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

唐生明，号季澧，湖南省东安县人。系曾与蒋介石争夺过整过统治权的唐生智先生的弟弟，在旧社会被人称为“福将”。但更多的人却在背地里叫他“花花公子”，并公开说他是一位“哪里有福享就哪里去的人”。这是指在抗日战争中，他跑到南京去投汪逆精卫。直到解放后，我为他写了一篇《我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的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上，国内许多人才知道，他去投靠汪逆，不是为了追求沦陷区的生活享受，而是奉命去搞“曲线救国”的。但谁也不会料到，他能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在新社会欢度晚年，保持了崇高的晚节。
过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全城化为瓦砾灰烬。在全国一片责难声中，张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负责人，只好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个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以平民愤，造成历史上一件“下令无罪，执行有罪”的“三颗人头万古冤”。
从那以后，唐（唐生明）的身份也慢慢公开起来，尽管蒋介石不要他以蒋的代表名义对外活动，但私下里谁都知道他是重庆派去的，别人问到他是重庆派去的，他也不便否认。说来真够滑稽的，当重庆方面正在大叫大嚷“坚决抗战到底”的时候，却派有这样一个代表，在日军保护下，长期住在日寇占领区中公开活动。
看起来有点矛盾，也很滑稽，在中日两国正处在紧张的战争时期中，唐生明却像和平时期派驻在别国的使领人员一样，不仅得到优厚待遇和享受特权，随时可向日方提出交涉、保释被捕的人员，还可以公开建立无线电台以便与敌对方面通讯畅通，并派有专人来保护。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不正是日、汪、蒋三方的密切合作、相互勾结的最具体、最有力的证明吗？
南京汪伪政府中的大汉奸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与重庆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蒋介石这样重视并拉拢这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巨奸，是随时准备公开合流、投降日本、共同反共。要不是害怕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能早就公开与日寇进行谈判了。唐生明之奉令投敌的任务之一，便是替蒋介石去拉拢这些汉奸。
1944年冬，周的母亲在贵州病逝，戴笠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戴寄给周的那套他母亲生病与死后办丧事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戴笠当孝子跪在周母灵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从此，更死心塌地地甘愿听从戴笠的指挥。
经过唐生明拉拢的大汉奸叶蓬，原为汪伪政府的陆军部部长，以后为伪湖北省省长，和唐一向要好，因其妻乃唐生明母亲的干女儿，唐一到上海，他就对唐特别关怀。唐想拉他与重庆发生关系，这人很坦率地告诉唐，宁愿当汉奸也不愿再当将的部下。他抗战前任武汉警备司令时，因为把日本人画成枪靶子，作为士兵练习射击之用，以增加士兵对日寇的仇恨，结果被日本人发觉，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他，蒋介石恨他得罪了日本人把他撤了职。以后陈诚也排挤他，弄得他到处碰壁，最后才决定宁可当汉奸，也不再替蒋介石工作。他一谈起过去就伤心。唐曾极力劝慰他，并说明戴笠的作风与陈诚不同，而且也是反对陈诚的。最后他才同意与重庆发生关系，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具体表现。特别是重庆要利用他的身份搞反共活动，他不肯按照重庆指示去做，所以胜利后被判处死刑。
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在任多年，作恶不少，胜利后却能逍遥法外，主要是他在浙江省省长几年内，坚持做了一件事，即把蒋介石母亲的坟墓，保持完整，没有遭到破坏。浙江不仅是蒋介石的家乡，也是戴笠的家乡，他们都迷信风水。特别是蒋介石，总认为他爬上中国的统治地位，与他母亲埋葬的地方很有关系，平日他母亲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不准许别人轻易动一下，生怕破坏了风水，影响他的前程。所以傅一当上浙江省省长，戴笠就千方百计派他的江山县小同乡毛翚的儿子毛敬泉，以及何培荣等军统特务到他身边工作，傅式说遇到许多事常向南京和重庆两方面汇报、请示。南京汪伪政府一些反蒋的大汉奸与日军中一些中国通，都多次打算挖掉蒋介石母亲的坟墓，傅式说便想尽办法去说服这些人，而且让军统特务每隔不久，便站在“蒋母之墓”前面照张相送去重庆，让蒋介石看了放心。每次更换奉化伪县长时，傅式说总要亲自暗中交代一番，把保护这座坟当成伪县长的特殊重要任务。所以许多人说，这种人是懂得做官之道的。
唐生明在沦陷区的几年中，做得最出色的一件事，是他联络日本特务与周佛海等一同出谋划策，假手日寇杀掉了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
古川当时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座很大的洋房里，唐和他往来中，渐渐由一般性问题而谈到当时许多政治性问题。古川不止一次地向唐谈到中日亲善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壮大起来了，不但蒋介石对此感到日夜不安，连日本人也很担心。因为共产党主张抗日，反对日蒋合作，所以使当时局势弄成那样，他一直认为蒋介石是能与日本合作反共的，而汪精卫的力量却很有限，只能在口头上高喊反共，实际上成不了大器。当时他这种看法，几乎是唐在沦陷区所见到的日本高级军官所普遍存在的一种论调。
有一天，陈赓大将去看他（唐生明），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与陈这么好？他说：“我们感情和兄弟一样。”接着他告诉我，陈抗战前去上海医病，当时党内经费较紧张，他曾在经济上接济过陈。
不过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和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要我特别注意，他（唐生明）说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时，你可以当着他们的面骂国民党，他们不但不生气，有时还会附和你骂上几句。而和共产党人交朋友，你如当着他们说共产党不好时，他们保准会反驳你，毫不留情地和你争辩。我说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强，也没有可骂的地方。他说共产党时没有可骂之处，而个别共产党党员却不但有该骂的地方，还有极个别的该打屁股呢！
因抗战前，徐来（唐生明夫人）在上海艺术电影界方面的声誉，远远超过江青，江青趁此机会用种种办法折磨她。因她认识戴笠，便把她打成“军统特务”，逼她交代混入新社会搞过些什么特务活动。她过去的确没有参加过军统，最后被折磨死于狱中。
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是国民党的重臣何应钦的过房儿子。这位“衙内”早就想把卢汉撵走，一手抓住云南省的军政大权，所以他和卢汉一向明争暗斗，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我这个湖南人一去，正合他的心意，加上他爱好打猎、打网球、打牌，前两样我都是能手，很快便成了他的“两打”朋友。
有龙云在香港宣传卢汉已在云南起义后，我才找许多人深入了解了一下，原来龙云与卢汉只是表兄弟关系，同属于彝族上层统治阶级黑彝（即奴隶主）。卢汉的母亲是龙云的姑妈，龙云的父亲纳吉瓦梯又是卢汉的大舅父。卢汉是吉迪家族，他母亲非常能干，既善于指挥奴隶搞生产，又能骑马打枪，率领奴隶“打冤家”（即少数民族间打内战），对卢汉幼年管教很严。记得有一次我和卢汉闲聊天，谈到彼此青年时期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抗战前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搞特工，待遇很高，如不是母亲管教很严，我肯定会把身体搞坏的。他听了深有同感地说，他青年时期很顽皮，要不是母亲，怎么会有今天。他跟随龙云工作时，他母亲更时常叮嘱龙云，要认真、严格地要求他，所以他一直不忘母亲的教育，龙云比卢汉大11岁，卢汉的妻子龙泽清、妻弟龙泽汇，同为纳吉家族，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深的。
卢汉和龙云都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多少年来，卢一直追随龙云身边，为他打天下，是一位机制灵活的猛将。龙云当了省主席后，他一直为龙云保驾。抗战开始时，卢被任命为滇军第六十军军长。龙云爱国，不惜把自己花钱装备的部队派了出去，参加抗日。在台儿庄战役中，滇军英勇顽强，对那次大捷做出了巨大贡献。蒋介石便利用机会把卢汉拉了过去，先升他为三十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晋升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心除掉称霸云南的龙云。但因他握有兵权，不易听命，便任命卢汉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负责对越南日军的受降。这是很毒辣的手段。抗战胜利后不少人都希望能发接收财。蒋介石就利用这种心理，将卢汉调出了云南。龙云对此有所警觉，他一再叮嘱卢汉：“一旦云南有变，你要马上率部回滇。”卢汉答应：“一定随时听候召唤，有事立即返回。”不料蒋介石布置得十分周密，卢汉刚跨出国门，驻昆明的杜聿明部，就把枪炮对准了五华山——龙云的统帅部。龙云这时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杜聿明指挥的昆明防守司令部所辖的美式装备部队早已把五华山团团包围。龙云急电卢汉回师。但卢汉的部队仪式因为路远赶回不及；二是在他所带的云南部队后面还跟着几个“中央军”，再加上昆明附近都是杜聿明的部队，卢即使想回师也很难。结果龙云只坚持了两天，便被迫接受了去重庆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职务。龙云去重庆后，蒋介石便任命卢汉接替龙云担任了云南省主席。从此龙云对卢汉怀恨在心，也许这就是谣言的起因。当时我虽竭力证实“卢汉起义”是谣言，但我也有个预感：卢汉迟早是会走这一步的。
1949年12月9日，在卢汉的领导下，云南宣布和平解放，1300万云南各族人民没有遭受战争的苦难。卢汉和他的几位亲信龙泽汇、杨文清、安恩溥等都是冒了全家生命危险而做出这一巨大贡献的。
1961年，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他在留我们吃午饭时告诉我，张群被扣留的消息传到北京，他正和毛主席在一起吃晚饭。毛主席说：“张群如愿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应当好好安排他；如果他不愿留下，便拿他去向蒋介石换张学良，蒋一定会同意的。”不料第二天消息传来，卢汉已把张群放走了。
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暗杀汪精卫为政府上海市长傅筱庵的经过，那个老奸巨猾的大汉奸，不但有自己的保镖（警卫），还雇有白俄保镖，日寇又派有便衣和武装保护他，他每天晚上睡在哪个姨太太的房间，除了那个姨太太临时才知道外，别人都不知道他当晚睡在哪一间寝室内。所以要对这样一个人下手是很不容易的。
经过一段时期，特务们从多方面了解到，要摸清傅的生活规律和行踪，只有通过傅的一个叫朱昇的老家人才有机会下手。朱昇是福在青岛时用的一个厨师，跟傅20多年，一向表现忠实可靠，所以傅很信任他。不过这人爱喝点酒，喜欢与帮会中人打交道，这就给特务们找到机会，他们通过很多关系，结识了朱昇，并常和他在一起喝酒，并常常在朱喝醉了时送朱回去，傅家的警卫也不曾产生过怀疑。有天晚上，他们将朱昇灌得醉醺醺的，由两个特务扶她回去，朱在醉意中指明了傅当晚住的房间，特务们推门进去之后，用利刃将傅刺死在床上，傅的两个随身警卫就睡在隔壁房间都未发觉，朱昇才惊醒过来，特务们便将房们反锁，在朱昇掩护下安全逃了出来，并随同特务一同逃亡重庆。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傅家的人才发觉，这时凶手们早都逃出了上海。
他（杜聿明）当时除了对所使用的美械装备性能、维修等都一一亲自学习外，对缝纫厂的缝纫机的使用检修也都懂得，还向裁缝师学会了剪裁、量制衣服等全部技术。正因为如此，他才敢自告奋勇当缝纫组长的。
当时李弥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以后，回到被软禁的房内，抱头痛哭了一场。他一边喃喃自语：“我对不起校长（指蒋介石），我被人牵着鼻子走上背叛你的路上去了！”说完，便走到窗子边，一只脚跨上窗子，准备从四楼跳下去自杀。我眼疾手快，一纵身过去，紧紧抱住了他。只要迟疑一下，他就会粉身碎骨。我硬把他抱了下来，他还用拳头打我，说我阻止他“为国尽忠”。后来经大家劝慰很久，说暂时虽被迫签字，我们手下还有几万兵、不愁没有复仇之时，他才安静下来。说到这里，杜聿明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我说我被迫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但我不是什么识时务的“俊杰”，只是一个怕吃眼前亏的人。杜聿明听了在我肩上一拍：“怕吃眼前亏的也是好汉嘛！”
原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还说，他在洛阳时任意杀人，当时，洛阳人民就曾叫他“邱老虎”。
我因从18岁参加军统起到解放时止，18年中都是干反共工作，所以写了几个月还没写完。杜聿明写了几个月，便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材料再有几天就完了。因他抗战前只在大别山地区进犯过红军，抗战胜利后才在东北和淮海战役有过反共的军事罪行，所以不像我那么多，再写几个月也写不完。
杜聿明在北伐战争时左腿曾负过伤，伤好后比右腿短了一公分，走起来便向左边倾一点。他担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时，与负责东北行政工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正好天凑地合成了一对。熊式辉1931年由上海警备司令调升江西省主席时，由上海乘飞机赴江西上任，飞机刚从龙华机场起飞，机翼冲在龙华附近江面上一条大帆船的桅杆上载下来，熊虽幸而不死，但右腿却被折断，医好后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公分，走起路来便向右倾。他们两人在主持东北军政工作时，只要两人走在一起，便是一个向左倾一个向右倾，他们的部下看了这种滑稽的样子，背地里不知笑过多少次，因此“东北二瘸”便闻名于全国。
他（外号为“鲁智深”的炊事员）这一问，使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马车撞倒了人，她连忙问：“踩伤了我的马没有？”而我国孔子的马撞倒了人，他则是问：“伤人乎？”不问马。
第二个节目是由原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编的桂戏“王佐断臂”。这位一向被人誉为文武双全的桂林才子编写出来的东西，的确不平凡，而六十开外的老人又能一字不漏地把上千字的台词一口气念出来，更见其才华横溢，再加入情时又声泪俱下，无怪戏未完便掌声四起。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坐在我旁边，连说，这个台词可以和四川才子赵尧生编的川剧“活捉王魁”媲美。
王陵基的思想可以说与一般人不同，他是清末举人，由清政府送去日本学军事，读过日本陆军小学和士官学校，日语很流利，中文基础更深，并向皇帝老子磕过头，自认为“见多识广”。
12月5日，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了特赦战争罪犯的特大新闻。《人民日报》等国内报纸，都是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出。除杜聿明等之外，还有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在第一批特赦了。这真是新中国在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罪犯所创造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带过百万大军的敌军统帅和中国末代皇帝都经过改造而能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所以这一消息立即成为国内外谈话的资料。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共产党改造人类的一项伟大成就。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未免有点宽大无边，连这样的大战犯都赦了出来，保准会要闹出大乱子的。
1960年1月28日，是农历春节，杜聿明和溥仪等11个人，正在欢天喜地的欢度第一个自由的春节时，旅馆服务人员忽然笑嘻嘻地请溥仪出去，说有客人要见他，杜聿明等便跟着出去想看看是什么客人，只见先出去的溥仪正怒容满面，把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红信封摔在地上。杜聿明把近视眼镜摘下仔细一看，才看出信封上端端正正写着“恭叩年安”四个大字，旁边还有臣某某等顿首一行小字。溥仪正指着两个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头子在发脾气：“我早已感到当皇帝太可耻，你们还认为当臣子有什么光荣吗？还不快给我滚回去，不准再来给我丢丑！”那两个自讨没趣的老头子只好躬身退了出去。这件事，马上传到了周总理耳中，他笑笑说：“如果不特赦溥仪，谁会相信解放了十来年，居然还有人愿去向溥仪请安叩头呢？”
杜聿明等国民党将领和末代皇帝溥仪等战犯特赦名单在全世界公布后，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大，许多来中国访问的国王、国家元首、将军等都想见见这些被共产党改造过来的旧中国的头面人物。有一次，周总理向一位外国元首介绍溥仪时，说这位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却高声回答：“今天新中国光荣的公民溥仪！”这一回答博得了一片掌声。
8月26日到郑州，住在过去苏联专家的招待所，那里的厨师们，一听说这批客人过去竟是那样一些人，便高兴异常。他向陪我们的河南省政协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都是烹饪技术很高的厨师，苏联专家体会不到他们的手艺，这批人过去是吃惯了好吃的东西，一定能够欣赏他们做出的美味。所以我们住在那里三天，每顿菜都很精致，早点更是丰富多彩，我们都纷纷夸奖厨师的手艺好。每餐我都让端菜的服务员把大师傅请出来，当面赞扬他们一番，并请他们喝上一杯。大家处得十分融洽，连曾经日食百味的溥仪，也赞不绝口。但可惜的是“文革”当中，听河南省政协的人后来告诉我，这些为我们做过菜点的厨师们都遭到了残酷的斗争，说他们眼中没有劳动人民，只有“帝、王、将、相”。
杜聿明在参加招待美国总统的国宴上与美国总统碰杯时，两位总统都知道他是杨振宁博士的岳父，对他十分敬重。两位总统都曾约他去美国看看，他都是这样回答说：“美国我一定会去的，那里不但有我的亲人，还有我的许多好朋友，不过现在不想去，我准备两岸统一之后，先去台湾，再由台湾的女儿培我一道去。”
特赦战犯被安排到政协后，在料理个人生活方面，都闹出了不少笑话，连什么都懂得一点、一贯走南闯北、被人们称为“百事通”的杜聿明，在没有老婆、副官、厨师、勤杂兵的情况下，在靠自己一人独自生活时，一开始也曾闹过笑话。那一次，他把一切安排好，饭菜也做好，特地请了几位好朋友共进午餐，以显示一下自己的手艺，等一切皆备，正准备举杯畅饮时，才发现没有买筷子，于是不得不用汤匙来替代。有了这一教训，所以我们后来置办厨房用具时，为说明成家之不易，总是说：我是从一双筷子开始的。来源就是杜聿明忘记买筷子闹出的笑话。
溥杰在这些方面比溥仪强得多。他虽然小时也是一样有一批人为他服务，也是什么都给他安排好，但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还常常出去旅游，所以在照料自己的生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出洋相的事不是没有，但比起溥仪来就少得多了。加上溥杰特赦不久，与他在日本的夫人嵯峨浩取得联系后，他就毅然决然不顾日本亲友的劝阻，从东京来到了北京。这是一位十分懂得照料丈夫的标准日本型女人，虽然她出生天皇家族系统，在日本人心目中还是很受尊敬的，在日本和中国都有相当名气。因为溥杰被关押期间，她写过一本自传体的小说：《流浪的王妃》，后被拍成了电影。他还能写一手秀丽的毛笔字，所以这一对夫妇配合得非常默契，而两人间的感情真可称得上如胶似漆，她回到北京后，深受周总理的重视。她不但和溥杰享受一样待遇，还由政协出资为他们家雇一保姆。清朝末年，溥仪和溥杰的父亲醇亲王（宣统时代的摄政王）在护国寺购置有一小四合院，经政府查明也发给了溥杰。所以在生活方面，溥杰是我们特赦人员中最为舒适的一个。不过溥杰始终保持着勤俭朴素的作风，从来不在生活上追求享受。
在参观梅花山时，陪同我们的江苏省政协的一位干部指着一堆荒土告诉我们，那里曾是汪精卫的埋葬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还都”南京之前，便先派一个工兵营把这座墓炸毁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听了并不感到新奇，而溥仪却追着问：“好好的一座坟为什么要炸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位介绍情况的干部竟冲口而出：“因为汪精卫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汉奸的卖国贼，是伪政府主席，不配埋在中山先生的陵墓附近，所以派人把它先炸掉。”这句话别人绝对不会有溥仪那样的感触，他一听马上把头低了下去，因为我们平日学习时，他常自我检讨，说不应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去当伪满皇帝，申伯纯则常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不光彩，投靠美帝国主义也一样不是光彩的事（指国民党投靠美帝）。”不过今天摆在他面前的这一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他满腔心事来，所以他把头低着时，聪明的溥杰立即接过话来，以便打开这一尴尬局面：“炸坟时，不是把汪精卫的尸体也炸成粉末了？”介绍人告诉他，只把坟炸开，棺木还是好好的。溥杰才接着问：“打开棺木看了没有？”“打开看了，汪的尸体已腐烂，穿的是长袍马褂。”溥杰又问：发现了什么陪葬物？答复是：只在汪精卫穿的马褂上面小口袋中，找到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写的一张字条“魂兮归来”四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溥仪又提出一连串问题：以后怎样处理汪的尸骨，那张字条有没有保存下来等。在场几位介绍人都只能简单回答一下，因为那些年轻人都是解放后才工作的，怎么能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
很久以前，有一位很有道行的苦修僧，在山顶打坐，看到一只饿得快死的小鸟，他便把身上的皮肤撕下来喂它，结果鸟是活下来了，可他身上的皮肤却撕光了。后人为了纪念这位高僧，所以曾一度把延安改为肤施。
有次，政协隔壁大院评剧院一些造反派，把评剧院一些领导干部也送到政协大院内来参加劳动。溥仪看到新凤霞也和我们一道在劈厨房用的木柴，休息时他请新凤霞为我们唱两句解解闷，新凤霞也愿哼一下。她刚唱出“巧儿我……”监工的红卫兵回来了，责问：“这是谁让你唱的？”溥仪正想挺身出来承认，新凤霞答得更快：“我看他们都累了，唱几句给他们解乏。”一声“不准唱”，溥仪算是放下了包袱。
从10月中旬开始，自西北高原随大风刮来的大量黄沙，在北京上空盘旋了几天。汽车停下来，一会儿就落上一层薄薄的黄土。许多关心“小皇帝”的北京老人，早知道溥仪病重入院，看到漫天黄沙，便纷纷谣传“天发黄、小皇帝怕快……”老人们连最后一个“死”字都不忍说出来，都是这么爱他。而医院造反派却加重对他的折磨，让这位被中国共产党改造过来了的中国末代皇帝，终于在10月17日凌晨悄悄与世长辞。我们知道后都想去医院与他的遗体告别，政协造反派竟然不准，只让他几位家属去了一下。那时候，这些人为什么会失去人性而与禽兽无异呢？
周总理知道后，也很难过，他指示一定要在报纸上公布溥仪去世的消息。《人民日报》才不得不在第二天很不显眼处刊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治疗无效，于10月17日2时30分于北京逝世，终年60岁。”
徐远举这个名字，许多人听起来可能比较生疏，但要说《红岩》中的徐鹏飞，那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1914年春出生，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过排长、连长，因与上级吵架而失业。1932年，经湖北同乡许忠五介绍，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当时戴笠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为了扩充组织，专门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的失业同学，进行一些特务技术训练后，作为特务处的基层骨干。徐远举毕业后即留在南京，戴笠把他安排在复兴社南京分社任干事，主要是搞监视分社成员的特务活动。
徐（徐远举）在西昌期间，工作十分认真，他主要是了解西康地方势力的活动和反蒋分子与民主人士的情况。他与西康的一些军政头头们打得火热。那些人爱赌钱、打牌，徐是此中老手。通过这一关系，他很快结识了不少地方势力的中层骨干。他帮助他们走私鸦片烟，贩卖枪、弹等。据他后来告诉我，这些不会影响到蒋介石统治集团利益的事，张笃伦和戴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大，便不去过问，而且可以拉拢地方势力不搞反蒋活动。
这个汇报是国民党所规定的三种反共汇报中的一种。当时的所谓“甲种汇报”，是蒋介石召集的党、政、军、特领导人的汇报，一般是在蒋的官邸举行，所以也称“官邸汇报”，是制定反共政策的。“乙种汇报”，是由一个省或一个绥靖区主管官召集当地地区或省的党、政、军、特首领举行的汇报。“丙种汇报”，是区或省下一级的党、政、军、特机关负责人经常举行的一种研究和具体执行反共任务的会议，由当地党、政、军、特的负责人轮流主持。某一单位负责人如有特殊重要情况需要共同研究或配合行动时，也可临时召集。这里有一点必须特别说明的，就是这些机关，平日在争权夺利中，常常明争暗斗打得你死我活，但在反共反面，却是一致的。
徐派人去守候，结果竟把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抓到了。徐远举连饭也不吃，不停地审讯。这个市委书记竟也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立即叛变。他这一叛变，一下就交出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党员来。这是保密局从来没有过的重大的破坏活动。堡垒只有从内部才容易破坏，如果不出叛徒，特务只能抓到几个便断线了，一旦除了叛徒，对党的损失真是无法估计。
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破获了《挺进报》，前后被捕的地下党员达130多人，除其中20余人被释放脱险外，绝大多数是忠贞不屈被分批杀害了，还有一些人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屠杀中遇害。
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在二处处长室，召集科长雷天元、龙学渊和行动组长熊祥等，当面指示他们让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白宫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立即行动，杀掉了两个看守所所有关押人员300多人之后，又将渣滓洞看守所烧毁。这就是举世震惊的“11·27”大屠杀惨案。
我们在白宫馆住的是楼上西边的那间大套间，这是过去白宫馆的主人白驹住过的房间。军统用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曾在这里关过，抗战胜利后，大汉奸周佛海也在这里关过。没想到由我经手买下来，由周养浩、徐远举用来囚禁过革命烈士的地方，我们三人与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又关在这里了。
1960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议了。这一喜讯，又使许多人坐立不安，都希望第二批能有自己。第二批特赦，只比第一批多了一个，计有山东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中将主任范汉杰、庞镜塘和我，以及几个中将军长等11人。不过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词。我在离开监狱与徐远举握手告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是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以此类推，第二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但徐远举却把头一摇说：“不合辩证法！”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有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送走一批接一批，就是没有轮到他。这件事在战犯改造所被传为趣谈。
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和一部分外国人，提起张国焘这个人，多少会有一点印象的。按照他自己所吹嘘，他过去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二三号人物，而且差一点点便是第一号了。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第三国际中，他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过会议。所以说他过去在国内外总算还是有点名气的，看来还可以遗臭十几年，似乎也可以闲话他一阵子。
解放前夕，他逃往香港，也曾去过台湾，因为成了国民党不受欢迎的客人，又回到香港，后来去加拿大定居。由于他叛党投靠国民党后，所得到出卖灵魂的代价，不能够让他过上舒适的“豪华”生活，在国外又无亲友接济，所以得靠写回忆录、自传一类的东西，以及对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分析等等，来维持生活。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每年清明节，国民党派官员去陕西黄陵县祭扫轩辕皇帝陵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照例要派人参加这一祭扫皇陵仪式。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据说这是他等候多时的一次叛党投敌的机会，所以他请求派他去参加。祭扫仪式完毕，他本应返回延安，但出人意料的事他竟向国民党官员表示愿意去武汉，当时去主祭的国民党官员闻之大喜，立即表示欢迎他去，并立即拍电报向蒋介石报告，蒋也复电欢迎。我过去调查过，这一次张国焘出逃，事前并没有人去策动过，完全是他蓄谋已久，早就决心叛党投敌的。
他到了武汉后，共产党方面曾多次派人与他联系，希望他返回延安，但都遭到他拒绝。在无法挽救时，跟随他的警卫员也抛弃他回延安，不愿和他一道出卖灵魂，他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投向国民党，这在当时，的确曾引起国内外许多人的重视，特别是他在接见记者时发表的许多言论，使一些记者很感到诧异。
戴笠平日就爱请客，他请的客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除国民党中几个元老不大爱理他外，宋子文当了行政院院长后也是他坐上常客。文官中一些部长、省主席，武官中除冯玉祥、薛岳、陈诚等少数人外，一些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总司令等到重庆见蒋介石述职时，他也会邀请他们去他家做客。他自得了张国焘这样一个部下之后，请客的次数更多了。为了炫耀自己，在他请客而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用电话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的是共产党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他给客人介绍张的时候，也是用这种骄傲的口吻。
黄逸公，安徽桐城人，早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工作，被送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1932年在上海被捕，被英租界巡捕房囚禁两年，放出后找不到党的关系，却遇上叛徒王克全，介绍他加入了特务组织。经过多年的考验，戴笠认为他忠实可靠，所以派他去协助张（张国焘）的工作，初任特种问题研究室秘书，张办训练班，他便任教务组长，戴笠兼班主任，张任副主任，负实际责任。一切训练工作全由张亲自安排。
戴笠自得到张国焘后，满以为通过他的关系，一定会毫不费力地建起来，没有料到，张不但不能把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骨干拉出来，连打也打不进去。甚至张满口答应在边区建立军统组织这样最有把握的“小事”，也完不成任务而无法向蒋介石做交代。据说，最后是在“阴阳交界处”的洛川县（洛川当地老百姓把洛川县称之为阴阳地界，阴间指国民党统治区，阳间指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一个所谓延安组并摆了一部电台，敷衍了一下蒋介石。
我和张国焘认识后的几年中，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骄傲异常，生活上却相当腐化。特别是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有些情况当然并不是我直接知道的，主要是当时派到他家中区照顾他生活的勤杂人员说出来的；他们都是由军统总务处经我挑选后才派去的。这些人既是去照顾他的生活，也兼有“照顾”他思想言行的任务。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中心诚意，不使人有怀疑之处，凡去见他的客人在会客室和他谈话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把声音放大，怕别人误会。这种苦痛心情，可能是出于不得已。寄人篱下的滋味，使他变得如此小心谨慎。我听了有时也为他感到羞愧。
俗话说的：“利刀割体伤犹合，言语伤人恨不休。”
他（张国焘）的回忆录写完后，于1968年和他妻子杨子烈，从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解放后，我弟弟从加拿大来京，我才听说，张国焘在加拿大患了半身瘫痪病，因为没有钱，被送到一个官办的免费老人病院，住了两三年。有一天突然从病床上掉下来，等护士发现，没有来得及抢救，这位被毛主席指为“大不老实的人”便悄悄与世长辞了。
丁默邨（色戒原型）
周佛海逃离重庆时，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到了汪逆政权后，虽然在汪精卫、陈公博之后居第三位，实际上他的权力却超过了陈公博。不过后来汪逆死后，陈逆代理汪逆当了伪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之后，表面上才比周重要一些。周从汪逆政权成立起到垮台止一直任财政部部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警政部长和特工委员会主任委员、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最后还兼上海市长，真是集权力财力于一身。抗战胜利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指挥。他不止一次向毛人凤和我谈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如果不是他运用日寇大量武装部队和他掌握的伪军维护了上海、南京、杭州等东南大城市，在附近抗日多年的新四军和地方人员抗日武装便会先国民党军队而进入这些地方。
而当时重庆方面的主战和主和两派虽为此而展开过激烈争论，但由于人民抗战热情高涨，主和派也知道汪逆这种反共投敌的叛国行为得不到人民宽恕，最后才不得不同意于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与此同时，却又让国民党行政代院长孔祥熙去函劝汪要悬崖勒马，早日返回重庆……汪接信后马上回一信与孔。这两封信都没有公开，我只记得汪复孔的信中有两句是流传开了的，是说他主张投降“是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
余（余乐醒）留法时在雷诺汽车厂实习多年，所以汽车开得很好，到河内后便考上了驾驶执照。他们驾车跟踪汪精卫时，有两次在路上本来可以很顺利完成任务，都因临时发生意外而失去机会。特别是有一次汪的汽车经过河内的达莫桥时，遇上这桥快要吊起来，让河中的船通过时，两岸所有汽车都得等在那里约半小时左右。那次他们紧迫在汪的汽车后面，只要一停车，汪车里的人都会被杀掉，一个也逃不了。而事情竟那么凑巧，汪所乘的汽车到达时，离停止通行还有一分多钟，便抢先过去了。等余乐醒开的车追上来，却被挡住了，失去了这一次机会。
当时这六个特务的分工是两人在外面放风兼保护掩护，四人从后花园墙上越入，又留下两人在下面警卫。王鲁翘带唐英杰直趋二楼那间白天看到汪在内的大房间，他们用力推门，里面闩得很紧没法推开，原来携带的一柄准备用来劈门的利斧，因翻墙时掉在花园草地上没有找到，便只好用枪柄将房门上面一块小玻璃打碎。这是平日用来看外面推敲门用的，里面还挂有一块绒布。这个小床里只有五寸见方而且较高，无法把手伸进去开门，只好用手电筒向里面照射以便射击。在打碎玻璃时，王鲁翘在外面已听出房内的人惊慌忙乱的声音，谁知又偏偏那么凑巧，平日他们看到汪精卫整天在里面活动的房间，那天却让给了曾仲铭夫妇。因曾的妻子方君璧刚由香港到达河内，汪就让他们住在那里，自己搬到隔壁去住了。当特务在外推门时，方君璧睡在床边，早吓得滚下床来，钻到创下去了。曾仲铭也紧忙从床上坐了起来准备下床。特务从手电筒光中看到曾仲铭光着的身子和汪精卫差不多，肯定是汪无疑，便两只手枪一齐从小窗口射了进去。当他们看到倒在床上的曾仲铭鲜血大量涌出向床下直流，认定必死，才匆匆下楼。汪的两个住在楼下的警卫，一听到楼上的枪声，有一个刚一冲出房门，就被守卫在楼下的特务一枪击倒，那一个便紧关房门不敢出来。汪的秘书陈国琦也是听到枪响刚一探身出房，就被特务一枪击在手臂上也不敢出来了。等四名特务从里面逃出来时，越南的巡警已闻枪声从四面包围过来。巡警们知道这些人都带了枪，都不敢靠近而是骑着自行车在后面紧紧跟着。当时除王鲁翘和唐英杰从小巷内逃掉外，陈邦国等四人不但街道不熟，更不懂越南话，只有拼命分散逃跑。而追的巡警越来越多，四人最后都跑得精疲力尽而晕倒，才被警察抓去。由于他们什么都不说，所以便囚禁在河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去越南受降时，军统才派员去大肆鼓吹，将四人作为爱国志士迎接出来。余乐醒等另外四人则在国民党驻河内领事馆的掩护下回到了重庆，被戴笠狠狠骂了一顿。
仅以吴四宝为例，他原是流氓出身，开过汽车，没有文化，但身体魁梧，体重达150余磅。他生来野蛮成性，只要博得上司欢心，他几乎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的。他曾带人把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内几十名职工在一小时内全部杀死，老少一个不留。在中国银行营业厅放置定时炸弹，炸死十多人。这些都是他的得意之作。他的老婆佘爱珍，也是一只母大虫，专门审讯搜查女犯。他俩在审讯被捕的爱国人士时，只要两三句话不合他们心意，马上一顿皮鞭，打得皮开肉绽。当时上海人民恨“76号”这些凶神恶煞，并不亚于恨日本宪兵、特务。
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兵团司令黄维，在担任国民党联勤副总司令时便听人说，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认为迄今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是一种不需要使用任何能源的“永动机”，如果能创造出来，则再也不会存在什么“能源危机”，便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幸福，永远为人类所敬仰。从那时起，这位那枪杆子出身的将军，便下定决心，想突破全世界所有科学家没有发明出的这种不需用任何能源作动力的“永动机”为人类造福。这种愿望虽好，但没有科学基础的人，想造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没有能制造出来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可是，他始终坚决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有志者事竟成”。所以，他在被俘前没有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被俘后，还是专心致志地钻研。
康泽过去所领导的别动队，和德国当年的党卫军差不多，它有超人的权力，深得蒋老先生的信任，与戴笠、徐恩曾一样，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的头子。在江西对红军作战时，别动总队也派去一个支队，担任搜集情报和监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有一次，几个别动队员被红军逮捕了。不久，别动队也抓了几个红军，他们便将这些红军的心肝挖出来，祭奠被捕后被杀的别动队员。当时，康泽得到部下这一事件处理的报告后，连声称赞，认为这不但可以鼓舞士气，还显示了别动队的力量。
我从重庆送到北京后，经常看到他（康泽）在管理所的放风场花丛旁边一动不动地站着，看见蜜蜂飞来采蜜，便轻手轻脚地悄悄把蜜蜂捉住，把自己的左手背和左臂去让蜜蜂蛰蛰，有时一边蛰一边咬紧嘴唇，一看就知道被蛰疼痛了。我好奇地去问他，为什么故意让蜜蜂去蛰？这岂不是自讨苦吃！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他看过一本什么杂志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说用蜜蜂去蛰患了风湿病的地方，比用其他任何方法医疗，都能有意想不到的疗效。他左臂闹风湿痛，他变相用自己来做试验，如果真有奇效，便可大肆推广，让所有风湿病患者都能不药而愈，这也是一项不小的贡献，所以他宁愿以自己的肉体来做试验，看效果究竟如何。
我问他蛰了多少针了？他说还不到一百针，已感到比用别的方法好些，疼痛有所减少，可是还没有完全治愈，所以他决心蛰上一百针，作为一个疗程来观察。
不过，后来我没有看见他再去捉蜜蜂，可能已蛰满了一百针，在等待看后果。
1964年春天，他刚特赦不久，我们便去南方参观。这时正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满树、群蜂乱飞的好时光，我一看到蜜蜂便赶快去喊他来捉。他笑笑摇摇头说：“不捉了！不捉了！蛰了一百针，还是没有一点效果，还是依靠蜡疗治好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袖子挽起，指着手臂上还留下的几个米粒大小的疙瘩说：“有些蜜蜂可真厉害，蛰过隔了那么久，小疙瘩还是没有消尽！”
和张淦一样，迷信这一套东西的还有一个，便是山西大军阀阎锡山的得力助手孙楚。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代理阎坐镇山西、死守太原的总指挥官，山西绥靖公署代主任（原为副主任，阎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后，由他代阎负责山西的工作）。
宋希濂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一个文武兼全的人，而且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湖南骡子脾气很重。他无事时，便背诵唐宋诗词，一口气能背出上百首，《长恨歌》与《琵琶行》等长诗，他都记得很清楚。我曾注意到他，每次背诵花蕊夫人的“君王城上竖想起，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时候，眼眶往往红润欲泪，因为他也是统帅过14万人，被俘地点也在四川，这怎能不使他感愧交集呢！
为什么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彼此都称呼为“同学”呢？这可能是由于要提高战犯们的自尊心，让身居狱中的战犯忘记是在坐牢，像在什么训练班学习。因为按照旧的老习惯，监狱里犯人们都彼此称呼为“难友”，以示是患难中结识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管辖下的监狱中，禁止再称难友而改称“同犯”，意即同是犯了罪的人。战犯管理所成立后，让战犯们互相称呼为“同学”，虽然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他（王耀武）在上海泰康公司当学徒受气的事，他一直没有忘记，等到他发了财之后，便把这个公司买下来，由小徒弟变成了大老板，这是他认为最得意的一件事。
当他一路无阻逃到离济南相当远的一个小镇时，因为要解大便，他的副官便从身上掏出经常待在身边、他用惯了的外国进口的手纸。当地老百姓解大便时，一般是用一根小树枝，甚至用一块瓦片或土块擦一下，很少用手纸，也从没有看到过有人会用那样雪白柔软的纸去擦屁股，都暗地感到惊异。当然，这种事很快就引起了当地解放军的注意，便把他和副官分开，加以盘查，破绽便露出来，于是他就被作为高级战俘而送入了监狱。后来三野在苏州成立解放军官训练团时，他被送到那里去集中管训。
当时各野战军对待战俘，在管理和待遇上有些不同，以陈毅、粟裕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区待遇最好，用的名称也很使战俘们满意，它和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只少一个军字，称为“解放军官训练团”。待遇与解放军战士一样。最差的是林彪领导的四野，他把俘虏到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如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与几个军长都送到最冷的佳木斯，严厉看管。
1934年，他（王耀武）担任陆军补充第一旅旅长时期，在江西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军团作战，军团领导人、红军著名将领方志敏和第十军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陶都是被他活捉后处死的。
由于庞镜塘得到了战犯管理所对他的信任，所以，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十名战犯中就有他。这对他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因为他过去做生意赚的钱太多，而且大部分是由妻子带去香港，他特赦后，一再希望妻子回来，结果出他意料，她竟和他的一个副官一口气跑到南美洲去欢度晚年而置他于不顾了。王得讯一气之下，马上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也变成了半身不遂。如果他迟点出来，也可能还多活上十来年呢！
庞镜塘不仅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负责山东党务工作。刚解放时，有许多解放军的领导人弄不清楚，以为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是当地国民党的最高负责人，甚至到成立战犯管理所时，也把几个省市的国民党的书记长挑选出来。实际上，国民党各省市的最高负责人是主任委员，书记长是主任委员领导下的高级幕僚，等于部队的参谋长、机关的秘书长。有些省是由省主席兼主任委员，书记长的权力虽然大一点，但重大事件还得请示主任委员。20多个省与直辖市解放后，虽有不少书记长被俘，而省的主任委员被俘的只有庞镜塘和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两人。
在战犯管理所中，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常常说：C.C.是指的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的小组织。只有庞镜塘一人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不止一次和人辩论说：C.C.两字，应当是指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南京的中央政权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把持，并勾结李烈钧等阻止了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国民党；蒋介石在去日本之前，除秘密指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把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联系好作为他“东山再起”的实力外，还秘密指使陈果夫等，把留在上海和江浙的国民党中上层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中央俱乐部”以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个俱乐部的房子，便是庞镜塘在上海的公馆，因为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为：“CENTERCLUB”，所以简称为C.C.。
1929年，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也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党部的秘书长，二陈在国民党内的势力才越加扩展，把过去国民党内的所谓“蒋家天下丁家党”——指丁惟汾，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
在讨论到范汉杰时，十九陆军的高级将领们一致指出，范汉杰任十九路军的参谋处处长时，在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便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有了勾结，早把十九路军的一切内部情况详细告诉了戴、郑等人。特别使他们痛恨范汉杰的，是中央军对十九路军包围进攻的最紧要时刻，范汉杰把参谋处所有的密电本全部派人送给在鼓浪屿搞秘密活动的戴笠，以致部队联络通信都成了问题。结果，从发动反蒋战争到彻底失败，还不到100天。因此，他们对范汉杰恨到极点。
1961年冬，他（廖耀湘）在第三批得到特赦，1964年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才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告诉他，1948年冬，他的兵团在黑山、大虎山地区被解放军全部歼灭的消息从新华社广播出来时，蒋老先生听了后，气得连收音机都一脚踢翻。正在那时，宋美龄养的一条小狗还不知趣地向老先生身上扑过去，也被一脚踢死了。
他听后连忙摸着头发全白了的脑袋笑着说：“好险！差一点就搬家了！”
在军统系统当中，地位仅次于毛人凤、而资格却比毛人凤老得多的张严佛（又名张毅夫）为人一向正直。可惜他在年轻时得过一场怪病，病好之后，鼻子歪在一边，虽经过中外名医治疗，鼻子一直正不过来。所以，第一次和他见面的人都会对他产生一种不明确的看法：“鼻歪心不正”，此人肯定不可和他打交道。
早在1937年他（张严佛）任西北区区长时，从延安派到西安、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宣侠父将军，一到职便成为西北区的重要工作对象。宣时黄埔一期毕业的，认识的黄埔学生不少，加上他和许多反蒋人士如杜斌丞、张寿山及青年学生等往来，而被军统秘密杀害后，尸体被丢在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下马陵（又叫虾蟆陵）一口很深的枯井里。隔了两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人员不见宣回去，便到处打听，当时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是和宣在黄埔一期的同队同学，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是黄埔一期的队长，也帮助寻找，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办事处的人员忽然想起宣失踪的那天晚上，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曾打过电话，约宣侠父去后宰门他的公馆谈话，便到行营找蒋鼎文要人，延安方面也向重庆要人。这时，蒋鼎文和特务们都急起来了，怕宣的尸体被找出来无法抵赖，就连夜又把宣的尸体从枯井内拖出来，从军统局西北区办公处的玄枫桥仁寿里附近城墙根的防空洞，运往城外深埋。
但是，延安共产党中央还是一个劲地向重庆要人，最后闹到实在无法交代时，只好由将老先生出面承担责任，不了了之。当然，戴笠、蒋鼎文、张严佛等都分别挨了将老先生的一顿臭骂。
黄逸公青年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送往苏联学习，他是去苏留学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设立，他在东方大学学习了三年回国，在上海担任过共产党上海互济会的负责工作。不久，被英租界巡捕房抓取判刑三年。刑满释放后，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络，便在马路上溜达想找熟人恢复关系；正遇上叛徒王克全，将其秘密从租借逮捕接送南京。王克全原为共产党江苏省省委，并代理过江苏省组织部长，被军统逮捕后叛变。戴笠特意把他派到上海工作，担任军统（开始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行动副组长，专门在上海绑架和逮捕他所认识的共产党员。先后经他手抓到的达上百人之多。
黄逸公被送到南京后，不久即叛变投降国民党，戴笠派他为武汉禁烟督察处科员。这是一个名义上禁烟，实际上贩卖鸦片，以所得的巨大收入作为三省“剿共”经费的特务控制的机关。
这些被洗劫一空的人，四散分逃时，男人光着身子跑还不在乎，女人能拾到一只破草鞋遮挡一下下身，就算是走运了。有些十几岁的女孩，吓得赤裸着身体随着大人们跑了两三天，才遇到一些妇女的施舍，能得到一块破布或麻袋，都感激涕零。就在那一次被洗劫中，黄逸公也和其他许多人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一样，弄得妻离子散，人财两空。因为那些惯匪对洗劫逃难的人有一套办法。他们往往集结几十或上百的人，埋伏在四面环山的地方，当难民们进入他的圈套内，便一齐呐喊，四面鸣枪。等这些丧家之犬惊骇得不知所措时，才先从山上走下一批人来，把男人和女人小孩分开，先从男的下手，稍有反抗，便用杀鸡儆猴的办法，杀掉一两个，再一个一个地叫把手上提的、肩上背的东西放下，将衣裤等全部剥下。一丝不留地剥完一个，赶走一个，附近几十里都荒无人烟，不走的便用竹板抽打。由于土匪怕这些人留下后等他们全部下来搬运东西时和他们拼命，所以剥完一个赶走一个。等男人全部剥完才对付女人和小孩。
他们怕女的看到剥男人衣裤时，趁机把贵重细软物品塞入阴道或头发内，所以在剥女人衣裤时，连阴道内都要伸指头进入探索，并尽情轻薄一番之后，才一个个赶走。小孩在剥光后，准其母亲抱走。据说这种抢劫办法最彻底，当然也最残酷。
安徽合肥人叫鸡为支，叫飞机为飞支，老母鸡叫老母支，所以一般人习惯地把叫合肥人为老母支，这是有根有据的。
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年以上的军官没有不知道军中的“山东三李”，这就是三个黄埔第一期毕业、都是官拜中将的三个同乡同学同姓的高级指挥官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
秀才人情（成语，指旧时秀才因贫寒无力购置贵重礼物，常以诗文书信代之，后引申为礼薄情谊的代称。）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人有土豆烧牛肉，就一切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称这道菜是“赫鲁晓夫”。
据说当时马励武等知道国民党的海军在盘问，虽然他们被安置在船舱底层，不能爬出来，但嘴巴却没有被堵塞；只要军舰上派人来搜查，就可以大喊大叫，肯定会发现这十多名被俘的将领。可是，只相隔几丈远，对方盘问一下就放渔船走了，使他们没有呼救的机会。那位押送他们的解放军军官在达到哈尔滨时，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说：“只要军舰上派人来搜查，那就不再是我押送你们来哈尔滨，而是你们押送我们去台湾了。”
扩大哥（曾扩情）不但走过好运，而且比上述这几位走得更早。远在1928年10月间，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就派他为特派员去四川，与四川军阀进行联系。那次他除了带去蒋介石给四川军阀的亲笔信外，还带有孙中山先生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印成的精美册子，分赠给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刘湘等不但把他看成贵宾，而且所到之处，还发动当地军民郊迎十里，天天都是隆重款待。不但许多人送钱送东西，连当时打了败仗逃到四川的吴大帅（吴佩孚），也亲书一对联送他。吴用了杜甫送给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七律中一联：“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他得到这副对联，比衣锦还乡更加感到荣耀。因为他过去一直是钦佩这位北洋军阀的，今天用这两句诗来送给他，认为这比当年保皇派头子康有为送吴佩孚50大寿的对联更加对自己尊敬。当然，他对康的对联是不会忘记的，我也不止听他说过一遍，那就录下来吧！上联是“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下联是“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其实，这两副对联，都是吹捧对方太过火了。
经过康泽一再呼救，白崇禧本来答应派整编第七师去救援，但这师的行军速度说他们比乌龟都慢，那未免有点冤枉，可是却并不比乌龟快，倒是真的。因为襄阳被围还苦撑过几天，天天等他们来救。一直到了7月16日下午，解放军已攻入襄阳城内，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与董益三等都龟缩在一个碉堡中的时候，他们还在坚守，希望整编第七师能够到来。等到一个手榴弹从碉堡枪眼塞进这个临时的指挥所爆炸之后，康泽的头上幸好带了顶钢盔，只右膀受伤；董益三因躲在一个被打死了的机关枪射手的尸体下，才安然无恙。
康泽这时是举手就擒的，没有按照他向“校长”表示的决心，“与城共存亡”，也未做到“不成功，便成仁”，而是乖乖地当了俘虏。
为什么孩子们要做这一个动作来形容罗历戎呢？原来去年有一部叫《解放石家庄》的电影，解放军把国民党第三军打垮之后，这位曾气宇轩昂的军长在清风店被俘后，便是这样举双手就擒的。所以孩子们一看到他，都顽皮地学他这一投降时的姿势。
他（罗历戎）告诉我，他跟随胡宗南十多年，总认为胡可以一统天下，成为校长的“接班人”。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凭仗自己在抗日期间在西北扩充起来的部队已达到30多万人，而且都是装备很好、兵员满额的。比起那些去前线和日本兵拼搏、被打得七零八落后整编起来的要强盛得多。因为他的这些部队一直是“另有重用”，专负责对付共产党所占领的陕甘宁边区，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仗。所以抗战刚一胜利，他就迫不及待地决心要“向全国进军”和“开出潼关去”！目的是扩大自己的统治区。
本来，“他乡遇故知”是件喜事，而我对于这种喜事，正如抗战时与四川朋友摆龙门阵，他们把许多喜事添上两个字那样就完全变了：“久旱逢甘霖——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未必。”
我经过昆明、重庆、北京三处的大号监狱，都是有上千的犯人。一般说来，人到失去自由后，是不讲究仪表的，即使没有坐过牢的文人墨客的笔下，也总是爱用“蓬头垢面”来形容这些人。当了犯人，而且成了战争罪犯，还一直保持着粉面油头，可能是闻所未闻吧！有没有第二或第三人，我不敢说。但杨文瑔的爱收拾头面，则是我亲自所见到的第一个。
说到洗澡，我现在还感到很可笑呢！因为每次洗澡是由军统头子郑介民的堂弟、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负责安排。这位海南岛出生的朋友，说起话来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海南人说官话”。每次他叫各组轮流去洗澡时，总是这样叫：“第×组先死（洗），第×组接着死（洗）。”许多调皮鬼听到他叫，总是要和他开玩笑：“我们不死，你先去死吧！”头几次，他还不知别人在取笑他，便生气地说：“你们要不先死（洗），就得最后才能死（洗）了！水冷了可不能怪我。”
我从娄（娄福生）嘴里知道阎（阎锡山）这个人是最大的一个“利己主义者”。他是日本留学生，与日本人一向有往来。中原大战失败后，由于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又回到山西，在山西当了20多年的土皇帝。他有一套唯我哲学：“在存在中求生存”和“一切为了存在。”所以，他在抗日战争中有一条独特的路线，即：“抗日和日”（在抗战中观察形势，日败则抗日，日胜则降日）、“联共反共”（一方面和共产党讲团结抗日，另一方面强调他的独特性，随时准备反共）、“拥蒋拒蒋”（表面拥护，实际抗拒，怕蒋吃掉他的部队、地盘，所以抗战期间从不去重庆。抗战开始不久，日军向山西进犯，蒋准备调派一部分中央军去山西援助，遭到了阎的拒绝，结果大同沦陷。为了推卸责任，而把他的部下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枪决了）。这就是他一生奉行的“生存即真理，需要即合法”。所以，为了生存，为了需要，他是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
太原被解放军围困之后，阎锡山曾一再电令要他们坚守，一定会派兵解围。代理他主持山西军政事务的代主席梁敦厚的复电是：“决心与城共存亡。”梁利用阎锡山的余威，把党政军的头头们集中在几个避弹室内，同时把太原城内漂亮女人捉去不少，最好的吃喝用等都储存许多，序号的厨师、歌女、演员等也叫去为他们安排吃喝玩乐。在炮火声中，他们尽情地疯狂般地享受着。到战事紧张时，便有梁敦厚和阎锡山的五妹阎慧卿等几十人同服毒死去。阎锡山闻讯，曾大肆宣扬，这些人最后“壮烈牺牲”，真正践行了他们“与城共存亡”的诺言了。
不过这种醉生梦死一样的牺牲，同时抓了那么多漂亮女人和他们一起去殉葬，连服侍他们的人一个也不放过，手段残暴，流传下来，也并不使人感到可敬。相反地，多少年后会有不少人还要咒骂他们，历史将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王陵基是四川老牌军阀，他的资格相当老，连四川著名的军阀刘湘也是他在四川武备学堂当教官时的学生。虽然这位学生以后青云直上，当了他的上级，但对他仍很恭维，总是满口“王老师”，从不叫他的职务名称；他也总是以老眼光看新事物，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太一样，遇事摇头叹气说：“一代不如一代！”
有一次，我们看电影《甲午风云》，这是一部描写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兵舰被日本吉野舰舰长指挥日本军舰击沉的壮烈故事。吉野那一副令人憎恨凶相毕露的镜头已出现，文强便有意指着吉野问大家：“这个人像谁，这个人像谁？”不少人便不约而同地齐声回答：“邱行湘，邱行湘！”所以，不满意他的人背后总是叫他做“吉野”。
我开始从他的外貌、语言和动作看，总认为邱行湘是一个大老粗。有一次，战犯们听了张治中等在探监时说毛主席如何关怀我们的改造等之后，便决定写封信去表示感谢。信稿自然是由庞镜塘动笔，出人意料的，大家竟推举邱行湘和杨伯涛来抄写，并且最后还一致认为他写得比杨好。据了解他的人说，他的字是经过多年苦练出来的，在我们许多人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后来，我发现他不但小字写得非常端正，大字更苍劲有力。我问他才知道，他临摹龙门十二品时，下过不少工夫。真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一手。
邱行湘在陈诚系统中，是一位有名的能征善战的骁将，一向被人称为“邱老虎”。1948年春天，“老头子”亲自决定把他从九十四军第五师师长调任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并在南京接见他时又加封他为洛阳警备司令，当面向他指示：洛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且有易守难攻的好地形，务必尽力以保住洛阳，才能稳定中原战场局势。他听了一再表示说：“除非天塌地陷，洛阳万无一失！”
他（邱行湘）这位忠实信徒、青年军中有名的师长，虽然还在背诵蒋经国的名言“就是打到喜雅拉雅山，也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但决心只能是决心，而事实却总归是事实。就在攻破地堡的第二天，他便被清查出来，在洛阳中学解放军的一个指挥所内，以国民党的被俘将领的身份，受到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司令员，也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陈赓的亲切接见了。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追究战场上施放毒气的责任时，只有覃道善和几个人因负了下令放毒气和执行的责任，被判处了“死缓”。他当时并不知道，等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之后，他才知道黄维和杨伯涛他们都没有判过刑，这时他有点难过。
过了几年后，他（覃道善）才告诉我，他犯病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受刺激，明明是投诚的，政府不承认，犯人更是冷言冷语刺激他，思想上想不通而抵触；另一方面是思家成病，他和他夫人邱文升感情很好，他到福州去不久，便把夫人和小孩送去香港，如果作为投诚人员早就可以和家人团聚，至少可以通信。当成战犯后，就与家人音信隔绝，所以愈想愈苦闷，两个原因一加起来，病就来了。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弄清了廖宗泽和岳烛远这两员军统大将，根本不是什么地区的潜伏总指挥，而是被军统丢下不让去台湾的“剩余价值”。这样才将两人分别送到西南和华东的战犯管理机关，1956年，才集中到北京来的。
陈长捷的劳动能力的确要比杜聿明强一些，而我最佩服的，是他在休息的时候，既不打桥牌，也不下棋，而是手不释卷专心致志看书。后来我对他的看法和当初完全相反了，我认为他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真正儒将。
摆“龙门阵”（四川人聊闲天）
但他（胡临聪）在谈到这一天被俘的时候，往往久久不语，这是在后悔没有能像何基沣、张克侠等战场起义，也没有像孙元良、李弥一样临阵脱逃，结果当了俘虏。我曾开玩笑地和他说过：“如果你也和他们一样聪明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要好的朋友了。”
李帆群下笔特别快，一顿饭工夫，一篇质问某某的墙报保准能写好。这当然和他的出身与过去的职业有很大关系。他是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工作时，许多学生都愿去大城市工作，他却愿去刚刚赶走了盛世才的新疆。谁都知道，过去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杀人如麻，即使是中央派去的人，也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不顺眼，便马上人头落地或永久失踪。盛世才被赶走之后，国民党可以掌握到新疆的军政大权，许多单位都出现了“真空”，得有人去填补。李帆群便自告奋勇愿远去边疆，当然得到了上级的表扬，马上任命他为《新疆日报》的主编。这个刚从新闻系毕业的学生，连外勤记者、内勤编辑部都没有当过的年轻人，走马上任就成了省报的主编，所以一向是很骄傲的。而更使他得意的是：新疆解放前，国民党省党部几个头头一看大事不好，赶紧选择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计。大头走得了，中小头头走不了的，便想过几天官瘾，自己封起官来，只要发一个电报，保险可以照准。李帆群既出身于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又是省报的负责人，便被封为代理新疆省党部书记长。这在他一生中，是再没有比这更走运了。可是好景不长，新疆很快和平解放，他也就成了阶下囚，被送进了劳动改造队（简称劳改队）。
杨光裕为什么要人背？这就不得不简单交代一下。这位仁兄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可能是为人忠厚，在中央军中南征北战多年，最高和最后也还只当了第三军中将副军长。1948年，河北石家庄附近有名的清风店战役中，他和军长罗历戎同被活捉。他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认为将军当了俘虏，没能做到“不成功便成仁”的誓言，便在被俘不久，决心自杀，自己放火烧自己。结果棉被烧着后把他两腿烧成重伤，还没来得及烧到上身，被看守发觉而将火扑灭。他双腿经包扎后，他又暗中把药弄掉，用冷水去淋伤口，希望感染成破伤风而死去。最后由于两腿溃烂，医生为抢救而将他两条下腿切去。在医护人员精心照料下，他被感动得哭了几场，终于决定活下去，不再给政府添麻烦。所以，他这位无脚将军在集中后，除学习可以躺在床上外，其他活动都得由人背着。他怕给别人添麻烦，不去看电影，李佩青就坚决要背他去，这样一来，李佩青便有争取的机会了。
黑夜摸柿子，要拣软的吃（欺）！
君不见京戏一开场，总是跑龙套的先出来，主角最后才亮相，从整场戏来说，唱压轴戏的也都是名角。
从劳动中很清楚地看得出，这些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要是放下了过去的臭架子，学一门就会一门。谁会相信曾经统率近百万大军的杜聿明，不但能剪裁缝制衣服，而且是嫁接果木修剪葡萄的能手；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牟中珩（heng2）能成为手艺高超的理发员；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等能成为干农活的内行和多面手？
也有可能，贵人多忘，挖掘坟墓在南京确实有过那么一次，那是抗日胜利后，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时间是1946年1月21日深夜，国民党七十四军的五十一师工兵营，在军长邱维达和陆军总司令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等的指挥下，奉命将埋在南京明孝陵附近梅花山的汪精卫的坟墓用150千克TNT炸药炸开，也没有鞭尸，只是用火药连棺木一起烧掉，执行的人只在汪精卫穿的马褂口袋内搜出一张三寸多长的白纸，上写“魂兮归来”，下款署名陈璧君。
他（王凌云）说在河南先当土匪后当官，是正当的出路，许多新中国成立前有名的军人如刘镇华、张治公、樊钟秀、孙殿英等许多人，都是先当土匪后诏安的。如1926年的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刘镇华统辖的几万人，都是从土匪中编过来，又担任上剿匪的任务，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官还是匪。当时老百姓叫这些队伍为“官匪”是最恰当的，因为他们既有官名而又暗中干匪的事。
这件礼物虽不是稀世之珍，但可以称得上是罕见之物，说出来也够骇人的。这是用人皮蒙的一副马鞍，脚蹬是银制的。据说一张人皮还不够呢。它的缰绳是从人的大拇指一直拉到大脚趾才够制成这条缰绳。在龙头套上，镶有满满的大拇指甲，看来令人毛骨悚然，连我这个过去长期干过绑架、暗杀的人也感到有点儿惊异。据说使用这种人皮马鞍在土匪中是坐第一把交椅的，才够资格，我既不想当山大王，也不能公然骑着有这种鞍子的马在大街上去，所以试也没有试过一次。后来我给母亲知道了，这位天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大发脾气，令我立即把它深埋到地下，还叫我烧香烧纸。这些被土匪杀掉还剥皮的人总算最后享受了一次香火和祭奠。
他举出河南有名的内乡土皇帝别廷芳为例。别在内乡、镇平、邓县、淅川等县割据称霸多年，敢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公然“对抗”，实际上是在省政府的包庇下，官员暗中分享别廷芳从老百姓身上剥削来的大量财物，这样假手于人，以免自己直接出面。所以，别廷芳能在那个地区当土皇帝20多年，到抗日战争发生时，南阳行政督查专员朱玖莹还保举他担任了河南省第六区自卫军司令。实际上他还是那个地区的土皇帝，不过加了一个更好听的官名。
王凌云对这个土皇帝多少有点羡慕，也有点嫉妒。他说别廷芳挖空心思想保持住自己控制的地区，他对外也搞宣传，叫什么“皖西自治”，实则是由他为所欲为。后来他统治的地方扩大到皖属13个县，鱼肉人民，任意宰杀，没有人过问。开封的一家报纸《大同报》曾刊载过，别廷芳对他管制下的老百姓揭发过他的罪行的，仅七峪一带被他满门杀绝的有73家之多。王凌云还能背诵出当地老百姓暗中流传的一首民歌：“别廷芳搞的皖西自治，全凭奸杀抢霸四个字，哪家百姓不遭抢，哪个美女不受奸，啥时候能除别廷芳，凉水当饭心也甘。”我当时匆匆记下来，还有几句没能记上，不过也由此可见其凶狠残暴了。
我问王凌云，知不知道后来别廷芳是怎么死的？他说谣传很多，因为他离开了河南，没有弄清楚。我倒给他补充了一下，因我听到军统局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事告诉我：抗战开始后，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派其旧部鲍庚接替朱玖莹为南阳行政专员。他走马上任第一件事，是把前任扣押起来，说朱玖莹勾结别廷芳，搜刮老百姓，要严刑查办。这个胆小如鼠又爱财如命的人，吓得魂飞天外，为了免死，只好把别廷芳送他的钱分一部分给了鲍庚，才被释放出来到洛阳向卫立煌报到。卫的几个部下又把他囚禁在一间小房子理，恐吓他，说司令官要枪毙他！朱又只好再拿出一笔钱来，总算买回一条老命。
鲍庚收拾了朱玖莹，又准备收拾别廷芳。他先把别的侄儿南阳民团司令别光汉叫去告诉他，现在抗战期间，军事第一，军队要集中使用，南阳民团司令部所有部队立即交出来，司令部也撤销，还叫他告诉别廷芳，把他统率的民团也集中听候点编，连兵工厂也要一起交出来。别光汉回到内乡，把这一情况向别廷芳一说，别当场气得吐血。他本想立刻和卫立煌闹翻脸，又估计打不过卫立煌一战区几十万大军。他知道卫立煌不像刘峙一样同意和他分赃，不敢轻举妄动。后来卫叫他去洛阳，召见他时又训了他几句，回来后他更是气上加气，1940年初，便这样气死了。当时外间谣传是卫立煌请他吃饭时下了毒药毒死的，其实卫立煌根本没有请他吃过饭，而且他回内乡两个多月才死去，当时卫还没有那种可拖延到两个月才发作的慢性毒药。
他（卢浚泉）告诉我，有那么一小撮强悍的彝人（汉族人称之为夷蛮子）不从事农业生产，有些还是小奴隶主，手下有几个或十多个奴隶。他们往往埋伏在一些偏僻的小路上，遇到单身汉人，只要不是老头老太太，而是有劳动力的男人或女人（有时也抓十来岁的小孩去培养成奴隶），便一拥而上，一面堵住嘴巴不让叫喊，一面蒙住眼睛，连拉带推，边拖边打抓到山林里去。这些人并不让抓来的汉人当娃子，而是当成牲口或货物一样卖到深山彝寨去当奴隶，身体强壮的可以卖几十或上百两银子。这些地方不使用钞票，还是用银元宝和碎银子。有些娃子被一卖再卖，卖到深山老林，就一辈子没有逃跑出来的希望了。
抗日战争期间，专门有那么一些爱赚美钞和吃洋货的年轻女人，不少是大学生，她们大都能说英语，在和美军勾搭时，美军爱把她们载在吉普车上招摇过市，所以被人称为“吉普女郎”。
陈士章，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是淮海战役中漏网的大鱼，福建解放时，才被活捉的。像他这样漏网后又落网的，在战犯中虽不说是绝无仅有，但也能肯定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的了。
1936年，如果便有这座可通汽车、火车的大桥，当年将老先生手下的政学系头子、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就不会被他死对头的爪牙杀死在渡江的时候，那时只能乘小火轮或木筏子渡江。许多爱幸灾乐祸的人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认为是人生一大乐事。今天虽无黄鹤楼，也不用担心翻船了，再也不会因渡江飞来横祸。本来杨永泰之死与我毫无关系，但军统却借此一无法可破的案，硬栽到国民党另一派系的新国民党负责人之一的刘芦隐头上，使我为此而背过一阵子包袱。
那是1937年1月间，刘芦隐从广州经香港到了上海。我那时才23岁，在军统上海特区搞绑票、暗杀等工作。我奉命去绑刘。在上海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口，因刘很机警，加上他的夫人华祝三见状除大喊大叫外，还把一大叠十元一张的钞票抛在地上，她不知道我们是要人不要钱的“绑匪”，死死揪住刘不放手，结果英租界的英国巡捕赶来，我只好变绑票为公开逮捕。因为他当时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只是由于反蒋，长期不去南京就职，所以要在上海秘密逮捕他，准备暗中杀害。公开逮捕后，英租界不同意“引渡”，最后才把杨永泰被刺案硬栽到他头上，才“引渡”到南京。由于是公开逮捕，不便杀掉，只能长期囚禁，抗战时还送到老远的西康去软禁。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我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后便考虑过，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因为我逮捕他之后怕他跑掉，更怕有人收买巡捕房的英国人把他放了，我用一副手铐和他铐在一起有20多天，直到他被“引渡”，我才把他单独铐起来。他不但认识我，而且对我的名字也绝不会忘记，所以，看到这座大铁桥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这一段轶事。
在春节快要到的前几天，战犯们分为两大派发生了一场南北大战。南方同学极力主张把春节分配到的猪肉做成回锅肉、红烧肉，因为这是南方人过年少不了的两道菜。而北方同学（包括西北、华中一部分）却主张，还和去年一样美美地吃上几顿饺子和包子。这也是北方人过年的习惯。争论的结果，是吃饺子的一方胜利了，因为是在北京过年，就得按北京人的方式——吃饺子。
接着便立刻争先恐后地有人作补充说明：十九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上将，杜聿明等才是中将，论官十九号是最大的。也有人说论罪谁也比不过他，他是老牌子军阀，他在重庆当卫戍司令（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得那段年代）的时候，有名的“三三一惨案”就是他一手制造的，大人死的且不说，仅仅小学生就死了几百。还有人翻老账说，几个女学生牵一条小狗，在小狗头上挂了一块牌子——王灵官，这是四川人恨他时为他取的这一凶狠的外号，灵官一气之下，命令手下的卫士们，当街把这几个女生的裤子扒开，用驳壳枪插入这些女生的下部……
1946年4月8日，共产党领导人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坐的飞机也是13个人，结果撞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全机殉难。
兔儿爷
沈醉（1914-1995），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28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1949年12月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1960年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由战犯身份改为起义将领，后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
“军统”的前身，为蒋介石法西斯统治集团“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叫它为“蓝衣社”）的特务处。
特务处的前身则为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它是由戴笠、张炎元、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等十人开始搞起来的，在军统内部称它为“十人团”。
1932年3月初，复兴社成立（对内也称为“力行社”）。由蒋介石兼社长，下设中央常委干事会，有干事九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后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该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由戴笠任特务处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特务处于1932年4月1日成立，设有书记室，由唐纵任书记（以后称书记长），下设四个科，先后由张炎元、徐亮、梁干乔、杨继荣、徐业道等任过科长。该处成立时，已由密查组的十多个人发展成为100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近千人。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机人员被摔死后，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
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澧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这个班（临训班）在开始入伍训练时，便同时着重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当初大礼堂还没盖好，副主任和训政处长、总教官等，每天早上都要集合所有学生举行“朝会”。他们站在一个临时用木架搭成的高台上，指手画脚地不断对共产党来一套谩骂和诬蔑。汪祖华为了要让学生们和教职员们不去相信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在真正抗日，竟歪曲事实对平型关大捷作了一次诬蔑宣传。以后听到学生中有人说：“怎么连共产党的军队打了胜仗都是假的”这一类话之后，他便对此连续作了两三次的讲演，企图凭他的舌头把这一辉煌胜利从学生的脑子里抹掉。在每日的早晚两次点名时，大队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更是鼓其如簧之舌，唾沫四溅，向学生灌输毒素，使其误信共产党不是在抗日而是在和国民党争权夺利。他们还向学生宣传，只有国民党是在真正抗日，而军统是最革命的集团。他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灌输反共思想，并对学生思想进行考察。
这些爆炸品领来以后，班内一些特务们便经常拿着它去附近水塘河沟等处炸鱼吃，弄得附近经常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不仅池鱼遭殃，连灃水河堤几乎都被震坏。第二年我在常德工作时，这个班虽已迁走，但仍时常听到老百姓骂这个班，因春天水涨，不少河堤因受震动而崩溃，好几处都造成水灾，使得县内农民受到不少损失。特务们无恶不作，凡是他们经过或住过的地方都无不受到灾难。
这个班的课程，除上述各项之外，第四队（谍参队）还着重学习军事情报方面的有关课程，第五、六两队则学习游击战术。戴笠听到叶剑英当时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讲这门功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将来过去对付中共，便设法把临训班两个副大队长陈震东和王百刚介绍到这个班去工作，以便剽窃到这方面的东西。以后王百刚运用特务的“偷盗技术”偷了游干班一笔不小的现款，被人检举。这个特务表演的技术非常拙劣，弄得人赃俱获，可是他的任务既没有完成，又给戴笠丢了脸，戴笠一气之下，便把他要回来枪决了。
第二天上午，戴笠第一次主持班务会议时，从开始到收场都是在骂人，从副主任到事务员都给他骂到了。不过以后我们在他身边多年，知道他对这个班的确是非常满意。因为这个班一下子给他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出来，并且训练很认真，成绩很不坏。当时他最为不满的，是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到班里向学生讲话，弄得学生心目中只有副主任而没有他。余乐醒对特务工作懂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与学生能打成一片，几个月工夫，学生对他非常喜爱。一些特务很眼红，便不断向戴笠去报告，说余的野心很大。戴曾经叫陶一珊当副主任，结果不到一个月弄得人心惶惶，依然只好叫余来主持。这更加证实了许多小报告的真实性，使戴对余不满。戴以后一直想找机会收拾余，都是由于这一原因。
由于戴笠对这班学生的崇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如当时的渝特区中便有吕世琨、刘德文、杨政、陈月华、邓毅夫等七八人。又如重庆卫戍总司令稽查处，竟有这个班的学生30多人，不但处内各科股都有，十多个县里的稽查所的所长和督查，几乎全部由这些学生担任。其中如易啸夫、胥蜀鸣、吴德厚、关宝中、程传洛、鲁东辞、鲁东藩、张明选、邓子培、杨兴贤、吴菊生、唐治亚、朱晟、毛洪明等十多人，不仅都是很快独当一面的工作，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这批学生，获得戴笠信任的原因，除了是第一批大规模训练出来而又正在戴笠大走红运时毕业，正是需要干部时，因而得到破格重用外，同时这些人都很会讨好戴笠，经常去反应老特务们的情况，所以使得一些私生活腐化惯了的大特务们更加讨厌他们。而他们却自恃只要得到主任的信任，什么人都不在眼中。这批新培养出来的年轻特务，以后渐渐地也相互标榜、相互包庇，内外勾结。他们之间彼此称呼也不和一般人一样互称“同志”，而是互称“同学”，以示亲密。他们见了过去临训班的一些教官、队长，也不称现时的职名，而以“老师”呼之。我在军统局局本部任总务处长时，学生们见到我总是亲热的招呼“沈老师”。以后甚至弄得其他处长们都当面讽刺我，也和他们一样叫我“沈老师”。
本来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来调去多花旅费和时间。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澧、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练西南方面所需要的干部，特别是重庆已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从遥远的兰州去调学生。但是一些大特务，连毛人凤都包括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所以便不惜远道把兰州班学生调来。果然兰训班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息烽特训班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擦进来和临黔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当他们彼此间暗中去闹勾心斗角的鬼把戏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到1947年，军统三巨头——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个人
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军统一直特别重视上海地区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共中央曾设在上海，从这里领导全国的党组织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斗争；其次是由于各民主党派与进步社团以及反蒋人士等，利用上海租界为掩护，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反蒋活动。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所交给的两大特务，一是反共，一是排除异己，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
当时在上海的内外勤特务总不过30多人，一般工作都只做做情报。蒋介石希望这些特务能打入中共在上海的组织，结果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都没有动得到一点消息。戴笠在以后多年中对在上海的特务们讲话时，常常承认这是军统最为失败的一件事。
王新衡任区长后，内外勤人员均比过去增加，王本人也特别活跃。他是一个中共叛徒，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又是宁波人，与当时上海许多宁波商人一向有往来，还和杜月笙关系很密切，为杜的青帮组织“恒社”中最受欢迎的客人。他任区长期间，拉了不少留学苏联的叛徒、上海帮会分子、上海邮务总工会以及工商业和文化届方面的人参加了军统。直到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夕，他才离开上海，由周伟龙继任区长。在这段时期里，上海区的组织大肆扩充，除原来的几个情报组外，又增设虹口区、闸北区、沪南区潜伏组。还增添了十多个战地随军调查组，内外勤工作人员由原来200多人增到500多人，并添设了大量无线电台。
内山书店方面因鲁迅先生常常去的关系，特务们一向认为内山书店是日本共产党开的，老想派人打入，但始终没有成功，贾谨伯为此受到过多次的责备。
我母亲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多次住在我家中，也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天天干杀人害人的罪恶活动。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人员失风逃跑，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像是我，连忙大叫我的小名。这时我只好硬着心肠用上海话骂她一句：“侬瞎了眼！”她才没有再喊。当特务不但六亲不认，连自己母亲也会骂了起来。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一顿骂，我勉强支吾过去。以后戴笠知道这件事，还多次称赞我能临机应变，连自己母亲面前都能不暴露身份。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除了杀害杨杏佛、史量才两人我已专题写述过以外，最多最惨的要算杀害当时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共党员。这些被惨杀掉的先烈们，由于不像杨杏佛和史量才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都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对他们的姓名一直记不清楚。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用种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法暗杀掉的共产党员，连赵理君也记不得数目。这个凶狠的刽子手，一直受到戴笠的特殊赏识。抗战初期，他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即被戴笠任为军统局行动科科长，不久又提升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政督查专员、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要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人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还是被他主任杀掉。戴笠除痛哭几场外，以后每经成都总要到龙泉驿军统公墓去凭吊一番。
当时四大家族和大批豪门权贵，每星期六从南京到上海度他们荒淫无耻的假日时，军统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几年间所公开逮捕与搜查对他们安全有任何危害的人，就我亲自经办的不下十起之多。一些人往往只在这些人的公馆别墅门前多走了两趟或多看了几眼他们上下汽车情况时，便被指为刺客嫌疑，一经逮捕，到弄清完全是冤枉，也白白做了几个月的黑牢；幸而获释，也从不敢公然埋怨，反要花上一笔钱来感谢这些“暗镜高悬”无法无天的特务才能了事。像这种数不胜数的例子，这里就不多举了。
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的最多时达2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2万以上。他们整天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照理来说，在抗日真正期间，陪都有这么严密的防范，总应当很少能让汉奸混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破获汉奸的案件。可是事实上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汉奸落过网。而经常闹人满之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真正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最具体的铁证。
当时要装一部收音机听听广播，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和有特权的可以自由收听外，一般人的收音机是不准有短波的。市民的收音机都得先向这里登记，请得了许可证后，还得将收音机抱去送请检查，有短波的要将短波部分剪短或给予封闭。如果经剪封后私自接上，不管是否听了延安或上海、南京的广播，都得被扣上“偷听敌人宣传”的罪名抓进去坐牢。当时军统虽设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突然闯入，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走。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便找上门来找麻烦。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在陈（陈独秀）未被捕以前，蒋介石曾悬赏十万元捉拿他，逮捕以后，才完全明了他在共产党中已成反对派，有些懊悔，觉得不该抓他。这个出卖陈独秀的谢××，以后在军统当特务，还有人常常讥讽他，说他出卖了陈独秀不不是替国民党出力，而是替共产党帮了忙。
孔祥熙的第二个女儿有几次举行舞会招待美军，正遇天旱，花溪水少，南温泉的一座小水力发电站所发电力不足，她便命令将镇上所有商店住户用电的电路关闭，把全部电力引到她家中去。这些装电灯的人家被迫停电，而山头上孔家却灯火辉煌。
1941年秋间，敌机经常轰炸重庆，有一天天刚亮，我起了床，军统第二号大头目郑介民冒雨来到稽查处，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现在居然有人写信去骂夫人（宋美龄）。夫人看了大发脾气，限你们三天破案，对写这信的人一定要逮捕起来严办！”我当然答应遵命办理。
郑介民走了以后，我立刻找人来研究。原来这是一封匿名信，大意说：他是一个小商人，捐过几次航空救国捐，希望政府买飞机抵抗日本。听说买来的飞机破烂不堪已不能用，钱都是主要负责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进了腰包，以致弄得敌机天天来没有法子抵抗。他经营多年的一家小商店也被炸光，儿女也被炸死，非常痛恨，所以写这封信出出自己的怨气。
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宋美龄手中，她竟下令把写信的人抓起来严办。我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黄家垭口一家被炸的商店老板嫌疑很大，只是他家被炸后搬到什么地方弄不清楚，经过半天的搜查，便抓到有关的四个人。以后经几次刑讯与查对笔记，完全证明是他们写的。他们写那信的原因很简单，确如信中所写，出于气愤。
三天期限未满，郑介民亲自跑来问了两次。他很高兴地把这一结果向宋美龄去回复，宋指示一定要严办。卫戍总部军法处把其中一个写信的判了15年徒刑，其余三个也以同谋罪判了轻一点的刑。由于稽查处说明这是“奉蒋夫人亲自交办”的案子，所以判得很快。结案以后，有天郑介民带我去见宋美龄，向她报告办理与判处徒刑的经过。她听了很高兴，立刻拿出一对派克金笔给我，算是办理这案的赏赐。四个人的徒刑，十多年的冤狱，换得一对水笔和几句奖励。这足以说明特务们是如何忠心耿耿地为豪门充当鹰犬！
稽查处一成立就以肃清重庆的汉奸做幌子，每个处长上任也公开指明这是第一任务。但几年间，不但没有逮捕过一个真正汉奸，而且暗中却在保护汉奸，甚至由汉奸特务来当副处长和处长。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人秘书叶燕荪，都是有名的汉奸。廖公劭是汪精卫政府政治保卫局华南局的局长，他的叔叔廖越万是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局嘉兴支局局长，父亲廖家驹、弟弟廖公助，也都是在汪伪政府中做官，真是满门汉奸，却得到戴笠的信任，要他来负责战时陪都的治安工作。最为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廖公劭任处长时推荐任过汉奸县长的叶燕荪当主任秘书。当时戴笠对廖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陶，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异常奇怪了。
当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制止《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蒋介石对这张报纸恨之入骨，一直希望通过用特务手段来限制这张报在群众中发动力量。戴笠每次找我们去谈这个问题时，我们几个人总是面面相觑，无词以对。他便骂我们是饭桶，不尽心尽力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
其实，稽查处从稽查员到处长，莫不把这张报看成“大仇”。每次我们指使一些稽查员运用他们的助手们，对报童殴打一次之后，总以为第二天会看不到再有报送来，可是第二天一走进办公室首先就看到它。因为它发行比别的报纸都早，又是单独有专人送，稽查处看别的报几乎都是送阅不用花钱，只有这份报是花钱订的，科长以上都有一份。有一次，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说已经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不使它再在重庆市露面。原来，他是叫稽查员分别在各要道路口带着一群流氓打手除照常殴打报童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走。可是，当他正在打电话向戴笠报告时，而传达兵却把报拿了进来。他气得对这个传达兵连打带踢地赶了出去。电话刚搁下，戴笠的电话马上来了，陶一珊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我正在他旁边，他便轻声叫我去接，说他刚出去。我接了戴的电话，果然是在他那里也发生同样情况，仍旧收到了当天的那份报纸，不过比平日迟了一些。戴笠在电话中的责骂声很大，陶坐在旁边几乎发起抖来。最后，戴还是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又严厉训上一顿。
抗战时期的重庆警察局局长人选很有趣，徐中齐和唐毅每人都当了两任，徐下台交与唐，唐下台又交与徐，徐再下台仍旧交与唐，好像除了他们就找不出第三个。其实内幕很简单，当时逐鹿者虽大有人在，却一直没有轮到。原因是徐为军统，除得到戴的支持，还支持走蒋介石路线，特别是对孔祥熙巴结，极力讨好孔的第二个女儿孔令俊。而唐虽非军统，却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支持，并和徐一样走蒋孔路线，因此能一任再任。他们每次走马换将，除了自己带一个主任秘书外，像督察处长、司法科长、侦缉队长等都是戴笠所派，谁都不敢去动。
这个总队的看守所，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军统的一般人称它为“小学”（白公馆称为“中学”，息烽集中营称为“大学”），因为它是入军统监狱的第一关。
1933年6月18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借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们所最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1933年初，宋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即为蒋介石所厌恶，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送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送进行威吓。加上杨于1933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听让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因。
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叶将军（叶挺）被军统囚禁期间，我去看过他三四次。每次问到他生活上缺少什么时，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日很早起身，先洗冷水澡，再做一会儿体操，早操后便看书报。他对国民党的报纸很厌恶，每拿起看一下便丢在一边。但因他一直是单独囚禁，没有人和他说话，又没有其他可看，所以往往过一会儿把丢在地上的报纸又拾起来再看下去。当时白公馆的看守所长侯子川，是一个很凶残的家伙，动辄对犯人打骂，但他对叶将军却不敢随便，有时他去见叶将军，叶将军还劝告他不要对人太过分。
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用叶挺将军交换马法五。戴笠于1946年3月4日派军统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将军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派我送廖承志先生到国民参政会交邵力子先生。叶挺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那盏从桂林带到重庆的小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提在手上，准备出狱。这时，叶挺将军的头发已长得披到肩上，胡子也已到了胸前。当他上汽车前和我告别时，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以愉快的神情抚着长发和胡子对我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要把它们自动剪下来，但是我还是要把它们好好保存起来。”
张将军（张学良）在被囚禁期间花费时间最多的事，是专心研究明史。他在这方面不但搜集了不少资料，同时也颇有心得，作了不少笔记，赵四小姐便为他整理和抄整这些东西。当时他需要有关材料，戴笠总是尽可能满足他。张将军于1945年对我说，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的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推说不易办到，他便没有正式提出请求，而只向我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方面的专家多多接触。
1946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去桐梓看他（张学良）时，他却对我有点发牢骚了。我当时是顺便去看他，并告诉了他戴笠死时的情况。他听了以后，说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他却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他还说，八年抗战中，他是一个军人，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很感惭愧，现在已被人遗忘了。这一类话，他平日是不大肯说的，不知什么原因他那次却谈了很多。我知道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因他已被囚满十年而准备释放他。恰恰相反，还正在为他准备继续囚禁的地方。后来据当时任过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告诉我，蒋介石曾叫他在江西兴国县阳明洞修建了一些房屋，原来说是为蒋介石自己准备的。这处房屋修成以后，有次蒋介石带着王陵基亲自去看过一次，才知道是为囚禁张学良用的。所以抗战胜利后张还住在桐梓，是因为江西的房子还未修好。蒋介石看中兴国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不但是因为地方偏僻便于警备，主要的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在荒凉的小城中安心居留下来，学学王阳明，专心治学，不问朝廷大事，所以在贵州给他住修文的阳明洞，胜利后又叫他住兴国的阳明洞，便是这个原因。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发动武装起义时，台湾情况混乱。蒋介石立即指示毛人凤，如果有人企图劫走张学良的时候，便要刘乙光一面竭力抵抗不使劫走，一面先将张学良击毙，务必不使张被劫或趁混乱时逃走。过去配属在看守张将军特务队的电台，一向是每周通报一两次，而在台湾事变发生时，毛人凤便规定每天除向南京报告三次情况外，紧急时随时可以叫通。南京总台指定专机日夜不停地收听台湾的呼叫，随时可以取得联系，毛人凤也经常向蒋介石报告。据以后我所了解，当时蒋介石巴不得有人去草山温泉放几枪，好借这一机会把张学良打死，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但附近的高山族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个地区进攻，张将军的性命才得以保留下来。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在重庆奉蒋介石命令杀了杨虎城将军以后到了昆明时，我还问过他关于张将军的情况。毛人凤告诉我，张仍住在草山。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张将军的消息了。
到了贵州息烽县后，杨虎城全家又在军统设在阳朗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军统息烽监狱，是一个可容三四百人的集中营，专门作为囚禁中共人士、进步人士和违犯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用的。如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庆、杨光等许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黄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只要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折磨得连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连军统特务们谈到这个监狱都会不寒而栗，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四川人民对他的痛恨和厌恶真是到了极点，他自己也察觉到了。为了敷衍面子，军统便和反动党团一起发动所有的帮会流氓组织，拼凑了万把人去欢迎他，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说有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他到重庆后心情异常沮丧，可是他杀人的嗜好，却因反动派军队一败涂地而更变本加厉。他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嘱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的200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解放前在重庆中美所内连续集体屠杀200多人的举世震惊的大惨案，便是蒋介石此次重庆之行的得意之作。
这个特别行动组最紧张的时候是1949年1月中旬，那时蒋介石正在考虑，是暂时引退由李宗仁代理以待美援或由张群去日本招募雇佣兵，还是干脆把李宗仁干掉继续依靠长江天险拖下去。在那一段时间内，毛人凤天天去见蒋介石，也天天叮嘱我不要离开，要随时做好一切准备，只等蒋一句话，就不管白天黑夜都得立即执行。如李不出门，便到李的住在去狙击。毛人凤还叫在南京电灯公司的两个特务协助进行，借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并做好爬墙进入院内狙击的准备。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猛烈的毒药，不管射中人身任何地方，都可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在布置开设的旧书摊内，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生机枪和几颗炸弹。特别行动组还增调了几个一贯干杀人勾当的特务，做好双层布置，准备杀李后，把在南京的几个桂系头头一个干掉。所以在这一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处在紧张之中。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胡宗南的推荐而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胡宗南以后能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却又是得到戴笠不少的帮助。他们是一双忠于蒋介石的走狗，两人一直在蒋介石面前相互标榜，内外勾结，其势力得以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许多人都知道，在旧社会里，强盗、小偷、扒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各有各的“行规”，各有各的暗语。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以前，专门干这些行当的人，不但有组织，而且一般都能遵照执行，即所谓“贼有贼伴，盗有盗伙”。这些行当，分帮分行，各有一套，各行其是。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有苏北帮（也叫江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等。每帮之中，又分为吃什么钱的，如胆大不怕死的当强盗“吃明钱”，手脚灵活的“吃洋火钱”（当扒手），严明腿快的“跑顶宫”（专门趁电车、公共汽车刚开行时由车外抢人的帽子）和去火车上“跑轮子”（偷行李货物）。
除了分帮分行，又分地段，不能随便侵入别人的地区去“抢生意”。如果不听警告，轻则挨一顿打，重则有遭到砍去手脚等处罚的。至于为抢地盘，结伙械斗也是常有的事。
“远贼必有近巢”。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盗贼，总得找地方住宿。他们偷到了东西，也得找出路而不是留下自己使用。过去许多大城市都有一种黑市，大都是在天不亮时电灯做交易。许多盗贼偷来的物品就在这些地方脱手，侦缉人员便是从这些地方去找线索。许多窝藏盗贼的窝主，他们既代售赃物，同时又是侦缉人员的耳目，因为他们平日需要得到侦缉人员的包庇才能从事这门行当。遇到非破不可的案件，他们也得帮助找线索，所以能在相互利用下存在下去。
抗战前我在上海认识一个在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当华探的朗祖荫，这人凶暴异常，动辄把人打伤。他一贯依仗外国人的势力在租界横行霸道，有次一脚把一个人力车夫踢个半死。这个人力车夫回到家不久就真的死去了，他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妻子，一定要为他报仇。他妻子在他死后便去公共租界特区法院叫冤，法院还没有接受她的诉状，就被朗祖荫带着几个流氓痛打了一顿。这个坚强不屈的女人，第二天还是去告，又被阻止。当晚，朗就带人把她投入黄浦江中，本打算把她淹死，结果被渔船救起。她第三次还是去告，这才引起法院的注意，传她去问明情况，并传朗到庭质问。法院传了三次，朗都抗传不到。社会上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士支援她，结果法院只好呈报司法部转外交部与公共租界交涉。当时反动政府外交部哪会为这种小事去麻烦洋人，最后还是拖了下去，没有下文。
抗战期间，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黄加持与湘西土匪勾结，土匪头子送他一副用人皮制的马鞍。据说这副人皮是黄的一个仇人的，黄勾结土匪杀了他。土匪为了讨好黄，便将这人的皮剥下做成马鞍。如果不是黄拿出这东西给我看过，我也不会相信有这等残酷的事。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由于军统局电讯处担任日本密电码的技术研究室从日本空军的调动和种种部署中，侦译了解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戴笠认为这是讨好美帝的最好机会，经过蒋介石的批准之后，便把这一情况通知肖勃。由肖勃转告美武官郭德权，并分别告知美帝国国防部有关人员，叫他们注意日空军的活动。据说当时美帝国防部一些负责的将军们听到这一消息，不但捧腹大笑，不相信有这回事，还认为是国民党政府有意在挑拨美日关系。以后军统不断地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连续告知肖勃转告郭德权以后，他们都不好意思再去正式通知美帝国防部，而只和他们有些私人关系的个别美军军官谈谈，同样也只是引起他们笑笑。等到12月8日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帝在太平洋的舰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美国的许多将领才想到几个月前郭德权告诉他们的情况，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这才去找他，问这一消息的来源，才知道是军统局侦译到的。他们一方面与肖勃开始进行联系，同时也叫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就近和军统直接去接洽，以便在和对日作战中能够通过军统这一组织从事他们所需要搜集的情报活动。
气象组：这个组完全是由美方提出要成立的。当时虽说是为了双方海空军的活动，需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气象情报，世界上国民党的海军人员已逃进了湘西的山区，空军的一些残破飞机也天天在逃警报，而真正急于需要的倒是美方。据说美国曽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供给有关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当时中国方面实在没有办法答复，因为它本身根本没有重视这一工作，飞机起飞都要靠无线电临时和目的地联络。等到逃到西南地区后，连过去仅有的一些设备也残缺不全，形成瘫痪状况。美帝也很了解这一情报，所以中美所一开始，首先便注重这一部门的工作，大量气象器材源源不断地运来。他们只好通过中美所这一组织，在中国大路上亲自动手来搜集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组，军统方面原来由一个姓王的当组长，后来由程浚继任，实际负责的人是美方的副组长和他们的一些专家。在第一次合同签订前，便已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地建立起了150多个气象站和无线电台。第一次合同签订后，由美国气象专家柯朱拉（R.KOTRLA）来主持训练，大批的气象工作人员便被培训出来。几乎凡是与中美所和军统有关的部队、训练班、办事处等外勤单位驻在地区，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1944年年底以前，当时蒋管区内都普遍有了这个组的工作单位。据中美所总务组一个美国副组长告诉我，美国对中美国除了装备军统特务武装花费的武器物资最多外，第二便要算气象方面了。抗战胜利后，这个单位的军统人员与各地的气象台全部设备均交国民党行政院的民用航空局接收。
当时中美所在中国的活动，连许多美国人都看不惯，因为军统局及戴笠声名狼藉，早为美国许多开明人士所不满。美海军部门想把一些夸大与伪造的所谓“成果”在国内外报纸上披露，遭到了美军方面主持发布新闻的机构所反对。梅乐斯为此气得发昏，曾准备在重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要把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和战略局的许多丑恶内幕公开揭发。结果，记者招待会尚未来得及举行，已被中印缅战区司令部与战略局发觉，立即宣布梅乐斯神经错乱，马上派人将他押送回国。所以1945年秋天，蒋介石视察中美所时，梅乐斯已被送走，由贝乐利代理副主任，主持对蒋的欢迎仪式。
自警备司令部撤销，何绍周调离云南之后，卢汉对待云南人民民主运动，一反过去何绍周采用的严厉镇压手段，而采取缓和的态度，无形中在默许和支持。到1949年夏天，昆明一些进步报刊便一再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机关，驱逐蒋介石集团在云南的特务，并不断对国民党许多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和法令公开提出严正的指责。
毛人凤在昆明进行了一个月的活动，据他自己说，这是他担任保密局长以来在一个地方停留得最久的一次。这个继承了军统特务头子代理衣钵的另一名在蒋介石身边最得宠信的凶残走狗，一切作风完全模仿戴笠，在杀人方面比戴笠更为凶残，杀得更多。但他这次昆明之行，却极为失望。他在昆明没有能像在上海、重庆、成都等处一样，一杀便是上百人。重庆中美所内屠杀300多人的震惊世界的大惨案，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在昆明一个月，连一个人也没有杀成，最后带着怨愤的情绪离开了昆明。
当时云南站力量相当薄弱，甚至蒋介石下令要在昆明扣留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没有办到，而让谷带着大批美钞、港币安然飞往香港。
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蒋介石为什么要扣留谷正伦，和国民党内部在贵州面临解放时的一场争权夺利、火并仇杀的丑剧。贵阳解放后，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逃到晴隆县。谁都知道谷正伦当过多年宪兵司令，是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到这时，他只剩下一点残余的保安团队充当他的警卫。而另一个康泽特务系统中有名的刽子手刘伯龙，正在贵州任八十九军军长，他手下还有一批残兵败将。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向就处得很不好，彼此都想找机会把对方杀掉。
当谷正伦逃到晴隆后，刘伯龙便趁机逼宫，要谷把贵州绥署主任一职让给他。谷对这个后辈早就觉得很不顺眼，看到他盛气凌人，便宁愿放弃绥靖主任丢掉贵州，也要杀掉这个人，来发泄一下心头怨气。谷正伦和他的副主任韩文焕商妥，表面上答应让出这一职务交刘伯龙代理，约他前去接收。
当时刘伯龙身边的许多谋士都不赞成刘亲自前去，因为地名“晴隆”与“擒龙”字音谐同，怕出事。而刘伯龙早想当绥靖主任，迫不及待，便带着两连警卫，分乘几辆卡车赶到晴隆。当他去见谷的时候，两连警卫即被预先布置好的一个团解除武装。当刘兴高采烈地拿着谷委托他代理的手令出来时，就在县政府大堂被韩文焕指挥卫士们用手提机枪向之扫射，身中十余弹毙命。
谷正伦杀刘之后仍不甘心，还叫卫士们把刘的尸体抛到后面山沟内不准埋葬，并准备搜捕他的家属。事情发生后，保密局派在八十九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立若，立即把经过情形电告云南站转报台湾。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便叫毛人凤下令云南站，等谷逃到昆明时，务必将谷扣押解往台湾。这时国民党的宪兵先后撤退到昆明的六个团，谷也料到蒋介石会要追究他，便先找几个宪兵团长去见他。这些人都是他过去的旧部，都愿保护他的安全。我在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办法去扣留他，连一向控制在手中的飞机票也不能不给他几张。当宪兵大批出动保护着他上飞机时，我也只好跟着一道去送行，眼巴巴看着他逃往香港。
事后我从霍（霍揆章）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氏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戴笠培植毛人凤，主要是把郑介民在军统中其他方面的职权逐渐让毛接替下来，使郑只保留一个空头名义，所以不叫毛当副主任秘书，而用代主任秘书职名。郑介民也很清楚戴笠的作风，在这方面也尽量少管闲事。因此，毛人凤在军统中的地位就慢慢地形成起来。
毛人凤爱赌博，尤其会打“沙蟹”（扑克牌的一种赌法）。他对打“沙蟹”的赢钱秘诀：忍，等，狠，很会运用，因此每赌必赢。过去许多曾在他家赌博的人见面时，总爱问上一句：“今天是当了宋子文，还是当了刘纪文？”这是因为宋子文和刘纪文与“送几文”和“留几文”谐音，一般人便拿这两人的名字作为大输和少输的代义词。因为谁也没有打算去“赢几文”，能少输一点便不错了。毛人凤从打“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把它运用到了对人和做事上去。多年来，他一直本着这一“原则”，当机会没有到来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忍耐，安心等待，一旦时转运来，便抓紧时机狠狠地搞一下。
他（毛人凤）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因为到抗战末期，戴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遴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信任的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个部下对长官一样。俞对毛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会巴结，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向把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唐纵，字乃健，湖南省酃（ling2）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全国解放，蒋帮逃亡台湾后，毛人凤、郑介民相继死去，过去军统时期的大头子只有唐一人尚在继续为蒋介石主持特务活动。
唐（唐纵）以后在许多集会讲演时，我又多次听到他谈过这一类的情况。他说，德国特务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不惜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特务们先尝，看会不会中毒。为了防止敌人谋害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仔细检查准备去的地方，还先去坐坐准备坐的椅子，睡睡床铺。有次果然发生爆炸，死了几个特务，而希特勒却安然无恙。
唐（唐纵）每次讲完话以后，听众还问他许多有关德国特务的情况，他都很高兴地一一回答。以后军统学习德国的那一套法西斯特务做法，唐是尽了很大力量的。
第二件使唐大伤脑筋的事是1947年发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这件轰动上海、南京的大案件，当时报上曾连篇累牍地作了详细报道，这里我只极简单的谈一下。事情是发生在上海金都戏院门口，由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宪兵人多火力强，当场打死警察六人，打死打伤过路的市民十余人。当时，火并行动虽被制止，但双方均认为吃了亏而不服气。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罢勤，要求严办肇事宪兵。宪兵也全体罢岗，要求严办警察。当时，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用了最大力量压制两方不准再闹，而个别地区的警察与宪兵仍时起冲突，动辄开枪互击。蒋介石据报后，曾打长途电话给宣铁吾，大骂一顿，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报。那几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随便外出，怕遇上宪警互相射击时成为流弹下的冤死鬼。
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在煮一个被肢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出来“煮娃儿喂狗”！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徐某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的打死，跑的跑散。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便找唐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胡宗南率领大军攻下延安之后，一心想仿照卫立煌的先例，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希望把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以显示他反共的“丰功伟绩”。胡宗南一以为只要有人发起，就可以顺利实现他那幻梦。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山西省参议会提了出来。他满以为陕西省政府就可决定这个问题，殊不知一个县名的更改要经过内政部办理许多手续才行。胡只能只会陕西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却指挥不了内政部，便叫他的老婆叶霞翟和毛人凤商谈。毛认为唐当过内政部政务次长，所以请唐出面和他一起请一次客。唐对拉拢胡宗南也是很愿意的，所以立刻答应了。宴会之后，唐、毛两人从中活动，自然没有问题得到顺利解决。不过等到一切手续都快办好，只等正式公布时，而延安又被解放军收复，胡宗南狼狈逃出延安。事后，毛人凤用非常懊丧的神情对我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不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么。”
1946年国防部各厅局于7月1日成立后，直到同年10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才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副局长。
从戴笠死后，在这个特务集团中，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和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却水火不相容，直到相互残杀。
戴笠刚一死去，国民党内部便有一些人也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做法非常厌恶，霍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在此四面楚歌中，由于得到蒋介石的袒护和宋子文、胡宗南等的支持，这个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自戴笠死后军统改成保密局起，把过去军统时期一年一度的”四一大会“，从1947年以后改为”三一七大会“，用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相同，主要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开会的日程也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公祭死去的特务，接着开工作会议。中午会餐时，照例是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杯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
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他们对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能在两三天内清楚出来，原物奉还；而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也不会破案，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机关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罪名，栽上伪证，把人抓起来。
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人士的赞扬，政治影响很大，特务们虽说曾在几年中夜以继日地想方设法扼杀它，用尽了一切卑鄙伎俩，采用过打报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手段，这张报纸始终没有被破坏掉。相反，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这张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队长（以后改刑警处，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以报纸对报纸，和中共作宣传上的斗争。毛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名为《新华时报》，一想混淆视听，二想表明要与《新华日报》相竞争。谈荣章自任发行人，把他的老婆、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捧出来当社长，以专门从事新闻界活动的陈××为编辑主任，还拉拢了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军统除先后拨给房屋外，还把原来四一印刷所的印刷机、工人等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
《新华时报》发行时，除了让各级大吹大擂一番之外，并由刑警大队的队员们分途到各商店去强迫商人、市民订阅。谈荣章为了污蔑中共，特地派人到川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搜集所谓材料，把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时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连小孩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倒黑白说是红军屠杀人民的证据。尽管他们费尽了心机，却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看这张报的人越来越少，并且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保密局在进行策反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了。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西北看守所中。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警卫枪支，击毙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允许给以官位金钱，便可把他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他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1948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到1949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弃明而投暗。
在重庆撤逃之前，保密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也叫”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运输三个组，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厂、发电厂、仓库等。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1949年11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与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南岸鹅公岩等兵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一予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工作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已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击毙了两个特务，其余的特务们弃车狼狈逃回。最后他们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但全厂工人一致起而保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炸药运进厂去，重庆发电厂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27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100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囚禁的人，大都是1948年到1949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特务们之所以能够大规模连续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个别甘愿出卖灵魂的叛徒起了作用。没有叛徒，顶多抓到一两个人；一有叛徒，就能连续逮捕。所以特务们对如何使被捕的地下党员叛变，十分重视。我耳闻目睹的事实说明，一个人一经出卖灵魂，成了叛徒，他马上就变成疯狂的敌人，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因为他唯恐认识他的党员、革命人士和了解他的情况的人揭露出卖革命的罪行，对他进行制裁，所以他往往要不顾一切地千方百计地把那个地区的党组织予以破坏，把党员和革命人士一网打尽，以报效主子，并保他自己的安全。因此叛徒对中共党组织、对中共党员、对革命人士都特别凶狠。
也正因为这样，特务们逮捕到一个地下党员之后，并不是和许多电影、小说所描绘的那样，一抓去便是几十种酷刑进行拷问，而是采用多种方法、多种手段去对付他，目的是让他叛变。
一般来说，每抓到一个地下党员，特别是重要的领导和骨干人员，总是先用升官发财的诱饵进行利诱。这是针对当时地下党员既无钱又无官的情况采取的，目的是让他出卖灵魂。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现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爱那个，平日工作非常肯买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做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了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1944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对答如流。
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的，但在使用方面却和对戴笠略有不同。蒋介石除了长时期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特务工作外，同时还叫他进行公开活动和一些国际联络的工作，因此他常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
郑介民在蒋介石集团中，一向被反动派誉为什么“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七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和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得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信，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的方面都起过作用。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地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他们。希魔看到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曾以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时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关系吹牛皮。
（1936年）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除一面派大军镇压外，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刑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陈部航空部队飞行员陈振兴等以后，又以40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并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点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很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两广事变）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坚决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绝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度尼西亚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度尼西亚大举进攻。不出一个月，3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度尼西亚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俘虏。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踏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方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方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郑一生反攻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帝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抗日战争期间，他（郑介民）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我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扛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她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又如，我曾帮助毛人凤把郑介民挤出保密局，由毛当上了局长。毛人凤则过河拆桥把我从局本部挤出去，像充军一样把我弄到云南去。最后，他到昆明住在我家一个多月，我几次准备干掉他。这在我来说，当时不仅轻而易举，而且能够做到不给人发觉是我干的。但由于自己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考虑到报私仇会影响公益，没有适当的人能接替他，才没有动手。
下了飞机，我即被送到了白公馆。这个地方楼台花榭，环境幽雅，若不是被当成了监狱，肯定是一处理想的风景区。解放前，这里就是关押要犯的监狱，共产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江竹筠、许云峰、叶挺等，都在此关押过。我自己也曾多次到这里来视察过，真没想到，过去用来关别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关自己的地方。我感慨万千地想，社会的变化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这样的凑巧！
特别是当我看到和毛主席、刘主席并排站着的宋庆龄副主席时，我既深深地感到内疚，又不免有些恐慌。因为抗战前，我在上海担任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的组长时，对她犯下了种种罪行。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我只简单地说蒋介石对她仇恨万分，多次想下毒手，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迟迟未敢下手，却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她所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前后进行监视。有时，特务们写信或打电话去恐吓、侮辱，宋不但不曾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径所吓倒，而且更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最后，蒋介石叫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1933年6月间，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离宋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威吓宋。我写到这里便没有再写下去了，实际上当时特务处对她搞的阴谋活动还有不少，我没有详细写出来。特别是蒋介石指示戴笠对送副主席进行的许多罪恶活动，都有我的一份。
悲伤到极原无泪，大痛初临转不知。
1962年，我到政协工作后的第一个夏天，夜晚去政协礼堂顶花园乘凉。这里几乎每晚都有纳凉晚会。一些不离开北京去外地避暑的政协委员和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常来这里乘凉。文史专员们也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可以享受这一待遇。乘凉晚会的主持人，是全国政协委员、相声大师侯宝林。他不但能请许多名艺人来这里表演，而且自己还要来上一两个精彩节目。这样，既能乘凉，又能看到精湛的文艺表演，所以纳凉晚会经常是满座。
我说，我还可以讲一个偷字的故事给你们听：从前有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许多人去求他写字，他不高兴便不肯写，所以得到他的字不容易。有天他从外面回来，看见有人在他的附近解小便，便回去写了一张”不可随处小便“的条子贴在墙上，第二天条子不见了。他以为是被风刮走的，又照样写一张贴在那里，第三天又不见了。他想这几个字别人拿去有什么用呢？便毫不怀疑再写一张贴出，还是别人揭走了。他十分纳闷，认为字写得再好，拿回去总要有点用处，这几个字总不能贴在自己客厅里。有次他经过一家裱字画的地方，看见他丢失的那几张条子有一张正在裱成条幅，他走近一看，才恍然大悟。人家为什么会连这几个字都偷去，还裱起来呢？原来这个人把这几个字移动一下，就成了一句很好的格言：”小处不可随便。“
就拿高崇民先生来说吧，他自从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之后，与阎宝航、王化一等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多起请求蒋介石出兵收复东北失地。这种为全国人民所一致赞成的主张，蒋介石不仅不采纳，而且对他们的这种爱国行动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高崇民曾经去过一次南京，他率领一个请愿代表团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出兵抗日，不但没有丝毫结果，而且从那以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当成敌人一样看待。
怪西人案（军统抗战前在上海破坏第三国际远东组织时，逮捕一个外国人华尔敦，因他什么都不说，也不知其国籍，当时报上称之为”怪西人案“。）
记得一个外国诗人说过：”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
他（周恩来）的逝世，使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不爱哭的特赦战犯，也伤心到比自己父母死去还要伤心，这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认为只有周总理才称得上是”古今完人！“
几个专员也为我这一发现而高兴，鼓励我马上把这一段写出来，证实当年张春桥化名狄克而供给鲁迅时，是与军统特务崔万秋勾结在一起，是受崔万秋的指使在为军统而工作的。当天，我什么事也不干，便匆匆忙忙把这情况写成3000多字的材料送给了政协的领导。
这样，我的这份材料便和先大启揭发叛徒江青的材料，以及曾任军统渝特区重庆组长的陈兰生写出的崔万秋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军统有关的材料，一同刊登在有关揭露”四人帮“的材料上面。
旧社会的新闻记者，是被列入惹不起的”五毒“之一的（另外四毒是”社会贤“达、”国大代“表、”青年从“军、”妇女协“会，一般只叫前面三个字，谁都会知道指的是什么人了）。
余乐醒是很会做思想工作的。虽然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研究化学和机械，但在苏联留学时却是研究政治保卫工作的。北伐期间，他是叶挺独立团的团教导员，更是专门做思想工作。而且他多才多识，所以戴笠当时很重用他。他也没有辜负戴笠的期望，在临训班负责期间，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才干都施展了出来。在技术方面，他除了亲自编写、主讲《特工常识》这套教材外，还主讲化装、毒物、化学、通讯等课程；在思想教育方面，他把过去在共产党内做思想工作的那些方法也搬到了临训班，每个学生大队和中队都配有政治指导员，这些指导员不仅在早、晚点名时要对学生进行一番反共的思想教育，而且在课余时间也常常以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思想工作。余乐醒自己也经常找学生谈心，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因为他博学多才，而且待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所以学生都很喜欢他，愿意听从他的指教。
这位陶老先生所指的武陵，就是当今的湘西常德；而那山洞，亦被后人称之为”桃花洞“，位于沅江上游、距常德90余里的桃源县境内。因为湘西地域偏僻，交通不便，官府鞭长莫及，且又景致极美——山峦起伏争秀，松翠凝蓝；山上山下林木茂密，洞穴相连，溪流潆洄，清澈见底；山间水边，村庄、房合、田园错落有致，常被笼罩在一层灰蓝色的雾气之中——真乃不是仙境，胜似仙境，故常有人将详细称为”世外桃源“。
常德成了湘西的门户，是交通咽喉要地。外地的布匹、面粉、白糖等日常用品，皆可从常德输入，转运湘西各地；而湘西的桐油、茶叶、兽皮、草药等土特产品，皆可由此运往全国各地。
湘西地区物产丰富，土地肥美，人民强悍勤劳，但其生活却极为贫困艰难。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是官府乡绅搜刮、剥削；其二则是土匪抢劫、骚扰。
湘西土匪众多，由来已久，然而匪多的原因又多是由于官府抓丁逼粮，鱼肉百姓所致。国民党统治时期，湘西土匪更加猖獗，政府虽曾几次派大部队进山剿匪，结果却是越剿土匪越多。
湘西地区山势险峻，树茂林深，而且自然形成的大岩洞一个连着一个。官兵从东来，土匪就往西跑；官兵从南去，土匪便往北逃，官兵连土匪的影子都见不着。如果官兵很多，采取四面合围包抄的办法，土匪就化整为零，分散到各村各地。官兵抓不到土匪，就威逼当地百姓，烧房并寨。这里的百姓实在艰难，土匪来时，他们得给土匪交钱纳粮，否则土匪会把村寨搅得鸡犬不宁，百姓只好倾其所有交出去，以求安宁。可是官兵来了，又因他们给土匪交过钱粮，而妄加通匪之罪，送去坐牢或杀头。于是这里的百姓只好铤而走险，弃家为匪。
当时戴笠特别宠爱电影皇后胡蝶，特意为她在重庆杨家山盖了一幢别墅，让工匠把别墅的道路按”喜“”寿“两个字形修筑，并准备在字的空隙处点缀上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他把收集奇花异草的任务交给我，我就让手下人到各地去办理。没想到，其中一个部下竟将四川军阀王陵基母亲坟上的一株柏树挖来了。王陵基当时正领着第三十集团在江西一带抗战，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给戴笠拍了电报。我记得电报是这样写的：家母坟上之柏树，务请归还，生死同感。戴笠看到电报后，把我大骂一顿，让我赶快把柏树还回去。我只好把手下的人也训斥了一顿，一面让他们赶快归还柏树，以免又让他们赶紧到其他地方去继续收集。我对他们说：”无论如何也要弄些名贵树木来，能买的就买，能拿的就拿。不过拿的时候你们可要睁点儿眼睛，不要像这次这样，把王陵基祖坟上的树也刨来了！“手下的人也真”能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含香梅、五色梅、月季桂等名贵树木。
重庆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曾改为来华美军人员招待所，到1945年又被作为特别看守所。
渣滓洞当时是一座私人开采的煤窑，因所产煤里矸（gan1）石多，当地人就叫它”渣滓洞“。渣滓洞三面环山，一面临谷。这里的山峰险峻陡峭，云雾缭绕，高不见顶，远远看去宛如一幅清淡、素雅的水墨画。特别是新雨后的山峦更是青翠欲滴，景色怡人。如果是游山玩水，那么这里无疑是一处绝妙的旅游胜地，但我当时的任务是要找一处关押革命人士的监狱。我看中的是这里的险峻地势，看中的是山坳里被煤矸石堆起的一块很大的平地，以及平地上已有的一排矿主办公和井下工人居住的房子。我认为这个地方做监狱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只要把这块平地用高墙电网一围，犯人就是插翅也难逃出这个山坳，因为三面的山峰陡峭高险，人很难攀登，前面的山谷也很陡，只有一条通往磁器口的羊肠小路。小路右侧沿山崖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碎石路，这是煤矿为了用牛车往外拉煤而修的。只要在这条路的山崖上修一个岗楼，派一两个士兵把守，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陈诚和陈立夫为了扩大自己手下的特务组织，都向蒋介石提出了裁减军统局的建议。而军统内部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巨头，为了争权夺利，矛盾更加尖锐。唐纵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全国警察总署署长，才基本上退出了军统内部的权力争端，而当时他提出了”不浪费一文钱，不滥用一个人“的口号，主张淘汰一些军统人员，缩小编制。郑介民当时常驻北平军调部，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对付共产党方面，他也主张淘汰一些特务。只有毛人凤，一心想维持戴笠一留下来的这个摊子，但他没有戴笠那种捞钱的手腕，尽管没收了不少日伪财产，但军统的经费仍然是入不敷出，他急得束手无策。
因为当时军统囚禁汉奸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发大财的地方，有不少大汉奸的家属想去见见自己的亲人，见面说话的时间都是用黄金来计算的。据说一分钟往往多达几两，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当过司法科科长的毛惕园，抗战胜利后他居然自愿降级来北平担任一所监狱的主任，用不着问，就知道他是怎样打算的了。
1938年，湖南省的最高负责人在电话中听漏了一个字，把日本人已到较远的”新墙河“，听成到了长沙附近的”新河“，于是不顾百姓的生命财产，放了一把大火，这就是有名的”长沙大火“。
抗战期间，胡宗南统帅几十万大军不进行抗战，却专门负责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他的防地在黄河西岸，可是，无论与他只有一河之隔的风陵渡口的日军怎样嚣张，他也从不出击一下，常年隔河对峙，好像有什么默契，日军也不渡河打他，两相无事地直到抗战胜利，他才出潼关，去接受西北地区的日军投降。他一向坐镇西北，自认为可与西北名山终南山媲美。”宗南“与“终南”谐音，他便自比为屏障西北的“活终南山”。而他感到遗憾的是，一直还没有一个县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所以他进犯延安之前，早就暗中想好了，拿下延安，就把延安县改成“宗南县”。他满以为只要他一句话，甚至向别人授意一下，陕西省政府就会照办，因为历届陕西省政府主席都是他保举或他同意的才当能当，和他合不来的人，只要他一句话，就会调走，在他看来，西北就是他胡宗南的天下。可是他没想到，这次他想给延安改名，却没有那么顺利。
司机是常跑这条公路的，对沿途的情况都很熟悉。他告诉我说，西北地区农村生活很贫困，有的人家几口人共盖一床破被，共穿一身衣裳，谁出门谁穿，平时都是光着身子坐在炕上，就是下地干活都舍不得穿那身衣服，连十几岁的女娃也是这样。
军统三剑客（沈醉、徐远举、周养浩）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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