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今天，亚力的国家国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而当时那里仍是联合国的托管地，由澳大利亚治理，但独立的呼声已经很高。
“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亚力之问）
今日世上尚存6000种语言，其中大多数面临消亡的命运，渐渐取代它们的是英语、汉语、俄语，以及最近几百年来使用人数大幅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
我们努力去理解一件事，往往是为了改变某个结果，而不是为了重复或延续恶行。心理学家努力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社会史家了解灭族事件，医生了解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抱着同样的目的。他们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给谋杀、强暴、种族灭绝和疾病辩护。厘清导致这些惨剧与悲剧的因果链之后，才能设法打断这个链条。
荦荦大者
媒体记者最喜欢请作者用一句话来交代一本厚书。本书可以这么交代：“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
人类历史上，文字独立发明过几次而已，而且是在最早发展处食物生产手段的地区。其他社会要么从那几个中心直接采借文字，要么受到那些文字系统的启发而发展处自己的文字。
食物生产除了支持文士和发明家，还供养了政治人（第14章）。过着迁徙生活的狩猎—采集游群的成员相当平等，他们的政治领域限于游群的领地，以及与邻近游群合纵连横的关系。在人口稠密、定居的农牧社会中，则出现了首领、国王和官僚。这种层级体制不但是治理广土民众所需，也是维持常备军队、派遣探险舰队和发动征服战争的前提。
法国西南拉斯科洞穴（Lascaux Cave）
就这样，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这个环境极为多样的群岛上布满了住民。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族群，源于同一个祖先，接受同一种文化的熏陶，语言、技术、作物和家畜也大同小异。因此，波利尼西亚的历史可以视为一种帮助我们研究人类适应过程的自然实验，而其他地区的人类定居，往往由一拨又一拨彼此无关的拓殖者分批完成，会造成很多影响我们研究的复杂状况。
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变迁发生在新大陆，亦即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消长：欧洲人大举在美洲殖民，美洲土著在其征服之下，数目大为减少，大部分的族群甚至完全消失。
到了18世纪，枪炮已经取代刀剑，成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土著与其他族群的利器。例如，1808年，枪法很准的英国海员查理·萨维奇（Charlie Savage）带着滑膛枪来到斐济，单枪匹马就足以让整个斐济俯首臣称。此人热爱探险，曾划着独木舟到斐济一个名叫卡沙孚（Kasavu）的村落，远从篱笆外向村内没有防御能力的村民射击。血流成河，死者众多，幸存的村民躲在堆成小山的尸首后面才逃过一劫。靠枪支击溃没有枪支的土著，这样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
在阿塔瓦尔帕之后成为印加皇帝的曼科（Manco），其麾下最骁勇善战的是尤潘基（Quizo Yupanqui）。1536年，尤潘基率军在利马发动突袭攻打西班牙人，然而对方只派出两支西班牙骑兵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尤潘基和手下的将领都被杀，全军覆没。另一支26名骑兵组成的队伍则在库斯科击败了曼科亲率的精锐。
对战争的转型颇有影响力的马匹开始变成家畜，是在公元前4000年黑海北面的大草原。有了马匹，人类便可日行千里、发动突袭，在敌人得以形成更强大的队伍前即逃之夭夭。在20世纪初之前的6000年中，马匹一直在军事上发挥作用，卡哈马卡一役就体现了马匹的这种作用，这种现象各大洲都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骑兵才失去了军事优势。若我们考虑到西班牙人的种种优势，除了马匹，还有钢铁武器、甲胄等，要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步兵实在是轻而易举。因此，他们的所向披靡，以寡击众，并不足为奇。
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出现这个事件，正可凸显世界史的一个重要因素：较有免疫力的入侵族群把传染病带给其他没有免疫力的族群。天花、麻疹、流感、斑疹伤寒、腺鼠疫等已在欧洲蔓延的传染病，反倒成了欧洲人征服世界各地族群的助力。例如，西班牙殖民者于1520年首度入侵阿兹特克失利，却意外引发天花的流行，在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II）之后称帝没多久的奎特拉瓦克（Cuitláhuac）因之一命呜呼。疾病在美洲部落传播的速度比欧洲人的脚步更快，前哥伦布时代约95%的美洲土著因之丧生。人口最多且最有组织的美洲土著社会——密西西比酋邦在1492年和17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末之间因传染病而消亡，而那时欧洲人还没能来到密西西比河落脚。欧洲人摧毁南非桑人（San people），1713年暴发的天花是最重要的一步。英国人于1788年开始在悉尼殖民，令大量澳大利亚土著丧生的传染病随之而来。传染病在1806年横扫斐济的事件则有详尽的文献记载，带有传染病的是几名在“阿尔戈号”（Argo）触礁后挣扎上岸的欧洲船员。其它太平洋上的岛屿，如汤加、夏威夷等，也无法自外于这样的历史。
碳是建构生物的基本元素，自然界中含有少量放射性碳14原子，这种原子会衰变成没有放射性的氮14.宇宙射线在大气中会不断制造放射性的碳14原子。植物吸收大气中的碳，而已知碳14和更常见的碳12之间有基本固定的比例。食草动物吃植物，食肉动物吃食草动物，沿着食物链，所有生物体内的碳元素中，都含有固定比例的放射性碳14原子。生物死亡后，就不再从外界吸收碳元素，体内已有的放射性14原子仍继续衰变，半衰期约5700年，生物死后大约4万年，其体内碳14的量就低到难以测量，或者难以和晚近时期混入的少量含碳14的遗存分辨了。考古遗址中遗存的年代，可以通过测量遗存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来估算。
简言之，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各地区的进度差距很大。在那些核心地区的四周，有些狩猎—采集族群掌握了生产食物的技能，还有一些地区，原本的族群则被来自核心地区的农民连根拔起并取而代之，这些农民是征服者，他们征服各地的时间也很不一致。最后，有些族群虽然生活在生态条件最好的地区，但是既没有在史前时代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也没有从外地采借过这样的手段，千百年来他们一直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直到现代世界将他们抛弃。在食物生产方面取得先机的族群，在迈向枪炮、病菌和钢铁的路途上，领先群雄。其结果就是历史上一连串“有”与“无”的冲突。
植物的果实越香甜，就越为动物所青睐，种子因而得以传播出去，但果实里的种子味道欠佳，不然就会被动物嚼得粉碎，永远不能发芽了。
在古代，还有许多植物受到青睐是因为其果实或种子含油。在地中海世界，最早训话的果树之一是橄榄，时间约在公元前4000年，为的就是橄榄油。人类种植的橄榄不但果实大，而且比野生橄榄的油更多。古代农民选择芝麻、芥末、罂粟和亚麻，都是为了种子油，现代的科学家则试图从向日葵、红花和棉花得到更多的油。
亚麻一直是欧洲最主要的织物，工业革命后才被棉花及合成纤维取代。
野生小麦和大麦的种子并没有包裹在会爆开的豆荚中，而是长在麦秆的顶端，麦秆脱落后，种子才能落到地上发芽。某个基因的突变会使麦秆不在脱落。在野生的环境中，这种基因突变可以说是麦子的终结者，因为种子无法脱粒，则不能发芽、生根。人类却可以轻松采收这些还在麦秆上没有脱粒的种子，然后带回家。农民把这些突变的种子拿来种，子代一样随人收个、播种，而原本正常、没有突变的种子则落到地上，难以落到人类手里。因此，农民倒转了天择的方向：从前成功传递下来的优质基因反倒成为劣质，而劣质基因却摇身一变成为优质基因。1万多年前，农民无意识地选择了麦秆不会脱落的小麦和大麦，这可能是人类”改良“植物的第一步。这种变化标志着农业在肥沃新月地带的兴起。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绝大多数的野生植物用处不大，原因很明显：大多数是木本植物，没有可供食用的果实，也没有可食的叶子和块根。在20万种野生植物中，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多少得到了驯化的则只有几百种。而这几百种大多不是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怎么可能伟大到成为文明兴起之因？其实，现代世界作物年产量的80%是由十几种植物贡献的。这十几种“重量级”的作物如下：谷物有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豆类有黄豆，块根或块茎类为马铃薯、木薯、甘薯，糖分的来源则是甘蔗、甜菜，水果如香蕉。这些谷物厥功至伟，提供了全世界人口所需卡路里的一半。世界主要作物说来寥寥无几，几千年前都已驯化完毕。难怪世界上很多地区没有具潜力的野生植物。就连身在现代的我们，若想驯化出一种新品种的主要作物，也办不到——有用的野生植物古人早就探索遍了，他们也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肥沃新月地带首批驯化的8种作物都是自花传粉的。其中，野生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和大麦这三种的蛋白质含量很高，为8%~14%，相形之下，东亚的首要作物稻米和新大陆的玉米则蛋白质含量很少，营养问题比较严重。
新几内亚高地的儿童肚皮无不鼓胀，这就是吃得多再加上蛋白质缺乏的后果。
以上三个对照地区皆有食物生产业的发生，然成绩互见高下：肥沃新月地带登峰造极，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则乏善可陈。肥沃新月地带野生动植物的驯养可谓轻而易举，不但驯化了很多物种，其中品种多产而优良者比比皆是，而且种类繁多。结果得以发展出精密的粮食生产业，促使人口更加稠密，进而迈入有先进技术和复杂政治组织的现代世界，同时携带可以消灭其它族群的传染病。
肥沃新月地带、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差异可远溯当地可供驯养的野生动植物，而无关乎当地族群。我们可以看到，若从外地传入更有价值的作物（如甘薯传入新几内亚，墨西哥三大作物引进美国东部），当地族群就会立刻抓住机会，广为栽培，进行更密集的农作，人口随之激增。引申开来，我认为那些本土从未发展出食物生产业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和西欧等地，适合驯化的动植物要比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更少。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至少发展了一点粮食生产业。本章提到布卢姆勒对全世界野草种子的研究，下一章即将讨论全世界的大型哺乳动物，两种调查都表明，在食物生产业没有出现或发展有限的地区，可供驯养的家畜和谷物野生始祖也少得可怜。
由于食物生产业的兴起涉及食物生产和狩猎—采集生活形态的竞争，我们不免会想，一些地区的食物生产业发展迟缓或等于零，会不会是因为自然资源异常丰富，靠狩猎—采集即可过活，而不是因为可驯化的物种少？事实上，在大部分食物生产迟缓或是根本没有的地区，狩猎—采集的资源格外贫乏。以澳大利亚和美洲为例（欧亚大陆和非洲则不同），到了冰期结束，大型哺乳动物已告灭绝。对狩猎—采集族群来说，如有食物生产的机会，自是求之不得。在肥沃新月地带，食物生产业面临的竞争反倒更刺激些。因此，一些未能发展出或仅发展出有限的食物生产业，并不能归因于可得的猎物太多。
苹果树可以说是史上最难驯化的果树之一，由于需要以复杂的嫁接法来进行繁殖，在欧亚大陆也是最后才被驯化的主要作物之一。即使是在肥沃新月地带和欧洲也得等到希腊古典时代才有大规模栽种苹果树的证据，而此时距离欧亚大陆食物生产业的滥觞已有8000年。
换言之，驯化就是把野生物种转化为对人类有用的物种。与它们的野生始祖相比，完全驯化了的物种有好几个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是通过两种方法制造出来的：第一，人类只选有用的个体出来繁殖，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有繁殖机会；第二，物种对人择压力做出了演化反应，也就是朝着人类期盼的方向演化。
可见，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的土著族群有数千种，文化各异，并没有什么普遍的文化禁忌阻碍他们驯养动物。
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已基本完成。在那之前，世界上那148种有可能被驯化的大型动物想必已有无数人尝试驯化了，最后驯化成功的只有那些，古人已尽全力，没有漏网之鱼。
相形之下，大多数喜欢独居、有领地意识的动物无法放牧。它们既不容忍同类，也不会将人类当作领袖，而且没有服从高层的本能。有谁见过一群猫（独居、有领地意识的野猫）跟在人类后面，或是被人“放牧”？每一个爱猫的人都知道：猫不像狗那样有服从的本能。在有领地意识的哺乳动物中，人类只驯化了猫和雪貂，因为人类并不想把它们成群养大后作为食物，而是为了用它们捕猎或拿它们当宠物。
为什么肥沃新月地带作物的传播如此神速？部分原因就在于欧亚大陆的东西向大陆轴线，也就是本章开头谈到的情况。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每一天的长度和季节变化相同，也有着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降雨也差不多，生境和生物群落区（biomes）也大同小异。
动物也是，必须去适应某一个维度的气候。人类就是一个典型，南方人无法忍受北方寒冷的冬天、短暂的白天和北方特有的病菌；也有人受不了热带的炎热和疾病。近几个世纪，来自北欧的殖民者偏好同样凉爽的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若到赤道附近的肯尼亚和新几内亚则往凉快的高地跑。欧洲白人到了热带低地就很凄惨，根本抵挡不了一波波疟疾之类热带疾病的侵袭。热带族群对这些疾病则已有抵抗力，习以为常了。
病菌在历史上的角色，最可怕的一个例子，就是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人的征服大业从此开始。西班牙征服者固然手段毒辣，杀人无算，但是他们带来的病菌，杀死的美洲土著数量更惊人。为什么欧洲与美洲之间恶毒病菌的交流会这么不对等？为什么美洲土著身上的病菌没能消灭西班牙入侵者，并传播到欧洲，一举消灭95%的欧洲人口？在欧亚大陆发源的病菌不单在美洲猖狂，还在许多其他地区肆虐。在非洲、亚洲的热带地区，欧洲扩殖者没有像西班牙征服者一样势如破竹，反而难以跨越当地的病菌壁垒。
但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流行病要可怕得多。人类史上最恐怖的流行病是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夺走了2100万人的性命。1346-1352年暴发的黑死病造成欧洲四分之一人口死亡，在某些城市，死亡比例更高达全城的70%。19世纪80年代初，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萨斯喀彻温兴建时，当地的美洲土著因几乎不曾接触白人和从白人社群而来的病菌，每年因肺结核而死的比例高达9%。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西洋北部法罗群岛麻疹流行的过程。1781年，麻疹大举入侵这个孤立的群岛，不久就在群岛上绝迹了，直到1846年，一名感染了麻疹病毒的木匠从丹麦随船而来。短短三个月内，这个群岛上的7782名居民几乎都染上了麻疹，之后，有的死亡，有的康复，麻疹再度绝迹。研究显示，麻疹更有可能在人口总数小于50万的社群中自然绝迹。在人口众多的地区，麻疹较可能从一处传播到另一处，持续流行，当最初流行地的婴儿出生数多到某个程度时，麻疹就可能卷土重来。
法罗群岛麻疹流行的模式，也适用于其他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人口数量是微生物生存发展的一大关键，人口越稠密，越有利于它们的发展。因此，像麻疹这种疾病就是所谓的群聚疾病。
新几内亚库鲁病的绝迹则是由于其他原因。这是一种在食人族间流传的病毒，作用很慢，一旦染上则终生无法痊愈。新几内亚弗雷族的2万条人命都葬送在这种病毒的手里。1959年左右澳大利亚政府接管此地，终止食人肉的行为，也中断了库鲁病的传播链。医学史上多的是现代人从未听闻过的传染病。这些惊悚骇人的恶疾来去无踪。欧洲中古世纪结束不久，有一种恐怖的“英国汗热病”（流行于1485-1552年），18-19世纪的法国也出现“皮卡弟汗症”。这两种以及类似的流行病早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就已消亡，已无法靠现代医学辨识哪种微生物是罪魁祸首了。
原来，19世纪有人未经深思熟虑就把欧洲兔引进澳大利亚，造成澳大利亚“兔满为患”，到了1950年，人们终于想出“以毒攻毒”之法，企图用这种病毒（黏液瘤病毒）来解决兔灾。头一次效果奇佳，染病的兔子死亡率高达99.8%，牧场主人不仅额手称庆。但好景不长，第二年死亡率则降为90%，最后更创下25%的新低。因此，要把这种兔子赶尽杀绝，想必是不可能了。问题出在黏液瘤病毒的诡诈。这种病毒演化完全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人类，更不是为了兔子。演变到后来，杀死的兔子数目越来越少，染病的兔子有更长的存活时间，毒性降低的病毒的下一代就得以传播给更多兔子，更加繁盛，不像上一代，虽然毒性高强，但是一下子就和兔子同归于尽了。
1519年，科尔斯特率领600名西班牙随从登陆墨西哥海岸，企图征服有数百万人的阿兹特克帝国。科尔斯特到了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不久就被逐出城外，“仅”折损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但他又企图杀到海岸，以展现西班牙的武力优势，笑傲那些天真无知的印第安人。然而，科尔特斯再次发动攻击时，印第安人已经学乖了，在每一条巷道严阵以待，准备拼个你死我活。西班牙凭什么本是获胜？答案就是天花。1520年，有个努力在古巴感染了天花后来到墨西哥。结果这场流行病杀死了半个阿兹特克帝国的人，连皇帝奎特拉瓦克也难逃一劫。这种神秘的疾病专挑印第安人而放过了所有的西班牙人，劫后余生者因而信心全无。墨西哥人口本有2000万，到了1618年陡降至160万。
为什么致命群聚流行病不能在美洲兴起？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另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回答：这些病菌是从什么微生物演化来的？欧亚大陆的群聚传染病是从牲口身上来的。欧亚大陆可豢养的牲畜不少，但在美洲被驯化的只有5种：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骆马（或羊驼），安第斯山脉的豚鼠，南美热带地区的疣鼻栖鸭和遍布于全美洲的狗。
然而，病菌并非一面倒地向着欧洲人，做专属他们的爪牙。新大陆虽没有发展出本土的传染病来对付欧洲人，但亚洲热带地区、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确实有准备对付欧洲人的致命病菌：旧大路热带地区的疟疾、东南亚热带地区的祸乱和非洲地区的黄热病，都是赫赫有名的热带杀手、欧洲殖民的障碍。这也可解释为何欧洲人瓜分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要比欧洲人攻占美洲几乎晚了近400年。此外，一旦疟疾和黄热病随着欧洲汽船登陆新大陆，不但使美洲人感染，也在新大陆的热带地区形成殖民的阻碍。法国人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计划就因疟疾和黄热病而流产，最终修成运河的美国人也差点遭遇同样的挫败。
文字和武器、微生物、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一道，成为现代征服战争的利器。
中美洲和古欧亚西方文字的平行发展证实人类普遍都有创造力。虽然苏美尔人和中美洲的语言没有特别的关联，但都有往文字发展的特质。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解决文字系统的问题后，在地球另一端的中美洲印第安人也在公元前600年之前想出了解决之道。
发明的传播方式有很多。一个极端是“蓝本复制”，将蓝本照单全收或略加修改后拿来运用；另一个极端是“理念传播”，学到基本概念后自己再来研发细节。
字母具有准确和简洁的有点，因此风行于世，现代世界大多数地区采用这种文字。
在文字史上有个令人惊叹的实例：1820年左右在美国阿肯色州由切罗基印第安人发展出的音节字母。造出这套字母的奇才叫塞阔雅（Sequoyah）。一开始，塞阔雅注意到白人在纸上做记号，有了这些记号做成的记录，再怎么长的话语都可以重复说出，一字不差。然而，这些记号究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对他来说仍是个谜。那时，他就和他的族人（1820年之前的切罗基人）一样，目不识丁，只会说切罗基语，不会说英语，也看不懂英文字母。塞阔雅是个铁匠，由于顾客欠账，他不得不想出一个办法来记录账款。他先画出每一个顾客的脸，再以大小圆圈和长短线条代表顾客欠他的数目。
1810年左右，塞阔雅决心再接再厉，为切罗基语设计出一套文字。他还是先画圈，后来觉得太复杂了，而且老是画不好，就放弃了。接下来，他开始为每一个词设计一个符号，造了几千个符号还是不够，因此有不满意。
最后，塞阔雅终于茅塞顿开，想到词语不过是一系列语音（正是今天我们所谓的音节）的组合，于是他转向音节，一开始设计出200个音节符号，慢慢地又缩减成85个，大多是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组合。
学校老师给了塞阔雅一本英文拼字书，塞阔雅就以这本书为模板不断练习抄写字母。这些英文字母就成了他造字的符号来源。他的切逻辑音节字母就有二十几个取自英文字母。因为塞阔雅不懂英文字母的意义，只是就用这字母的形体，所以这些字母在塞阔雅的文字系统中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他用英文字母D、R、b、h来代表切罗基音节中的a、e、si、ni，用“4”这个数字符号来表示se这个音节。此外，他也将英文字母改造一番来用，表示yu、sa、na等音节，还自己新发明了一些符号，表示ho、li、nu等音节。塞阔雅设计的音节字母很实用，和切罗基的语音配合得天衣无缝，又易懂易学，语言学家见了，无不赞赏。没过多久，切罗基人的识字率就达到100%，没有文盲，还拥有印刷术，可以印行书报。
切罗基文字就是理念传播的极佳例证。塞阔雅有笔有纸，知道文字系统的理念，知道要用不同的符号，还知道几十个符号的样子，仅此而已。他既看不懂英文，也不会写，不可能从周遭现成的文字系统知道造字的细节或原则。他身处陌生的文字环境，看不懂任何字母，更不知克里特人在3500年前就有音节文字了——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独立创造出了一个音节文字系统。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的谚文和欧甘字母都是理念传播的产物，而不是单独发明出来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社会和其他有文字的社会有密切的接触，这两种文字系统受了哪些外来文字的启发也很明确。相形之下，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系统则是独立的发明，因为周遭还没有文字，没有什么可以启发他们。在文字起源方面，尚存争议的是复活节岛、中国和埃及。
日本人也有这个问题，很多人在说英语时分不清l和r。
这些简略、笨拙又不明确的古代文字，使用者很有限，用途也很有限。若有人想通过文字去了解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想法，必定大失所望。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只是朝廷和庙宇官员账册，极其索然无味。从乌鲁克城发掘出来的最早的“苏美尔档案”，90%的泥板内容都是神职人员记载采买货物、工人配给或农产品分配等事项。直到后来，从语标进步到音标后，苏美尔人才能写一些宣传、神话之类的文章。
早期文字的用途有限是有意为之，人们刻意不去发展更清晰的文字系统。苏美尔人的国王和祭司都希望文字只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由他们来记录课征的绵羊的数目，而不是给大众用来作诗或当作图谋不轨的工具。正如人类学家

枪炮、病菌与钢铁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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