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简介
Full of unforgettable figures and an unrelenting spirit of adventure, Strange Stones is a far-ranging, thought-provoking collection of Peter Hessler’s best reportage—a dazzling display of the powerful storytelling, shrewd cultural insight, and warm sense of humor that are the trademarks of his work.
Over the last decade, as a staff writer for The New Yorker and the author of three books, Peter Hessler has lived in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riting as both native and knowledgeable outsider in these two very different regions. This unusual perspective distinguishes Strange Stones, which showcases Hessler’s unmatched range as a storyteller. “Wild Flavor” invites readers along on a taste test between two rat restaurants in South China. One story profiles Yao Ming, basketball star and China’s most beloved export, another David Spindler, an obsessive and passionate historian of the Great Wall. In “Dr. Don,” Hessler writes movingly about a small-town pharmacist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he serves.
While Hessler’s subjects and locations vary, subtle but deeply important thematic links bind these pieces—the strength of local traditions, the surprising overlap between apparently opposing cultures, and the powerful lessons drawn from individuals who straddle different worlds.
笔记17 条
- 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摆脱个人崇拜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江泽民和胡锦涛身上的平淡无奇也许正是他们最为明显的特征。北戴河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官方便宣布江泽民将卸任三个领导职务。胡锦涛上任后的第一年就废止了在北戴河举行秘密会议的习惯。海滩峰会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当时的领导者个人分量更重，也更多地面临着解职和政变的危险。
- 在1980年代中期，当经济特区爆出一连串走私丑闻时，一些保守的官员立刻把矛头对准了深圳。他们抱怨，对外商投资放松限制导致了腐败的发生和新殖民主义的形成。
这样的担忧终于让政府在城市周围竖起了围墙。这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跟修筑长城是为了牵制外来者一样，深圳的围墙也是为了对市场经济改革有所管控。中国公民进入市区必须经由检查站，并出示身份证和在各自省办理的边境通行证。但1984年完工的这一道围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区内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纷纷迁至围墙的另一侧，以享受廉价的租金和宽松的管理。后来，深圳被分成了两个天地，当地人称之为“关内”和“关外”。围墙外面的卫星城镇迅速崛起，但大都杂乱无序。在这一片廉价的厂房和宿舍区，薪水偏低，工人们主要靠大量的加班来获取收入。每周工作六天是常态，而深圳市内严格执行五天工作制。在围墙的另一面，工伤事故更多，宿舍火灾事故更多。 - 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随之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意义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 1983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纽约市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访问。陈希同在与郭德华（Ed Koch）市长会面期间有了一项重要发现：曼哈顿的司机们一到晚上便会打开车灯。陈希同回国后，规定北京的司机们如法炮制。不知道这位市长在美期间遭遇了什么样的民主理念——他后来因贪腐而锒铛入狱——但至少为交通安全出了一份力。
- 在中国，重复是一切教育的奠基石，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技能都在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授。中国人建造流水线工厂远胜于创新，这就是原因之一。
- 相反，国家体育运动策略的关键在于提前选拔，并集中训练相对具有运动潜能的少数人群。这样额制度在体操和跳水之类群众参与度不高的程序化体育项目上被证明非常有效，但如果说到篮球，那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弱点。美国的社区联盟十分普遍，学校教练非常充足，运动员可以从众多参加者中像金字塔那样层层筛选。以阿伦·艾弗森为例，他凭着超人的热情和创造力一路升至巅峰，可如果阿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人来他的家乡进行选拔，选拔者只会发现他没有父亲，母亲个子矮小，十五岁就生下了他。
- 车门的门框相当于一辆轿车的指纹。
- 中美公司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十分普遍，双方都在琢磨怎么样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存。当我在上海和一家名为亚洲汽车资源的咨询公司的总裁迈克尔·邓恩谈起这事的时候，他说自己不认为奇瑞的低价吸引力能让它成为美国市场上的新品牌。历史上的外来汽车制造厂——以现代汽车为例——在美国消费者面前一亮相就走得步履蹒跚，原因通常是质量低劣。丰田汽车之所以取得成功，全靠它的谨小慎微——这正是底特律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品质。邓恩相信，中国人跟底特律人具有同样的弱点。“中国人跟美国人很相似，”他说道。“都想底线得分，都想来个本垒打。我们很聪明。”
- 法国的巴比松画派肇事于19世纪上半叶，是在枫丹白露森林边作画的画家们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回应。当时的法国艺术家们极力颂扬乡村景色和农业主题。
- 任何人无需离开大陆，便能在温州发现其与传统计划经济想去十万八千里的诸多东西。当地经济的私有化超过百分之九十，失业率非常低（据官方数据，约为百分之一）。在国家没有大规模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当地人自豪地发展着自己的经济，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远近闻名——文化程度不高，但心灵手巧，吃苦耐劳。我不禁好奇，在这座充满朝气的城市，人们不光有务实而国际化的眼光，还带着诸多美国文化的影子，他们会对“9·11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
- 警察一个劲地向我保证，这一段边境线上很少有难民，因为鸭绿江另一侧的朝鲜城市新义州相对比较富裕。根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丹东人说，那边的人每天吃两顿饭。不过我知道，再往东走便是严重的饥荒区，每年估计有七万朝鲜难民进入中国，逃入丹东的很有可能不在少数。
- 普通中国人之所以坐船游览朝鲜一侧的江岸，仅仅因为这是他们近距离接触外国的一种方式；不过，富裕的游客可以组团进入朝鲜境内。并不需要护照；管理规章也很松懈，因为中国政府非常确信，不会有人愿意留在对岸。
- 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用字母代替汉字书写，陈梦家持反对态度。捍卫汉字是他的第一项主要政治错误。
- 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提出，中国应在口语和书面语上转向世界语。20世纪的多位重要学者均主张废除汉字，因为他们认为汉字已经成为文化和民主的绊脚石。生活于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也许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他曾提出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有利于人们书写各自的母语方言。他写道（当然用的是汉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
- 周有光和其他语言学家相信，简化对于提高识字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台湾、香港，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不使用简化字，传统主义者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 巫宁坤告诉我，他蹲监狱的那些年，时常靠背诵诗歌获取力量。“我总想起杜甫、莎士比亚、狄兰·托马斯，”他说道。“你知道狄兰·托马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手什么诗吗？有一句是‘在刑架上挣扎’，出自《死亡也不一定会战胜》。你要知道，我曾经在芝加哥听过狄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很感人。”
- 因为一直被批评为精英俱乐部，国际奥委会和只在1968年举办过墨西哥城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历来不畅。那届奥运会之前，数千名学生举行抗议，认为政府不应该把钱花在数百万贫困墨西哥人无法受益的体育比赛上。墨西哥政府调动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如期举行，但自此之后国际奥委会不再挑选发展中国家——由于西方媒体很少提及，墨西哥城大屠杀基本上已经淡出了公众熟知的奥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