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不读世界史，你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独特之处。（借用并改写西南联大皮名举教授的话。原话是“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
中国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有“神同步”的阶段，比如晚清中国面对外来侵略的反应，与东南亚的邻国缅甸几乎一模一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实行分封制的国家，中国建立的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不但时间上比欧洲早了一两千年，而且在形式上也比欧洲更整饬有序。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认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出现要比其他地区早得多：“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突变：周秦之变和卷入全球化之变。
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越南和朝鲜，出现过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现象。在中国范围之内，也只有汉文化地区才有此现象，西藏地区和大部分土司统治地区，都没有周期性的所谓“农民起义”或者“农奴起义”现象。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中国各个文化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出现了玉器，这在人类历史上其他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玉器是“西方文化中未见而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
为什么中东会率先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文明呢？因为中东正好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当时各个新石器文化中心的中心地带，所以它能从周围吸取到最多的信息，受到最大的刺激。因此，这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中东，人类最早的农业社会、最早的城市也起源于中东。
比如中国的十二生肖。其实不只中国有十二生肖，埃及、印度和希腊都有，只不过十二种动物不完全一种。比如印度的十二生肖，用狮子取代了中国的老虎，其余都一样。郭沫若认为，各民族的生肖都起源于巴比伦，是中亚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的。
那么，中国文明到底是不是西来的？
到今天，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比如青铜、马车，还有一些天文知识，确实是从中东和中亚传入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断言，中国文明是西来的。
因为在这些物种和技术知识传入之前，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性格已经完全形成了。“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且连续进化。”这些新技术不但没有改变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相反，还刺激了其独特发展。
《礼记·曲礼》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要建一座宫殿，首先要考虑的是把供奉祖宗的宗庙建好。
希腊多山，土壤里有很多石块和砂砾，不利于农业耕作。所以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上古时代中国特色的敛财方式，即”先贵而后富“：你在血缘谱系上地位越尊贵，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传统。
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中世纪欧洲骑士打仗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第一，不伤害俘虏；第二，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第三，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老人。
中国的贵族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结束了，而西方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也就是说比中国晚结束一千多年。这是构成中西历史风貌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来讲，从部落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最容易选择的政治模式就是分封制。因为这个时候，还不可能发明出一套官僚系统形成对国家自上而下的控制。同时，交通条件也不足以支撑地方频繁地与中央联系。因此，通过分封制给各地诸侯很大的自治权限，是最自然的选择。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春秋时代的贵族活得从容而优雅，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关塞并不用重兵把守，因为人们不会不宣而战。而到了战国时代，各国防范森严，日日枕戈待旦，”不择手段“成了战争的主要手段。春秋时代一个重要的战争规则是”师不伐丧“，如果一个国家出兵时遇到对方国君去世，就要主动退兵。然而从春秋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对方国君去世之时却成了己方出兵的最佳时机。
因此，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也是春秋时代无法比拟的。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累万者“，战争通常会在一天之内结束，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而在战国时代，战争旷日持久，十分惨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公元前293年，白起大败韩魏联军，史载被秦军斩首者达24万。而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万的他国士兵。
春秋时代以前的诸侯国，是一个一个点，而不是一片一片的，点和点之间是荒野，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所以叫”华夷杂处“。当时的游牧民族，并非只生活在中原王朝的北边，很多生活在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荒野上。
国际力量的第二次增强，则是分封制演变成郡县制。郡县制是楚国发明的。楚国原来是南方的一个蛮夷之国，不太懂中原国家的规矩。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打下一块新的土地，都要新封一个贵族。楚王不这样做，他把这块新的土地叫作”县“，就是”悬着“的意思，意指悬在边疆的一块土地。楚王派自己的一个仆人去管理这块土地，收的税直接归楚王所有。这样的县越来越多，楚王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是郡县制的雏形。制度创新往往是在楚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完成的。
如果说”争霸“是春秋时代的主题，那么”变法“就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争先恐后开始变法。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举起改革大旗。不久，李悝在魏国又兴起改革大潮。楚国的吴起变法是战国时代又一次著名的变法。可以说，一部战国史就是一部变法史。每一次变法，都已催生一个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仿效。
法家学派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它的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因此法家变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众当成君主的工具，通过严刑峻法，把百姓都变成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把国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
所以法家和儒家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时针锋相对、完全相反的。比如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也就是《尚书》所说的”民为邦本“，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法家却认为，君主是国家主体，或者说，国家的存在是为君主服务的。所谓”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就是说，百姓对君主有什么用呢？作战的时候，可以贡献生命；和平的时候，可以贡献劳力——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义。
商鞅却说，治国之要诀是”弱民“和”胜民“。也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为什么呢？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意为只有民弱了国才能强，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
因此，法家文化完全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一提起性恶论者，大家都会想到霍布斯。因为霍布斯有一句名言：”人对于人是狼。“然而在人类文化史上将人性恶推到极致的，正是法家。
确实，秦国在很多地方和中原诸侯国不一样。首先是它没文化，李斯所谓”士不产于秦“，荀子说秦国”无儒“，没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所以秦国的人才包括商鞅、韩非、李斯都是从外面招聘来的，没有本国培养出来的；其次，秦国不实行嫡长继承制，没有严格的宗法制，”择勇猛者而立之“（《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老百姓生活当中”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所以者确实是一个没啥文化的落后地方。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说：
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会战中，总共损失越5万军人，而……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
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的特点是资源有限，因此斗争都是内斗。中国上古时代的生存战争，比之世界其他很多地方要激烈和持久，因为在封闭环境下，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源，每一方都没有退路。
而在希腊，失败的一方会逃往海外，很难形成政府与屈服的专制关系。”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海上逃亡之门“说。所以，”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内陆文明难以追比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
所以希腊人的思维逻辑和中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人和人之间必须分出你大我小来，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腊人偏要出两个太阳给我们看。比如斯巴达就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雅典的政权结构更为复杂，由9名执政官轮流执政。
崇尚一元与崇尚多元，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
秦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它取代了存在时间长达近800年的周朝。这就是”周秦之变“。
我们一般用秦始皇统一六国，或者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来讲那段历史，用”周秦之变“这个说法的不多。
那么我为什么要用”周秦之变“呢？因为这四个字言简意赅：”周“是指封建分封制度，”秦“是指大一统郡县制度，”变“是指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国，和在此之后2000年的中国，存在本质性的不同。
这样分封的结果是，周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效忠于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国家重要。所以当时人的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父亲比国王重要。郭店楚墓竹简上记载，”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思是说，为了父亲，可以不管国王，但不能为了国王不管父亲。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大意是说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在前线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生子，我如果战死了，我父亲就没人养了啊。孔子一听觉得这个人道德真高尚。
这个故事当然是把儒家观念推倒了极致，有点夸张，不过也确实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本质。儒家认为，血缘是至高无上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且给父亲报仇，是绝对正确的，别管对方是国君还是什么，因为”父高于君“。
秦晖先生说，这些故事说明先秦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提倡”父高于君“，正是为了阻止国家权力向家族内部延伸。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是后世的观念，先秦人是没有这个矛盾的。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还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各地起义军对官员都十分仇恨。他们最恨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各地地主和富豪，而是压榨他们的酷吏。说实在的，秦朝的忠臣，无一例外都得是酷吏。因为如果不是酷吏，就执行不了那些残酷的法律。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百姓都纷纷响应，起来杀掉本地的官员。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所有的地方官，一律被干掉。因为秦朝就是通过这套官僚系统汲取民间资源的。
所以秦末农民起义有一个特点，”有判民无判吏“，即没有一个官员参加造反。这形成了官与民两个界限分明的群体，因为官员已经完全站到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民众的仇人，即使想加入起义也没人接受。
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所以到了汉代，大一统专制制度才变得”刚柔相济“，初步成熟。这也是汉代统治比较长久的重要原因。因此形成了中华帝国的第一阶段——秦汉帝国。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逻辑，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来越儒家，本质却越来越法家。
秦汉帝国都实行民族融合。当然，这并不是这两个帝国政府有意识的做法，而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文化来划分民族的，如果某个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汉化了，就逐渐成为汉族，这个和血缘没什么关系。所以汉族才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人数不断减少。
而罗马帝国没有这个传统。他们非常重视血缘上的区别。所以罗马人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行省居民，各民族之间很少混血融合。
也就是说，3~6世纪，欧亚大陆几乎所有大的帝国，都被以原北匈奴为核心的游牧民族入侵了。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二次游牧民族大入侵。
因此，皇帝制度的运行，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清代乾隆皇帝曾对中国传统政治中威胁皇权的因素做了一次总结：
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奸臣，曰佞幸。（乾隆皇帝：《御制古稀说》）
秦朝和汉朝，丞相为文官之长；到了隋唐，三省长官中的尚书令地位最高，权利最大；宋代以”同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明代称宰相为”内阁大学士“；清代时，”军机处大臣“中的”领班大臣“是大臣中的一把手。
中国历史上汉人建立的王朝，秦、汉、隋、唐、宋、明，都有一个特点：一开始都是二级政府，而且坚决不愿意设立面积较大或者权利统一的省级政府，但是后来因为省一级政府力量太小，地方动荡无法平定，只好下放权力，让省一级政区扩大，集权，以便有能力镇压起义，结果变成三级政府。然而地方每一次权力太大，总会导致分裂局面出现，新的王朝接受接受前代的教训，再一次强干弱枝。因此汉人王朝的地方政府设计，就是在二级三级间不停地循环。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即元和清，不存在这种周期循环。因为他们不担心省级长官和地方势力结合。这是第一个规律。
唐初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府兵制“上。府兵制起源于先辈的部落兵制。府兵制下，鲜卑人当兵，全家可免除赋役。而汉人负责耕种，缴纳赋税来供养府兵。府兵制带有部落兵制的色彩，军人地位高，有特权，有荣誉感，晋升快，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依靠府兵制，唐代建立了”天可汗“体制，即唐朝皇帝成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这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然而后来唐代放弃府兵制，开始募兵，当兵只为吃粮，军人地位日益下降，”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当兵如同当奴仆，大家认为当兵是抬不起头的事，结果军队丧失了荣誉感，战斗力迅速下降。唐帝国只好开始使用安史集团那样的少数民族雇佣兵，结果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学者罗新认为，内亚史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并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但是，内亚史又一直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因此中国史与内亚史的重叠交叉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只是存在着强弱轻重的差别而已。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中原王朝输入活力。这是观察和思考中国历史时不可忘记的背景。
当然，还有一类学者认为欧洲模式更好，他们认为，中国大一统有利于稳定，但是容易造成文明的”僵化“。而欧洲的动荡纷争，有利于保持文明的活力。因此，这些学者对中国有一种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的评价。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将中国文明比拟为《格列佛游记》里的”斯特鲁布鲁格人“，也就是一种奇特的老生不老之人。他们虽然垂垂老矣，但是永远无法死去，深陷在痛苦中不能解脱。麦考莱在论文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1000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正如中国宋代学者罗泌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的：”封建之时，一人纵以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得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祸。“封建制下，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失德，只能影响天下的一小部分。郡县制下，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错误，需要全体臣民共同承担，因为你想躲都没地方躲。
朱元璋为了让它的子孙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特意规定皇族不能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都由国家养起来。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皇族们增加收入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每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俸禄如此丰厚，刺激着各地皇族拼命娶妾，拼命生孩子。
古代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比，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政府直接面向每一个农民收税。而其他国家在前现代化时代绝大部分实行的是“包税制”和“纳贡制”。“包税人”和“头人”管理一个地区，具体如何征税国家并不管。中国却是通过国家机器直接到每家每户收税。
唐代封驳制度和进谏制度在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皇帝错误决策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唐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原因。
隋代很快灭亡，这一制度基本没发挥作用，整个隋代“秀异之贡，不过十数”，一共才取了十来个人。就是到了唐代，科举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仍然只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唐代289年间，进士及第者平均每年只有22名，90%的官员还是因为门第和军功入仕。因此，虽然唐初皇帝曾经大力打击门阀势力，但是中唐之后，门阀复盛，荥阳郑氏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称；清河崔氏中唐后也陆续有八人为宰相；山东五姓世代通婚，不与外族为婚；高门士族甚至瞧不起皇室，不愿与皇帝联姻；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宁愿将孙女嫁给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皋，也不肯与皇太子联姻。唐文宗尴尬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我们李家当了200年皇帝，仍然比不上世家高门啊。
中国古代社会的彻底改变，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为了解决武将当权的问题，才开始真正大规模地推行科举，把科举当成最主要的选官手段，科举录取人数大大增长。唐代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不过20多人，宋代则翻了10倍，平均每年200多人。太宗在位21年，由科举为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40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4517人。唐代最有名的23位宰相，基本都出身士族。而北宋的71名宰相中，除赵普等4人为开国功臣任宰相外，只有3人不由科举而任宰相，其他64名均为进士或科举出身。
这一局面导致中国社会的运转规则发生巨变。日本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因此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宋以前的中国，是“贵族—半贵族”社会，宋以后的中国变成了平民社会。
宋代还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就是集体决策，遇到重大问题，要文武百官一起开会，大家商量解决，皇帝不搞一言堂。有的时候，如果这项决策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影响到某个行业，还会邀请老百姓参加，就像今天的政策听证会。比如宋太宗的时候，要起草关于茶叶经营的法律，就专门请来几十名经营茶叶的商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陈恕传》）。北宋熙宁年间，在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朝廷专门请市井商人，甚至杀猪的、卖肉的，都到朝堂上参与讨论，“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这在其他朝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比较高的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宋代也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的顶点在宋朝。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曲折发展，在宋朝达到了文化的高峰。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把宋代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则说：“（在宋代）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一提到宋朝，我们就想到“弱宋”，感觉这是一个很衰弱的朝代，总是挨打。但是如果从经济角度看的话，宋代其实很强。宋朝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时代，国家财政收入接近16000万贯，这个数字是唐代最高额的3倍。明朝在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也不过是宋朝这个数字的19%。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也就是说，钱是从哪儿来的。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一直是国家收入的主体，国家税收都是从农民手里收上来的。但是到了宋朝，财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在中国历史上，像宋朝这样的情况绝无仅有。这说明，宋朝巨大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由于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到了明朝时，农业税又一次占了大头，占了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从这个数字我们能看出，和宋代相比，明朝商品经济是何等落后。
因此，宋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最高峰，社会流动性和平等化的最高峰。学者夏振坤说，宋代中国的程城市化水平高达22%，这是领先全世界的水平。但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城市化水平一下子降到7%左右。而根据学者张杰提供的研究数字，明清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权发展水平也很高。
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奴隶制。
在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使用奴隶或者叫奴婢的现象。大户人家大量使唤奴婢，而且奴婢的社会地位十分悲惨，可以随便买卖，和牲畜的地位差不多。
到了宋代，虽然也使用“奴婢”这个词，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和以前朝代完全不同了：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佣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保姆”或者“司机”。他们不是雇主的私产，而是自由民，就是为了挣工资给你打工而已。
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也是极为严厉的。拐卖人口者，会被处以绞刑。比今天把人拐进黑砖窑受到的处理要重得多，今天我们顶多判上几年。而且和今天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规定，不光拐卖者要处重刑，买方也要从重惩处，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减一等。
然而你要是读《金瓶梅》等明代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到了明代社会，奴隶现象再度盛行，而且非常普遍。主人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把奴婢随意送人。在家里，对待这些奴婢的态度也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虐待奴婢这种情况在明代非常普遍。
最能代表明代人道主义水平倒退的殉葬制的恢复。这本是先秦时代的野蛮习俗，随着文明的发展，春秋之后，殉葬的现象就越来越少了，到了汉朝之后，就完全没有了。
然而明代却把这个事给恢复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临终之前，发布了一生最后一道命令，命令他的妃子们为他殉葬。他的40位妃子都不得不上吊自杀，跟朱元璋埋到一起去了。这道命令，复活了在中国已经消失了1000多年的殉葬制，到了明代中期才废除。
唐德刚说：“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王夫之则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皇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欧洲大多数城市的习惯法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这一点和欧洲很像，政府权力的涣散是欧洲商业精神生长的前提条件之一。赖肖尔说，欧洲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因此也培养了高度的企业精神，让人们敢于进行长期投资。所以他说，“欧洲和日本一样，是从多样性的封建体制和充分发展的社会结构的母胎中诞生的”，“在促进日本迅速近代化的诸因素中，有许多因素恐怕也是欧洲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管仲除了“利出一孔”理论外，还提出了“官山海”的思路，即由国家来垄断和经营自然资源（“山海之利”）开发的理论。他开创了盐铁专营制度，目的一是“塞民之羡，隘其利途”，即通过垄断堵塞民众致富之途，以控制国民经济。因此他规定，所有食盐都必须由政府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定价销售，即“官收、官运、官销”。据说齐国由是富强，称霸诸侯。
西汉时期，中国“在生产技术的造诣上，在钢的产量和质量上，比之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钢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并无逊色，但是中国却早了两千多年……”。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秩序的自发生成和扩展，似乎预示着市场规律会不断冲破各地和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the Braudel Bell Jar），从而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
事实也正是如此，汉武帝的盐铁官营等政策，严重打击了“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间工商业，不过政府确实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因此，汉武帝的做法对后世中国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以后历朝此类政策一再重复实施。“从而对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和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的形成，创生并沿存下来一种非常有效的束缚和制约机制。”
因此，韦森总结说，自西汉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沿着一个封闭的卷子遵循：新王朝建立，减轻税负，放松管制，商品经济获得一定恢复和发展，出现繁荣。到了这个阶段，朝廷就害怕了，往往就要强制推行官营工商业制度，以“重本抑末”，导致工商业发展收到打击，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受到制约，财政也陷入困难，只好加重对农民的聚敛，于是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从头再来……
因此，中国古代城市中的的工商业与欧洲自治城市的工商业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结构。虽然明朝后期因为政治腐败、朝纲废弛，国家不自觉地放松了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约束，导致明后期经济急剧繁荣，江南一些城镇中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但是手工工场与资本主义并非同义词。中国过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产权保护的不力、过高的交易成本（如赋税太高，官僚体系通过腐败汲取过甚等）、法治的不完善，都是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仅有“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并不足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这些早在中国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李伯重说，中国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出现这一说法，是一些中国学者基于“别人有，我们也有”的“整齐”心态引起的对西方的比附。
但是和中国由秦国以郡县制统一结束封建制这单一的方式不同，欧洲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了多种道路，出现了西班牙式的极端专制、法国式的集权专制、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和荷兰式的松散联邦四种方式，这四种方式经过长期竞争，最终英国式的国家体制获得压倒式优势，并决定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事实上，“日不落帝国”这个词源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一句得意洋洋的话：“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在当时的欧洲各国中，西班牙的政体是最专制的。西班牙位于欧洲大陆和非洲的路口，历来外敌入侵频繁，特别是阿拉伯人入侵，也经历了8个世纪的对阿拉伯人的“再征服”，形成了对军事强权的崇尚。因此，西班牙的统一民族国家也是极端专制型的（当然我们说极端是指欧洲内部的对比，而不是说和亚洲或美洲的一些政体对比）。虽然在统一过程中得到了自治城市的大力帮助，但西班牙统一之后不久，就蛮不讲理地取消了境内众多城市的自治权，并镇压了11个自治城市的联合起义，在各地建立起了牢固的专制统治。这种局面是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自治城市希望通过统一王权来抵抗贵族，从而获得国内统一市场的梦想也破灭了。
“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整个国家都崇拜地位和权威，一切是权力和暴力说了算，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很难建立起与西班牙相竞争的海上暴力力量。
以前这类远航通常都是国王和贵族主导，只由少数人出资，与平民无关。英国的国土和国力都是荷兰的几倍，所以英国大商人一下子集资3万英镑。荷兰没有强有力的国王和巨富商人，于是荷兰人脑筋急转弯，进行了一个制度创新，面向荷兰的所有市民公开发行股票，不论你是船夫还是小贩，只要你有一点钱，都可以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分享它的收益。
这个制度创新非常有吸引力。第一，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风险很小。这些投资者仅仅以自己的投资为限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公司最后赔了多少，你投了10荷兰盾，那么最后你最多损失10荷兰盾，不会有债主无休无止来找你。这就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不安感。
第二，股东实行无记名制，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股东只管投资，公司的决策权和经营权交给董事会，怎么经营是职业经理人的事。正如同在自治城市，市民只需负责投票，管理城市是专业人士的事。
第三，正如自治城市市民可以自由进入，也可以自由离开一样，人们可以随时资源成为股份公司的股东，也可以随时自由离开。因为荷兰人配合股份公司，又搞了一个制度创新。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只要愿意，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随时通过股票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
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诞生了。事实证明，这个创意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一出现，就受到热烈追捧。无数商人、水手、技工，甚至女仆，都跑来买股份，其中阿姆斯特丹的居民认购了其中的57%，认购者多达1143人，东印度公司首期就募集到650万荷兰盾，远远超过其他由国王和贵族出资的远洋公司。
凭借股份公司的优势，荷兰东印度公司迅速崛起。到了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拥有超过150艘武装商船、40艘战舰、5万名员工与1万名士兵，他们如同一个国家一样，在海上攻城略地，先后战胜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英国人，从他们手里夺得马来群岛、孟加拉国、马六甲、泰国，在中国广东、印度马拉巴海岸与科罗曼德海岸、日本设立商行。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五大洋之上。166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股息高达40%。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一个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它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
因此，西班牙的海外开拓基本是以皇权和国家利益为驱动力的，英国则是以商业利润为动力驱动的。从时序上看，西班牙人的行动是军事征服在先，随后的经济利益只是战利品；而英国则是商业活动在先，军事力量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从政府的角度看，这就像是政府把自己的海外扩张项目承包了出去，减少运营成本不说，更转嫁了风险。”政府把垄断权交给东印度公司，公司则承担风险并将部分利益上缴政府，以换取许可延期。
这一模式在殖民上非常成功。事实上是东印度公司而非英帝国军队向英国政府奉献了一个庞大的印度殖民帝国。大英帝国击败荷兰、法国，最终成为南亚诸多国家的宗主国，这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们苦心经营的结果，而不是大英帝国内阁运筹帷幄的战绩。
荷兰的成功，在于它专注商业。荷兰的失败，也在于它过度专注于商业，而对政治结构的探索不够。在历史上，荷兰人并不在乎政权的归属，并不太关心谁通知他们，只在乎这些统治者能否保障他们自由发展经济。因此荷兰这片土地轮转过很多统治者，先后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荷兰人都安之若素。一直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借战争对荷兰横征暴敛时，各自为政的荷兰各省才为保护自己的钱袋子团结起来，发起了独立战争。1579年，来自荷兰北边的7个省组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敌。然而战争胜利后，这7个省的人发现他们无法决定由谁来领导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荷兰人不愿意费心费力管理国家，他们只想专心做生意，因此，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最终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不过不久之后，精明的荷兰商人很快发现，英国女王收取的保护费实际上比西班牙国王还要高。他们只好结束了于英女王的协议，无奈地自己领导自己。1581年，7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由中产阶级建立并统治的共和国。它的结构非常松散，各省之间绝对独立，他们只能在决定税收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如果他们意见不统一，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共和国还有一件事很特殊：没有常备军。因为雇佣外国军队作战比征调商人们作战要廉价和方便得多。
这样的国家虽然足够自治，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缺乏统一的力量，无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西班牙等国有强大的军事传统，而英国历史上很长时期没有常备军。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海洋形成了天然的防御，这导致它历史上的战乱要远远少于欧洲大陆诸国。既然很少有外地入侵的压力，英国人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花巨资养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中世纪以来，英国只是在战争时期才招集贵族领地的义勇队，建立临时的军事武装。战争结束后，军队随之解散。直到1645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新模范军法案》，英国才出现第一支常备军。
英国使团第一次向全世界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导致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下掉道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
马克思用这样的语言概括鸦片战争：“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贪污数量也很巨大。比如处在浙江前线的军官们琢磨着发财手段，虚构了一支9000人的“南勇”，以这个为名义，骗了国家10万两军费。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虚构了一支20000人的水军队伍，套取国家兵饷三四十万两。这类事件在鸦片战争中层出不穷，留下很多资料。各级官员贪污总数最高可达上千万两。也就是说，有1/3的军费，是直接被贪污掉了。
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最能代表它的国力。任何一项国家能力，包括军事力量，都离不开财力的支撑。“财政能力真正体现一个国家能在多大范围内动员其经济资源。”因此财政收入比GDP总量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
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员刘锡鸿，被派到英国当外交官后，通过亲眼观察，发了一通感慨。他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交税，英国老百姓却很积极，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人征税，是老百姓选出的议员在议会上决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而中国征税去干什么，谁都不知道，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当然，这话是他私底下偷偷说的，回国之后他是绝口不提。
我们知道，打仗就是打钱，就是比谁的钱经得住消耗。光荣革命之后很长时间，因为国家体量的关系，英国的税收仍然没有法国多，但是英国通过发行国债，获得了巨额资金。光荣革命后没几年，1695年，英国的国债总额就达到840万英镑，达到了税收的两倍。以后更是直线上升，1700年达到1420万英镑，1763年增到1.326亿英镑，而到了1790年，国债总额攀升到2.44亿英镑，是当年政府收入的15倍！正是强大的筹资能力，支撑着英国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成为世界头号霸主。换句话说，英国之所以能称霸欧洲，就是因为它在欧洲最能借钱。
因此有人评论道：“拿破仑是在用自己的本金和英国利息来进行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乾隆朝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是人们一支以来津津乐道的，被认为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指标。1791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达到4359万两。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明代成华十六年，即1480年，财政收入是1332万，到了明代收入比较高的1602年，也不过是2295万。所以清朝的财政收入比明朝强多了。
然而，事实上，这个数字放到今天其实也不算大。乾隆朝的4000多万两白银，如果按白银的价格换算，不过相当于今天的10亿美元，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都比这多。
光荣革命之后，因为国债发行额几何级数增长，英国的财政能力猛增。在财政收入达4359万两的乾隆五十六年，英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5100万两，超过了大清帝国。在此之后，英国更是绝尘而去，到了1812年，也就是嘉庆十七年，大清帝国财政收入4013万两，而英国已经是19511万两，已经是中国的4.86倍。
在财政优势下，英国的军费更是清王朝的数十倍。看到这儿，你就会明白，鸦片战争中，中国是毫无胜机的。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说，过去人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国家就越强大；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但是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他说，如果把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藏了很多现金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英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果：几百年过后，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因为借的力量其实比抢的力量强大，或者说契约的力量大于枪杆子的力量。
天底下的事总是这样的，关乎你的事，如果让你参与，那么做错了你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参与决策了。但是如果不让你参与，无论结果如何，你总可能会挑剔。
近代史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机敏的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40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强国。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为与欧洲的相似：它和欧洲一样，都是从封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中国式郡县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型的。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中国用文官治国，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教条。而日本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大多读书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他说：“（中国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偷男单纯。（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则）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厚往薄来”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数倍、数十倍的暴利驱使周边国家和民族争先恐后前来进贡。因此明初经常有海外商人三五成群凑到一起，花钱找个懂中文的人写一道表文，就冒充贡使跑来上贡，送来大批香料，骗走无数钱财。比如洪武七年（1374年），暹罗商人沙里拨冒充是本国国王令其同奈思里侪刺悉识一起来进贡。因为装得不向，被朝廷识破（《明史·暹罗传》）。因此，传教士利玛窦认为，朝贡关系的本质，不是世界向中国进贡，而是中国向世界进贡。这话当然说得太过分了，不过历史上很多时期，朝贡确实对中原王朝形成难以承担的经济重负。比如明代与周边的多次冲突和战争，通常都不是因为人家不来进贡，而是人家进贡太热情，明朝招待不起，只好撕破脸皮。
之所以有相似的世界观，是因为缅甸的权力结构与中国相似。中国皇帝权力巨大，在国内实行说一不二的专制统治。而缅甸王权之专断残暴甚至超过中国皇帝，清末中国史籍《缅甸国志》记载，“缅甸为纯然君主专制政体，欣赏生死，皆出诸君王之意念，其政府以尊严顺从君主为主”。因此，和中国皇帝一样，缅甸国王有一种“特有的自豪和过分的傲慢”，不允许世界上还有其他与他平等甚至比他权力更大、地位更高的人。
除了世界观原因外，缅甸之所以如此自信，还有实力上的原因。在今天中国人的心目中，缅甸是一个贫弱落后的小国。在历史上，它却一直是东南亚的大国，战斗力极强，甚至一度威震八方。
向东，它长期与泰国争雄，长期占有上风，甚至导致有400多年历史的大成王朝的灭亡。向北，缅甸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先后展开大规模战争，而且都是缅甸占了上风。明代后期，缅甸主动入侵中国，并从中国手中夺取了大片领土，今天缅北的大部分地区，在明代前期是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即使是在清朝全盛的乾隆中期，缅甸在和中国为争夺中缅之间的土司展开的四次大战中也不落下风：前三次中国战败，最后一次双方战平，打得乾隆皇帝也没脾气。
这个面积并不大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武勇，是因为它长期实行“军国体制”，实行一种类似中国“军户”的制度，叫“阿赫木旦”制度。这些人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平时他们不用纳税，战时又可以掠夺战利品，在缅甸社会地位很高。因此，缅甸这个国家实际是“为战争而生”的，这个国家作战时不需要动员，不需要后勤准备，每个阿赫木旦都枕戈待旦，随时可以出征。面对这样的虎狼之师，很多国家都躲避三舍。因此，在东南亚，缅甸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国，是名副其实的霸主。
第一次英缅战争与第二次英缅战争相距26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间隔16年，这两个国家本来都有充分的时间总结教训，大力改革。然而两国的统治者都没有进行任何反省，而是固守旧制度，继续沉睡在旧梦里。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除了加固了几个炮台外，没有进行任何内政改革，同样1826~1852年，缅甸上层统治集团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相反，仍然如以前那样沉溺于内部斗争。尽管国家日趋贫弱，这一时期的缅甸国王仍然热衷于做功德，广建寺院宝塔。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缅斤（将近5000公斤）的黄金。
这一安排与中国晚清的外交手段非常相似。在后来同治皇帝不得不接受外国公使进京并考虑公使觐见事宜时，故意把接见地点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阁。因为这是中国皇帝传统上接见“贡使”和“外藩”的地方，这样一来，外国使臣仍然是被当成了“贡使”。
和中国一样，缅甸的外交史上，礼仪之争也漫长而激烈。中国和外国的争执是三跪九叩，而缅甸人争执的主要焦点是鞋子问题。鞋子在东南亚国家通常被视为不洁之物，缅甸人要求英国人见缅甸国王时必须先脱鞋，然后跪拜。然而1830年来到缅甸的白尼却拒绝这样做。
白尼坚决反对脱鞋，并明确表示：这是缅甸官员“借羞辱和贬低英国人的人格来提高他们王的地位和满足他们自己的傲慢和虚荣心的一种手段”。
如同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前与中国方面为行礼争执了一个月一样，英缅双方为脱鞋这件事争执了将近两个月，最后达成协议，缅甸方面允许白尼可以穿鞋走到宫殿的台阶前面再脱鞋。
在曼同王统治时期，双方因为鞋子问题又起争执。“1873年英国威尔斯亲王到达印度。缅甸大使晋见时穿着靴子，坐在椅子上。随后，英国提出，今后英国大使晋见缅王时不再脱靴子；从此曼同王再不见英国使臣。”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官员逃跑了，没有人收税。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一个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收关税。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老老实实地交给了清政府。而且，更关键的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收的税明显增多，也就是说，贪污腐败现象不存在了。“税收大增，政府善之。”
清政府大感意外，事后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从此开始，外国人就代管中国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税务总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海关收到的税款很快就比清朝收到的多出两倍甚至三倍。（“正税、子税较我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是殖民主义这的严重罪恶。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相当主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跟中国大臣文祥说，等中国海关改革完成后，中国人可以自己管理。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还说，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近3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英国人赫德跟恭亲王奕訢聊海关改革时，“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
后来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到外国人将70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件事，叹息说，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他在信中曾赞叹道：“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这些洋人与汉代的匈奴以及宋时的辽金，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托克维尔说：“在我们法国，是中央政府把它的官员借给了村镇；而在美国，则是乡镇把它的官员借给了州政府。”
就像在美国做的一样，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英国把民选代议制也带到了殖民地。英国的代议制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等地都成功运行。
因此，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属殖民地今天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而同样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西班牙（包括葡萄牙）殖民地今天则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数百年旧式殖民统治，决定了拉丁美洲今天的落后面貌。
从发展条件上来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拉美当然远比北非要好。然而西班牙的政治遗产拖了拉美的后腿。阿根廷著名诗人埃斯特万·埃切瓦利亚（Esteban Echeverría）曾写道：“我们是独立的，但我们是不自由的；西班牙的军队不在压迫我们，但她的传统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秦晖先生综合民国经济方面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据迄今为止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年）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
因此工业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民生事业进步，让人类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安全、最清洁的时代。工业革命之前，人的平均寿命逾期不到30岁。而工业革命完成之后，人的平均寿命预期超过60岁。
“2世纪的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和凌驾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几乎绝对专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罗马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之上的。一方面，“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这也许更接近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结合郡县制和封建制长处的政治构想。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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