。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王国维曾评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在于“示人以解脱之道”，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因此，他认为《红楼梦》里真正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只有惜春、紫鹃和宝玉三人。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3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议，同声叹服。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世界学术领域，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金岳霖回忆，有一天他去陈寅恪那里，有一个学生前来询问一个材料。陈寅恪告诉来者，可去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陈寅恪的记忆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玩完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开始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青年学生来到这个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黎东方，被誉为“现代东方朔”“中国之汤因比”和“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
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考古学家，被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徐志摩曾评价这位昔日的同窗好友：“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他最得意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道：“他是我的导师、批判者、模范样板和学术良心。先生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作为家长，他率先为考学人类学的大家族创建了一个优良的传统，这一传统通过师生关系，正一代代地传下去。”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隔海相望殷墟，心中自然别有一番滋味。1977年，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足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1979年8月1日，就在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这一天，李济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享年83岁。诚如陈寅恪所言，“只要有人在写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就不会亡”，在烽火连天的危难年代，李济用自己的身躯与智慧发掘并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接续了民族的遥远记忆，也维系着文明的鲜活气息。
身处国仇家恨之中的梁思成，曾以“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一个立足于人类而拥抱文化的‘世界主义者’”的立场致信美国军方，希望他们空袭日本时，能够为全人类至少留下奈良和京都这两座古城。后来，日本古建筑学者福山敏男这样评价道：“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梁思成以一己之力阻挡不了拆除的脚步，他无不痛苦地感叹：“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拆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学者谢泳曾在《梁思成百年祭》中写道：“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司马长风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下卷中说：“现代作家中有两个狂人，一是无名氏，另一个就是钱钟书。无名氏狂在志趣，野心太大了，狂得严肃认真；钱钟书狂在才气，汪洋恣肆，酷似庄生。”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还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
当年，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之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突发感慨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悄然西行的钱钟书，惊动了世界，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专门发来唁电。资深文论家王元化亦指出：“钱钟书去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嘉思伯·贝克尔（Jasper Becker）也持类似论调，认为钱钟书之死“标志着五四运动所孕育的一代人的故事的结束”。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作“老乡”。“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认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633人4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行程两万六千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这场长途跋涉与当年的红军长征多有交集，史称“文军长征”。颠沛流离中的浙大科研成果丰硕，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也因此成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文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关于郁达夫，曹聚仁曾有个著名的比喻：“诗人住在历史上是神人，飘飘欲仙的；但住在你家隔壁就是个疯子。”
1914年，章太炎被袁世凯禁在北京龙泉寺，5月23日，他写信给家人，其中有这样一句：“我死后，中国文化也将告终！”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三次，清晨9时一次、下午3时一次、晚上9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听差、厨子唯唯不敢稍忘。章太炎有时还借吃汤圆，悠哉游哉地说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紧接着一口将其吃下，引得大家大笑。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而周作人的文体“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从头再读”。
章太炎反革命，被俞樾骂作“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与俞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听章讲学，对章执弟子之礼，后章依附孙传芳，周亦作《谢本师》与章断绝师生关系。抗战时期，周作人与其学生沈启无反目，沈作《谢本师》与周绝交。
弟子余光中在《梁翁传莎翁》一文中说：“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苏雪林最不能忍受的，是鲁迅对胡适的批判。她一向把胡适视为自己恩师，而鲁迅却时时出来对胡适冷嘲热讽，令她大为不满。这些点点滴滴加在一起，激发了她骨子里的反叛意识，直到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对他展开了激烈的攻击，拉开了“半生‘反鲁’的序幕”，成为“骂鲁第一人”。
如果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1944年5月，《万象》月刊发表了傅雷（笔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成为评论张爱玲小说的奠基之作。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高度评价张爱玲，认为《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出色的中篇小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他5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完成作品不下3000万言，中长篇小说达110部以上，堪称著作等身，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
日本学者矢原谦吉曾说：“张恨水，皖人，而其‘北京气派’似较京人尤甚。”有评论者将老舍和张恨水称作是京味文学的双子星座，他们的作品最具有原汤原汁的北京味。老舍曾说：“恨水兄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头发，但他比谁都写得多，比谁都有资格自称为文人。”
成舍我与曾虚白、马星野并称台湾“新闻界三老兵”。有人把成舍我的办报活动概括为一句话：“世界、民生、立报，成舍我。”更有人称其为“小型报业家”“新闻界怪杰”“民营报业的巨擘”“中国的报王”，不管哪个称呼，都充满敬意与推崇。曹聚仁曾在《文坛五十年》中说，成舍我是“写通讯的能手”，“脱离了政论家的旧窠臼”，知道应该“着笔事实报道”。
同北京大学一道被视作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双子星座”的商务印书馆，此时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攻击。据统计，在此次飞来横祸中商务印书馆损失了约八成资产，共计1630万元以上。
王云五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前后在商务工作了25年，带领商务走向新的出版辉煌。他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后来常被形容为“四百万”：“四”是指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指出版百科全书，“万”即代表《万有文库》。也有论者认为，王云五入主编译所之初，启动一些新项目，耗费了商务印书馆五百万股金的五分之四，固有“四百万”之称。
商务印书馆“规模之大、附属机构之多、经营业务之广，在世界出版业中绝无仅有”。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如同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大学一般，两者一南一北，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叶圣陶曾说：“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而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
“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含有“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
郭沫若曾经称赞说：“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当时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梅贻琦，与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
1954年，张其昀出任台湾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先后主持建立了南海学园，恢复了“中央图书馆”，并设立了台湾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同时，他促成了包括政大、清华、交大等多所大学的复校和新学校的建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着力中小学基础义务教育，基本奠定了台湾的教育格局，也被台湾学界称为“博士之父”。
当记者后来谈起丁肇中的这一段经历，问他有什么秘诀时，他总结了3个字“苦、智、趣”：第一，坚强的意志，刻苦的精神；第二，独立思考，以智取胜；第三，对知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事业心。他曾说：“假如你不能视科学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加入科研行列，免得招致痛苦。”
当时，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Dan A.Kimball）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宁可枪毙了他也不能让他回国。”
早在1915年到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
1934年夏，获得博士学位的吴大猷，应恩师饶毓泰教授之邀，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把“新的、革命性的量子力学”介绍到中国。此时，远在美国疗养的阮冠世，也拖着病体回到了国内。因长途旅行劳累过度，她患了肋膜炎，高烧不退，住进了医院。为了更好地照顾她，吴大猷向病榻上的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同时告诉母亲：“患肺病的女友可能不生育……”\par
母亲惊呆了，泪流满面地阻止他们的婚姻。同时，同事师长都劝大猷要慎重对待婚姻大事。吴大猷深情地说：“她正处在最需要关照的境地，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抛弃她；我要好好照顾她，而结婚，是我今生能够照顾她的唯一方式！”大家都被他的话感动了，母亲也不再阻止他们的结合。1936年9月，8年苦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此后的几十年，吴大猷与阮冠世相濡以沫，在科学征途上并肩前进。1970年，阮冠世凭着超人毅力，以60岁之龄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79年12月，因病辞世。吴大猷悲痛地说：“她的离去，使我失去了73年生命中52年的伴侣。”
吴大猷生前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最应当具备的，局势前人所说的“风骨”。他曾在90寿诞时回忆，自己当年以一介书生劝谏蒋介石不要禁止留学政策，以及后来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是他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对得起这一代与下一代的年轻人”。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振宁-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其中，《孽子》历时5年，于1981年成书，成为华文世界同志小说的扛鼎作品。2003年，《孽子》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进一步引发人们关于同性恋议题的广泛关注，台北也由此成为对同性恋群体最包容的城市之一。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而且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此后，《雷雨》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地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巅峰时期。
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期间，他虽然也创作出《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和《王昭君》等剧，但其艺术魅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多年后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正是在这个时期，程砚秋与“梅派”创始人梅兰芳、“尚派”创始人尚小云、“荀派”创始人荀慧生并称“四大名旦”，名震京城，声播海外。有人评价：梅派讲究“样”，雍容华贵、典雅大方；程派讲究“唱”，深邃曲折、幽咽婉转；尚派讲究“棒”，歌舞并重、昆乱不挡；荀派讲究“浪”，柔美活泼、清新流畅。
他（梅兰芳）曾苦涩地回忆着这几年的沧桑历程：“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般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
梅兰芳上妆后的脸谱及身段，被张大千认为“浑身都是画稿子”。第一次见面时，张大千便对梅兰芳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梅兰芳闻之大惑不解，问他为何自称“小人”？张大千笑答：“你是君子动口，擅长演剧；我是小人动手，只会画画。”说罢，二人开怀大笑，自此结下了很深的友情。
在西方人的眼中，梅兰芳就是京剧的代名词。布莱希特（Bertlot Brecht）曾说，梅兰芳是“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一个幻想”。一时间来华的知名人士及驻华使节和夫人，纷纷到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梅宅拜访。当时在访华的外籍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登长城，观颐和园，访梅宅。”梅兰芳创立的“梅派”艺术，如今已经被公认为代表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布莱希特并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有人以“渡海四家”来赞誉张大千、黄君璧、傅心畲和欧豪年这四位画家。秦孝仪更是将欧豪年与张大千比肩，说两人“以诗、书、画雄视当世。”
他（徐悲鸿）还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1920年，张大千随二哥回到上海，拜师在前清翰林曾熙与李瑞清门下，学习石涛。石涛是明代皇族后裔，国破家亡当了和尚，和八大山人一样，反对清初画坛的守旧习气，提倡“笔墨当随时代”。张大千正是从刻苦临摹石涛入手，开始了他的传奇。他每天坚持作画，若是白天有事出去，晚上一定要补上，不然不会睡觉。那时，他的案头常摆着石涛的《苦瓜时尚画语录》，“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深刻影响着他。
1941年6月，张大千携家眷和门生去敦煌莫高窟取经。莫高窟里面阴冷狭窄，空气窒闷，他每天进去前很精神，出来时便已是蓬头垢面，而张大千一待就是3年，临摹了276张壁画。据女儿张心庆回忆：“在临摹敦煌壁画时，父亲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除了临摹壁画，他还清理流沙，修路开道，登记编号了309洞石窟，是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道：“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

简介

笔记81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