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

依我所见，秋经武先生对推动秋瑾研究确实竭尽心力，功不可没。为此，我推荐过《葬秋》（Burying Autumn）一书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的胡缨教授拜访过他。最后一次联系，是他为《竞雄女侠·秋瑾》上映，来北京后给我打电话，电影中秋瑾打丈夫一类情节的编造让他非常愤怒，表示要告上法庭。不过我至今没观看过这部影片，当场也无以表态，这或许让秋经武先生颇为失望。
若论其本事，秦良玉为四川忠州（今忠县）土家族人，于夫死后，代领其职，任石砫宣抚使。秦“为人饶胆智，善骑射”，“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在明末内忧外患纷起的时局中，秦氏南征北战，赴榆关（今山海关）抵御后金军，在四川境内与张献忠、罗汝才交锋，屡建功勋，受封总兵官，得崇祯皇帝召见平台，赐诗四首。秦良玉于晚清突受重视，尚可取其杀敌为国的勇略；而沈云英最著名的事迹，亦为唯一的战功，则不过是闯入敌营、夺回父尸，而被比附为孝女曹娥。
所谓“壮哉奇女谈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其八），能够与家弦户诵的女英雄花木兰比肩者，秋氏心中唯有秦良玉与沈云英。而三人共同处，均在尝横枪跃马、沙场歼敌，不比梁红玉的击鼓助战，尚隔了一层。
作奇女子，留大名声，早年阅读《芝龛记》的一点念头，竟伴随秋瑾一生，最终以擘划起义、从容就义而完成与实现。在世时，知其心曲的女弟子徐蕴华（小淑）已以“隐娘侠气原仙客，良玉英风岂女儿”相推许；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后，中华书局发卖的“世界女杰笺”，其第一组共八枚，中外认识各半，与南亭格尔、苏斐亚、罗兰、贞德匹配的，正是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与秋瑾。能够与其仰慕的古代女杰一起被世人传诵，这可以说是对秋瑾最体贴的赞赏与最合适的纪念。
1896年，秋瑾在湘潭与富家子王廷钧（字子芳）结婚。这桩亲事完全是按照传统士绅家庭的规矩，由家长包办的。秋瑾日后对此多有抱怨，致其兄秋誉章信中，直言为“父母既误妹”，“亦婚姻不能自由之遗憾”。两家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旧式婚姻中媳妇的受制于婆婆，都可想而知，不须细辩。因而，在今日所能确定为秋瑾湖南时期的诗词中，发现如许多的思亲之作，本不足为奇。写到动情处，直是涕泗交流，催人泪下。
勃谿（bo2xi1，家人彼此争吵）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讨论的是《谢道韫》一诗。各种秋瑾集一般将其置于居湘与在京诗作中间，以之代表在夫家生活及入京初期的秋氏心境，应该不成问题。这是一首五绝：

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借咏古以自况，在诗中表达得明白无误。东晋才女谢道韫以“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喻雪之轻柔，胜过堂兄谢朗“撒盐空中差可拟”的质实，遂成才思敏捷的佳话。但秋诗夸赞谢女的才华出众，重心却落在同情其婚姻的不般配。刘义庆《世说新语》既于《言语》篇记谢道韫之咏絮才，又在《贤媛》篇录其“天壤王郎”的故事：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凝之出身名门，父乃王羲之，照谢安的说法，本人资质也不差。不过，因谢道韫从小生活在一门人才济济的大家庭中，提起自家的叔父、兄弟，都是并世少见的出类拔萃人物，眼界既高，丈夫王凝之自不能令其满意。不承想天地间竟还有王郎这一等人的说法语气，已充分传达出谢道韫对丈夫的鄙夷不屑与对婚姻的极度失望。于是，从才学考虑，秋瑾以为谢道韫若能嫁给南朝才子鲍照，方无遗恨。其实，诗人并非专为古人抱憾，异代隔世、门第悬殊的谢鲍联姻在现实中既绝无可能，此种设想因而只是表达了秋瑾个人的心事，即才女与才子结合的婚姻愿望。诗中隐身未出的不如意的女婿“王郎”，毫无疑问，实指其丈夫王廷钧。
毫无疑问，秋瑾为晚清女界的先觉者。但这并非意味着其思想的自发与自足，恰恰相反，秋瑾的言行清晰地映现出时代思潮的演进脉络。由于秋瑾的敏感与激烈，她能够得风气之先，成为最新学说的接受者，从而如同测试与显示晚清思想界风云变化的一只晴雨表。
其中，梁启超所作《（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无疑给秋瑾留下了深刻印象，日后秋瑾在《<精卫石>序》中，亦尝号召中国女子继承罗兰夫人的精神，而其本人也确以罗兰夫人为楷模，为救国走上了断头台。
更值得一表的是京城最早出现的妇女团体——中国妇女启明社，也与京师大学堂及服部繁子相关。参与其间，对秋瑾最终选择留学日本具有决定性影响。
从如饥似渴吸取的新知识中，秋瑾很快确立了男女平权观念。其在家庭关系上的表现，即是对丈夫王廷钧原有的不满进一步公开化。对秋瑾而言，反抗男权与夫权已不只是思想，更变为行动。在与王廷钧的冲突中，秋瑾甚至采取了在当时女性中极为少见的离家出走这一激烈方式。而留下一对小儿女、东渡留学的义无反顾，更显示出秋瑾对自主独立的热切向往，在摆脱丈夫羁绊的同时，也打破了家庭的范围。恰如密友吴芝瑛准确记述的秋瑾自白：

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
尽管到达日本以后，秋瑾很快接受革命思潮，转向寻求民族解放，言行日趋激烈；但考察其在北京时期的思想，根据现有的可靠材料，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秋瑾的认识已达到争取妇女解放的高度，其实行手段即是推广女学，以获取女性自立的能力。如此描述，并非贬低其觉悟程度，而恰恰是肯定秋瑾的思想确实与时代同步。
《中国女报》是由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创办。发刊之前，秋瑾曾于1906年7月31日至8月9日在上海的《中外日报》连续登载广告，拟筹集股金万元，可惜应者寥寥。在“经费很为难”的情况下，《中国女报》仍勉力出版了两期。第三期文稿1907年6月中旬前也已编就，但因秋瑾随后的筹划起义与迅速就义，而未能付印。
据此，秋瑾与湖南关系之早且深，大大超出了学界过去的认知。这才可以理解，为何父辈为同僚、有通家之好的陶在东，印象中的秋瑾“虽浙籍，而随宦生长湖南，口音习惯，纯乎一湖南人也”；留学后的秋瑾，也不但“每遇浙江同乡会开会，她必定参加”，而且“每遇湖南同乡会开会时，她必定参加”。湖南在构成其生命底色中的重要性，显然并不弱于浙江。
晚清的舆论界，基本是民营报刊的天下。中央政府虽握有《京报》、《政治官报》（1907年11月5日创刊）以及各部所办之《商务官报》《学部官报》等，各地官方自1902年12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北洋官报》以后，亦仿行其事，但官办报刊无论数量抑或影响，均无法与民办者相抗衡。以致1907年4月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请开办《政治官报》时，言其重要性，也必称说“私家报纸”，“往往摭拾无当，传闻失实，甚或放言高论，荧惑是非”，故欲“正民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加之，民营报刊大多同时揭哉“上谕”“宫门抄”及重要奏折、法律条文、章程等，兼有官报之长，且信息量更大，言论更自由，自然更受个人订阅者的欢迎。在秋瑾被杀事件中，民报所扮演的角色，便出色地展示了其代表与左右舆论的现实功能。
这不仅因为它是最具商业化特征而最少政治派别色彩的大报，而且，在晚清全国报刊中，1905年2月版面改革后的《申报》发行量高达万余份，在绅商界广有市场，又自1906年1月美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出售申报馆动议，华人在报社的主导力量便明显上升。因而，即使从销量及反映国民言论着眼，《申报》亦颇具代表性。
在民间一片斥骂声中，直接办理秋瑾一案，为清廷立下大功的浙抚绍守，在其署理当地则因威信扫地，不能再安于位。民国后，为张曾敭（yang2）作墓志铭的陈宝琛尽管有意回护，含糊其词，谓其将秋瑾“檄捕鞫实置诸法”后，“而当事中人言，调公江苏，旋复移山西。公乃连疏乞退，三上始得请”，但其间实有一场大风潮在。
报纸刊载时未列出发电人姓名，但据出版于1909年的《越恨》披露：“苏人电奏预名者三十余人，而领衔者为常熟曾君孟朴。”曾君即为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其时正在上海办小说林社及《小说林》杂志，此前已参加江苏教育总会与张謇发起的预备立宪公会（下文简称“两会”），为“两会”的积极分子。其子虚白三十年代追述其事有云：张曾敭因杀害秋瑾，株连多人，激起“浙省民众大哗，积极进行驱张运动”，政府只得将其调任江苏。“时先生和上海一班同志以为浙省之所拒，宁可以苏省为藏垢纳污的所在，也就联名电请清廷，收回成命。”其实，秋案发生后，攻张最猛烈的便是隶属江苏省的上海一地。因而，调张于苏，实为一招错棋。列名“两会”的曾朴作为拒张电奏的发起人，也令人不能忽视其背景，即江苏教育总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民间社会的巨大号召力。
1912年7月19日（阴历六月六日），民国建立后秋瑾的第一个祭日来临，在西湖秋祠举行的纪念活动中，《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发表演说，盛赞“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特提议以其“附祀秋祠以光泉下”，得到秋社同人的一致认可，而获实行。李钟岳得以和秋瑾一同享受春秋祭奠，实为其平生最大荣耀，也是对其自杀行为的最高表彰。
秋瑾遇难后，汤寿潜一度成为行刺目标。秋瑾的学生尹锐志即尝谈及，光复会本“拟杀汤”。而虽有争议但终于放过的缘故，便是“因其素尚公正，克勤耐劳，为社会服务颇有足取”，“故此次复仇不及于汤”。证以秋案曝光，汤虽在可疑之列，9月22日浙江教育总会开成立大会时，其仍以最多票数当选正会长，只因本人力辞，才未就任，汤寿潜的声望之高由此可知。暗杀汤寿潜，无益于争取民心，只会带来普遍的反感，革命党的放弃此计划，本为明智之举。
胡道南便没有这般幸运。光复会的领袖蔡元培其时正在海外，无人为胡辩白；且公文私议，均以其为首告者，罪莫大焉。当年虽未动手，而不屈不挠的革命党人始终在寻找合适的机会。1910年8月15日，秋瑾被害三年后，胡道南在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遇刺。
按照绍兴人的说法：

清朝的时候，绍兴刑场有两个地方。杀头——斩刑，是在轩亭口，那个府横街与大街相接的“丁”字路口，有一块放放的石头高起，叫做“行刑石”，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斩刑就是跪在这石头上执行的。绞刑，是在水澄巷小教场执行的。从前妇女判死刑，最重是绞刑，杀头是没有的。
贵林与秋瑾并不相识，而其为世人知晓，却多半与秋瑾有关，且完全是负面形象。事出于1908年2月25日在杭州凤林寺祭奠秋瑾之时。
秋瑾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知名的女性。自其1907年7月15日（阴历六月六日）在绍兴就义后，近百年来，女界中为世人普遍熟悉与持久关注的，秋瑾是唯一一人，真正当得起俗话所谓“活在人们心中”。在不断编辑与重印的作品之外，关于秋瑾的讨论与叙述也一直不曾消歇。从遇害当年的报道与评论，到各种文学体裁的轮番演绎与改编，以及层出不穷的研究论著的考辨与剖析，使得有关秋瑾的每一细节几乎都被在放大镜下仔细观照过。
与晚清时论一致，当年的“秋瑾文学”对于秋氏“革命”内涵的解读，也不出“男女平权”与“家庭革命”。
徐自华并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此情告闻，特意强调“革命功成”，“追维义烈，则侠女秋瑾断头流血，实与有力”。以此为开端，嗣后，从绍兴、杭州、上海到长沙，各地追悼纪念秋瑾的大会如风起云涌，声势浩大。与此同时，秋瑾遗骨由湖南湘潭归葬杭州西湖的行动，也在徐自华的提议下大张旗鼓地进行，并在同年10月间实现。12月9日，孙中山亦亲临西湖秋社，凭吊秋瑾，并面允担任秋社社长，且有“巾帼英雄”之题词。
1949年以后，以夏衍的《秋瑾传》为蓝本，先后出现了三个改编本，即1960年出版的由王雁执笔的京剧《秋瑾传》，1958年初稿、1962年定稿的柯灵完成的同名电影剧本，以及1983年发表的黄宗江、谢晋根据柯灵底本创作的电影分镜头本《秋瑾》。其中，京剧《秋瑾传》以张君秋饰演女主角，1959年搬上了舞台；柯灵的作品原拟由桑弧导演，未成，电影文学剧本直到1979年才公开发表；由谢晋导演、李秀明主演的影片《秋瑾》亦于1983年与剧本同时和观众见面。而就与夏衍原作的关系来看，三个文本不断移步换形，实际已越走越远。
秋瑾研究专家郭长海
于是，真正的突破还要等到1996年叶文玲的长篇小说《秋瑾》出版。
叶著《秋瑾》所凸显的史诗意境，首先表现在作者对于相关史料充满高度热情的搜求与研读。1981年发下的心愿，十五年后才还清。在这期间，作者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秋瑾”，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一遍遍地查访秋瑾的亲朋后裔以及其他知情人；包括寻觅秋瑾的祖居以及在祖居蓬勃兴起的各种纪念处；包括必不可少地一遍遍阅读那几百万字的资料；包括寻找那些哪怕有一点点可供搜寻的蛛丝马迹”，当然也包括一遍遍地阅读“她本人的诗、词、信札以及‘绍兴府衙’搜出的档案，一次次地面对她的一篇篇或娟秀或潦草的笔记特别是那个令人铭记如镌的指印”。叶文玲所下的这番读史功夫，也使她比此前的任何作家都更接近她的写作对象，熟悉秋瑾诸多一向被忽略的细节。
读秋瑾湖南家居时期的诗词，伤春惜花、思亲怀友的传统闺怨主题一再呈现。秋瑾为此赢得的“女才子”之名，也使我很难将那时的她与古代的才媛淑女区别开来。我认定，假如秋瑾始终闭居湘潭，她很可能只是一位被掩埋在历史深处的普通家庭妇女，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有诗文传世的才女，一如宋代的李清照与朱淑真。
1904年2月，京城的知识女性结成了一个以“昌明女学、广开风气”为宗旨的小团体，取名为“中国妇女启明社”。那应该是近代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妇女社团。秋瑾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京师大学堂日本人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应邀作为该社的名誉员，在定期的聚会中“演说普通女学”。她记述的秋季形象，也与我们熟悉的那个身穿和服、手持短刀的革命标准照迥异。
其实，在我看来，对于秋瑾最合适的称呼与概括，还是那个创造于晚清却未能通行的“新名词”——英雌。那也是秋瑾在影写心事的弹词《精卫石》中所用的称谓。一批负有“扫尽胡氛”“男女平权”两大重任的女界先知降临人间，而叙述这节缘起的回目，正题作“觉天炯炯英雌齐下白云乡”。
清代人董榕所写的《芝龛记》之所以会引起秋瑾浓厚的兴趣，完全是因为剧本的内容是表现明代末年两位女将军秦良玉与沈云英的事迹。尽管秦良玉除了抗击后金军队建立卓著功勋之外，也与沈云英一样同农民起义军作战，但秋瑾敬佩的显然只是二人身为女性，却能驰骋疆场，保家卫国，赛过男子。《题芝龛记》中不仅以赞美的笔调刻画秦良玉作为一名土家族女将的戎装英姿，“靴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叙述沈云英率十余人从敌人营垒中夺回战死的父亲遗体，“百万军中就父回，千群胡马一时灰”，而且通过“同心两女肩朝事，多少男儿首自低”“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的反复咏叹，把女子独立肩负救国重任的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
“漆室”本是春秋时鲁国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有一普通女子为国君年老、太子幼小而忧虑，虽然被人劝解，说“那时官员们操心的事情”，她还是回答：“国家有难，君臣父子会蒙受耻辱，难道唯有妇女可以幸免于难吗？”
根据《世说新语·贤媛》篇的记述，谢道韫嫁给王凝之后，心中不愉快。谢安安慰她说：“王郎（指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资质也不错，你为什么这么看不起他？”谢道韫由于从小生活在人才济济、出类拔萃的谢氏家族中，眼界很高，说起自己家门中的叔父、兄弟，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物，因此抱怨：“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没想到天地之间，竟还有王郎这样的人！）后来因以“天壤王郎”比喻不如意的女婿。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

简介

笔记36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