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入藏：1951年随军进藏纪实

早在全国大陆还未完全解放、新中国还未成立以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认真考虑解放西藏的问题了。人所共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中国的解放绝对不能不包括西藏。但当时并没有急于采取行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接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米高扬时，曾谈到对解放西藏的想法，认为西藏的问题虽然也不难解决，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以来交通困难，大军行动不便，二来民族与宗教情况复杂，要解决需要时间。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了严重变化，西藏统治集团在外国侵略势力的鼓动与协助下，加紧搞起了一系列妄图“独立”的活动。1949年7月8日，西藏发生了“第二次驱汉事件”，西藏地方政府继撤走西藏驻南京办事处之后，要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全体人员和所有汉人离开拉萨，一周以后，由藏军“护送”到了印度，转回内地。西藏当局的目的十分明显，就要要断绝与祖国的关系，阻扰解放军进藏，进而谋求西藏的独立。
中共中央不能不立即把西藏的解放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在解放兰州的同时“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0月底前，彭德怀指挥作战的大西北已经全部解放，解放西南的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所以毛泽东在11月23日的电报中告知彭德怀，应由西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以后，立即派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由青海、新疆入藏的路线进行调查。12月30日，彭德怀根据范明的调查结果，上报毛泽东：由于要解决物资供应和道路交通的困难，“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此时的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收到彭德怀的电报以后，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当时，西南行政区包括云（云南）、贵（贵州）、川（四川）、康（西康）、藏（西藏）五个省区。在党的组织上是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在行政上，刘伯承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在军事上，和龙市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是政治委员。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由西康入藏”。并且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刘、邓、贺立即接受了这一任务。
其实，自古以来，内地与西藏的往来交通就有西北和西南两条路径。唐代的文成公主就是从青海入藏的；五世及十三世达赖喇嘛都是从青海去北京的；乾隆年间福康安率领大军进藏反击廓尔喀的入侵，也是从青海进去的。现在流亡国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被确认灵通后，也是马步芳派遣马元海师长率领一个营的兵力由青海护送到拉萨的。清代历任驻藏大臣和中国民国政府的代表则惯于从四川入藏，清朝末年赵尔丰搞“改土归流”和钟颖率川军进驻拉萨，都是从西南进去的。
这两条路线我都走过多次。从西北进藏地势比较平坦，但平均海拔较高，一路高寒，人烟稀少；从西南进藏道路比较艰险，但在重重的横断山脉之间，有些地方海拔较低，常有农家。从当时的情况看，西北在物资支持方面显然不及西南。总之，两条路线，各有利弊，又有难易。
毛泽东原本是准备派三个军区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的。后来得知西藏地方政府只拥有12个代本的兵力，每个代本虽然相当于团的编制，但最多者不过500人，有战斗力的总共只有6000兵马。所以改变为“一个充足的军……即已够用”。并许诺“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解放西藏是大陆全部解放的最后一役，而且地理环境、民族习俗、宗教信仰都与内地有很大不同，必然有许多特殊的困难。任务光荣、艰巨，又非同小可。
究竟派遣哪个军进藏，是要慎重考虑的。
刘、邓、贺及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等首长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从各个兵团抽调三个师出来，组成一支新的军，但这需要时间，且不利于统一指挥；一个是按原建制派遣一个军。刘伯承和邓小平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是十八军，最后决定由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1950年3月27日，军部在乐山五通桥举行了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誓词说：“我们是人民战士，是坚强的国防哨兵，光荣地受领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出国境、保卫祖国边防、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任务，我们有决心、有勇气、有把握为保证其圆满实现而战斗！”这篇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誓词，还有第二条中特别说到：“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藏族同胞亲密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西藏。”
3月29日，进藏先遣部队自乐山出发，由五十二师率先进藏，一五四团担任先遣。
部队从强渡金沙江开始进行了20多次小的战斗，于1950年10月6日打响了昌都战役。北线右路部队千里大迂回，配合主攻部队，歼灭了藏军主力。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先遣部队将残余藏军追击到洛隆宗、硕板多以西以后便停了下来，先遣连驻扎在瓦合大雪山以西的拉孜原地待命。等待西藏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团的和谈结果。
因为那时进藏，条件比现在远差着十万八千里，既无飞机，也无汽车，雪山无路，大河无桥，全靠两条腿步行。加之气候酷寒，空气稀薄，缺粮少柴，人迹罕有。其艰难的程度，如陈明义司令员后来所说：“不亚于红军长征。”
仅在一年零三个多月以前，我参加了解放成都的入城式，并且在成都军管会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对成都的芙蓉翠竹、夜雨柔声、茶酒小吃、川剧清音，怀有非常美好的印象。我非常喜欢成都，她富有天府之国的俊美、巴山蜀水的灵秀、抒情婉转的语言、温柔泼辣的性格。她还有很好的人缘中的文缘，司马相如、卓文君、诸葛亮、杜甫、元稹、薛涛、韦庄、陆游、杨慎等以及当代的郭沫若、巴金、艾芜、沙汀、李劼人等以及我的许多文朋诗友都在此印着深深的足迹。
记得《十三世达赖喇嘛遗嘱》的全文，我就是从夏川那里抄下来的。从这篇遗嘱中，我了解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对“侵略的英国军队”是坚决反抗的，还曾经到北京“去请求皇帝援助击退英军”，在北京他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亲切接待和隆重礼遇。但当时的清廷已经十分虚弱，未能派兵赴藏，使他感到失望，回到拉萨以后，政治上对祖国有了疏远。他还表示说赤色汉人是西藏的最大威胁。后来知道，他的这篇文章并不是什么遗嘱，而是他在圆寂的前一年（1931年）写给僧俗大众的公开复信，被收在拉萨刻印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文集》中，篇名《灵丹妙药·透明洞察·人天甘露》。这篇文字对于了解和佐证西藏近代的历史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尤其是西藏上层的政治态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十三世达赖喇嘛除了概括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外，他所表达的最主要的心愿就是维护住西藏的现行制度。据我后来多年的亲眼所见，这是一种当今世界已经稀有的怪异而残酷的制度。总体来说，它属于封建社会，但它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占绝对优势，保留了相当多的奴隶制残余，还带有半殖民地色彩。
雅安是西康省的首府。西康于1928年建省，1955年撤销后，将金沙江以西的地区划归西藏，将金沙江以东的地区划归四川。雅安是进藏的必经之地。当时的中共西康省委书记兼省主席是廖志高，他是有名的解放前川东、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
自从解放军进藏以来，二郎山忽然间出了名，正像张继的诗使寒山寺出了名、苏轼的诗使西子湖出了名、王维的诗使阳关出了名……，二郎山的出名是由于《歌唱二郎山》这首歌的传唱。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机遇之难测与重要，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文学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说到二郎山和这首歌，我发现内地的人们普遍存在着三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是，认为它是西藏的一座最大的、至少也是了不起的大山。其实，它的位置是在过去的西康、现在的四川境内，从来远在西藏之外，它西去拉萨的距离是1568公里（1公里=1千米，为尊重历史和表述真实性，不予更改，下同），相比之下，雅安乃至成都则近在咫尺了。论高度，二郎山的尖顶才海拔3200米，在雪线以下，山上没有积雪，和甘孜的街道一般高。它其实是川藏公路所经过的15座大山中最低的一座。只不过人们从川西盆地一下子碰到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在感觉上，对比有些过于强烈罢了。
第二个误会是，认为它原本没有任何公路，而且修通此山艰难空前。其实二郎山原来是有公路的。早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开始，就制定了多项重大的准备计划，其中之一是要在1950年5月以前修复康庆公路。结果是在那年8月的25日全线修复的，9月初，第一批汽车通过了二郎山。
康青公路是从雅安经过甘孜到达青海省玉树的公路。它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期间的1940年修筑的，曾经在人员和经费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十分简陋，据说修成以后只勉强走过一辆汽车。你可以说它是一条提不起来的公路，但它毕竟是有的。论二郎山修路之艰难也不及西藏其他地区，因为一来气候并不太冷；二来不是新辟，而是修复；三来离后方很近，各种物资的供应比较好办。但也不是说并不艰苦。修复从雅安到玉隆一段公路（包括二郎山在内）的领导机关是工兵司令部，业务则归雅安工程处。参加修路的有四个工兵团及一六二团一部，还有大批的技工。困难当然也不小，同在中原、平原地区修路不能相比。尤其对于部队，可以说是老战士碰到了新问题。他们在以往精通的是投弹、射击、拼刺刀、爆破四大技术，修公路远不是长项。特别是二郎山的一半出名的多雨，也有着“天无三日晴”的说法。战士们不能不在雨中作业，衣服上满是泥水，他们自嘲说穿的是清一色的“泥子军装”。为了解决担任进藏先遣任务的兄弟部队的供应问题，战士们都知道抢时间的重要，真正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对于这种情形，有的人总结为“五不听”：吹哨子让休息不听，吹哨子叫开饭不听，受了伤叫下去不听，见了大石头不叫争不听，下大雨喊收工不听。战士们修路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个误会：认为《歌唱二郎山》是音乐创作人员长期深入生活的结果。实际情况是，我们战斗文工团派了部分编演人员去筑路部队采访、演出。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创作了一批新节目，同时要歌唱二郎山的筑路战士，但是来不及作曲，最快的办法是找一首现成的曲子来填词。有的同志原是二野文工团的，曾经参加过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回忆起时乐蒙当时作过的一首叫作《歌唱大别山》的歌，旋律是河南味的，又好听又顺口，于是交给祝一明（笔名洛水）按原曲填词，改题为《歌唱二郎山》。
《歌唱二郎山》最初由我团的男高音孙蘸白演唱。筑路战士们大多数来自豫皖，对旋律倍感亲切，反应热烈。这首歌即由此传开。作曲家时乐蒙既没有到过二郎山，也不知道用了他的曲子。这一事实，既证明了音乐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也反驳了在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方面的机械唯物论观点。譬如大家熟知的《三大纪律八大注意歌》，它的曲子并不是哪位作曲家到红军部队体验生活之后写出来的，而是套用了袁世凯新军的《大帅练兵歌》，而这首练兵歌却源于普鲁士军歌的曲调。
泸定桥建于18世纪初，全长101公尺（1公尺=1米，为了尊重历史和表述真实性，不予更改，下同），共享了13根粗大的铁索，9根做了桥底。很粗很长的铁索悬在空中，重量极大，所以形成了一道两头高中间低的几近于半圆形的弧线。上面横铺着许多块木板作为桥面。
到达康定已近黄昏。大名鼎鼎的康定城坐落在群峰环抱之间，依山傍河而建，地势奇特，分外险要。它古称打箭炉，这里还真有一个流传了多年的关于箭的故事。我们抬头仰望山峰，上面矗立着一根粗大的杆子，（没能到它的跟前查看，估计是铁铸的）据说，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安定后方，与西边的羌人划分各不相扰的边界，诸葛亮在邛崃对羌人们说：我向西射上一箭，箭落的地方就是边界。结果一箭射出了几百里，落在了康定的山上。这个传说又是一个把诸葛亮造神似妖的例子。我在听这个传说的当时就想，如果真有此事的话，也是他对少数民族的一次愚弄，他肯定在事先已经派人把箭杆子插到康定的山上去了。其实，在藏语中，这里的地名原本同打箭炉、同诸葛亮一概没有什么关系。它的藏语名称是打折多，因为“多”是两河交汇的意思，在这里交汇的两条河是打曲和折曲（“曲”是藏语中的“河”）。至于以后真的有什么人在这里设过炉打过箭，我就不知道了。
康定城的背后有一座大山叫格达山，攀上去才知道是一个非常宽大的平坝子，完全可以在上面跑马，这就是那首非常流传的《康定情歌》中所唱的“跑马溜溜的山”了。在后来的年月里，我有一次途经康定城时，曾经到山上去参加过节日的盛会，看到了五彩缤纷的歌舞和万众欢腾的景象。康定是一个汉藏杂居的城镇，也是汉藏通商的要道，又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有人把《康定情歌》说成是藏族民歌，我看是一种误解，无论就歌词来说，还是就去掉来说，他都是汉族民歌。因为藏族的姓氏和汉族的姓氏完全不同，是绝对没有什么“张家溜溜的大哥”“李家溜溜的大姐”的。
阳历四月上旬，在康藏地区不但毫无春意，依然是一片严冬的肃杀之气。从康定到甘孜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叫折多，过折多山时，满山都是积雪，天上还飘着雪花。它海拔4200公尺，是我们进藏途中翻越的第二座大山。距离康定50里，是康定西北方面的天然屏障。由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都聚居在康定以西，所以有“过了折多山，才算出了关”之说。又由于到了这里才真正进入了高海拔的地区，所以一般人都认为，过了折多山才算是来到了康藏高原。
甘孜因为是康北的重镇，原有刘文辉麾下的国民党军队一个营驻守，刘文辉宣布西康起义以后，这个营也就撤回了内地。我进藏先遣部队在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的带领下，于1950年4月28日到达甘孜。甘孜和平解放，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巧合的是他们到甘孜同我们到甘孜以及当年红军到甘孜，都是在4月。
甘孜也可以说是一座历史名城了，它的名字已经同红军长征连在了一起。1936年4月，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的红军进入甘孜。5月1日，帮助当地群众成立了“博巴依特瓦”。西藏古称吐蕃，“蕃”此处读如“博”，即藏族；“巴”，是藏语的“人”；“依特瓦”是政府的意思。连起来就是藏族人民政府。在甘孜召开了有16个县约七百人出席的博巴第一次代表大会，公举多德为政府主席，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和孔萨土司为副主席。这是藏族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政权组织，虽然流星一般短暂，它的闪光却永远定格在甘孜的天空。
解放军进藏初期，甘孜出现了一位为和平解放西藏竭诚奔走并且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著名人士，他就是白利寺的格达活佛。我们在到达甘孜的第二天，就专程去参拜格达生前驻锡的白利寺。白利寺在甘孜以西约三十华里，我们是乘坐一辆中吉普去的。在进入寺院以前，先去拜访了白利土司。
远在元朝时期，皇帝就把各个少数民族部落，改为由各个土司来划地统治。（土司一词，并不是藏语的译音，而是汉语“守土司民”的简称。）还曾分别封为宣抚使或宣慰使。他们的名号和权力都是世袭的。到了明、清两朝，又先后废除了土司制度，收回了他们的印玺，改为有固定品级的流管，发给薪俸，这就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某些世袭贵族的特权，有一方土皇帝变成了一般政府官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改土归流”。正如任何触动权力的改革都必然遭到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清朝末年在川边实施的改土归流，引发了政府军与土司之间的战争。民国以后，改为州、郡、县制，还派过汉官。但是，直到解放初期，在西康、青海、甘肃一带虽然名义上废除了土司制度，实际上原有土司的一切特权和世袭制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土司的统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汉官如流水，土司如石头。”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格达，1902年诞生在甘孜白利土司辖区内的德希底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他的阿爸是土司属下的“差巴”，即支应差役的人。在他7岁时，属于格鲁教派的当地有名的寺院白利寺的活佛圆寂了，他被认定为转世灵童，迎入寺中学习藏文。从此，一个农奴的儿子成了活佛，法名洛桑登增·扎巴塔耶。17岁时去了拉萨，潜心学习了8年的佛经，取得了西藏佛教的高级学位——“格西”称号。他一共去过拉萨三次，并且晋见过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他仍旧回到甘孜，主持白利寺的佛事。
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到达甘孜以后，具有平民意识和平等思想、慈爱为怀的格达活佛，亲眼看到红军官兵十分尊重藏族人民，关心群众疾苦，确实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汉人。他又激动又兴奋地对人说：“真正把我们藏族人看作是兄弟的，只有共产党和红军！”他还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从同他们的交谈中知道了许多革命道理。他相信共产党才是各族人民的救星。不久，在朱德主持下成立了第一个藏族人民自治政府——博巴依特瓦，格达活佛作为第一副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在这期间，他以活佛的威望、副主席的身份，服务的热心及组织的才能，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动员僧俗群众给红军当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救护伤病员等，他所驻锡的白利寺就带头支援了15匹军马和19头牦牛，还交纳了“拥护红军粮”156担。当时，有的人对于给红军筹粮不满，他就耐心向大家作解释，他还预言：“支持了红军，未来会得到好处。”我在参观白利寺时，亲眼见到红军留下的粮草借条。
1936年7月1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2日至10日，两个方面军离开甘孜继续北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农奴主摧毁了博巴政府，杀害了政府的工作人员40多名。格达对此极为震惊和悲愤，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以其在宗教界的地位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当时大金寺、甘孜寺的首领同统治集团关系较为密切，他就通过说服他们去劝说制止少数反动派的杀戮行为。他一面将僧俗群众武装起来进行自卫，一面迅速地妥善安置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对于伤好冰玉的，发给路费，让他们去追寻红军，争取归队；其他的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继续治疗、休养。譬如，他曾派色波喇嘛负责把二百多名红军伤病员护送到道孚县的章谷寺去请纳扎夏活佛代为保护，又将一部分伤病员委托给桑根寺的根顿珠活佛。
格达是一位善于运用形象思维表达他的善恶观的诗人，他在写给根顿珠活佛的信就像一片散文诗：“……我们这里明媚的春天已经过去，盛夏的鲜花将经受暴风雨的摧残。要留好根和种子，等待在未来的春天里开花、结果；要保护好那娇嫩的羊羔和牛犊，备足草料度过寒冬；要当心黑夜的魔鬼、严冬的虎狼扑来吞噬人间的生灵。……我有朱总司令临行时的嘱托，你有贺总指挥辞行时留下的期望。……我们心里要放宽，眼光要放长。”
我们一行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漫步在白利寺内。莱赖喇嘛告诉我们，红军走了以后，格达活佛除了诵经以外，就作诗词，大部分是想念红军的，在这一带很是流传。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肩膀，红军啊，你们给我留下了金石的语言，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慑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敢直接对他下手，于是改为利诱，奉送各种头衔，遭到格达活佛的拒绝后，就散布说：“白利寺是红军寺，寺里的喇嘛都是红军。”并对格达本人进行人身方面的攻击，还断绝寺中的经济来源。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格达的信念。
格达经过了一番准备，于1950年7月4日率一行七人启程西行，出发之前当地军民为他举行了欢送大会，群众跳“果卓”，纷纷祈祷格达一路平安。会上，宣读了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写给当地藏族果卓队的信，信中说：“亲爱的姊妹们，格达活佛要为西藏人民的解放远道入藏，格达——你们最敬爱的活佛现在就要离开你们了，请你们不要难过，很短的时间，他就会完成他的志愿，重新和你们见面。解放军是为解放藏胞而来的，今后你们的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这里买不到好吃的东西，送给你们很少一点钱作为礼物，请收下。”信才念到一版，果卓队的全体就被感动得哭了。
格达一行于7月24日到达昌都，受到西藏地方政府昌都地方当局的阻扰，不得继续西行，处于被软禁的境况。格达于8月22日病故，年仅47岁。
翻越海子山，使我们真正领略了康藏高原的风韵，具体地说是品尝了大雪山的味道。海子山是康北有名的大雪山，海拔五千多公尺，与另一座海拔六千多公尺的大雪山雀儿山遥相对峙。当我们走上山去的时候，就进入了雪浪起伏的海洋，越往上走，积雪越深，马是骑不成了，开始是牵着马走，后来就让马在前面踩路。快要接近山顶了，天空飞起了大学，本来就感到空气稀薄，呼吸困难，要张大嘴巴协助鼻孔，强劲的冷风又来咽人，喘气成了大问题。这时身下的积雪已经深得没膝，所谓走路，就是吃力地把前一条腿插到雪中去，再把后一条腿从雪中拔出来，每倒腾一步都要费很大气力，上一步与下一步之间，都要停下来呼哧呼哧地喘一阵起粗气。（后来我看到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的纪录电影，那情景对我来说十分亲切。）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块露出雪面的大石头，我坐上去，看着手表，按住手腕，数我的脉搏，一分钟是138次。我们都想坐下来好好休息一番，因为实在像是筋疲力尽了。但是在此之前，有经验的人就告诉过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走下去，不然就可能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只好吃了几块压缩饼干，水壶里的水已经冻成冰疙瘩，再怎么摇晃它也无动于衷，只好抓了几把雪吃，继续前行。这是，我又意外地饱享了终生难得的耳福——在落雪的雪山顶上，在康藏高原的阴历三月，听到了隆隆的雷声。至今想来依然觉得惊奇。到了1984年，我就把我的一本写西藏解放的叙事诗集起名叫了《冬雷》。《易》云：雷出地奋。雷声可以振奋大地，雷也是振奋人的声音，何况在隆冬里、在艰难中听到它的有力的呼唤呢！
因为那时藏民不认可纸印的人民币，所以只流通银圆（藏民习惯叫大洋）。这些大洋都是用铸有袁世凯头像的中国民国三年的模子在成都重造的，是全新的“袁大头”，一块是一圆（元），每箱装两千块。
这支藏军的正式成立，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将军率军击退了入侵到西藏日喀则的廓尔喀（即今之尼泊尔）军队以后，为了保卫国防的需要，经奏请皇帝批准，组建了西藏军队，和驻藏的汉军统一由朝廷的驻藏大臣管理，由驻藏游击都司守备官直接指挥。当时共编制了六个代本（相当于团），下设本（营）、甲本（连）、定本（排）、久本（班）。到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当时的驻藏大臣琦善把藏军交给西藏地方政府管理，但教官由清军的军官担任。这支军队曾经在1904年反抗英军入侵时书写了英勇悲壮的历史，出现了拉丁色代本等中国的英雄人物。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驻藏川军钟颖部哗变，闹到民国元年（1912年）9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势力，制造了第一次“驱汉事件”，清军被经由印度遣返回内地。于是借此机会将藏军扩充为是个代本，有英国军官担任教练。从此以后，这支曾有过维护祖国统一、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功绩和光荣传统的藏族军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沦为了“反汉独立”、分裂祖国的工具，在1949年的第二次“驱汉事件”中、在1950年阻止解放军进藏中、在1959年的武装叛乱中，都与广大的西藏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在佛教圣地上留下了罪恶的记录。
藏军军官生活之腐化，我也是前所未闻的，比如代本每天起床和睡眠时都要奏乐。
他们的军旗是以英国的国旗作底子，绘上雪山和一头狮子，是地道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列队出行时，奏的军乐是《大英皇万岁》和《桃花江是美人窝》。他们使用的武器（包括步枪、机枪和大炮）也是英国的。但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留下来的旧家伙。
他们的战斗力可想而知，诸如战略战术、指挥机构、作战地图、火力配备、工事构筑、战斗动作等等不是根本谈不上就是远不及格。战前先打卦问卜，择选吉日良辰，打仗时背着“嘎乌”（护身佛），念着佛经咒语，手持銮铃，摇旗呐喊，虚张声势，不讲队形。胜则猛冲猛追，败则各自逃亡，犹如塌窝之蜂。如本以上军官的指挥部位距离部队很远，既不能观察情况，又不能掌握部队，单靠听战报行事，只不过便于败时早窜而已。
昌都被称为康西重镇，因为它是从内地通过西藏的咽喉之地，具体地说是通往川、滇、青的枢纽。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形势是多么险要。它的海拔不高，才3193公尺，但它高踞在大山阳面的腰间，像一只将要纵身前扑的猛虎。在它的左右两侧的山谷中，是两条从它的背后怒吼而来的雪水融化而成的河——扎曲和昂曲，如果把它们和昌都城合起来观望，就又像是一只展翅向下俯冲的雄鹰了。再走近些看，它的错落有致的强巴林寺院（一座寺庙）和民房，构成了天上的市街，是实实在在的空中的楼阁。扎曲和昂曲流到它的身下时，分别被两座桥架通了天堑，东南方扎曲河上的桥通向四川，叫四川桥，桥头的坝子叫四川坝；西南方昂曲河上的桥通往云南，叫云南桥，桥头的坝子叫云南坝；两河两桥两坝自然地构成了对称美，从对称的角度看昌都，则又像是一只落在山野间的伸展着双翅的巨型蝴蝶了。两条河从昌都的东西两侧通过两桥以后，在昌都的脚下汇合，自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澜沧江。它绕过千山万壑不息地向南流，告别西藏，进入云南，经过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流入老挝以后就叫湄公河了。
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是被亲英的非爱国主义势力把持的。中央人民政府虽然派过几路劝和代表并通过各种渠道劝告他们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但都遭到阻扰和拒绝。他们决意用武力抵抗祖国大陆全境的解放和统一。除了在藏北的黑河（那曲）一线布置了相当数量的藏军，又在金沙江至昌都正面陈兵十个代本，号称七八千人的兵力，妄图凭借天险与解放军进行决战。于是我军不得不实施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从1950年10月6日开始实施，经过大小20余次的外围战斗，10月19日，我军已兵临昌都城下。藏军无力也无心守卫昌都，经电示西藏地方政府，准许他们撤退。当他们西撤到离昌都不远的竹阁寺时，发现我迂回部队已经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只好派了两名藏军骑着马，高举着哈达来到我军中联络，受到我军的欢迎。藏军总指挥于是下令西逃的两千七百余名藏兵，连同数十名军官，十几名四品以上的官员和四名英国人全部放下武器。昌都于1950年10月21日宣布解放。
1950年4月28日我进藏先遣部队到达甘孜以后，遇到了进藏途中的第一次粮荒。他们从雅安出发时每人所背的大米和干粮都已经快吃完了。因为毛主席有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所以不能就地征粮牌粮。部队只好用挖野菜、草根和捉麻雀、地鼠来充饥，后来由于尊重藏族因信奉佛教有放生习惯的风俗，停止了对鸟雀的捕食。当时部队领导请该地的上层人物先借一些粮食，向他们保证说，等飞机运来了粮食一定如数归还。但他们说我们是吹牛，他们说：“红军来的时候连头骡子都没有，你们哪里来的飞机？”还造谣说我们是被打出内地的一股杂牌军，是来这里找饭吃的。硬是不肯借。部队只好用有限的银圆买了一部分粮食来救急。后来，我们的飞机果然飞抵甘孜上空，成功地进行了物资空投。他们的态度就变了，主动来找我们询问买不买借不借粮食或柴草。
在甘孜度过的近一个月的挨饿生活，给战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了执行民族政策的考验和军民关系的教育。一方面是上层人物看我们的笑话，一方面是劳苦群众对我们的深情支持。不少藏民在夜间瞒着贵族给我们送来自己也舍不得吃的糌粑、元根、酥油和风干牛肉，他们有的人只是把东西悄悄地放在战士的帐篷门外，并不照面，更不留下姓名。关于这段生活，当时任五十二师师长的吴忠还写了一首歌词，头两句就是“不能忘啊不能忘，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而这次粮荒正是靠空投缓解的。
我从《吐蕃世系明鉴》上查到，松赞干布时代的道德训中有这样的规定：“有疑而不决之事，依神言而断。”他们则利用这一条，表演了不少抗拒解放军进藏的闹剧。
当时，有人从拉萨来，讲述了这样的事：
拉萨哲蚌寺的金顶上，有一个铜狮子的嘴里突然流出水来。喇嘛们请神来解释这种奇异现象，神说：“那是因为将有大批汉人来藏。”喇嘛问：“如何才能阻止？”神却说：“不知道。须去问杀巧谷马。”杀巧谷马是个活佛，也是个地方官。他打卦以后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用“咒”来阻止汉人。于是三大寺的喇嘛们用糌粑做了一些“崔马”（鬼），用大锅熬上酥油茶，念经七天七夜以后，把茶锅扣翻过去，再念三个昼夜，然后把大锅翻过来，见到有汉人的军帽和手印、脚印。他们非常喜欢，以为这样就把汉人给咒住了。
不久，我们又听到另一个消息：拉萨小昭寺里的铜佛，两只脚突然翘起来了。清朝末年找二凤率兵入藏时，铜佛才伸出了一只脚，可见这一次必然有更大的灾难来临。他们向神请示，神说须问杀巧谷马。杀巧谷马卜卦后说：“汉人要来了，要阻挡汉人，需要念咒一百万遍。每遍的花费是牛4头，茶8甑，酥油16斤，糌粑4口袋。”因为费用太大，结果只念到了四千遍。于是去问神：念四五千遍起的作用怎么样，能否阻挡住汉人？神回答说：“单独抵制汉人是可以的，但是汉人和苏联人一起来就阻止不住了。”
进藏的先遣部队是十八军五十二师的一五四团，他们遵照“十七条协议”，在军前线指挥部的率领下，于1951年10月26日进驻拉萨，受到拉萨各界两万多人的隆重欢迎，这等于是当时拉萨全部人口的一半。但是，由于补给线过长，康藏公路才在修筑之中，飞机也不能试航到拉萨，物资运输全靠牦牛在几千里的重重雪山中缓慢跋涉，供应无法保障。部队只剩下三天的粮食了。所以，包括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张经武、十八军的军长、政委和全体官兵，都闹起了粮荒。西藏贵族中的反动势力则乘机对我军采取“困饿政策”，他们控制粮食、抬高物价、制造谣言、嫁祸我军。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鲁康娃公然对军领导说：“过去满清的驻藏大臣，在拉萨只设了一个衙门就行了，何必来这么多军队？”而且幸灾乐祸地挖苦说：“饿肚子可是比打败仗更难受啊！”这位鲁康娃的全名叫鲁康娃·泽旺绕登，是当时地方政府的代理摄政，后来因为组织“人民议会”反对“十七条协议”，被达赖免职。叛逃以后，妄图得到印度的支持，在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呼吁书”中竟然使用了“跪着你的面前”的词句。
中央通过外交途径，从广州取道印度，将2500万斤大米运到了西藏。同时，驻拉萨的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开荒生产种粮自救的活动。终于站稳了脚跟。
西藏最不缺的是水，而同时最缺的是桥。
在西藏的民间传说中，第一个为西藏的江河架桥的人和藏戏的创始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他叫竹朵·唐东杰布。
1956年5月，我曾在拉萨采访过扎西顿珠，他是有名的藏戏演员，当时他57岁，同时担任着觉木隆剧团的团长、总导演和主要演员。他应当是懂得藏戏的历史的，他竟然也是按照民间的传说来讲唐东杰布的故事的。这个故事在西藏十分流行，可以说家喻户晓。我这里只做简要的转述：
唐东杰布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总想给大家多做些好事。他看到西藏的许多条江河上都没有桥，给行人带来极大的不便，决心在每一条江河上架起桥来，但这需要很多桥才能办成。他历尽辛苦，四方奔走，耗时不少，可是募化到的钱还不够修一座桥用。他的精神感动了神灵，梦中，女神吉尊卓玛考验他说：你如果有决心、能吃苦，就先到旁多的山岩上去静坐吧。他果然去了旁多，在僻静的山岩上静坐祈祷了三年三月零三天。女神吉尊卓玛又在梦中明示他：你到雅隆琼结去吧，那里有七兄妹，都是最好的演员，你把他们组成一个剧团，到处去演习给大家看，并且把修桥的决心告诉大家，一定会得到帮助的。唐东杰布照着做了，果然通过演出集够了修桥的资金，在西藏的13个地方修起了13所铁索桥。
嘉裕桥没有被算在唐东杰布修建的13座桥梁之内，因为它才有80来年的历史。为了行走安全，把持畅通，嘉裕桥每隔四年必须重修一次，由于工程巨大、技术落后，要两个月才能完成。一切所需的器材、工具、粮食，全部由人民群众负担，工程费用的具体分担办法是：怒江东岸的嘉裕、麻利、瓦合三地负担四分之三，怒江西岸的洛隆负担四分之一。西藏地方政府不投入一文钱，却派来了藏军来收过桥税银，规定过桥时每个人或每头牛、每匹马都要缴纳藏银一钱五分，如果遇到没有农奴主背景的商人过桥，还要遭到额外的勒索。
嘉裕桥，藏语叫霞裕桑巴。“桑巴”是桥，“霞”是右腿，“裕”是鞋子。所以，我们在那里问路时，如果问“嘉裕桥”，藏民都摇头不懂，如果问“霞裕桑巴”都是知道的。
关于这座桥的名字，也是来自一个神话传说：
一百年前，人们要在怒江上架桥，因为水流湍急，怎么也搭不起桥基。西藏有个活佛叫噶玛巴，他来到了江边，脱下右脚的鞋子扔到江中，施了佛法，桥基就搭稳了。桥名取“霞裕”二字，就是为了报答这位活佛。
酥油和糌粑，以及用麻袋从四川运来的大米都是有牦牛长途驮运到部队来的，而且全要用牦牛皮打成30斤左右的包，不然经受不住雨雪的侵蚀和牦牛群的碰撞，因此里面经常混有牛毛，拣不胜拣，只有马虎着吃下去。杨军政委在吃饭时对我们开玩笑说：“在康藏住上一年，能吃掉一条毛毯。”
西藏军区的领导机关又爆发了“五大部上书”事件
有人问我：假如你能回到青壮年时期，假如能从头开始，最想干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决定：回西藏去！我不自信能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回去是为了三分奉献、七分享受。
我将贪得无厌地享受那壮丽无比的山川。连绵不断的雪山直插深蓝色的天空，反射着特别亮、特别低的太阳的光芒。不含一粒灰尘的长风，把草原的花香给你送个满怀，是一种气体的青稞酒。星罗棋布的湖面上，横断山中的河流上，飘落着雄鹰和白云的影子。在牛羊蠕动处，经幡响动处，时不时传出嘹亮而悠远的山歌。
我将一次又一次地享受那古老文明对心灵的浸润，重访那一座座金碧辉煌、庄严肃穆、油灯摇曳、松烟缭绕的藏传佛教的寺院。我将不再满足于会说一点藏话，我要从头努力学习藏文，从而能够读懂那里的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和学术著作，去了解先哲们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解释。
我将享受因重温故地而丛生的感慨，享受看到崭新面貌时的惊喜。旧友虽然大多已经不在了，但新知一定不会少。由于我已不是军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走向民间，去享受藏族人民的菩萨般的善良和诗人般的温情，他们的豪爽和诚实同我们山东人的性格极为相似，这也是我把西藏视为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
我常想：青春有幸献西藏，无愧无悔梦也香。

徒步入藏：1951年随军进藏纪实

简介

笔记29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