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晚清七十年

顾太清多才多艺，一生写作不辍，其创作遍涉诗、词、小说、绘画，尤以词名重士林。其晚年时，还曾以”云槎外史“之名续作小说《红楼梦影》，堪称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
蒲安臣，1820年生于美国纽约州新柏林，后随父母先后移居俄亥俄州与密歇根州。1846年，蒲安臣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最初在波士顿做律师，后投身政治并于1853年成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当时，在美国争论最为激烈的”存废奴“问题上，其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而其本人也是主张废奴的共和党创始人之一。
1861年，在林肯总统就职后，蒲安臣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任期6年。
在华期间，蒲安臣是中西”合作政策“的积极提倡者，经数年不懈的努力，中外各方对蒲安臣的评价甚高。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即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相比于英法等国的横暴，美国的对话态度让清廷感到满意，蒲安臣由此获得好感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美国也从这一条约中获益良多，尤其依据这一条约所招募的廉价华工，解决了美国内战后修建横贯东西部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此外，《蒲安臣条约》对美国国内的排华运动也起到了相应的抑制作用。如《蒲安臣条约》签订后，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州所颁布的”辫子法案“”扁担税法案“等明显歧视华工的立法，最终都因违反条约而由联邦法院宣判无效或由联邦政府加以制止。
直至1870年10月18日，使团才返回上海，期间出访11国，历时两年八个月。出访结束后，志刚等人也留下了一些考察笔记，如《初使泰西纪》（志刚著）、《使西述略》（孙家谷著）、《欧美环游记》（张德彝著）等。
不管成效如何，蒲安臣的带队出访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奇特的一笔。在”洋钦差“的带队和搀扶下，晚清官员首次集体出洋，其在走向国际社会时的摇摇晃晃、小心翼翼之状，可以想见。当然，此举虽说是情势所迫，但外国人担任中国使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清廷对国际外交的懵懂和与国际社会的隔膜，也就可想而知了。
蒲安臣去世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写下如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如今，在美国旧金山及堪萨斯州各有一座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前者建立于1909年，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
他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晚清著名朴学大师俞樾。
不过，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的说法，即所谓的”红翰林“与”黑翰林“。”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指翰林可陪侍皇帝身边（侍读、侍讲之类），他们接近皇上，恩典易得，前途无量；”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学政，由此收一堆弟子门生（附带的孝经当然必不可少），不仅好处多多，日后还可以互相援引。
至于”黑翰林“，那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上下不沾，坐困京城——苦熬人也。譬如后来的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他既没有外派的机会，也没有额外收入，靠着45两银子的年俸，生活清苦到过年过节送给座师的贽敬只有2两银子（不能再少了），直到后来”把兄弟“袁世凯伸出援手，徐世昌才算是脱离苦海。
俞樾的学问，重名物而轻学理，重考据而轻言谈，常讲经世致用，学风朴实无华，世称”朴学“（又称考据学）。
他（曾国藩）曾评点自己门下弟子：”俞荫甫真读书人，丁日昌真做官人“；”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俞樾字荫甫）。对于老师的厚爱，俞樾自是没齿难忘。1867年，俞樾往南京拜见曾国藩，师生相见，相谈甚欢。公务之余，曾国藩带幕僚们陪俞樾游览金陵风光，从玄武湖到古城墙，一路上师生们欢声笑语，意兴盎然。次年，曾国藩因公路过苏州，其不惜以两江总督之尊而亲自拜访俞樾租处，穷街陋巷，一时间车马喧哗，令俞樾感动不已。
1898年，在诂经精舍主讲满30年后，已是78岁高龄的俞樾辞离讲席。也就在当年，其长孙俞陛云以第三名探花及第。这真是应了俞樾祖父俞廷镳的那句吉言：”留此以贻子孙，不更优乎？“是后，俞家学脉流传，文运昌远，俞樾兄弟中进士，长孙探花及第，俞陛云之子俞平伯则为著名文学大师。所谓”积善人家庆有余“，所言非虚。
清朝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军兴，运河阻断，漕粮被迫改为海运。之后，随着外国轮船的大量涌入，承担漕运任务的传统沙船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被逼入了绝境。为此，清廷命名各大臣筹议漕运危机时，李鸿章提出：运河每年仅能运米十万石，即便修复，对漕运大局也是于事无补；传统沙船在速度、载重、安全及价格等方面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即便假以援手，救得了一时也救不了一世，如此填不满的无底洞，伊于胡底？在此背景下，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而轮船招商局也由此应运而生。
换言之，日本后来的这些”巨无霸“企业，如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其”第一桶金“无不得益于此（官业下放令），这些企业都是明治时期通过政府的扶持而迅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并相继成为身份暧昧不明的”政商“、财阀，之后仍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洋务派约创办了60家近代企业，总投资额约5300万两白银；而同时期日本共创办5600多家公司，总投资额约2.89亿日元（当时日元为银圆，1日元约合0.72两白银），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如此数字对比，自然高下立见。
在明治时期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之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基本完成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的工业化；10年后（日俄战争前），日本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产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的工业化。短短30年间，日本完成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并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家，其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国人岂能不汗颜哉。
鸦片战争结束后，日本诗人梁川星岩写了一首名为《咏鸦片战史》的汉诗：”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这里说的”大东“，即日本。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取消武士的军事特权而改从平民中征集兵员以建立一支常备军，这也是日本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开始。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先采用法国、后采用德国兵制打造本国陆军，海军则采用英国军制，武器装备倒是英美德法各国都有，唯独军服是法式的（羽毛、帽缨、纽扣之类零碎很多的那种，华而不实）。之后，日本又效仿欧洲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常备军、第一后备军（战时补充兵力，每年回营集训一次）、第二常备军（全国总动员时的预备兵力），通过这种方式，战时可用的潜在兵力膨胀到了两到三倍。
日本民权主义者中江兆民曾说，明治时期（乃至二战前）的日本政治结构是”一身多头的怪物“，其多头分权、互相牵制，但又权力偏重（军事），制约失衡。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览统治权，内阁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但总理大臣没有统辖各大臣的权力，各大臣也无连带责任而直接对天皇负责。内阁也不掌握军令权，但凡军队调动、作战的军令事项，内阁无权干涉而由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上奏天皇裁决后，直接下达内阁的陆、海军大臣，责令执行。
《明治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明治维新时期的终结，而由此建立起来的近代天皇制，实际上是神权专制与立宪主义相嫁接的国家体制。和德国一样，日本的所谓”立宪“，实际上是一种”伪宪政“。或者说，日本、德国只是”有宪法的国家“，但完全不是什么”宪政国家“。宪政国家的几个基本要素，如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精神、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等，日德两国无一符合。如果把日、德这种军国主义国家也称作是”民主宪政国家“，那几乎是民主的悲剧、宪政的坟墓和自由的灾难。
那么，日本又是如何使用这笔巨款赔款（清朝甲午战争赔款）的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大头是军费；小头是发展工业；剩余的2000万日元归入皇室私产，1000万日元用于备荒，1000万日元用作教育基金，1200万日元补助1898年度的一般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天皇之前的捐助可谓是一本万利，真真做了笔好”投资“。
甲午赔款对日本影响至深的是借此契机实行了金本位制。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均实行银本位制，而欧美国家则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从1873年起，国际银价不断下跌，到1894年已经下跌了一半多，这使得日元（包括中国银两）处于不断地贬值与波动之中，对日本国内物价、国际贸易与引进外资等均产生不利影响。由于甲午赔款均用英镑支付，日本由此获得了约3800万英镑（储存于英格兰银行）。当时的英镑与黄金挂钩，是19世纪国际贸易中最为坚挺的货币，而早在1871年明治政府颁布《新货币条例》时，日本已打算采用金本位制，但一直因资金匮乏不能启动。在此契机下，日本用这笔英镑储备于1897年推行金本位制改革，由此迅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加速了国内的工业近代化和军事近代化进程。
在儒家传统中，”素王“是人们对孔子的尊称，意思是没有加冕的王，而康有为竟自号”长素“——不仅自视圣人，而且要比圣人还圣人。不仅如此，康有为的大弟子陈千秋号”超回“，即超越颜回之意；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曹泰，号”越伋“（孔伋，字子思）；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戏谑为”把曾参当马骑也“）。
1927年初，康有为去天津为溥仪祝寿，他自作聪明地建议将清室国号改为”中华“，由此碰了一鼻子灰而回。不久，康有为即将归山，其门人徐良请求清室赐谥，竟未获许可。看来，清室对于康有为的”忠诚“”保皇“是很不以为然的。
作为戊戌年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历史。现在谈维新变法，则必称康、梁。然而，这一做法与倾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多人的努力。譬如，曾因一纸上书而掀翻礼部六堂官的王照，当年可谓是名噪一时，但对多数国人来说，如今却已经很陌生了。
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竟然一下子扳倒了两个上疏、四个侍郎，这次可真是令朝野上下大为震惊，而王照的大名，也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
在同治和皇后大葬之后，有个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在一座废庙中服毒自殉，以”尸谏“的形式抗议慈禧太后这种破坏祖制的做法，他还留下遗疏职责慈禧太后贪恋权位，不给同治皇帝立嗣，罔顾亲情。事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太后只得拟定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诏称光绪继承咸丰帝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后，等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也就是说，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曾提及，李鸿章谈判时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的遗憾和费解，据他说，李鸿章在翻阅了”摩西十诫“后，建议”把第八条诫律（‘不可偷窃’）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无力阻止联军暴行的李鸿章，也只能以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讽刺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
杀死公使克林德的清兵小队长恩海最后也落到了德军手中。恩海之所以被发现，原因是他拿走了克林德身上的银质怀表，后来他把表拿到当铺里当掉时，不巧被日本记者发现表上有个”K“字，结果日本武官很快顺藤摸瓜抓到了恩海。随后，恩海被转到德国人的手中。恩海被德军处死的那一天，也是19世纪的最后一天；他的头颅，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后来通过”土库曼“号轮船送到了德国。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因”墨水瓶事件“而发生退学风潮，起因是某学生在师座上放置墨水瓶捉弄某守旧夫子，校方追查中与学生纠缠不清，校长汪凤藻一怒之下将该班学生全部开除，由此引发全校约二百名学生集体抗议退学。身为教员的蔡元培翰林在力争无效后愤而辞职，之后即与吴稚晖、章太炎等人在”中国教育会“（1902年4月由蔡元培、黄宗仰、叶翰等名流创办）的基础上创办”爱国学社“，以收容那些退学的学生。
正如梁启超在袁世凯称帝时说的，神像一旦打破，即不再具有神圣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租界是近代中国的自由滋生地，特别是对报刊舆论的培育更是作用匪浅。清末民初时，租界内的舆论堪称自由乃至放纵，多数报馆开了封，封了开，换个名字即可。
苏州马医科巷有俞樾故居曲园，曲园原为晚清”四朝元老“潘世恩旧宅的一部分，1874年俞樾将其买下后兴建成园，如今曾国藩题写的”春在堂“匾额犹在（或非原物），但原园多处为外单位或民宅所占，逼仄异常不说，转角居然摆放着赛金花的钢琴，昔日清雅之气，颇有些荡然无存之撼。
莲池书院创办于雍正年间，是李卫任直隶总督时的业绩之一，后经乾隆皇帝三次驾临，多处题匾，清中期后号称”全国书院之冠，京南第一学府“，院中硕学名儒，高徒辈出。刘春霖入书院时，院中山长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后者系”曾（国藩）门四弟子“之一，声名远播。
清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墓群，其中埋葬了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5位帝王和15位皇后、136位嫔妃、1位皇子，共计157位墓主人。但令人遗憾的是，初顺治的孝陵外，其余地宫均已被盗。
清朝时期，河间府盛产太监（崔玉贵、安德海、李莲英的老家相距不过几十里路）。
容闳一生中最大的事业，莫过于”留美幼童“计划。在其策划组织下，清政府从1872年开始逐年派出四批幼童赴美求学，每批30名，共计120名。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容闳的招生计划并不算完美。在120名幼童中，来自广东的占多数，共82名，而其中又有39名来自容闳的家乡香山县。39名香山县幼童中，包括了容闳的族弟荣星桥、侄子容揆及容尚谦等。
阅读的碎片化往往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好像什么都知道一点，但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知道不等于懂得，容易获得的信息和知识，也同样容易遗忘。

简介

笔记35 条

简介

笔记35 条

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