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史

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在所有的“中国人国民性专家”里，最有名的是传教士明恩溥。他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曾经深入中国腹地，和不同阶层的中国人，从达官贵人到街头的乞丐和苦力，都打过交道，还学会了多种中国方言，写下了著名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这本书一出版，就被认作是对中国人性格的“最深刻、最珍贵的研究”，成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必读书。他认为，中国人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在专制的统治下变得“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他和中国人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和良心。”
记得读到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如同造屋一样，秦始皇浇筑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专制的制度基础，而汉代的最大发明是抓意识形态建设，抓软实力建设。就好比对房屋进行了装修，使强硬的专制制度更有弹性和欺骗性。实质上，汉王朝就是升级版的秦王朝，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汉朝皇帝一不小心就露出秦始皇的本色。
这一决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竞争，杜绝了思想进化的可能。
个人的前途建立在家族名望的基础之上。因此，各大家族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文化积累和文化名望的竞争。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许多门第之家绵延百世，背后支撑的是学术的力量：“一个大门第，绝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确实，从汉末到东晋初年，那些单纯凭权力和财富而能世代延续的大姓门第不多。经历动荡而留存下来的家族，基本都是凭名望服众的士族。许多教育传统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传，根深叶茂。比如颍川钟氏从汉代的钟繇到唐朝中叶五百年间，世系不断，几乎每代都有官宦。
因此，士族社会中，上层文化可以以家族为堡垒，一脉相承，越积累越深厚越精微，传递数代之后，上层文化的精神气质越来越呈现出贵族文化的特质。在中唐以前，以荣誉感为核心的上层文化一直是士族社会的主流文化，整个社会保持着强烈的文雅特质。而文化世家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比如东汉的那些著名宰相与东晋的王谢家族。甚至直到唐代，最有名的二十三位宰相当中，绝大多数仍然是出身士族。
在整个士族社会阶段，魏晋的精神风貌最为特殊。魏晋士人的精神风骨，在从秦朝到晚清两千年间，独一无二，空前绝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衰落时代，却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无比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与中国书法一样，中国绘画、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等都出现了突破性发展。顾恺之、陆探微等在中国绘画史上划时代的大家纷纷涌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山水田园诗，诞生了陶潜、谢灵运、谢朓等大诗人。在音乐领域，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直指内心的千古绝唱。
自由洒脱的玄学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创造力，使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复制的传奇。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衰落的时代，却是中国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井喷时期”。在这漫长而动荡的四百年中，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呈现出缤纷绚丽、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它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的时代，“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隋唐嘉话》记载，任瑰的妻子柳氏是著名的妒妇，甚至连皇帝的账都不买。唐太宗赐给任瑰两名宫女做小妾，柳氏说什么也不同意。唐太宗听说，不相信天下有敢违抗圣旨的女人，遂召柳氏入宫，说如果你还不从命，就赐你毒酒自尽。柳氏居然昂然不屈，说死就死，没什么大不了。唐太宗命宫女拿来一杯醋，谎称毒酒，柳氏竟一饮而尽。搞得唐太宗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命任瑰在别的地方再盖一处住宅安置两名宫女。“吃醋”这个词就是因此诞生的。
与“妇女解放”类似，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具有“体育精神”的朝代。中国皇帝多不喜欢运动，独唐代除外。马球是唐代的“皇家运动”。唐代贵族马球风气之盛，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属罕见。甚至在金城公主出嫁西藏这一外事活动中，还出现了“马球外交”。
唐代对异族人的任用，其人数之众、族别之多、任事之广，前朝后代几无可比拟者。据统计，唐代少数民族宰相即有二十四人，分别来自十五个民族。将军、节度使多不胜数，以至《唐书》专立《诸夷蕃将传》。
唐代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开放性。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为“天可汗的世界”。唐朝的长安是常居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外邦远洋人有日本晁衡、新罗崔志远、大食李彦升、波斯卑路斯父子等著名人士。因此唐代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和融合，它以博大的胸襟如“长鲸吸百川”般地吸收外域文化，从其他文化中采撷英华。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杂技、魔术，西亚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中一拥而入。唐朝敦煌壁画中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的音乐充分吸收了西域音乐的精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大型歌舞剧《霓裳羽衣舞》，源于由河西传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胡食”“胡服”也随着具有胡汉混杂血统的隋唐皇室的入主中原而风靡朝野，为隋唐中原文化注入了刚强热烈的生命活力。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帷帘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一下。唐代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大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妇女却裹起了三寸金莲，讲究起行不动裙，笑不露齿。唐代妇女以丰肥壮硕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态，如张子野的《菩萨蛮》中所描述的那样：“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凡是唐代的事物，无一不博大恢弘，健硕丰盛。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气势不凡，雍容华贵。韦炯墓壁画中那肥硕的女子和强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双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飞扬的骏马，无不体现出唐人强烈的自信和力量。而宋代文物的风格则细腻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晋祠的侍女像，艺术评论家说它的特点是“流畅、秀丽，特别是在刻画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和这尊侍女像一样，宋代雕塑体形普遍变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们均以小巧细致、富有生活情趣而取胜。
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人喜欢画骏马、苍鹰和牡丹。这几种热烈、奔放、大气的意象正抒发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别是牡丹，因为其热烈奔放、艳压百芳的强劲感官冲击力和至强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为唐代的国花。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画梅兰竹菊，它们独处山中，低调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气，宋瓷精致。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胜，宋瓷则精致而谨慎。小山富士夫说：“唐瓷华贵，宋瓷纯净，明清瓷器精细俗艳。”宋瓷或为纯白、漆黑，或为清澈无垢的青白，或为幽玄深邃的粉青。与大气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简洁清秀，反映出宋人细腻内向的心理性格。
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唐朝文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们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李白“十五学剑术”，“一射两虎穿”；岑参“进来学走马，不弱并州儿”。他们下马能饮酒，上马能杀人：“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李白《白马篇》）宋代文人却不再向往到边塞去领略风沙，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事业。宋诗中很少出现边塞、骏马和战争。唐人笔下的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对比之下，宋代为数不多的边塞诗词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无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如果说唐诗体现的是少年精神，那么宋词则充满了中年人的冷静和沉思。
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以至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宋太祖显然是一位爱读历史并且热烈思考的武人。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无人能及。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缺少安全感的人，都善于推卸责任”。
在唐代称一时名宰者的二十三人，绝大多数出身士族。而北宋的七十一名宰相中，除赵普等四人为开国功臣任宰相外，只有三人不由科举而任宰相，其它四十六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所以宋人不再喜欢象征贵族的牡丹，而是欣赏起代表平民的朴实的枣花。王溥的《咏牡丹》诗，词句浅白而寓意鲜明：“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历史学家大多承认，从唐到宋，是中国历史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其重要程度，可以与从战国到秦朝的更迭相比。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孙国栋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说：“唐代以前名族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
平民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皇权独尊。到了宋代，政治权力全归天子所有，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因为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所以赵匡胤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以进一步强化皇权。北宋皇权之重导致了中唐之后难得的政治稳定，一百六十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的威胁。即使在仁、哲、徽三帝前期母后掌权的情况下，外戚也未能把持朝政。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太史苏平仲文集序》）“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有宋一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民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于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至“凡有井水饮处，既能歌柳词”。
因此宋代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穿越回宋代，你可以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博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中国在乐于“教化”那些“非我族类”的同时，也不免轻之贱之，认为他们是不完全的人类，甚至半人半兽之身。所谓“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许慎《说文解字》卷四）。在嘲笑和侮辱这些民族时，中国人从来都不加掩饰。
徐子方在《元代文化转型与古典文学》中说：“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不仅在元代，即使这以后得明清两朝，尽管还有不少作家作品产生，但诗歌、散文的衰落已是无可挽回，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它是永远地丧失了，取代它的古代戏曲一下子由过去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世俗地位而跃居传统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也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至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二十世纪初，少年胡适到上海求学。在新式学堂中，他的历史课本是美国著名作家霍桑著的《世界通史》。他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只有后面的两页介绍中国，而这两页中，关于中国人的习俗，霍桑是这样写的：“中国人都是骗子，嗜于行骗……”
韩非子说得好：“（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中国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封闭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中国大陆是个内向的闭合体。中国西北部是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东南部则是浩瀚的大海，它们把中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难通消息。这种阻隔是如此有效，以至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因此，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墙文化”。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中国式专制”闻名于世外，“非洲专制主义”也广为人知。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积累起来的专制文明，其基本精神与今天非洲、大洋洲等处于奴隶社会的部落竟然一脉相通。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口是从血缘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成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中国政治的信条是：不平等导致稳定。古希腊政治的信条是：平等才能创造和谐。
秦始皇是历史下的蛋，而不是历史是秦始皇下的蛋。秦始皇恰好站在了历史转折处，而不是他制造了历史的转折。
梁启超回顾戊戌变法期间，他和其他政治精英竭力呼号于庙堂之上，举国却如梦如睡，鲜有应者。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之后，数万万民众也仍然昏昏如睡，没多少人认识到这场变法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敢情整个变法不过是他们几个人唱了一出独角戏。这种情形，用麦孟华的话说，就是“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没有民众的配合，任何政治改革都无法进行；没有合适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无法生根发芽。因此，梁启超提出了新的救国理念：一个国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养出新型的国民。这就是“新民说”的由来。1902年前后，梁启超以“新民说”为题，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文章，痛陈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这些文章如同野火燎原，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此兴起。
鲁迅一直把国民性的成因归结为“遗传的定理”，也就是说，有毒的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而胡适认为，国民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而不是文化。人性有无限的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趋向不同的发展。恶的制度塑造恶的国民性。用胡适研究者邵建的话来说：“很显然，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可能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体制，反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中的一般人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怯’这类的国民性批判再尖锐再深刻也没用，要紧的就是改变这个‘卑劣’的游戏规则。”胡适和鲁迅思路的根本差别，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的差别。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对西方文化了解越深的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越合理。然而不幸的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越重的人，越有机会掌握改造中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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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笔记3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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