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

研究人的科学是所有知识中最艰深的一门学问。—奥·沃·霍姆斯（O.W.Holmes）
世人皆信这句格言：恰当地评判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先看其优点再指摘其缺点。—卡莱尔（Carlyle）
这让人想起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小说中的好人总那么愚蠢，坏人却那么聪明。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道，他只是写下了眼前的现实，从不多想。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戏剧本能的民族。戏剧几乎是唯一的全民娱乐，中国人对戏剧的热衷就如同英国人对运动、西班牙人对斗牛一样。
这表明，中国人普遍拥有高超的烹饪技巧。尽管他们的食物通常简单而粗劣，外国人会嫌弃它寡然无味，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确是烹饪艺术的大师，能把手边的任何东西变成可口的饭菜。
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的人们浪费的习惯，真是臭名昭著，我们可以肯定，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掉的东西，足以使6000万亚洲人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
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晓万事的缘由是幸福的。”
白朗宁夫人（Mrs. Browning）曾说：“不带同情心的观察无异于严刑拷打。”毫无疑问，这是对于如这位著名女诗人一样敏感的人来说的，也是对她的民族的许多人来说的。
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就像古希腊人对待异族一样——视为“野蛮人”，无论外国人是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的。直到1860年，才在条约中专门列出一条，不得使用“蛮夷”一词——此前中国人习惯在官方文件里用这个词语指称“外国人”。
做事墨守成规不是中国特有的。印度苦力习惯头顶重物，而搬运建造铁路用的泥土竟也用这种方式。承包商提供了手推车，苦力却把车顶在头上。巴西苦力也和印度苦力的做法一样。一位外国绅士让巴西仆人去寄信，结果惊讶地发现仆人把信顶在头上，还压了块石头固定。完全相同的思维过程反映了相同的原因，这个原因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做事方式。由此出现了许多照搬照抄模仿的例子，我们颇为熟悉的场景：厨师每次做布丁时总要先敲开一个鸡蛋然后扔掉，因为第一次给他演示时，第一个鸡蛋恰巧是坏的；裁缝做好的新衣服上会有一个补丁，因为给他做样子的那件旧衣服上恰好有个补丁。这类故事显然并无恶意地夸大了中国人的性格，但也真实地反映了事实。
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国家，但依照我们的观念，中国的椅子让人不舒服。
鉴于中国人居所的这些特点，难怪一位出过国的道台说，美国的监狱比他的衙门还舒服。
中国人年纪很小时就结婚。除了对金钱的迷恋，传宗接代便是中华民族最强烈的共同愿望。
1662年至1723年，康熙皇帝长久而辉煌的统治，使他名声显赫，超越亚洲所有的君主。但在这位最伟大的中国统治者执政期间，打着“国姓爷”（郑成功）旗号的中国“爱国”海盗侵扰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政府舰队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想出了一条权宜妙计，命令海岸沿线的居民后撤30里（约9英里），这样，就算那位拥趸前朝的遗民发动猛烈突袭，也鞭长莫及了。这条奇怪的政令基本被贯彻了，结果大获成功。“国姓爷”撤退了，他的计划落空了，转而将荷兰人赶出台湾，最后被封为“海澄公”——意味着他被招安和消灭了。读到这位奇异的史实，每个外国人都不进赞同《中国总论》作者的评论：一个政府既然强大到能命令这么多沿海居民背井离乡，承受巨大损失迁往内地，那么它就有能力集结舰队，终结海盗对荒芜家园的侵袭。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美国著名汉学家，著作《中国总论》一书被视为美国汉学的开端。
《人论》（An Essay on Man），是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作品。
所有这些事例都会使得人得出这样一个看法来，即行善不是为了让”善举“的对象获益，而是为了给行善者带来回报。中国人做善事的目的就像在骰子游戏中掷出”四点“来一样，每一个人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他肯定自己能”更进一步“。
在谈到中国人慈善事业中的其他缺陷时，应该添加上这首要的一条，即任何一件事，无论多么有益、多么紧急，几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国税捐体系的层层盘剥，这个体系与中国政府体系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一样，也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要弄清任何一个常设的中国慈善机构的所有工作细节，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一场大饥荒爆发的特殊时期，却足以看到这样的确凿事实，即人民最为深重的灾难也无法阻碍官吏们最无耻地侵吞那些由他们负责发放的救灾款。在这些丑闻发生的时候，公众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灾情和救灾行动上，因此就不难推测，在外界对救灾款的筹集和使用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可救药的贫困是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对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即使对最不用心的旁观者来说也是十分明显的。生计的压力，以及这种压力形成并固化的各种习惯，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纯粹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即使眼前的生活需要还没那么紧迫但保不准以后也还是那样。在这个层次上只有钱与粮这两个突出的事实。这是两个椭圆的一对焦点，中国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围着它们转。
对任何一种残疾人的态度也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人们普遍认为，跛子、盲人（尤其是瞎了一只眼的人）、聋子、秃子、斗鸡眼，都是要避免接触的人。似乎身体有缺陷，品质肯定也同样有问题。据我们观察，那样的人虽然不是被残忍对待，但他们也很少获得同情，而在西方人们会给与慷慨而自然的同情。在中国，他们却被视为因为犯有不为人知的罪恶才得到这样的报应，这种看法与古代犹太人不谋而合。
那些不幸先天残疾或者后天致残的人，会不断被人提及痛处。最温和的方式是描绘其奇特之处，以吸引公众注意。药铺抓药的伙计会对一个病人这样说：”麻子哥，你是哪个村的？“一个眼斜的人经常会听见”眼睛斜，心不正“这样的评语；没有头发的人则经常会被提醒：”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类似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也会变成无聊的玩笑，这种玩笑似乎永远没有一刻会停止。这些与众不同的不幸的人，必须一辈子逆来顺受，要想过得开心，就得毫无脾气地听着这些没完没了的嘲笑。
对于那些有精神缺陷的人，中国人也表现得过于坦率。”这个孩子，是个傻子。“一位旁观者会如此评论。这个孩子或许根本不”傻“，但这样不断当着他的面说他缺心眼，很容易就把他那尚未充分发育的心智摧毁。上述这些行为是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其他任何一种病人的通用做法。他们所有的特征、行为举止的细节、可能的致病原因、病情加剧的征兆，都是公共财产，都是可以当着病人的面谈论各种细节的，而病人必须完全习惯于被称为”疯子“、”蠢材“、”笨蛋“等。
中国人已经把骂人之术发展到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完美水平。一开始争吵，各种污言秽语就汇成一条肮脏的小溪。在这方面，英语里没有任何词汇与之匹敌。其恶毒和持久，令人想起比灵斯门（比灵斯门Billingsgate：旧时伦敦的鱼市场，当地人以骂人的脏话著称。Billingsgate一词在英语里已有脏话的意思。）的卖鱼女人。哪怕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也经常会引发滔滔不绝的谩骂，就像电线接触会产生火花一样。骂人是极其常见甚至普遍的现象，不分阶级，不分男女，随时随地。大家普遍抱怨说，女人骂人的用语更恶劣，持续时间也更长，这足以验证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女人因裹脚而失去的，似乎都已经由她们的口若悬河弥补了。刚学说话的小孩从父母那里学来骂人的话，经常反过来用在父母身上，还被认为有趣得不得了。对这种语言的使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不限社会阶层，文人和各级官员，甚至是最高级别的官员，一旦发怒，也会像他们的苦力一样破口大骂。老百姓甚至在街上用骂人作为调侃的问候语，对方也会同样回敬。
中国人令人称赞的诸多品质之一就是对法律与生俱来的尊重。他们品质中的这个成分究竟是社会制度的结果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凭着天性和教育，中国人是一个安分手法的民族。这个特点在讨论坚忍这一国民美德时就提过，但它与中国人共担责任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应予以重视。在中国，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对其他人负有直接责任，这是无法忽视的重要事实。一个人可以”远走高飞“，但他逃不掉，这点他很清楚。即使他自己逃掉了，他的家人也逃不掉。这种必然的结果的确不能让坏人变好，但经常可以防止他变得穷凶极恶。
有人说，说英语的民族的血液里就有一些目无法纪的成分，使我们无法容忍规章制度，被约束时便焦躁不安。”我们彪悍的英国祖先，“布莱克斯通说过，”在指定的一段时间内，享有权利（提出缺席出庭的法定事由）可以自由选择出庭或者采取别的行动。“要不是我们强悍的祖先有这个特质，个人自由和人权的原则还要等很久才能确立。
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之中，也有一些互相猜疑的例子。在西方，有自由而没有约束，在中国则截然相反。对我们来说，处理事情时，最简单的方法理所当然当然是最好的方法。但在中国就得考虑许多完全不同的因素。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尤其在涉及金钱与粮食这两种左右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东西时，这种感觉最明显。很难让一个中国人相信，一笔经由他人之手分给大家的钱，能够确实按既定方案分好，因为他没经历过公平的分配，他所经历的各种分配中都存在各种各种各样的克扣。同样地，很难安排一个中国人给其他人分配事物，如果仔细询问，那些接受食物的人表面上并不会猜测主持分配的人克扣了一部分以供己用，不满情绪也可能完全被压制了，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猜疑从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就不存在了。实际上，只有外国人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中国人早就预料情况就是这样，正如他们有同样理由去肯定机器总有摩擦一样。
讽刺是外国人手里的一个武器，但绝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一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远没有他希望的那样多，他对一个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深感厌恶，用英语骂他是”骗子“。”这就像深深扎进他身体的致命飞镖“，这个仆人迫不及待地请教一位汉语很好的夫人，询问这个用在他身上的可怕词语是什么意思。那些查禁罗伯聃先生《伊索寓言》中文译文的官员，有着和这位北京仆人一样的心态。这些官员不仅察觉到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有些隐晦的含义，为了防患于未然，干脆查禁了这本书。
中国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国家，人们总是心存恐惧。前几年，在新加坡的华人中有一个谣传，使得苦力们坚决不在天黑之后从某条街道走过，因为有人说这里有突然被神秘地砍掉脑袋的危险。这个帝国也许永远不能从这种恐怖的时代里走出来，对于那些人来说，这种恐惧就像1789年巴黎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一样真切。无限的轻信和互相的猜疑，是这些可怕谣言诞生和生长的土壤。当这些谣言和外国人有关时，长期、惨痛的经验表明，绝对不能轻视，一定要在萌芽状态时就赶紧澄清。如果当地官员能认真制止这些谣言，也就不可能带来什么严重伤害了。如果不加制止，任其传播，这些谣言就会导致天津大屠杀那要那样的暴行。中国各地都会快速传播这些谣言，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没有出现过某种形式的谣言。为了彻底制止那类事件的爆发，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像它对确定地质时代十分重要一样。避免这些事件发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无可争议的实物教学让中国人确信，外国人是中国人真诚的祝福者。这个简单的命题一旦牢固地确立下来，“四海之内皆兄弟”才会第一次成为现实。
无需多说，中国政府是我们所知的，最能证明我们正讨论的“缺乏诚信”这一特点的重要例子。从整部外国的对华关系史，以及著名的中国官员与老百姓的全部关系中，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那些不断颁布、从未有过失当言辞的告示，就是一个简明而独特的例子。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是，内容庞杂，文辞华美，就缺少一样——真实，因为这些冠冕堂皇的政令本来就没打算实施。有关人员都明白这一点，不会发生误解。“中国政治家的生活与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充满最高尚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引用孟子的言论论述生命的神圣，却能杀害十万人；他悲叹百姓流离失所，却把修河堤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荷包，造成全省被谁淹没。他签订协议，私底下说那不过是暂时哄骗人的玩意，却又去声讨伪证的罪过”。无疑，中国也可能有清廉正直的官员，但很难找到，而从中国官员的生活环境来看，他们完全是孤立无助的，根本无法实现自己心中可能存有的美好愿望。对比那些有良好条件熟读“四书五经”的人的处境与这些经典的教义，我们就会明显地意识到，这些教义实在无力将社会引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位于人类最卓越的智慧成就之列。诚然，西方读者难免感到儒学经典大多空洞乏味。然而，不仅通过精读这些经典，更是通过深思这些典籍的影响力，我们将会被中国经典古往今来的发展历程所深深震撼。中华民族是世界上聚居人口最多的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比已知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悠久，并且从未驱离它的发祥地”，这个民族的许多现状似乎与远古时期相差无几。如何解释这一绝无仅有的事实呢？从历史的发端时期至今，一直居住在华夏大地、不计其数的人们是靠什么维持统治的？他们是如何背离民族衰亡这个普遍规律而特立独行的呢？
深入考察这个问题的人们一致认为，这是因为别的民族依靠物质力量，而中国人依靠精神力量。任何研究历史的学者、阅尽人生百态的行者，一想到亘古至今，中国的道德对民众施予的神奇约束力，皆会为之折服。卫三畏博士说：“孔子作为一位完美而高尚的学者锁产生的影响，以及孔子思想施予这个民族的典范作用，真是怎样高估都不为过。孔子描绘的道德品格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足见他本人的道德标准多么崇高，从此，民族良心要用他的标准来衡量。”里雅各博士说：“孔子学说中关于人的责任的教义是精妙的，令人钦佩的。它的确不完美。然而，孔子希望教会人们的四样东西——文、行、忠、信，这最后三样竟与法律与福音不谋而合。它们所主宰的世界，定是个美丽的世界。”
黄河发源于山西和陕西的群山，继续奔流几百英里而汇入大海。几个世纪以来，它多次改道，从扬子江口入黄海变成从白河口入渤海，变动幅度达到六七个纬度。而黄河给流经之地带来灭顶之灾，留下一片贫瘠的荒漠。与之不无相似的是唯物主义思潮——宋代注疏家将其注入中国的思想洪流，这股思潮已经泛滥了7个世纪，留下一片无神论的荒漠，无力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道教堕落为一种降妖念咒的体系。它大量借鉴佛教的东西，为弥补先天不足。佛教的引入满足了人性的一些内在需求，而这些需求在儒家学说中几乎或完全得不到满足。在其他方式的影响下，每一种信仰的教化方式都做了大幅改变。任何一种机构，只要提供行善的门路，就会有一些正想积点德的人前来惠顾，对这些人来说，这些积德的门路没什么差别。任何一种神，只要能在某个特定的方面，发挥有利的作用，就会有人供养，就像正需要一把新伞的人走进卖伞的商店一样。中国人从来不追问神的来历，就像一位想买伞的英国人不问伞的起源以及人们从什么时候使用伞一样。
几年前，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跪拜一条水蛇。有人认为这条蛇是洪水之神的现身，是前朝某位官员的化身，而这位官员曾奇迹般地制服泛滥的江河。只要洪水肆虐，就把蛇当成神来崇拜，这种习惯似乎十分普遍。远离河流的地区，任何一条普通的陆地蛇皆可充当神灵，“毋庸置疑”。一旦洪水退去，人们会举行盛大的戏曲演出，以庆祝神——被放进托盘置于庙宇或其他公共场合的蛇——的恩赐。知县和其他官员每天要去那里跪拜烧香。在河道附近的地区，河神通常被视为雨神，而在稍远一些的内地，战神关公更常被视为雨神来崇拜；不过，二者有时会被观音取代。对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儿也不荒谬，因为他根本不会假定大自然是协调统一的，他也很难理解荒谬这个概念，哪怕面对荒谬，也不自知。
崇拜神灵，就像在西方国家购买了一张保险单，便有了安全保障。俗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说，如果神灵不存在，祭神也没有坏处，而如果神灵存在却被怠慢，它们就会发怒、报复。人们认为，能驱使人类的动力也会驱使神灵。人人都知道，贡献羊头（作寺庙供品）的人就能吉祥如意，而那些不能赐予人们某种特定福泽的神灵也相对很穷（没有供品），比如三清天尊，而观音和战神关羽则备受尊敬，供奉颇丰。
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植物学有较深的研究，并发表过许多宗教哲学文章。著有《儒学汇纂》《中国宗教学导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哲学家孟子的学说》《孟子的思想——基于道德哲学的政治经济学说》，以及他去世后由别人编辑出版的《中国史编年手册》等书，曾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
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满眼都是象征幸福的符号。但是，不长时间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幸福的确都是表面的。有人认为，在亚洲没有真正的家庭幸福，我们相信这是个公正的批评。

简介

笔记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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