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吴家花园据传是吴三桂修建的一处园林。吴三桂原是明末的辽东总兵，后降清。沧桑300年，这座园林究竟几经易手，已不可考。解放后，做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专家招待所，这“吴家”二字，却始终冠于该园的称呼上。
“大哥—先生—领袖”，这是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他（彭德怀）总结的自己看待毛泽东的著名“三部曲”，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对毛泽东也并非没有意见：“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
1978年12月，彭德怀沉冤昭雪，彭梅魁将伯伯生前郑重托付的手稿双手交给彭德怀的老战友、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黄克诚。经16年的曲折，这份珍贵的手稿，在彭德怀逝世4年后之后，终于得见天日。
中国古人有这样两句诗：“劝君不用携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后来被党史界恰当地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和1959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会议。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死党，当时被称为“四大金刚”。林彪逃亡摔死后，中央给黄、吴、李、邱10天时间，要他们彻底交代问题，当时还暂时没有变动他们的职务，所以，这次还是由黄永胜向军队的一些老干部传达文件。
想当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是陈毅辅佐他（毛泽东）和朱德。后来陈毅因伤没参加长征，留在敌后又拉起一支强大的游击队伍，抗日战争他指挥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及国民党巧妙周旋，不但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也杀得敌军闻风丧胆，使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威风大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数十万，直捣南京总统府。中国人民共和国家里后，陈毅更是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由于罗荣桓挺身而出，首先反对林彪把毛主席神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那一套，而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又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便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到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邓小平遭到严重打击，罗荣桓尽管逝世已近3年，林彪对他仍不放过，而叶群在其间又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策动大整贺龙夫妇、罗瑞卿夫妇的同时，也把毒手伸向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1966年8月25日，她让空军司令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林月琴喜欢钓鱼为由，给她扣上“意志颓废”的帽子。接着，林彪办公室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的“革命行动”。
罗荣桓同林彪除了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党风和学风的根本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外，在政治和业务、红和专的关系上，观点也不一致。
在祁连山下的大沙漠里，掩埋着成千上万西路军将士忠骨。徐向前常常怀念那些革命烈士，永不忘怀那悲壮的征程。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详细记述了那次奉命远征和西路军英雄的功勋；他常常思念着那些流落在异乡的西路军战士。他听说，有一位流落的红军女战士，在衣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存交党费，一分、两分、一角、两角，到1984年竟存了400多元，交出时钱币都变黄陈旧了。徐向前认为这400元党费，是一个红军老战士对党的金子般赤城的心。伍修权、王定国等深入甘肃，调查西路军流落老红军情况返北京后，向中央写了报告，徐向前看后十分关心。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总政治部、民政部共同商定下，制定了对西路军流落老红军的照顾办法。1985年，甘肃省委提出在张掖地区修建西路军纪念馆，徐向前认为西路军将士是英勇杀敌的英雄，应该为他们立碑，为他们写传，把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党史、战史上。他满怀深情地作了指示：“我的意见可以建一纪念馆，但以力求节约为好。”李先念、胡耀邦都同意他的意见。
徐帅从1939年到大别山，就结识了李先念。他们共同点燃了大别山武装斗争的烽火，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格局地。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他们率部转移。在枣阳新集战斗中，方面军总部遭敌突袭，总指挥徐向前指挥300余名机关干部、警勤杂人员抗击，情势危急，11师政委李先念接讯后火速率部驰援，击退了敌人，保证了总部的安全。在彷徨镇战斗中，李先念负伤，徐向前代他指挥。不对左冲右突，屡屡涉险，于1932年底达到北川。在那里，红四方面军又扎下根来，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反敌“六路围攻”的战斗中，李先念坚决支持徐总指挥，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取得了西线大纵深迂回歼敌十余团的辉煌胜利。他们一起走过长征路，徐总指挥派李先念率先头部队迎接中央红军，于达维胜利会师。在西路军，他们浴血奋战，共同度过了那段最残酷、最悲壮的历程。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斗，志同道合的同志。
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了以胡乔木为秘书长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宪法的修改起草工作。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反复修改，多次讨论，终于定稿。在1982年12月4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全体人大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由叶剑英主持制定的第四部《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叶剑英以普通人大代表的身份，庄严地投了赞成票。他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这部宪法说：“大会通过的新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既总结了30多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我深信，新宪法的公布和实施，一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张发奎，原北伐军中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曾经是叶剑英的老上级，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新中国建立以后，张发奎滞留在香港，对共产党有成见和疑虑。叶剑英曾多次派人做张的工作，希望他回大陆定居，为国家建设做些事情，或者回来看一看，见面叙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发奎没有回来。1980年，张发奎在香港病逝。叶剑英得知，不胜感慨，立即给张发奎的亲属发出唁电：“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点致唁，尚希节哀。”这封唁电，使张发奎的亲属和许多海外人士深受感动。张的夫人刘景荣女士感激地说，我很敬佩叶“参座”，他不忘过去的友情，一直惦记着我们。
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用“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称赞他的后辈的诗才。意思是说，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
1982年3月，叶剑英在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一次谈话中，特别谈到三国时期蜀国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他说：“蜀国那时也有干部接班的问题。‘蜀中无良将，廖化作先锋’。诸葛亮晚年，不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蜀国人才的老化问题，接班问题，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自从井冈山以来，50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
那是1933年在鄂豫。当时闹“肃反”，要审查每个人的历史。徐海东听说，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可疑，他怕惹麻烦，在团以上的干部填表时，就把1925年在武昌入党，填写为1927年在红区入党。为这件事，他后来向党组织作了检讨。在个人自传里，又特别写上：“当时听说，凡是白区入党的人，百分之九十是反革命，想到自己也是在白区入党，入党介绍人也是在白区入党，入党介绍人一个在广州暴动时牺牲，一个下落不明，怕无人证明，故将自己入党的时间少填了三年。这在当时虽然免除了麻烦，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不应该的。”
1972年1月，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陈毅元帅去世时的消息后悲伤不已。上井冈山后，陈毅是直接领导黄克诚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黄克诚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时，陈毅又是直接领导他的军长。多年老上级、老战友辞世，但他连去追悼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心中默哀而已。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在“文革”期间去世，详情一无所知，黄克诚内心异常痛苦。
美军指挥官懊丧地说：“共产党中国不是在打仗，而是在修地下长城！到朝鲜停战为止，志愿军构筑的大小坑道总长1290余公里，约等于中国从连云港到西安之间的一条石质隧道。他们挖的战壕和交通壕共长6240公里，比万里长城还长。全部工程可用1立方的土墙环绕地球1周半。它的确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谭政，原名谭世名，1906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10岁时被其父谭润区送到柳树铺私塾，寄住陈绍纯家。后来他娶其女陈秋葵。陈秋葵的哥哥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赓。
3月初，谭世名辞去教师工作跟随陈庚派来的两名军人离开了故土。从此，它认为世名这个名字带有封建色彩，便改名谭政。
萧劲光道苏联访问后立即书写了报告，请求派人到苏联学习，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跟苏联签订了协议，为中国培养4艘潜艇艇员。
他们精选了200名德才兼备的人才到苏联学习，名义上是出国到苏联留学，实际上就在旅顺口老虎尾的苏联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分队学习。
其他的人脊续大翻，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什么名单，却抄出一面日本旗，红卫兵们如获至宝，说这是许光达叛国投敌的罪证。
许光达万万也没有想到，20年前，他与日寇浴血奋战，亲自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今天竟然成了投敌叛国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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