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2——中国历代腐败背后的权力与财政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皇帝刘鋹（chǎng）反腐方法更是出奇，为了防止官员们有私心，他选官是“阉然后用”。《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加载，刘鋹规定拟用官员均须先行阉割一下：“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
为什么要采取如此奇葩的手段呢？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唯宦者亲近可任。”（《新五代史·南汉世家》）有家室子孙，官员们就不能做到公而无私。把他们全阉了，才能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
虽然采取了如此“独出心裁”的反腐奇招，但是南汉还是在刘鋹手中灭亡了。刘鋹在位期间，荒淫无度、统治昏庸，他宠爱一名波斯女子，与之淫戏于后宫，叫她“媚猪”，而自称“萧闲大夫”，不理政事。后来，他又将政事交给女巫樊胡子，连宰相龚澄枢和卢琼仙都不得不依附于她。大宝十三年（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北宋大奖潘美率军攻打南汉，南汉官员已经全部腐化，掌兵权的全是宦官，“城墙、护城河，都装饰为宫殿、水塘；楼船战舰、武器盔甲，全部腐朽”。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亡？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用黄宗羲的话说，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黑格尔则说，传统中国是“普遍的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对梁末帝说：“臣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旧五代史·敬翔传）
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什么叫“利出一孔”，就是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一个孔出来，那就是都要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皇帝来赐予。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一定要攀附权力，才能安全。权力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他一夜赤贫。
因为手中握有监督和考察官员的权力，所以他们公然索贿，买官卖官。明代后期，人称科道监察员为“抹布”，“言其只要他人净，不顾己污也”。监察系统腐败的结果是这个系统完全失去作用。比如崇祯年间，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经完全流于形式，徇私情，通关节，结果全是“称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西方学者戴维斯等人构建了相对剥夺理论。当人们感到相似的投入没有得到相同的报酬时，相对剥夺感就可能产生。剥夺感受的积累会引致行为失当，因此也为个人的腐败提供了借口。员工自感“相对剥夺”、士气很差的企业，腐败程度往往较高。
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的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登峰造极的。这两者之间，并非只是一种巧合。
低薪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的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瞿同祖精辟地指出：“中国这种紧张（官民之间、官吏及其上司之间等）没有导致显著的变革，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所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事普通百姓。因此，尽管有紧张（冲突），他们没有兴趣去改变现状。”
西汉大部分时期和东汉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较好的时期，中高级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汉代“循吏”，即清正有为之官最多。
东汉末年，皇帝带头腐败，公开卖官赚钱来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尤其是汉灵帝时期，买官晋升已成为常制，绝大多数官员都要通过交钱才能晋升官位。“是时，段熲（jiong3）、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财货而后登公位。”当时的廷尉（相当于今天司法部部长）崔烈为了当宰相，花了五百万。正式任命那天，灵帝对左右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就是说他很后悔当初没有再坚持一下，要不然，这个官可以卖到一千万。事后，崔烈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薄俸制，在某些历史时期，还曾实行过无薪制。
这些实行无薪制的朝代当然大多数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主，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
俸禄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北魏政权建立以来一百年无俸的历史，也有利于整顿吏治。在颁行俸禄制度的同时，孝文帝厉行惩贪。孝文帝诏书中说，对官员的贪污行为，因为历史原因，既往不咎，但“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规定极其严厉。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唐代建立起体系完备、内容复杂的俸禄制度。唐代官员的法定收入主要有三大类：职田（非现任职官则给禄米）、俸钱（因俸钱中包括了食料、杂给等钱，所以通常又叫俸料钱）和赏赐。
宋人说，胥吏之治，是宋代最失败的地方：“汉之天下弊于戚畹，唐之天下弊于宦竖，我朝天下弊于吏奸，凡为朝廷失人心、促国脉者，皆出于吏贪。”
宋代本来严格限制宦官权力，但是到了北宋末期，童贯破例领枢密院事，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号称“媪相”。宋朝旧制，宰相一般不是一个人，而是又参知政事和宰相组成的一个集体。而蔡京独相十三年零一个月，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个权相。北宋末年的大面积腐败，根源于权力的恣意滥用。宋徽宗重用崇信的蔡京、王黼等“六贼”，这六人公然卖官，每一个官职均有定价，甚至在科举殿试时名次亦可通过行贿而得。到了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七年（1125年），宋徽宗本人也曾下诏，哀叹当时的吏治情况：“比者，士或玩法贪污，遂至小大循习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内则公卿大夫，托公徇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将何以安！”
提到中国历史上的高薪养廉，人们总是习惯以宋代为例。不过总体来说，宋朝高薪养廉是否成功，无法一言而论。
这首先是因为宋代的高薪，只局限于中高级官员。应该说，北宋中前期，在中高级官员当中，高薪养廉是相当成功的。当然，这也与当时贪惩措施比较严厉密切相关。但到了北宋末期，因为腐败现象自下而上的传导，同时皇权与官权渐渐失去约束，中高级官员也出现了很多腐败现象。而宋代基层腐败的主要诱因，恰恰是因为低薪制。特别是吏员腐败与“无常禄”之间的关系至为明显。
所以宋代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低薪制导致的底层官吏腐败普遍化。到了南宋，底薪状况加剧，对贪腐的惩罚力度也不断减弱。与此同时，党争越来越严重，权力约束越来越弱化，官僚体系也日益呈现整体性沦落。
明初俸禄主要是用粮食来发放的。但是，当国库中的粮食不够用时，偶尔也会发点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所谓的“折色”。折色最早始于洪武年间，在朱元璋去世后越来越普遍。
清代吏员的待遇与社会地位与明代相似，其腐败情况与明代相似，所以清人感叹当时之大患在“吏”。御史汤斌说整个国家尽在书吏之手，冯桂芬说清代皇帝“与胥吏共天下”。由此可见，清代书吏权势之大。
晚清中国官场极度腐败，几乎无官不贪，无衙不腐。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海关。
本来，海关是清代最腐败的衙门，在大清帝国谁都知道，当上几年海关监督，捞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
但是，到了晚清，中国海关却一跃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廉洁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海关近乎杜绝了腐败，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一块净土，甚至被认为是“世界上行政管理方面的奇迹之一”。
清代皇帝的私人花销主要出自内务府，而不是户部。清代海关的收入，一部分上交户部，还有一部分直接交到内务府，实际上就是进入皇帝的私囊，不受户部的审计监控。除此之外，皇帝很多不好安排的花销，也都找粤海关解决。清代皇帝结婚、过生日，广州海关管理下的行商都要捐钱。仅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五十九年中，广州海关组织的捐款就达400万两。另外，海关每年还会私下里给皇帝进呈大量珍奇的舶来“贡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北京崇文门税关则被称为“北库”）。所以，海关监督（关长）一般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按理说，海关监督是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性的岗位，往往需要学习多年专业知识，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者才能胜任。但是在大清，技术背景丝毫不构成障碍。这个职务都是由与皇帝或者后妃关系最近的内务府包衣来承担，这些包衣有的甚至不识汉字。皇帝喜欢谁，就会派谁到那里当上两年，让他赚个盆满钵满。道光年间，担任浒墅关监督的延隆落下了20.9万两的亏空，担任淮安关监督的中祥落下25.1万两的亏空，道光皇帝心疼他们，于是前后改授他们为粤海关监督，以便他们“翻本”。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大清海关是皇帝及其亲信的分赃之所。
高薪养廉当然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海关经费的大幅增长。我们说过，在清代旧海关时代，粤海关经费很低，每年不过花掉一万多两，但是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经费升至75万海关两。在赫德任职期间，这项经费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逐步提高：1876年为109.82万海关两，1888年为173.82万海关两，1893年为186.82万海关两，1896年为196.8万海关两，到1898年，因金镑涨价，赫德以各关洋员薪水按银发给，以银换金，“亏累太大”为名，又请增税务司经费。他的理由是“如果不给他足够的资金，就无法期望他们保持廉洁”。海关经费由此每年达到316.8万海关两。
但是清政府却很痛快地批准了如此高的经费，这是因为朝廷认为这些经费花得值得：在赫德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1861年，海关税收是490余万两，到了1871年，仅仅十年，就达到1100余万两，翻了一番。到1908年赫德离职时，已经达到3020.65万两，翻了六倍多。
与此同时，1861年海关税收约占清政府总财政收入的9%，到了1864男，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2%，到1885年增加到了18.8%，而到了1887年，由于税厘并行的实行，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的比重迅速提高到了24.35%。
赫德主掌的海关极大地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窘境。税收犹如国家经济的血液，清政府在濒死的边缘，因赫德的改革，获得了海关税收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鲜血液，让它又苟延了几十年的寿命。
不管赫德的本心如何，他管理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其廉洁程度在两千年帝制的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说，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具体地说，据1854-1870年这十六年的统计，海关关员中，总共只有四名因行为不轨，一名因经商，一名因受贿而被除名。这一事实说明，贪腐在中国并不是不能治好的绝症。
很多人因此对赫德的评价很高。英国思想家罗素说：“如果外国管理者对中国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外国负责，那么他的管理就能起到教育作用，而且有助于把中国建设为一个高效的国家。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从白人那里获得切实而理智的知识，而又不成为其奴隶。效法西方而设立的海关制度在初期是值得大力推广的。”
史学家唐德刚在论及晚清海关的管理制度时写道：“清末民初的‘海关’和其后由海关办的‘邮政’，读者知之否？却是洋人替我们代管的，是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唐德刚，《晚晴七十年》）
中国海关史研究专家陈诗启教授认为，赫德于1869年制定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是“中国人事管理最早的比较完备、比较科学、比较系统的制度”，“这种制度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是科学的，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先进的。”
清代官员，没有公房，没有公车，没有差旅费、餐费，也没有公费医疗，连官服都要自己花钱买。
在督抚的诸多不合理的负担中，有一项最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的通信费用。封疆大吏经常要派人往返京城，递送奏折，与皇帝沟通信息。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得力干员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边远省份花费更多。这些支出，皇帝同样不管。
康熙皇帝最大的错误是在他漫长的统治期内，将一项极不合理的财政安排固化，形成了制度。如果我们承认清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话，那么导致腐败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千古明君”康熙任内完成的。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康熙也许是中国古代情商最高的一位皇帝，至少可以和李世民并列。他天性善良，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所以康熙朝的君臣关系处理得非常有人情味儿。
雍正严厉警告各级官吏，在实施养廉银后“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雍正心狠面冷，说到做到，下手无情。“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就此洗手。所以从当时地方官的汇报看，禁革陋规改革确实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年希尧就任广东巡抚后，概行拒收下属例行节礼；广西巡抚孔毓珣上任伊始，也将衙门节礼“尽行不收”；广西布政使刘艇琛对各属所上节礼也“分毫不敢收受”。
雍正皇帝说：“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然而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养廉银改革使雍正年间至乾隆中期的半个世纪，大清王朝贪污大案明显减少，吏治面貌大为改观。雍正对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改革十多年来的实施情况做总结说：“山西巡抚诺岷始请提解耗羡之法，……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咸免扰累，此中利益，乃内外之所公知共见者。”
对于雍正的养廉银改革，历来改价都比较高。比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令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首，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
近代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对清朝养廉银制度也给予了充分得肯定。他说，养廉银制实施以后，“自清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
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清代的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经费的不足，这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最大的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绳匠胡同在清朝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这里住过清代三十多位重要的人物：乾隆朝的名臣徐乾学、洪亮吉、毕沅，以及晚清同治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李鸿藻，湘军领袖左宗棠，著名诗人龚自珍，“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以及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这些人都在这条胡同住过。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名人都跑这儿来住呢？因为风水先生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一条胡同。京官都渴望着能当主考，因为能收到一笔厚礼。后来晚清官员刘光第也曾经在家书中解释说他为什么住到这里，他说：“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所以曾国藩也跑到这里来住。
我们知道刘光第，一般都因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因为参与百日维新，被杀害于菜市口，同时他也有诗名，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但是对于他的经济状况，很少有人注意。
那桐乃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叶赫那拉氏，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北京。他的家族是内务府世家，家资丰厚。不过和大部分内务府纨绔子弟不同，他自幼肯于读书，并且取得了举人功名，这在满人中算得上相当难得，所以被人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又颇有办事才干，在满族官员中属于一位“能员”，所以升迁之路相当顺遂。
清代税关官员都是肥缺，崇文门税关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辏的京师，商贾往来频繁，征税总额巨大，此关的税务官员和胥吏很容易暴富。清代巨贪和珅之发家致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担任崇文门监督所获的收入。那桐担任这些职务的具体收入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行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洁身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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