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五十年

司徒雷登，美国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在华五十年》是他撰写的回忆录。全书记述了作者对其个人事业的选择、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燕京大学的创建历程、“二战”期间被日军软禁的经历以及“二战”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所参与的对华事务等。此书保存和披露了许多历史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因为他从小就学会了一口地道的杭州话。11岁时，司徒雷登随父母回美国读书，曾经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由于中美两国的选择，司徒雷登有些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再加上美国当时盛行到海外传教活动，所以，虽然司徒雷登也曾对中国的愚昧与蛮荒感到害怕，但是在完成学业之后，他还是毅然决定回到中国。1904年，司徒雷登回到杭州，开始在中国传教。
1916年，美英两国的基督教教会合办了“北京大学”。由于这所大学是由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又由不同的教会管理，期初运行得非常混乱。1919年1月，校方聘请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司徒雷登到任之后，将校名改为“燕京大学”，并且立即进行改革，为其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道路。在这一蓝图的指引下，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任教几年之后，司徒雷登就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还不惜重金聘请顾颉刚、钱穆、容庚、吴文藻、周作人等著名学者前来任教，提升了该校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1927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在司徒雷登担任校长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就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它的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政界和宗教界。虽然燕京大学最终于1952年在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可是它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引导作用，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8年11月，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在杭州西子湖畔，司徒雷登魂归“故里”的遗愿也算是实现了。
主日学校（外文名Sunday school，又称星期日学校，是18世纪末英、美诸国在星期日为在工厂做工的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的免费学校。）
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1776年，大陆会议创建了哈姆普顿悉尼学校，并以两位伟大的英国自由主义爱国战士的名字为其命名——约翰·哈姆普顿和阿尔金·悉尼。在学院历史上，曾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三十位国会参众议员、八个州长和二十多位学院的校长。
我到中国没多久，美国的北方长老会和南方长老会就在南京联合开办了一座学院，就是金陵神学院，由双方共同管理。美国内战结束四十年后，从同一个教派分离出来两个教会，在大洋的另一端，终于实现了有限的交流。这说明了教会间联合的艰难。教会的分离阻隔了人类情感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耐心、契机，以及双方对宗教本质的共识，这些都在促进着教会之间关系的发展。
最后会议决定，暂时保留以前的校名，而新的名字交给我来想。程静逸博士，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提出了“燕京”这一名字。燕京是中国古代燕国的首都，一直被认为是对北京诗意化的称呼。这个名字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整个事件证明了实现联合的艰难，而成功后所得到的又是如何丰厚的回报？
因为那家公司根据经验判定，所以那些“有捐钱意愿的人”更希望见到接受他们捐赠的机构负责人。所以，我被要求必须随时准备出面。随后的几年中，我在北京和纽约之间来回穿梭，待在美国的时间比在中国都要长，做着我并不擅长的事情，而校长的职责基本没有履行过。到中日发生战争时，我到美国去了十次。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他清楚地记得一次我从美国回来后对他说的话，“从来没有哪个乞丐觉得，我跟他们从事的不是一种职业。”整个过程漫长并艰辛，美国政府没有出过一分钱，所有资金都来源于美国人民的自愿捐赠。
哈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多纳姆是约翰逊律师的大学同学，他曾为他的学院申请过霍尔遗产的捐赠，但没有成功。约翰逊邀请我到哈佛去，共同商议创办文化机构的事情。于是，一所名为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所成立了。这要感谢哈佛当局的大度，肯让我们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会学校的名字，和他们那响亮的校名连在一起。多纳姆在这件事情上给了戴维斯和约翰逊很大的帮助，他曾是银行家，能跟他们聊到一起。他也这样被拉近了这项新的事业，并担任了多年托事会的主席。哈佛燕京学社对我们学校的帮助很大，不仅如此，它还通过燕京大学，使好几所中国的教会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达到了当时的顶尖水平。
我在创建理想中的大学时，需要面对四个方面的问题：它的基督教性质；它的教学质量和专业性课程；它对于增进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是它建设和运行所需要的经费来源。
在各教会联合创办的学校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成功的范例，甚至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前，就已经是这样了。而它的名字也证明了这点。还有路易拉·麦娜尔尝试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它是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学院。虽然学院的学生不多，教育水平也不突出，但在那个时代，它是具有独特观察力和魄力的一位女性进行的伟大创举。在就职几个月后，我就提出将它合并为燕京大学的女子学院。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受邀在两所大学的合并仪式上做了发言。
在去北京以前，我对那所学校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其中最坚定的一点就是，它必须是根植在中国的社会中，并且不受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学校仅拥有中国人自己所拥有的，或是他们希望与我们共享的权利。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在参与学校事务方面有着相同的权利，他们会住在一起，并拥有相同的住宿条件。这些思想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很激进的。
多马士·杰弗逊在弗吉尼亚大学门口的一句希腊文，“你们必须得知真理，真理必会让你获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在一次宴会上，小约翰·洛克菲勒曾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问父亲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时，父亲回答说：“因为我的同事们。”当时我以为这种回答是一种虚伪的谦虚。很多年之后，我才渐渐地真正理解了他的意思。
刘廷芳后来成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他的事业对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作用在这里是很难尽述的。他对基督教的热爱和激情以及少有的中文表达能力，使他在很多宗教聚会和类似的活动中，都是一个夺目、突出的存在。他是在1948年去世的，在之前的二十年中，他都是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中的名人。我在这里提到他，不仅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更多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关系。他是燕京大学创建以来，我跟中国的通过关系的一个代表。跟刘廷芳一样，他们都有很高的学识和管理能力，并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对刘廷芳所表述的，也正是我想对所有的中国同事们所说的，只不过会与他们在大学工作的时间，和与我个人的接触多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当初欧洲各国的文学，都是听从它们放弃使用拉丁文，使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开始的。中国现在也在做着相同的事情，必然也会产生进步的力量。而我之所以更喜欢文言文，是因为它简洁、优美，更富有表现力，而且它更善于精细、微妙的心理描写，能够给人一种思想上的力量，其本身就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文学体裁。
我与中国的戏曲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最初，传教士去公开的场合看戏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一般戏曲演出都出现在庙会、拜佛等一些场合，中国的基督徒也认为应该远离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接触不到戏曲的。后来，宗教上的偏见淡化，不对我们参加这类活动有所限制，但我却很少有时间去欣赏，而且我对中国戏曲也没有丝毫的兴趣。后来我到了北京，在一次慈善演出上，我看了梅兰芳先生表演的一小段京剧，立刻就被他细腻、优雅的动作所吸引。很久以后，我才学会欣赏这位中国著名京剧演员的唱腔。那时，京剧演出中是不允许有女性参加的，梅兰芳在台上多扮演女性角色。时间长了，我们也慢慢熟悉起来。他在赴美演出前，还曾询问我演出安排上的问题，还有剧目的选择，他希望我这个美国人能就自己的喜好给出一些意见。
1874年的圣诞节那天，母亲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到了上海。后来在杭州，她与人合作开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那个时候，只有最穷的人家才会把女儿送到女子学校，交给他们不了解的外国人来管理。学校的吃、穿、书和纸笔都是免费的，教的也都是一些很基础的知识。只要没有缠足和包办婚姻，都可以进到学校。五十年后的圣诞节那天，我打开家门，让学生们来庆贺母亲来到中国五十周年这个宝贵的日子。女大学生们在各自男友的陪伴下，欢乐地来到我家，向母亲展示了从杭州开始的女子教育活动以及现在所取得的进步。
1933年回到美国的时候，新任总统发表就职后的第一次炉边讲话，我刚好赶上。当时经济危机已经敲响了警钟，大量银行倒闭，整个美国呈现出一片大萧条的景象。可能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听说，有一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回到了国内，不到两个月，我就被请去了白宫。那时，日本攻打中国上海的事情，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经济大萧条的特别时期，罗斯福总统仍在关注遥远的中国的问题，这令我感到很惊奇。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见到了他，据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接着，他谈到了德兰诺家族与广东的贸易。德兰诺是美军陆战队上校，他的夫人在一年前去世了，我跟罗斯福总统谈到了这些，并讲述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受邀主持了她的葬礼。他又谈到美国如果派军阻止日本侵占中国，这场战争至少要进行五年，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他想了解我的看法。随着话题的深入，我开始有些局促，急切地想要离开了。这时，他为我解了围，说道，外面一个南美的代表团可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不久之后，我搬到了北京。为了燕京大学的建设，我结识了很多中国的官员，让他们了解教会大学的办学目的，并尽可能地获取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好心捐赠。他们中很多人是在职时通过各种手段敛财聚富，发了财后就离职，赋闲在家。在清朝的时候，公款和私款没有严格的界限，贪污受贿在一定程度内时被允许的，这个限度视上司或当地的惯例而定。初期民国的官场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毫无限制，日本也有意助长了这种行为，以便在中国制造混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善了税收和财政的管理办法，这一情况得到缓解。那段时期，各军阀之间冲突不断，最保险的选择就是结识每个阵营的高官，跟他们的随从搞好关系。
颜惠庆博士出生于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家庭，后来去了美国的圣约翰大学读书，毕业回来后，他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他曾在多个国家担任大使，还做过北京政府的总理。他拥有超出常人的政治才能恶化道德品行，在燕京大学的理事会工作过很多年，表现优异，还被选为过理事长。第一次见面是我在为燕大的男生宿舍楼募集资金时请他帮忙。1926-1927年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学校正在向现在的校址搬迁，颜惠庆博士很快就同意了傅泾波的建议，将募集到的资金先用做学校围墙的建设上。
我在早期认识的另一个官员是陈树藩将军，他是陕西省的督军，跟颜惠庆的风格完全不同。燕京大学新校址的土地就是他卖给我们的，还免去了三分之一的价格，条件是要留出他年迈的父亲建造别墅的一小块地，以后改建成纪念堂。他邀请我到西安去为那里的官员开一个有关教育问题的讲座，我欣然同意了。1921年春天，我带着一个随从踏上了行程，心里面怀有种种天真、美好的设想。我们先从京汉铁路到了海边的一个城市，再转乘到向西去的火车。因为是新修建的铁路，还没有竣工，我们下车后又走了一个星期陆路。因为要经过一个盗匪经常出没的地区，陈督军派了一队士兵来接我们，并为我准备了一个轿子。轿子是由两匹骡子拉着的，在几根竿子上面架起一个篷顶，里面铺有褥子，可以容下两三个人。我并不愿意坐轿子，所幸陈督军还为我的随从准备了一匹马，于是，就改由我骑马，我的随从坐轿子，这也刚好符合我们各自的意愿。队伍经过了很多个农村，它们没有受到现代化和外国的影响，保持着原始的风貌。
我在陈督军的府上住了一个多星期，期间观赏了西安这座古城的名胜古迹，对当地的风土民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欢迎我的到来，陈督军和陕西的省长举办了一场宴会，作为主人，他们坐在了一起，但吃的都是各自准备的食物，以防被下毒。他们的身后是各自带来的士兵，其中还一个不小心把枪掉在了地上，引起了会场不小的骚乱。事情平息后，两个人仍继续热情地聊天，亲切得像是最好的朋友。
我被西安这座唐朝的古都深深地吸引住了，并考虑着如何在这里发展教育事业，让燕京大学和陈督军办的中学建立起某种合作的关系。
离开的时候，我身边多了一匹马——是陈督军送的礼物。还没抵达北京，陈督军下野的消息就传来了——省长成功制造了一起督军的兵变。
成为平民的陈督军住到了天津，后来我经常会去探望他。政治上的阴谋斗争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张学良少帅同我讲述了以林泉助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到了葬礼现场，假借吊丧将他父亲拒绝签署的那份文件交到了他手上，他预料到了可能被杀的命运，但仍然闭上双眼表示了拒绝。这些细节都预示了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同样的一起铁路事故），日本对东北公开、劫掠的真相。
在二十年的历史舞台上，冯玉祥将军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人们有时会称他为“基督将军”。他身体壮实，宽大的面庞显得和蔼可亲，性格坚强、活泼，待人真诚。凭着一时的冲动，他加入了基督教，在信仰问题上，一直显得肤浅、幼稚。在早期，跟克伦威尔的部队一样，他的部队有着严格的编组和纪律，甚至一度曾有过随军的牧师，不过在被张作霖打败后就不见了。冯将军的信仰也是几经转变，先是从基督教转为共产主义，之后是南京的共和主义。在战争问题上，他一直是个充满热情地爱国主义者，不过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职权。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再次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很离奇地死在了去苏联的路上。
跟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当时他对蒋介石政府满怀质疑。后来他得到一个官职，去了南京，不过很快就因为不满，卸职去了山东著名的圣地泰山。在那里，他攻读古书，练习书法，那时他的书法已经很有名气了。一次我和傅泾波前去拜访，他很认真地说：“如果他们能够抛开冲突，共同抗日，我就愿意回到南京担任任何职位，不管高低。”
我到纽约后不久，华盛顿发出声明，马歇尔将军就代表杜鲁门总统去往中国，解决国共两党的内部冲突。1945年12月15日，也就是几天后，杜鲁门总统公布了给马歇尔的信件。当时，马歇尔将军刚在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购置了庄园，准备和妻子安享晚年。尽管他对任命并不感兴趣，但出于一个真正军人的责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
将单纯的理想主义和开明的利己主义相结合，并以极高的效率来组织实施，这是美国典型的做事风格。
参赞（驻外使馆中仅次于大使、公使的高级外交官。词源出自《中庸》的“参赞化育”（意为辅佐、协助）。参赞通常是使馆领导团队的核心成员，在不同业务领域协助大使工作，或负责特定专业领域的事务。）
一个中美的联合会在我将要离开北京去任职的时候，为我举办了一场欢送会。当我在台上作难以推卸的演讲时，我看到了台下的一个我多年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我简单对比了下我们两个当时的境遇：他终于卸去了国外大使的职责，回到北京担任大学校长；而我现在要做的正是胡适博士刚刚避开的，离开我所喜爱的工作，去从事一项难以确定的工作。
那时，跟我们的传教工作一样，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内地发展很好。有人开玩笑说，这是美国在中国从事的三个主要活动，而且三者有着相同的格言：“让光明降临到这里。”而美国国内的民众如果关注此事的话，可能会对政府任命一个“垂暮的传教士”担任驻华大使感到惊奇。有个专栏作家在文章中就是这么称呼我的。
不管怎样，我决定忠于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因为我相信那句权威的话，“就像有了白昼，才会有黑夜，忠于自己，终会得到上帝的回报”。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团结组织起来？有人给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回答：“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意思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集体特征中的某些因素，使他们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他们互相之间不信任，充满猜忌和排斥，并且遇事怯懦，这些都成为他们团结起来进行一致行动的障碍。
所以在这段时期，相比起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学生们显然更加关心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在1947年9月的一份调查中，清华和燕京有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学生反对共产主义，然而一年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他们绝望地认为，再也不会有比现在更加糟糕的状况了，如果共产党掌权的话，至少能拥有安定和平的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绝不是武力就能解决的，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共识。而在农村地区，只要建立起优于共产党的地方政府，那么共产党的势力自然就会瓦解。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但却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足够的重视，而这也成为他们统治上最大的弱点。这让我想到了晏阳初博士和他所倡导的“群众教育运动”。记得和吉米第一次（我们对晏博士的昵称）认识的时候，他正忙于教文盲一千个汉字活动而筹备图书。我在他的顾问团里做了几年的顾问，之后不断有燕京大学的学生加入到他的这项活动中来。他一直为这项事业奉献了二十多年的青春，直到日本占领北京后，他被从实验中心赶了出去，回到了重庆老家。
马歇尔将军离华前不久，在一次与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谈话中，我们聊到了晏阳初博士，想请他来从事一项新的工作，在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地区内，对居民进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为请他到南京商议此事，我们联名发了一份邀请。晏阳初博士到来后，对我们的想法表示赞同，但他有更宏大的目标，那就是组织起成百上千个有志报效国家、但苦无门路的学生们，对他们加以培训，从而把活动的范围覆盖到全国。同时，他不主张依靠通货膨胀严重的中国货币，因为在经过了一系列繁琐、拖沓的官方程序和政治阻力后，这些货比的价值已经严重缩水了。从长远来看，他认为寻求美国资金的帮助会更有助于活动的成功，受到的阻碍也会小得多。他曾有过多次这样做成功的案例。我熟知中国人这种普遍的心理，觉得美国对于这种诉求向来是慷慨大方的，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了他的提议。不过，最终我被他说服了，认同了他的看法。之后的几个月中，他忙于安排旅美的事宜，然后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在这段时间内，他为此行数目可观的募款精心列了一个使用的条目。我们谨慎地挑选了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但可惜的是，这个委员会还没正式开始工作，共产党就接管了这个国家。
外交使团也跟着政府迁往广州，这自然是他们想要看到的，至少还能维持他们即将不复存在的地位。因为从程序上讲，我们大使馆是委派给国民政府的，理应跟着它迁到新的首都。我一个有公使头衔的领事路易斯·克拉克接到命令，带领一批工作人员去了广州。这件事情也困扰着属于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的大使们，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多次举办非正式的集会进行商议。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继续留在南京，并且也得到了各自政府的支持。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新的地位，因为不管是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都很看重美国的决定。甚至还有几个小国家的领导人交代他们的代表：始终保持跟美国一致的态度。不过，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还是颇有讽刺意味的，在所有的大使馆中，止呕苏联的迁去了广州。他的解释是，这是苏联政府下的命令，是为了避免继续待在南京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忌。苏联这段时间表现得很小心翼翼，尽量遵照协议办事，不引起国际上的误会。
对我个人来说，1948年末和1949年初的这段时间具有很特别的意义。记得日本刚刚入侵中国的时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纳尔逊·约翰逊，我的老朋友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历史剧，而我们只是坐在前排的观众，只能观赏它，而不会对剧情有任何的影响。当时，我还在怀疑作为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观众，直到现在，这个观众变成了我，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场更为悲壮的演出。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就是借鉴了林肯总统对于民主那个经典的解读。
一天上午，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飞来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按事先约定，前来拜访我。他希望能够去美国治病。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的会面是在一个传教士朋友的家里。她身边跟着的秘书曾是他的学生。
报纸上称这位有个性、风趣的省长体重有三百磅，但他坚持说只有二百四十磅。因为在晚上不容易引人注意，我邀请他和他的太太一起共进晚餐。
我自己也在这时遭遇了尴尬的情境。一直以来，我都被看作是美国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友善代表，现在却被批评是“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帮助腐败、堕落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各行业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们也对我没有继续担任校长而感到非常失望。这是不无道理的。
但作为一个外交人员，我学到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言多必失。我希望的就是，最终人们会了解到，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变化。
一直以来，英国人处于它自命清高的传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存有一种种族上的优越感。随着这个港口城市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人们对这种种族优越感滋生出的厌恶情绪越来越强烈。日本的侵略以及它投降后将市政权力交还给中国使这种情绪得到缓和，但依然存在，并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国民党在这最后一段时期因为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允许给在华的美国人很多的特权，而很多美国人亦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白皮书所起的作用，就是要向世界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国民党输掉了“内战”。它努力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和推脱，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中国的国民政府。它声称，美国的政策和那个“不幸的结果”毫无关联，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其内在的含意就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以及对该政府生存下来所做的努力，就此画上句话。
以上就是我们的政府在1949年夏天正式宣布的观点。而这也是我回到华盛顿后，见到的政府官员所持的观点。
《雅尔塔协议》给了苏联很多在东北的特权，令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其实是变相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为他们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我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外部因素分别是，宗教信仰、教育事业和中国。准确地说，中国算是一个外部环境，其他两个因素分别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并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中国并不是一个生物学上或是种族上的统一体，它更多的是一个单一文化和文明的统一体。中国的民族自由和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否保持下来，是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紧密相关的。而我所要投身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事业。
罗素在他那本称赞中国人美好品质的著作《中国问题》中也指出，贪婪、懦弱和冷漠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共有的，对比起来，我还是觉得相互猜忌和怀疑这些缺点更具有中国特色。
中美之间存在着不计其数私人间的友好关系，与之相比，中苏之间即便在今天，这种关系都少得可怜，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
1946年4月底，我从美国返华后，先在上海逗留了几周。燕京大学有些事情需要傅泾波帮忙处理，我发电报邀请他来上海见我。当时到上海的唯一交通就是乘飞机，除非能得到盟军政府的特许，否则是很难的。飞机经过山东共产党的控制区时，引擎出了故障，驾驶员要傅泾波扔掉手提箱，但他拒绝了，这是有原因的：箱子里装有有关中国的重要文件。飞机上只有一个降落伞，在那个生死危机的时刻，驾驶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丢下那个倒霉的乘客自己跳伞，要么两个人一起死。就在他做思想上最后挣扎的时候，引擎奇迹般地又发动了，最后他们有惊无险地降落在了青岛。除了一些精神上的刺激外，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劫后余生的傅泾波在青岛搭上一家商业飞机，但他因为太兴奋了，竟然将箱子落在了机场。幸好，航空公司找到了它，并在一两天后将它送到了上海。
我们所有的政策和行动，都必须是要建立在健全的原则、持久的忠诚和信赖这样的牢固的基石上，而不是仅仅看起来吸引人的“互利原则”和美好的许诺那样松软的沙滩上。

简介

笔记51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