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1983年，同样还是在春天，3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电视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应该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因为前十次的类似会议的会标上还没有“电视”二字。就是这次会议出台了一项对中国电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四级办电视，由此，各级电视台风起云涌。
中国电视的第一轮改革应该以1983年为“元年”，这不仅仅因为前面提到的那次会议改革了电视发展体制，而且改革也体现在了电视节目上。著名的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轰动一时的杂志节目《九州方圆》都是在这一年播出的；历时二十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也创办于这一年。1983年、1993年、2003年，以往的电视改革不仅明显具有发端于春天的“季候特征”，而且还有着十年一轮的“周期特征”。
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对电视的了解是多么肤浅，对电视观众的需求是多么冷漠。十年前，谁都不知道当《东方时空》偶然闯入早间的时候，其实已经一脚踏进了一块富饶的处女地。这块土壤在我国电视界直到今天还是相对安静的，因为大多数电视台目前仍然把目光紧紧地盯着晚间。殊不知国外早已将早间时段称为“战斗的早晨”和“疯狂的早晨”。我曾看过一项资料：美国的晚间电视节目排行榜第一和第三的年收入差别大约是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八百万美元；而早间节目的排行第一和第三的收入差别则是1.5亿美元。如果一家电视台早间节目的收视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意味着增加七千万美元的年广告收入。正因如此，美国几大电视网五十多年来不惜投入重金“逐鹿早间”，可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还有资料显示，在电视发达国家，近年来包括晚间在内的电视观众整体上是下降的，而只有造成的观众是增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每天四十五分钟的《东方时空》每年已有近两亿的广告收入，但就整体的中国电视而言，早间节目仍然是有待开发的富饶之地，真正的竞争也许还没有开始呢。
古老的希腊谚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望长城》被业内视为我国第一部运用纪实手段拍摄的电视系列片，当时播出后引起轰动，观众反应热烈，我也被深深地吸引。
人喜欢看真实的、不加修饰的东西，这是天性；观众已经越来越多地要求用自己的眼睛去评判屏幕中所展现的一切，这样的要求没有理由被忽视。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开播于1958年5月1日，当时的呼号还是“北京电视台”。但直到90年代初，第一套节目每天的开播时间都是早8:00。全国人民上班的时候咱的节目也开始上班了。这与一个国家电视台的形象和地位很不相称。
美国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小时播出，ABC（美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早间直播节目都是从早上6:00开始。那时，新上任的杨伟光台长到国外考察了一圈回来之后，备受刺激，他说：“真的不好意思和外国同行说，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居然没有早间节目。”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
目前，圈内人士和学者一致共识：中国电视新一轮的改革发端于中央电视台的早间节目，特别是以《东方时空》的问世为标志。现在看来，之所以在1993年会出现这个带有新闻改革色彩的新栏目不是偶然的。马克思·韦伯的理论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渊源。我们的俗话说得更简洁明白：天时、地利、人和。
白岩松时常讲起自己走进电视台走上银屏的一段故事。白岩松当时是背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悄悄在电视台帮忙，干的是不用抛头露面的策划。有一天制片人时间劝白岩松出镜，白岩松很有顾虑，时间说：“你怕什么，节目早上7:00播出，有谁看你啊？”也是出于对早间节目没人看的放心，白岩松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屏幕——他的成名恰恰证明“早间节目没人看”的错误观点是如此的经不起实践检验。
电视节目要想吸引关注，就得具有这样几个手段：娱乐化、社会化、新闻化。纵观所有成功的栏目和节目，无出其外。
很长时间以来，“拽大词”“高八度”“排比句”串缀起来的新闻稿，成为事件“重大”的一个典型标志，人们从不同的传播工具中听到看到读到的东西，会有惊人相似的语态。这种“高调”的新闻文体被统称为“新华体”。
《东方时空》一亮相，就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能正因为观众从严肃了十多年的屏幕上，看到了民间话语的鲜活、幽默、趣味，口语化的表达既概括精炼，又带着世俗生活的具体语境，让人感到随和、亲近、心领神会。新闻节目中采用这种人际交流的口语化方式，拆除了媒介和观众之间的界线和戒备，使新闻的接受有了人际交流的角色认同和情感互动的愉悦。在我们追求的叙述性的语言中，哪怕是评论性的段落，也要格外注重新闻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注重矛盾的冲突和悬念，注重人物的内心冲突，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真诚地关注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就是新闻的人格化。
人生的魅力在于永存希望，而希望就意味着总是面临很多选择。如何选择在于自己的判断力，而不同的选择往往指向不同的人生际遇。
报道的深度是每一个报道者所追求的，但深度究竟从哪里来？我想，第一来源于事实，第二来源于事实表述过程中的真实感，第三来源于事实背景的建立，或者叫做“对事实关系的建立”。
说来也巧，对“洋河污染”的监督和对“长江河道盖楼”的监督都与水有关，但这两个节目远隔十年。十年间中国电视新闻舆论的力度是逐渐加大的，舆论监督的领域是逐渐延展的。
2001年年底，看到《电视的真相》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Television”（电视）一词的词根来自希腊语，“tele”有“远”和“远处”的意思，而“vision”有“视”和“看”之意。这样理解，Television的原意应为：“从远处看”。由此引申，电话（Telephone）的原意应为“远处的声音”和“从远处听”。
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是北京电视台，创办于1958年。当时的电视传播形态与国际其他电视机构早期的传播形态一样，处于简单原始的“直播时代”。由于录像技术、摄录设备还没有发明和引进，所以除一些新闻片使用胶片拍摄之外，其他电视节目都是直播的。据《中央电视台发展史》记载，中国的电视直播是从电视剧和体育比赛开始的。1958年6月，北京电视台试播一个月后，先后于6月15日直播了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于6月19日直播了“八一”男女篮球队和北京男女篮球队的友谊比赛，后者是中国电视的第一场户外现场直播。
体育比赛离政治较远，所以体育比赛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坚持直播，即使“文革”期间和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体育赛事的直播也基本没有中断。这种体现电视本质和最接近国际化的节目形态，在体育节目中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下来，在四十多年的中国电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新闻节目中，直播不仅没有得到完善和开发，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方式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但据央视资深电视工作者章壮沂和张家成回忆：那时的电视直播叫“实况转播”，直到80年代中期，“实况转播”这个概念才逐渐被“现场直播”所取代。虽然在今天看来，“现场直播”这个概念比“实况转播”更接近国际化，但我认为“实况转播”这个提法在当时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这个概念反映了那个年代对电视功能的理解和使用。在那个时期，从业者对直播的理解只是停留在展示和表现方式的认识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前辈们只是把当时的现场同步展示给观众，而没有现场的报道。章壮沂说，遇到重大事件的直播，有时没有任何电视台自己的声音，只能转播；有时即使有自己的声音，也只是播音员在直播开始之前说：“我们现在开始转播……”之类的一两句开场提示；结束时一般说：“……实况转播就到这里，谢谢收看。”直到90年代初期，在直播两会开幕式时，直播前后的格式仍大致如此，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播音员的新旧交替。
真正把直播作为一种报道手段是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七十二小时直播报道。
经过两次微调，这期《新闻调查》于2002年3月23日21:15在央视一套节目中准时播出，节目播出后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湖南洪湖法院于3月24日通知刘姝威，对她的起诉已经撤销。我无法知道刘姝威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但我相信她一定会想起在最危险和最困难的时期，那位曾到她家寻访的110队长的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2003年年初，刘姝威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突发事件考验着媒体的反应能力，同时也给媒体树立影响带来机会。“事件成就媒体”是人们早已公认的“法则”，其道理很简单，事件突发，由人的社会性产生的“新闻欲”必然促使人们关心事件的来龙去脉，关心个中缘由，以及事件对个人、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人们必然把目光投向他认为最能满足他的“新闻欲”的最好的媒介：谁透露的信息更多，谁报道的事实更有说服力，谁对事件的分析评论更有道理。所以，高度的公众关注度决定，突发事件每次都成为媒体建立权威的最好机遇。因为此时的受众对媒体的“需求值”最大。
我们的新闻界还曾经暗地里流行过一种很有效的“创收”办法：由于企业都害怕舆论监督，而媒体都有舆论进度的职责和权力，于是有人在这上面做起了文章：先是到某个企业去“隐性采访”，拿到企业存在问题的一些证据，或者拿不到证据就找几个消费者表示一些对该企业不利的看法，之后记者并不急于回单位发稿，而是大张旗鼓地请企业主管领导对这些问题予以“核对”和“确认”——给你看看我手里攥着的把柄。这个时候，企业除了唯命是从还能有别的什么选择？一边忍痛把大笔的“赞助费”“合作经费”“采访经费”划过去，一边还要千恩万谢感谢这个记者，感谢这个单位“明事理”“讲义气”，没有把事情闹大。
听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个著名的营养品被一家报纸曝了光，竟然先后收到另外好几家报社发来的信函，声称“为了对消费者负责，我们要对产品的质量问题进一步曝光，但曝光之前要与企业核实一下问题”，要求企业就质量问题予以答复。企业的答复当然是“好说好说”。于是，本来气势汹汹要“曝光”的媒体，在一笔赞助费进账之后，刊发的文章就变成了“重信誉质量唯上，抓质量重塑品牌”之类的吹捧文章。
有偿新闻一度成为新闻界的一个顽疾。
新闻的采制可以看做“产品”的生产，新闻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本身是可以“有价出售”的商品，新闻采制的过程本身是可以买卖的一桩交易。
媒体尊严的建立当然要看是否有令人信服的节目内容，但媒体尊严首先应当是媒体中人的尊严。起步之初我们正处在一个有偿新闻泛滥的年代，所以对我们来说，经济地位的独立是获得尊严的第一步，自立才能自强。而只有强者才能真正保护好那个昂贵的尊严。
有人说，谈话节目最适合电视，因为其成本最低，这话有道理，但却不全面。其实，有些谈话节目在国外并不都是低成本运作的，目前的某些谈话节目可以低成本运作，但品牌的谈话节目，特别是夜间品牌的谈话节目的成本并不低。成本高的原因在于这类谈话节目对于主持人的依赖，而大牌主持人的价格十分昂贵。在美国，年薪最高的主持人是谈话节目主持人而不是新闻和娱乐节目主持人，如温弗莉和拉里·金。这种现象从侧面证明对谈话节目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主持人的表现，主持人的思维和状态直接关系到节目的质量，他的一次性表现使得谈话节目充满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崔永元的退出就意味着《实话实说》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不同的媒体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媒体运用着不用的传播方式，它们运用不同的手段，殊途同归地深入人心。平面媒体在理性深刻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而电视媒体天生的优势则在于首先为观众提供感性的材料，观众可以在这些材料中得到愉悦，也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实现认识的飞跃。所以我们不能用平面媒体的深刻标准来要求电视，电视也不要舍近求远地去盲目追求原属于平面媒体的那种理性深刻，这种追求往往以电视丧失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而告终。
谈话是产生真实感的重要元素。忘记了哪位思想家说过，口语的表达最能接近真理。
被称为“调查性纪录片”的《60分钟》是美国CBS的王牌新闻栏目，自1968年创办至今，三十多年来，收视率和影响力经久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其制片人唐·休伊特提出的“把新闻当故事讲”的理念至今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很长一段时间，《60分钟》以及与其相似的《48小时》《20/20》等作为电视深度报道最高标志的这些经典栏目，经常被中国同行拿来当做范例，20世纪90年代初更是如此。
“东突”的全称是“东突厥斯坦”，是分裂祖国的一个恐怖组织。多数人知道这个组织是因为90年代初，这个组织在新疆策划了一系列公共汽车爆炸事件，但对于这个组织的具体情况了解的人微乎其微。长期以来，“东突”成为讳莫如深的概念，《“东突”揭秘》让观众第一次了解“东突”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从90年代开始他们加紧了分裂祖国的进程，加大了恐怖活动的频率和级别。从节目中观众可以看到这些恐怖分子如何接受本·拉登基地组织的训练，恐怖手段也与国外恐怖组织极为相似，暗杀、爆炸、绑架等等，触目惊心。由于大多数资料都是第一次公布，调查采访深入而权威，其社会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在此之前，这个节目曾放在第四套节目向海外播出，效果良好。无法判断是否与这个节目的播出有关，《“东突”揭秘》在海外播出一个月后，联合国和美国等相继宣布“东突”为恐怖组织，而在几个月前，尤其是在一年前，美国的许多媒体还将中国打击“东突”恐怖犯罪视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认为“东突”的存在是人权、宗教甚至文化差异导致的政治组织。在讨论这个节目的选题时，我曾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反恐，并在那里成为一种军事存在，而我们还不能借此机会将“东突”让国际社会确认为恐怖组织，那将是一种遗憾，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一种损失。
1997年7月5日，参加香港回归报道的“主力部队”返回北京。虽然有鲜花和掌声，但我知道，其中大部分同事与我一样，是带着巨大的遗憾告别香港的。我们的心里很复杂：一方面为能参与这样一次洗雪百年国耻的重大报道并完成了直播任务而自豪；另一方面却为没能达到预期的七十二小时直播效果而懊丧。在此之前，我们虽然不知道一场理想的大型直播报道应该如何操作，但央视香港回归的直播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这其中应该懊悔与自责的那些片段，显然不是用“电视是遗憾的艺术”就可以解释和原谅的。
后来何绍伟才告诉我说，“打合”这个词来源于日语，他在日语中就有“讨论”的意思。他在与日本同行的多次合作中，觉得这个词挺传神，就用上了。
在我看来，澳门直播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从容，是央视政治性直播报道走向成熟的标志。
十几年来，央视所操作的所有新闻类直播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仪式类直播，如“两会”及“十六大”、香港政权交接、国庆五十周年阅兵等活动；二是竞赛类直播，如世界杯、奥运会，以及亚运会中的各种比赛，这类直播都是体育中心操作的；三是探索类直播，如“钱江潮”“抚仙湖水下考古”“老山汉墓考古”等。其实还应该有第四种类型，那就是突发事件类直播，但直到2003年3月之前，这一类直播对央视来说还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此后的伊拉克战争结束了央视没有突发事件大规模直播的历史。
记者的讲述点评着现场的动态，现场的画面印证着记者的观点，互为补充，互相丰富，电视的冲击力由此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说，不善于发现标志性现场、不善于利用现场信息的记者不能算一个优秀的前方记者。标志性现场既考验着前方记者的发现能力，也考量着这个记者的即时表达能力。
水均益在2003年2月初离开北京，第四次前往巴格达。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我与他讨论前方记者的表达问题，我问：“你认为前方记者直播时的表达，是把完成稿烂熟于心背下来，还是只有提纲和关键词，通过现场临时组织语言表达效果更好？”水均益毫不迟疑地回答：“后者、后者，最爽的就是后者。”前方记者的表达应该是口语化的，在这种表达中观众能一眼看出他是在背词儿，还是在把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事实自然地讲述出来，这两种表达的区别传播给观众的直觉是电视是否有交流感和亲切感。有人说：“采用谈话的格式即意味着电视新闻稿是为耳朵而写，而相反，报纸显然是为眼睛而写。”但是报纸是可以重复阅读的，而广播电视却只能听一遍，因此，电视的新闻稿必须写得简单明了，必须用简洁、明快、果断的语句，把思想快速表达出来。
恰好就在我们申请直升机一个月后，长江防洪形势急转直下，中央于8月7日召开了著名的“8·7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做出了“抗洪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的决定；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各新闻媒体均将自己的“优势兵力”派往长江沿线，展开了一场新闻大战；也正是在这一天，丁文华的部下办理完了动用直升机航拍的全部手续，随时准备起飞。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就是因为从荆江段开始，滚滚长江脱离了群山的束缚，进入没有任何自然屏障的广袤平原。
分洪是抗洪的一种方式，所以荆江大堤在修建时就建有二十多个闸门以备分洪使用。分洪区以公安县为主，荆江主动分洪会淹没大半个公安县，但会大大减轻下游大堤的压力。否则一旦溃堤，武汉乃至整个汉江平原就将一片泽国。平时分洪闸的前面有一道子堤挡着，分洪就是炸掉挡水的子堤，开闸向分洪区内泄洪。
20世纪70年代初，两位年轻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历时二十个月的调查，使“水门事件”由小变大，并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这个调查成为新闻报道的经典范例。但这个调查的起因仅仅是两位记者在“水门盗窃案”现场发现了两个疑问：为什么从五个窃贼身上搜出的美元是连号的？为什么警察局还没有发出通知而五个嫌疑人的律师就预先到了现场？就是这两个被其他众多记者忽略的线索使伍德沃德一举成名，尽管那些记者也同在新闻现场。
2003年元月中旬，我打通了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现已七十九岁的夏之平老人的电话。夏老早年间做过播音员，如今声音依然清脆。夏老告诉我：“地震发生在凌晨，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死亡二十多万人。由于场面太惨，上级不让发电视图像消息，但领导们又想看看现场情况究竟如何，所以电视台就派出刘效礼等记者到唐山拍了一些资料，作为内参上报给上级领导。”夏老回忆说，即使后来中央代表团赴灾区慰问和解放军抢险救灾的新闻，也只让报纸发消息，而电视新闻片都已经编好了也不让播发。几十年过去了，提起这段往事，夏老对当时没有发出去的电视报道依然充满惋惜，这也许已经成为一位尽职敬业的老电视工作者心里一段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这样的变化似乎始于2001年夏天。这年的7月17日，广西南丹县大厂镇龙泉矿冶总长所属的拉甲坡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大量涌入的水在瞬间淹没了相邻的七个矿井和正在里面作业的八十一名矿工。这就是震惊全国的“7·17”矿难。之所以震惊全国，不仅在于矿难死亡人数众多，更在于矿主黎东明及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副书记莫壮龙、县长唐毓盛、副县长韦学光等人竟放弃抢救并合伙向上级政府瞒报了这次特大事故。瞒报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些县领导分别接受过矿主黎东明等人的巨额贿赂。
依据另一个标准，突发事件还可以被分为“敏感的突发事件”和“一般性突发事件”。像群体事件、外交事件、疫情等可称为“敏感突发事件”；而一些恶性犯罪和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则可视为“一般性突发事件”。在一般性突发事件中，政府对所控制的消息进行发布应该如何“即时即地原则”和“递进式原则”。“即时即地原则”是指：消息应及时地在实发当地向媒体发布。比如广东省出现的非典型肺炎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恐慌的征兆时，如果能够在广州即时即地发布消息，这样的恐慌就不会蔓延和扩大。而正是在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之后，广州市民的情绪迅速稳定下来。
“递进式原则”是指不要等到将事件完全调查清楚之后再向新闻媒体发布消息，而是在动态过程中发布消息。这两个原则在“千岛湖事件”和”林滴娟事件“的对比中其效果的反差能够看到十分明显。
在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其实是一种相互需求的关系。媒体需要政府提供消息，这些消息是媒体生存的”食粮“；政府则需要媒体传播政府所需要发布内容。而且政府发布消息的”即时即地原则“和”递进式原则“正好符合媒体的传播规律，这就是新闻传播时的时效性和连续性（或称流动性）。
发布和报道是突发事件中正常的政府行为和媒体行为，但对一些极其敏感的突发事件，比如那些涉及国家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控制和约束也是政府和媒体应有的正常行为。”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就禁止美国之音播出本·拉登的讲话，上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也曾严格对媒体封锁消息。俄罗斯的一位安全专家曾说，俄罗斯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理”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第一就是及时封闭现场，同时封锁和过滤消息。据说，在事件期间，曾有两家电视台被关闭。这位专家比喻说：”政府处理敏感的突发事件就应该是’黑箱作业‘。“但他同时强调：也要给”黑箱“留一个孔，也要给媒体以信息，当然这些信息是经过过滤的。他说最可怕的就是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比”走漏消息“更容易失控。因此，政府对此要调控自如，既要控制敏感地区和敏感消息源，比如特种部队的行动方案和营救方法等，同时也要组织消息发布，引导民众。而对媒体来说，也必须有自我约束机制，对突发事件中不利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的消息坚决不发，尽管其从职业角度判断这个消息具有巨大的新闻价值。
晁福寰在接受水均益采访时说：人落到海里，除了鲨鱼袭击和溺水等一些伤害之外，还存在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海水的浸泡。她介绍说，海水水温一般在二十五至二十六度，与人体体温至少有十度的差别，这种情况会使人体热量散失，当人的中心体温降低到二十四度时就会危及生命；体温在三十度时，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人会昏迷，基本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这位专家还告诉水均益，逃生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淡水供给，当然摄入的水分达不到排出的水量时，人体就会处于脱水状态，脱水一旦达到人体重量的15%就会危及生命。飞行员在海上每天将丢失身体水分的2%-3%，按此估计五至八天就会达到15%。宋家慧局长则认为，海上搜救一般是三至四天，这个时间是有科学依据的，根据特殊情况，搜救一个星期就算是较长的时间了。
当时策划这两期节目的目的是要为观众提供足够的知识和事实，让观众自己得出一种判断：王伟已无生还可能。因为当时遍及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海域搜救王伟的行动是人民海军历史上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搜救面积最广的一次海上搜救，它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停止搜救如果没有足够的舆论支持是不负责任的，提供这些基于科学的事实，使其成为观众自己的判断依据，将有助于形成舆论，而这种舆论对政府即将宣布停止搜救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准备。
广播是电视媒体的近亲，这不仅仅是因为二者共同的产生基础都是无线电技术，更重要的是，广播也属于家用媒体，尤其是早期的广播更是如此。
1923年，在电视诞生之前，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经理戴维·萨尔诺夫就曾经设想过一种叫做”radio with pictures“（带图像的收音机）的美妙东西：”……当所有的住所不仅安装上收音装置，而且还配备有反映生活情境的屏幕时，那将多么惬意啊！不妨想象一下你的家庭，全家人坐在舒适的房间里聆听演员对白的同时，还可欣赏他们的动作，他们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那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享受！“仅在十年之后，这位广播公司负责人的想象就变成了现实。家里原来摆放收音机的位置被电视机取代了，电视成为一种家用媒体。广播和电视共同的家用属性，使幼年的电视从成年的广播那里移植了很多节目内容，如谈话节目、娱乐竞猜、情景喜剧、新闻报道等，都是广播节目的电视版。这些节目虽然几经电视改造已看不出多少广播的痕迹，但实际上早期的电视肥皂剧、脱口秀、娱乐竞猜等节目都是广播电视的原班人马在操作的，从主持人到编导都是如此。甚至当美国CBS著名的广播员爱德华·默罗由广播转向电视时，他干脆就把原来的广播节目《现在请听》改成了《现在请看》，其实就是对广播节目家用属性的继承和扩大。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根据双方制定的日程，6月29日克林顿要在北大演讲，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
美国的”牛气“体现在各个方面：在东道国演讲，扩音系统却要由美国白宫办公厅提供并控制。不仅在中国，美国总统在世界各地的演讲都是如此。但美方承诺可以分配给东道国所需要的声音线路。也就是说这场直播的视频信号由中央电视台提供，而声音信号却只能由美方在现场提供。
很多人认为媒体最重要的不是”形态“，而是”内容“，但麦克卢汉却在1946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媒体而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媒体本身，是媒体的形式规定着媒体的内容。“他认为：”传播样式的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感觉，可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
也就是这位天才的学者在三十九年提出了至今令人叹为观止而且感同身受的概念：”地球村“。这个概念诞生于20实际的60年代，那时的交通工具、信息传播和世界一体化规则还远不如现在发达，像通信卫星等许多技术甚至还没有进入人类的想象，但天才与凡人的区别也许就在于此，他们能够在与芸芸众生一样的混沌中透视初露端倪的未来。
我们把一个固定频率中稳定播出的整套节目叫频道，把在频道中每天固定时段播出的节目内容叫栏目。无论对电视还是对观众而言，”频道“和”栏目“这样的概念似乎早已成为毋庸解释的常识，电视台的播出时间提前一周就告知观众了，观众根据各自的爱好，在固定时间选择固定频道，准时收看固定栏目，这种现象被称为电视与观众的”约会关系“。但有谁设想过：电视为什么能够与观众建立这样的稳定关系？”约会“的前提是”我能找得到你“，是什么条件使得观众总能够如愿找到他所期望的节目？换句话说，是什么支撑着电视频道或栏目的稳定运行？”频道“的英文翻译是Channel。Channel在英文中有”河床、水道“之意：固定的河床中流淌着来自固定水源的河水，从不间断，生生不息。那么是什么使得电视这个Channel中流淌着的水能够源源不断？
这种约会关系建立的前提依赖于20世纪一项最重要的科技发明，这项发明就是1959年美国安培公司研制开发的四磁头录像机。这是一项在电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技术发明，这个技术不仅使电视从演播室走向社会，而且使电视的频道化和栏目化成为可能。
早期的电视制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电影的方法把拍摄的胶片通过冲洗之后再经过电子扫描播出；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摄像机直接把信号传送出去。前者不能直接播出，后者不能记录和重播，因此早期的电视台都是每天在一个固定时间播出几个小时的节目。如中国的第一家电视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在1960年以前每星期只播出两三次节目，之后的很长时间虽然每天播出节目，但播出时间每天不超过四个小时，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则只能随时直播。因此早期的电视就像一条干涸的河床，节目不能保证源源不断，大部分时间处于”断流“的状态，那时的电视是不可能实现频道化和栏目化的。
录像机的出现结束了原始直播的一次性问题，节目内容可以被记录、被重播，素材可以被复制重复使用。
通常来说，一个电视频道一般只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图像是首播的，其余部分都是重播、复制或再利用。正是因为有了录像技术，才使电视频道能够连续播出十几个小时，甚至实现了二十四小时连续播出，这才有了频道和栏目，才有了电视与观众的约会机制，观众就像听惯了广播和读惯了报纸一样，也能够在固定的时间找到自己所期待的内容了。
1972年11月开始运作的美国HBO（家庭影院）彻底改变了电视节目与观众的关系，因为HBO结束了观众无偿收看电视的历史。对一向重视收视率的电视台来说，”订户数“变得比”收视率“更为重要。对电视观众来说，只要支付费用就可以有更丰富、更个性化的选择，这就是现在中国电视从业者刚刚开始认知的付费电视。而付费电视的实现必须依赖电视加解扰技术的成熟：要想让观众必须付费才能看到电视，就必须先对播出信号进行加密控制，而观众付费后予以解密，解除控制。所以电视加解扰技术一方面必须使加密具有足够的深度不易破解，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影响图像的质量。这项技术成为有偿和无偿电视的关口，也是电视由大众化时代走向分众和小众化时代的分水岭。与其他电视台只从广告商口袋里掏钱不一样，HBO是先掏用户的口袋、再掏广告商的口袋。一项资料表明，在2001年美国有线电视业四百八十多亿美元的收入中，广告收入是30#多，而付费收入是66.5%。
电视加解扰技术改变的还不仅仅是掏谁口袋的问题，更深层的改变是：只有付费电视才能使频道专业化走向分众和小众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电视盈利模式已经完全摆脱追求收视率的大众化广告盈利模式，这是一个被我国的电视从业者长期忽视的问题，它将成为后文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与其他媒体一样，电视强大的传播效益可以使一个新闻人物一夜之间功成名就，轰动一时。但与其他媒体不同的是，电视在使别人成名的同时，也在制造自己的名流和明星，这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美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父“克朗凯特虽然在主持广播节目时已小有名气，但如果不介入电视，他就不可能成为影响美国政策的人，就不可能使其主持的越战和”水门事件“报道产生广泛的影响。虽然报纸有主笔或撰稿人，广播电台也有主持人，但任何媒体都没有像电视媒体这样依赖主持人。在美国和欧洲，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年薪可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每当新的节目季及主持人聘期到来之前，大牌主持人的任何动态及其背后的争夺战都是媒体的热点新闻。
电视制造了这些明星，反过来又离不开他们，甚至不惜重金维持与他们的契约，或挖别人的墙脚，因为主持人就是影响，就是收视率，电视就是主持人媒体。电视越发达，对主持人的依赖也就越强，尤其是大众化（而不是分众化和小众化）时期的电视更是如此。
横在播音员与支持人之间似乎有一条鸿沟，这就是对采访和评论的控制能力。实践证明，提高这种能力的唯一方法是从做记者开始，这是每个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都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制片人“这个概念就这样被偶然引进了我们的电视新闻栏目中。一年之后我才发现，“制片人”这个概念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电视业中早已被广泛使用了几十年。美国电视机构中有栏目制片人、系列节目制片人、助理制片人、执行制片人、新闻制片人等不同职能的制片人。
有趣的是，我后来知道，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引入“制片人”这个概念也是偶然的。
据说，在电视中第一个使用“制片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CBS《60分钟》制片人唐·休伊特。在创办这个世界著名的电视新闻杂志之前，唐·休伊特负责CBS新闻节目的播出，他发现在导播与编辑之间缺少一个环节，这就是在播出时，应该有一个人来确定播出顺序，这个协调导播与编辑的角色叫什么呢？唐·休伊特搜肠刮肚，最后从好莱坞借用了一个概念，把“制片人”这个称谓引进了电视。
频道专业化目前在我国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一方面从实践者到理论者，一切有识之士都认为频道专业化是电视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却是专业频道不专业。不管决策者如何下定决心走专业化之路，但反过来没有几个频道可以仅靠这个决心的支撑就能专下去。众多频道半途走出了自己的专业追求，正是由于盈利模式的制约：当广告是唯一的盈利手段时，频道经营者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吸引广告，而广告商对于频道的关注绝不会绝不会频道的专业化水准，而是这个频道能拢住多少观众？观众的人数称谓决定广告流向的决定性砝码——正是广告的诱惑使得这些本来决心要“专业”下去的频道最终失去了自我，掉头走向“大众”。
“千台一面”“专业频道不专业”的确是业内，甚至是观众眼中见怪不怪的一种电视现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两千多家电视台在形态上大同小异，数千个电视频道在节目内容上个性少而共性多呢？尽管一些电视台主观上在按专业频道设计，但客观上专业化程度很低，一些电视台甚至名义上是专业频道而实际上是变相的准综合频道。这种趋同性可以从一些电视台所属各频道之间的栏目形态、内容取向、风格定位等诸多特征上一目了然。例如，《南北笑星火辣辣》《真情对对碰》等栏目不是出自湖南卫视频道，而是出自湖南经济频道；又例如，许多电视台都设有财经频道，但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财经频道能与CNN的财经频道（CNN-fn）相比，相差之处不在于内容的采访制作水平，而在于频道结构的栏目设置和内容的对象性。CNN财经频道的观众对象是投资者，而我国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观众对象却大都是消费者和投资者，且以消费者为主，而几乎每个观众都是消费者。这样的观众定位很难使我们的财经频道专业化。目前欧美甚至我国港台等地的电视频道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国家地理”“科学探索”“历史”这样的专业频道我们已经不陌生，美国还有“电视指南频道”“气象频道”“机场频道”等等。
媒体盈利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也就是媒体的两次销售。
媒体的第一次销售是销售载体。如印刷媒体第一次销售的是报纸或杂志本身，它们都有定价；广播电视第一次销售的是频道或节目，它们也都是有价格的。媒体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或观众，也就是发行量或收视率，具体说就是广告。但从历史上看，印刷媒体最先盈利是靠第一次销售，而电视媒体最先盈利是靠第二次销售。在国外，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电子媒体，两次销售都是同时存在，有时是合并使用。
广告收入基本上是与收视率呈正向互动的，而收视率又与大众化密切相关。这就是广告商投放广告要看收视率，收视率的提高必须使节目大众化，而大众化与专业化背道而驰。
这就是我国电视频道不能专业化的根源所在。
在现实生活中，免费往往意味着主动权的被剥夺。
由于在路上浪费了五十多个小时，原本计划对格鲁吉亚的三天访问只能改成一天半。一天半里，只有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我到这里才得知斯大林生于格鲁吉亚，格国目前还保留了一个颇有规模的斯大林纪念馆，纪念馆的旁边停放着斯大林当年乘坐的火车专列。二是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在会见胡占凡副局长时，我看到这位苏联解体前的风云人物已经步履蹒跚，现出老态来。三是格鲁吉亚电视台设备陈旧，有个机房弹痕累累，他们说那是十年前内战时留下的纪念。格鲁吉亚电视台的台长恳请中国能把淘汰的电视台设备援助给他们。
参观格鲁吉亚电视台之后再参观西班牙和葡萄牙电视台，仿佛分别进入了两个世纪。这种差别不仅仅体现在电视设备和技术上，而且体现在理念上。当格鲁吉亚国家电视台还在为广告收入发愁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电视同行们已经在大谈付费电视——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人谈到这个我一直在思考的话题，其收获甚至让我们觉得旅途的艰辛也有所值。
索吉有线电视网是西班牙付费电视的开创引路者，创办于1993年，订户超过二百万。索吉有线与美国CNN合作在西班牙开办了CNN加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CNN+），新闻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西班牙的报道，而国际新闻则主要来自CNN总部的共享系统。我们在西班牙期间正值“威望号”邮轮泄露事件，CNN+播出的内容大都是关于这个事件的直播报道。目前CNN+是西班牙最有影响的电视新闻频道，而且属于付费电视。1997年索吉有线开办了数字卫星直播平台，使付费电视频道由早期的三个频道扩充为五十多个频道。我们参观了这家西班牙国内付费电视最大的业务提供商的总部。西班牙语的CNN+的制作与播出就是在这里，规模不小。据介绍目前其拥有各类制作人员四百多人。
公司另一位负责人说：“根据一项国际惯用的调查方法，只要全国人口中有5%以上的用户对相关频道内容感兴趣，这个频道即使没有广告也可以依赖订户的付费盈利。”
美国涌现出大量的专业化频道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专业频道之所以产生于那个时期是因为有线电视由小镇进入大城市之后在这时具备了大发展的几个前提。一是通信卫星出现后，由卫星发送的信号同时把不同地区的小有线网联成了大的有线网。二是技术上有了巨大突破，可以用一根同轴电缆传送五十套以上的电视节目，使得频道资源迅速增加。三是有线电视得到了经营额外付费电视的政府许可。额外付费电视就是，除有线电视的基本业务付费之外，用户如需要另外的频道服务需要另掏腰包。
但托马斯也告诉我们了一个同样耐人寻味的成功案例。这个成功案例就是专播探险纪录片的“发现频道”。发现频道由亨德理克斯于1984年创办。频道开办初期每况愈下、岌岌可危。但后来在四家有线电视网组成的财团向“发现频道”注资后，奇迹出现了，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盈利模式。这就是：用户的所付费用可以维持“发现频道”的所有运营开支，广告则体现为利润。
数字付费电视模式基本是现在互联网视频会员制的雏形。
在我国一般的电视机构中，电视新闻的流程大致可简化为明显的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采访部门派记者将新闻采访回来并加以制作，编辑部门则将这些新闻编排成可供连续播出的一档新闻节目。矛盾因此产生：编辑部门常说新闻做得不到位、不好用，而采访部门则抱怨编辑部门宁可用其他媒体的新闻也不用自采的“原创新闻”。这样的前后期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我国电视新闻的管理一直沿用着采编分离的体制。如果前期记者和后期编辑是两个平行的组，上级管理部门就叫“新闻部”，如果是两个平行的部，上级管理部门就叫“新闻中心”。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方式是典型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套用，这种模式决定着采访部门和编辑部门之间的关系只能由上一级行政管理者——中心主任来协调，二者之间产生的矛盾也只能由中心主任来裁判和解决。
如果我们把新闻流程（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理解为一个单一的过程，现行的体制要保障播出是没有问题的，但现代的电视新闻理念是不能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记得几年前，江泽民总书记到安徽凤阳小岗村视察，《新闻联播》将其作为头条新闻予以发布。当时凤凰卫视的记者也在现场，而凤凰卫视除了发回新闻外，江泽民离开凤阳这个中国改革的标志性村庄时，他们的记者却留了下來，采访了所有与江泽民见过面的凤阳人，从村委会主任和普通农民，他们谈了当时与江泽民见面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之后不久，这个专题节目就在凤凰播出了，效果很好。正是这个节目之后，《新闻调查》才派出记者赴凤阳做了一个回述式的节目《江总书记在安徽》。但央视《新闻调查》的播出已在江泽民离开安徽一个多月之后了。回头看凤凰这个“得分”的举动，凤凰显然没有将新闻的流程理解为单一的，而明显是理解为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循环过程有时被称为“第二落点”或是“第三落点”。这是我们在新闻运作中一个场景被忽视的问题。
长期以来，这个系统在国内电视机构中难以产生是因为其产生和存在的几个支撑点还不具备，这就是信息资源的占有、足够的新闻敏感和准确的新闻判断。“行业分派制”使大量信息资源垄断在前期记者手中，后期的策划编辑们失去了判断的依据。而长期以来，大量有经验的记者压在前期，后期的大部分人员却是一些从未有过新闻采访经验的年轻人，从而失去了权威的判断能力。正是这种体制和结构上的缺憾，使“智慧之脑”不能后置，从而不能形成“大编辑部”的机制。《现在播报》的实验没能完全走出这个误区，从而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电视新闻运作机制，这是检讨十年时的一个遗憾。
1993年6月发生的“6·24”常州至厦门民航客机被劫事件
2002年5月7日，大连空难发生，这是中国民航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生的第二次空难，举国震惊。《焦点访谈》于5月9日对空难进行了报道，节目最后，在一个茫茫大海的镜头上打出了遇难者名单，这种处理方式在过去时少有的，它体现了《焦点访谈》对新闻的追踪和对人性的关注。
在新闻史上，很多重大的调查报道往往源于知情者提供的线报，如美国著名的“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两个记者的消息就是来源于一个神秘的“线人”。如今，匿名向记者透露丑闻和内幕消息的告密者，通常都被叫做Deep Throat（深喉），而Deep Throat这个叫法据说最早就是从“水门事件”开始的。
当年《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从一个对内请了如指掌的“线人”那里获得信息，将涉及总统的惊天丑闻曝光在世人面前，他们因“水门事件”而闻名全国，获普利策奖。两人在成名之后被其他记者和新闻媒体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水门事件’中的告密者究竟是谁？”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将这个神秘的白宫告密者称为“深喉”，意思是“从事件深处传出的声音”。多年来，虽然媒体和当事人在反复地调查，其中包括当年因“水门事件”而锒铛入狱的尼克松总统前幕僚、当年因在参议院替尼克松作伪证而做了四个多月牢的前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灯，他们花了大量精力查阅档案，走访知情者，试图找出这位“深喉”究竟是谁，但是“谁是深喉”今天仍然是一个悬案。在人们的反复追问下，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透露了这样一些信息：“深喉”是一个男性，现仍建在，并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他们将这个秘密保守了三十多年。他们多次表示：除非当事人同意或去世，否则他们永远不会说出“深喉”的真实身份。保护这些只能在幕后生存的“线人”，成为行业中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
一是零时差，也就是快捷和同步；这是直播的诸多优势中最显而易见的，也是在电视理念上最具冲击力的，它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定义。
1990年，美国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婴儿杰西卡不幸掉入得克萨斯州油井附近一个废弃的矿井里，警察和救助的人赶来时，各家新闻记者也倾巢出动，最快的一家电视台是和警车同时赶到现场的，营救过程的直播也因此是从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开始的。观众记住了掘到地下那条二十多米深的通道，也记住了CBS的丹·拉瑟手拿一把火钳在洞口比比画画的现场报道。整整两天，电视报道的内容都是关于小杰西卡的营救进度，美国人集体对营救故事着了迷。当被困井里达五十八小个时的杰西卡被营救人员丹尼尔抱上地面时，全美国都为之欢欣鼓舞，随后各种各样欢迎的仪式又成为电视直播的另一个现场，丹尼尔一时间成了英雄……“营救杰西卡”作为头条新闻，一连好几天占去了美国电视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新闻报道时间，成为美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也成为营造“媒体事件”的一个经典个案。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简介

笔记7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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