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殇 · 读书笔记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就是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成立于淞沪会战期间，此后该军一直转站在全国各大战场，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冬季攻势、上高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无战不与，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抗日先锋铁军。
在国民革命军将领中，张灵甫的书法堪称一绝，曾受到辛亥元老于右任老先生的赏识。
在1938年的抗战中，中国军队有两次战役可以称得上是“大捷”。第一次是1938年春的徐州会战中，在李宗仁将军指挥下打出的“台儿庄大捷”。第二次是在1938年秋的武汉会战中，在薛岳将军指挥下打出的“万家岭大捷”。两场战役相隔不到半年，但后者知名度远远不及前者。万家岭之役使武汉会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张古山之战又是万家岭战役中至关重要的一场战斗。
此战（张古山之战）至少毙敌6000多人，而我军也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伤亡最大的三〇五团在撤下山时只剩下一个连的兵力。《第七十四军战史》中这样评价“张古山之战”：“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战役后，著名进步作家及词人田汉专程从武汉到江西前线采访了张灵甫，并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因剧中用了张灵甫的真实姓名，使他很快就名扬天下。
尽管转入了医疗条件不错的香港医院，但张灵甫的腿终究还是没能完全康复。这是因为在住院期间的一天，他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含港、澳）”的新规定后，便坚持要提前出院（那时的香港还是英殖民地）。好心的医生劝他再治疗半个月，并保证他的腿一定能痊愈。他谢过院长好意，说：“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说完便拄着拐杖离去。
从此以后，张灵甫的右腿膝盖变得僵直不能弯曲，落下了终身残疾。由于走路右腿只能僵直着走，便得了一个“瘸腿将军”的绰号。但别人与他谈及腿废之事，他却说：“吾张某人腿虽废，无以站立，然中华民族得以站立，不为倭贼所欺，吾之腿值也！”
机掩吴淞月，炮掀黄浦波。
黔军的北伐名将王天培之死实际上和其早年与何应钦之间的旧怨有很大关系，并非被作为“替罪羊”这么简单，但的确开了枪决高级将领之先河，尤其在黔军造成的影响尤其恶劣。
在抗战时期我国陆军有五大王牌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这五大主力中第五军、第七十四军、新一军和新六军皆是在抗战爆发后才正式升格为军级建制，唯有第十八军早在1930年便由陈诚奉命建立，历史最为悠久。后来，这支部队开枝散叶，形成了在民国军政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派系——土木系。
周文天进入十八军后参加的第一场大战即是有“中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称的“石牌保卫战”。石牌之所以被称为“斯大林格勒”首先是因其地理位置而得名。
石牌本是地处三峡西陵峡右岸，长江南岸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但在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占领武汉，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三峡成为阻挡日军进攻的天然屏障。同时在1938年，中国海军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其左右有第一、第二分台，共安装有俄制岸防大炮十尊以封锁南津关以上的长江江面。由台湾“知兵堂”出版的《土木砥柱——国军第十八军战史》一书中这样记载石牌的战略地位：“石牌要塞主炮台即处于长江一个一百三十度的弯角上，可以一炮打到南津关，日寇如果想要溯长江而上攻四川，石牌要塞是必须首要拔除的钉子。”
提及胡琏将军，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内战末期那场决定两岸分治局势的“古宁头战役”，然我始终坚信，在将来民族青史的记载上，胡琏将军的辉煌必然是在1943年的石牌。
不过，这些国际公约对日本人来说显然只是一纸空文，可以任意践踏。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不仅使用开花弹，而且曾多次使用化学武器屠杀中国军民，就在孙影萍参加的常德会战中，日军进攻常德城时先是炮火轰炸过后，接着又施放催泪弹、毒气弹达三个小时之久，造成了守城的第五十七师官兵的重大伤亡。至于爆炸型弹头，应该是因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的主要武器“三八大盖”穿透力太强，很难让子弹停留在人体内，于是日军便对弹头做文章，使用开花弹以求最大力度的减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增加中国军队医疗后勤保障的压力。
龙虎关，又名镇峡关、桂门关，位于广西桂林恭城县龙虎乡，与湖南省江永县交界。龙虎二岭南北对峙，形同龙争虎斗，山势雄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认为自己在亚洲战场上只遭遇过两次“玉碎战”，即腾冲战役与松山战役。
第五军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军队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之一，其前身为有“中国装甲兵之父”的徐庭瑶将军的陆军新编第十一军，1939年2月18日正式改番号为陆军第五军，这也是国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军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挥师入缅配合盟军作战。1942年春，时有戴安澜将军担任师长的二〇〇师接防英军保卫同古之责，率部坚守孤城十二日，首次在异域打出国威；后来东线危机，二〇〇师又回师驰援，力克棠吉。在缅甸的战绩令该师名扬海外，师长戴安澜也得到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之评价。
抗战胜利后，中国战区共有16个受降区，越南北部受降区是唯一的一个境外受降区，因此历史上又称入越受降为“跨国受降”。
后来，那支前往缅甸部队没有如计划那般成为“反攻大陆”的先头部队，而是在缅甸的大山丛林中与缅甸政府军打了数十年的游击战。后来，随着海峡两岸对峙局势的稳定，这支流落在缅甸的“异域孤军”彻底被遗忘在异国的茫茫大山中。台湾方面的补给断绝了，孤军只能自己维持生计，其中一部分人流落金三角沦为毒贩，而另一部分人后来被泰国政府收编，只是他们依旧过着没有国籍的生活。在今天的泰北，这些孤军老兵所居住的房屋上依旧书写着“还我国籍”的字样。
如今，那年“七七事变”时的策动者、参与者、抵抗者们都已谱写好各自的结局。事变的罪魁牟田口廉也在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挑起战争的急先锋日军步兵第五十七联队机关枪队队长一木清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继续参与战争，1942年，一木清直于瓜岛之战中遭美军围困，在绝望中切腹自杀；那名“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于1944年在缅甸死于孙立人的新一军之手，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最终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不过，最令人唏嘘的还是打响八年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长。吉星文在之后的峥嵘岁月中一直晋升至中将军衔，但他与张灵甫、邱清泉、戴之奇这些抗日名将有着同样悲剧的结局——没有死于抗战，却陨落于内战的烽火之中。1958年8月23日，“八二三炮战”爆发，吉星文战死于金门前线，时年50岁。
77年过去了，赵登禹将军曾为之献身的那场卫国战争也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但30年代那曲大刀的壮歌到了60年代却变奏成一曲悲歌。“文化大革命”期间，赵登禹将军的墓与许多抗日殉国将领的墓地一样，遭遇了劫难——来自“红卫兵”的破坏。当时赵登禹将军的坟墓不仅被扒开，墓中物品遭劫掠殆尽，而这位抗日名将的尸骨亦不知被“红小兵”们抛落何方。如今我们眼前的这座赵登禹墓虽然修得庄严肃穆，其实连一座“衣冠冢”都算不上。
作为抗战时期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军，成立于1939年2月18日，它是独立抗战时期中国陆军号称为唯一“机械化”的野战部队，而其下辖的第二〇〇师不仅是国内机械化师的开端，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五个装甲师。戴安澜作为这样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可谓任重而道远。
当时我国的第五军下辖3个师，分别为戴安澜的第二〇〇师、邱清泉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和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而他们所面对的是在日本陆军中有“钢军”之称的第五师团。日军第五师团是日军所属的十七个常备部队之一，兵源主要来自广岛师管区，中日开战后该师团先后参与了太原会战、台儿庄作战及进攻广州之役等重大战役，是日军中为数不多的甲种师团。在这场桂南会战中，昆仑关成为中日两军的决战之地。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对战日军第五师团，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对中日这两支王牌部队的考验。
历时12日的同古保卫战结束了，在这场血战中，守城的中国远征军将士在敌我5:1的劣势之下英勇顽抗12昼夜，并取得歼敌5000余人的巨大战绩，不得不让盟国刮目相看。戴安澜将军的二〇〇师因此一战而名扬海外，成为世界关注的英雄部队。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同古之命运如何，姑可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之光簿中增一新页。英方各界对于华军敢死，像以手榴弹消灭坦克之壮举，以及华军射击敌人之准确，无不同声赞扬。”
在美国官方的史料将同古保卫战称为“所有缅甸包围者所坚持的最长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巨大荣誉”。毙命于同古的日军大佐横田也曾在日记中记载道：“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旅，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
棠吉是腊戍的门户，而腊戍则是缅甸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当时中国所有的外援物资都要经此转运汽车才能到达国内。一旦此地失守，不仅意味着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将士的归国之路被堵上，同时我国的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也将被日军切断，故此地万不可失。棠吉地势与平坦的同古不同，城郊多为山岭与密林，城区的街道则建筑华丽，是一座繁盛的缅甸城市。
厄运在5月18日降临。这天傍晚，当二〇〇师在孟龙附近穿越蜿蜒于康卡北端之山岭的莫古-细泡公路时，担任先头部队的六〇〇团第二营传来情报，即先头部队探知我军的必经之路已经被日军占领。为打通这条归国之路，戴安澜令部队发动攻击，中日两军随机在雨雾浓密的缅甸丛林中展开一场生死血战。战斗中我军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与敌激斗至当夜10时左右，日军在我方将士的攻杀下逐渐不支后退，公路两端之敌基本被二〇〇师肃清。就在戴安澜见形势有利，准备一举打通这条归国的公路时，日军20余辆装甲汽车忽然发起攻击，突破了六〇〇团阵地，战场形势立即因这群钢铁巨兽的到来而发生根本逆转。戴安澜见势不妙，立即与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一起率一营官兵赶往前线阻击日军，战斗愈发激烈。在日军装甲车优势火力的肆虐下，远征军将士伤亡惨重，厮杀中，正在指挥作战的师长戴安澜被日军子弹击中左腰，伤势严重。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见师长负伤后，立刻奋不顾身，亲率队伍阻挡日军装甲车之突击，在血战中壮烈牺牲。同时阵亡在第一线战场的还有六〇〇团副团长刘吉汉。此役二〇〇师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身负重伤的戴安澜被部属掩护回师部后，为避免部队遭受更大的损失，立即下达了改变行军路线，向东绕路通过公路归国的命令。
戴安澜负伤后每日由卫士以担架抬行，一开始他的精神尚为清醒，还能对部队行动进行指示，但由于部队医药极为缺乏，加上雨季天气的恶劣的影响，伤势急剧恶化并一度昏迷。1942年5月26日，当部队行至缅甸茅邦村时，一代名将海鸥将军（戴安澜表字海鸥）因伤重不治，于当日下午5时40分与世长辞，年仅38岁。一颗摧残的将星陨落在缅北的茫茫丛林中。据《康卡攻击战战斗祥报》记载，海鸥将军殉国时“三军痛苦，天地为泣，全师官兵敬护榇（chen4，棺材）归国……”。
随着革命思想的蔓延，各省先后出现了诸多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最为著名的如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以及在武昌首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共进会”“文学社”。在晚清的贵州则是以张百麟为首发起的“贵州自治学社”为代表。“自治学社”为同盟会在贵州的支部，而柳惠希正是该社在安顺地区的负责人之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引起了全国各地的连锁反应，千里之外的贵州在“自治学社”的推动下，于同年11月3日发动起义。作为学社安顺地区负责人之一的柳惠希闻讯后，立马积极参与了由方策、陈燮春发动的安顺辛亥革命。革命之火迅速燃烧蔓延至各地，旋即全省光复，在辛亥年各地起义的时间位列全国第六，光复后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大汉贵州军政府”宣告成立。然而好景不长，因军政府领导张百麟等人对宪政党人戒心不足，又不听平刚等人的建议，坚持其容纳宪政党人以及引兴义军阀刘显世入省城的主张，最终引狼入室，酿成大祸。第二年春，贵州发生了军政府要人黄泽麟被刺杀、张百麟被驱逐的“二二政变”，之后宪政党人引滇军唐继尧部入黔，颠覆了大汉贵州军政府，“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或死、或逃、或散，其历史也随着军政府的覆亡而宣告结束。这一系列的剧变使得柳惠希早年“执戈卫国”的梦想成为泡影。
在缅作战不同于国内，由于缅人六十多年来都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深受殖民主义者奴役之痛苦，加上此前日本派出大量间谍与僧侣的身份潜入缅甸，长期煽动缅人，并将日军宣传成是为缅甸独立解放而来的。因而在缅人普遍仇视英军的情况下，他们对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也采取同样敌视的态度。因此，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不仅要抵挡日军的进攻，同时还要防止缅奸在背后搞偷袭破坏，可谓腹背受敌。
戴安澜、黄景升（在同古殉国）、柳树人、刘吉汉以及更多的二〇〇师弟兄们在这场异域的卫国战争中永远离去，但二〇〇师悲壮的事迹却永远留在历史的天空中，浩气长存！
在中华辽阔的土地上，以“松山”命名之地多不胜数，对中国人而言，“松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地名。不过，在漫长的几千年国史中，有两场“松山之战”却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前者发生于明末中国东北的辽宁地区，那一年，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与皇太极的清军在松山遭遇，继而爆发了明清战争史中（不含南明）的最后一场大战——松山之战。那一年是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300年后，在距辽东千里之外的中国西南的滇西地区，在一片同样叫“松山”的土地上爆发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大决战，大战同样惨烈，胜败同样牵动全局，只是交战双方变成了国民革命军与日本帝国陆军，这一年是中国民国三十三年，日本昭和十九年，公元1944年。
何应禄、何应钦、何绍周三人本属同宗，其亲密程度非一般人可比，故而军中好事者便给何绍周取了个“侄帅”的称呼。对何绍周而言，与何应钦的这层叔侄关系并非如鱼得水，早在北伐时期，何绍周的军旅生涯就因其叔何应钦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博弈而受到影响，一路走来亦是几经沉浮。除了当时的影响，后世很多人从这层关系便武断地将何绍周描述成一个不学无术、靠关系攀上高位的“军二代”形象，继而“松山攻坚战”的功劳也就被理所当然地归到时任第八军副军长的李弥头上。直到今天，不少与松山之战相关的书籍、纪录片乃至纪念馆都在有意无意地“尊李抑何”，例如我们此行参观龙陵县抗战纪念馆楼下的滇西抗战主题画展厅中，有一栏展示的是远征军主要指挥官的肖像，奇怪的是作为第八军军长，松山之战打的最高指挥官何绍周竟然没有一席之位，而李弥肖像旁却直接标注着“第八军中将军长，松山战役总指挥”的文字说明。无论是对历史的还原，还是对先人的尊重，这些做法都十分欠妥。
在奥马哈抢滩登陆站中，美军仅阵亡人数超过2000人，对于美国人而言，的确是相当巨大的伤亡数字了。战争结束后，共有9387名在诺曼底战役中阵亡的美军将士被安葬于法国巴约市西北海滨科勒维尔镇的诺曼底公墓，这座公墓就建在奥马哈海滩悬崖上端的开阔地上，占地约172英亩，墓园内庄严肃穆，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到阵亡军人的公墓去祭扫，入口出的建筑上铭刻着一段这样的铭文：“激战的海岸，同时也是自由之门，永远被我们亲爱的同胞的理想、勇敢和牺牲神圣化。”
岁月如梭，韶华白首，当年松山大战的指挥官们都已谱写了各自的结局：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因攻克松山，荣获“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后，何绍周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未前往台湾，而是选择去了香港，从而终结了自己的军政生涯；晚年的何绍周定居于美国，于1980年去世。
副军长李弥后升为第八军军长并参与国共内战，在徐蚌会战中战败后化装走脱；国民政府迁台后，李弥于20世纪50年代初组织部队撤入缅甸活动，伺机“反攻大陆”，其间这支部队还多次击败缅甸政府军，谱写了另一段传奇而悲怆的“异域孤军”的故事。1973年3月10日，李弥病逝于台北，此时金三角一带仍然残留有他当年带去的部队。
诚如抗战史学者萨苏先生所说，在滇西战场出现了那么多的少年兵，是中国人值得自豪，也值得痛切纪念的事——中国人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正在献出我们最后的儿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来凤山的战斗中，我军首次在战场上使用了火焰喷射器。以往在攻坚战中，日军往往喜欢转入堡垒凭借工事躲在暗处进行顽抗，并屡次给我军进攻部队造成极大伤亡。但这次不同，当我预二师第四团占领营盘坡表面阵地后，日军又故伎重演，凭着以往的作战经验纷纷钻入明暗堡垒和地下工事，企图躲在暗处负隅顽抗。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军新装备的火焰喷射器便被派上了用场。我军以两人为一组，步机枪火力压制、交替掩护，喷火兵分别跃进接近堡垒，之后对准目标实施猛烈喷射。随着一条条火舌喷入地堡，1000℃的烈焰瞬间吞噬了据守的日军，那一声声来自堡垒中的惨叫声更是给其他日本守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
腾冲围城战与松山攻坚战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仅有的两次“玉碎战”，巧合的是这两场战斗的日军指挥官有颇多相似之处。松山“拉孟守备队”的队长金光惠次郎阵亡后被日军兵长鸟饲久队长这样评价：“金光少佐基本都是待在战壕里，据说死也是在战壕里。实际上，当时担任阵前指挥的是真锅大尉。”无独有偶，这位“腾越守备队”队长藏重康美也和金光惠次郎一样，是个坐在战壕里几乎不见天日的指挥官，因其姓“藏重”与“坐洞”发音相似，士兵私下给他取了个“坐洞联队长”的绰号。金光和藏重这两位指挥官都没能逃出被活埋在战壕里的结局，藏重死后更是被日军随军记者品野实在作品中调侃：“‘坐洞联队长’和他的绰号一起，永远埋在了洞里。”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空军随机接到作战命令。8月14日晚间18时前后，名垂青史的“八一四空战”爆发，这是陈怀民第一次升空作战。在这次空战中，高志航、李桂丹等空军天王初露锋芒，日军飞机先后被击落6架，而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则无一架飞机被击落，我军取得空中首战的胜利，此次空战我军以6:0的辉煌战绩永载史册。1939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将每年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驻防南京的陈怀民曾多次驾机飞往淞沪战区奇袭敌人，战功累累，获得“空军勇士”之称。
长天节（“长天节”即“天长节”，原始唐玄宗生日八月五日的节日名，开元十七年定为千秋节，天宝七年改为天长节，取“天长地久”之意；日本奈良时代亦仿设为天皇生日庆典，1948年定名天皇诞生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22岁的陈怀民壮烈殉国了，与他的对手高桥宪一同归于尽。1938年4月29日，中国空军取得了“四二九空战”的最终胜利，在中国空军史上谱写下了无可比拟的一页。
据广西档案馆资料记载：“抗战的时候，广西共征调了100万兵员补充部队和组建新兵，出兵之多在中国仅次于四川省，而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征调的兵员中，死伤人员已经无法统计了。”
很多人都知道淞沪会战时期孤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故事，而在抗战后期的桂林保卫战中亦有“七星岩八百壮士”，他们的故事与四行孤军的故事同样悲壮。
1944年冬，一支日军部队沿黔桂铁路直逼黔境，这是百年抗战以来，日寇首次入侵至贵州的土地。12月2日，荔波、三都、丹寨、独山等县城相继沦陷，有一小股日军还窜入都匀县境内的茅草坪。12月4日晚，各路日军相继撤退，至12月10日全部退出贵州省境。从11月26日起至12月10日，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黔南大地烽烟四起，日军四处烧杀淫掠，独山县城被全部烧毁。逃散在独山的19000多名同胞被日军杀害或冻饿至死。黔南地区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史称“黔南事变”。
“黑石关”位于贵州省独山县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之间。由“黑石关”南下经上司、下司、马尾等地即是黔桂两省之交界处，与独山相距仅十公里。1944年冬，日军一部乘贵州防守空虚便兵分三路由广西进犯黔南。此时孙元良已抵达独山县城，他所率领的900余人先头部队开到“黑石关”布防。

战殇

简介

笔记43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