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 · 读书笔记

人类在宁静的无知之谷幸福地生活着。
商博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法语：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年12月23日—1832年3月4日），又译尚波里庸、尚皮隆，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埃及学家，是第一位识破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并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从而成为埃及学的创始人。）
然而，“进步”只是近年来形成的概念，低级社会形式典型的表现是，人们不觉得有必要改善（他们认为）已是最佳的世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可比较。
这一案例表明对科学理论实施官方压制收效甚微。阿那克萨哥拉（阿那克萨哥拉（前500年—前428年），伊奥尼亚人，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他首先把哲学带到雅典，影响了苏格拉底的思想。阿那克萨哥拉约在公元前500年出生于士麦拿附近，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是他的门生，20多岁时，他由伯里克利带到雅典，在雅典居住了30多年（约前462至前432）。雅典人相信天体是众神，阿那克萨哥拉的天文学说违背了他们的信仰，被控告不敬神，可能一度收监，由伯里克利救出，返回伊奥尼亚建校教学，享年72。）虽说被迫离开雅典，但他的思想留下来了，两个世纪后引起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注意，并被后者用作自己许多科学推断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让这些思想快乐地穿越千年黑暗，传授给一个叫阿布勒——瓦利得·穆罕默德·伊本——阿麻德（通常称阿威罗伊）的人，这位阿拉伯医生把它们拿到南西班牙摩尔大学的学生中普及化，再连同自己的观察，记录在数本书中。这些书适时地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抵达巴黎和布伦大学，在那里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英语。西欧人和北欧人对它们接受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今日，它们都成了科学入门书的必要组成部分，被看作跟乘法口诀一样无害。
德谟克利特则被称为“笑嘻嘻的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定律：“一个社会只有以最小的代价为最大数量的人群谋到最大程度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社会”，因此被视为激进分子，必须始终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
普罗泰哥拉深深地浸淫在这种信条里。他去了雅典，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生命过于短暂，不应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探索不一定存在的神灵上面，应集中能量致力于创建美好而愉悦的生存形式。
我当然指的是亚里士多德，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一个在他那个时代无所不通的人，为人类知识总量做出了如此丰富的贡献，以至于他的书成为知识的源泉，欧亚连续五十代人尽情盗取也未见那种纯学问矿脉枯竭。
把保罗和巴拿巴从亚洲带到欧洲的小船承载的是希望和仁慈。
但另一名乘客也偷偷溜上了船。
他戴着神圣和美德的面具。
面具之下却烙着残忍和仇恨。
他的名字就是宗教专制。
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公元四世纪到1309年之间教皇的官邸。）
罗穆卢斯（罗穆卢斯（Romulus）与孪生兄弟瑞摩斯（Remus）是罗马神话中罗马市的奠基人。）
把精神上的散兵游勇组成独立组织的那个人是君士坦丁皇帝军队的一名士兵，他的名字叫帕科米乌斯，是埃及人。他的服役结束后，参加了一个由某安东尼领导的隐士小团体，这个安东尼是他的同胞，他们一起离开城市，过着与沙漠豺狼共舞的平静生活。然而，孤独的生活会以各种方式摧残心灵，造成某种令人遗憾的过分热诚的虔敬表现，有人会在一根旧柱子顶部盘桓数日，有人则在废弃的坟墓身处栖息（令异教徒大笑不已，而真正的信徒则深感悲哀）。鉴于此，帕科米乌斯决定把这项运动纳入更实际的轨道，他就这样成了第一个修道会的创始人。从那天起（四世纪中期），隐士以小团体的形式住在一起，听从一个被称为“修道会长”的指挥官的命令，这个人任命修道院院长来负责不同的修道院，使这些地方成为上帝的众多堡垒。
在帕科米乌斯346年去世之前，他的修道院理论被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塔纳修从埃及带到罗马，成千上万的人借住这个机会逃离世界，逃离山上的邪恶，逃离那些逼人太甚的讨债者。
这个野蛮的塞尔维亚人（君士坦丁大帝）在欧洲每一个战场上挥矛驰骋，从英格兰的约克杀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拜占庭，别的且不说，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姊妹的丈夫、自己的侄儿（七岁的孩子），还有其他地位稍低的亲属。但尽管如此，他在进攻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森提之前突然露怯，贸然决定争取基督徒的支持，就因为此，他被冠以“摩西第二”的美名，最后被亚美尼亚、俄国教会封为圣人。至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只是表面接受基督教，临死还想从冒热气的祭羊内脏解读未来，这些都忽略不计了，只因为他下了一道著名的宽容令，向他心爱的基督徒臣民保证，他们有权“自由表达个人见解，不受干扰地在聚会点集会”。
在所有与信仰有关的事务上，人们需要团结一致，这就产生了著名的会议，称为大公会议。从四世纪中叶开始不定期地聚会，决定哪条教义是对的，哪条教义包含异端萌芽，必须宣判为错误的、不健康的、缪误的和异端邪说的。
第一届大公会议于325年在尼西亚城举行，距离特洛伊遗址不远；五十六年后，第二节会议在君士坦丁堡举行；431年，第三届会议在以弗所举行。后来，该会议在加尔西顿频繁开了好几次，又在君士坦丁堡举行过两次，尼西亚一次，最后又一次在869年回到君士坦丁堡。
我们小时候看的文学作品里满是“异教狗”、“残暴的穆斯林”这样的字眼，给我们的印象是耶稣和穆罕默德不共戴天、势同水火。
其实，这两人属于同宗同族，说同一个语系的不同方言，都宣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高祖，可追溯到同一个祖籍，那就是千年前波斯湾海岸。
可是，虽然这两位伟大教师有这么近的亲戚关系，但他们的弟子却彼此极尽讽刺之能事，彼此开战打了一千两百多年，至今仍未结束。
以实玛利（Ishmael，《旧约》中亚伯拉罕之子，传统上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弥尔顿的名言：“秉着良心自由了解、自由发言、自由辩论是最高境界的自由。”
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指耶稣在加利利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
教廷禁书目录就证明所言不差。宗教改革运动一获胜，这份目录就一跃而成为指南，为那些想彻底了解当代文学科目的人提供方便。不仅如此。十七世纪，德国和低地国家野心勃勃的出版商往罗马派驻间谍，其任务是获得最新版本的《禁书目录》。一到手就交给特殊信使，快马加鞭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冲下莱茵河谷，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老板。于是，德国、荷兰的印刷厂立刻开工，匆忙印出特别版本来牟取暴利，由一队职业书贩偷运到禁区贩卖。
法国有有一句名言：“知道一切就会宽容一切。”这个结论似乎下得太简单。我愿稍加改动，变成：“知道一切就会理解一切。”把宽容一事交给慈祥的主好了，主在数世纪前就已为自己保留了这项权利。
我们面对未知事物的神秘性时往往感到敬畏，一旦熟悉它，这种心情就消失了。在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里，虔诚的新教徒相信他们从《旧约》里读到的一切，从巴兰的驴子到约拿的鲸鱼。那些敢于质问一个逗号（博学的亚伯拉罕·科洛维厄斯受圣灵启示而发出的元音符）的人，都知道不能让公众听到他们发出怀疑的窃笑，倒不是还害怕宗教法庭，而是新教牧师有时会让你活得很不爽，遭到牧师公开责难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说不定还是灾难性的。
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相信作弥散时神父所鲜的面包和酒变化为耶稣的肉和血。）
布鲁诺在宗教法庭监狱关押了七年。
1600年2月17日，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骨灰随风飘散。
他在坎波·德·菲奥利（Campo dei Fiori，意大利语意为百花广场）受刑而死，那些懂意大利文的人也许能获得一点讽喻的灵感吧。
笛卡尔哲学（他的哲学以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在十七世纪人中间造成的轰动，就像达尔文主义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造成的轰动一样。在1680年做一个笛卡尔主义者是可怕的，几乎是不体面的，这等于宣布自己是既成社会秩序的敌人，一个索齐尼派分子，一个卑劣的家伙，自己承认跟尊敬的邻居难以为伍、格格不入。不过，这无法阻止大多数知识阶层心甘情愿、迫不及待地接受笛卡尔哲学，就像我们的祖父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但在阿姆斯特丹正统犹太人中间，这个学说都不曾提起过。笛卡尔哲学在《塔木德经》或《托拉》中都未提到过，所以它不存在。然而，它居然存在于一个叫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人脑子里，那好吧，只要堂区当局把这事儿查查，采取官方行动，巴鲁赫·德·斯宾诺莎自己也跟着一起不存在。
在洛克眼里（另一个叫皮埃尔·贝勒（Pierre Bayle, 1647-1706，法国哲学家和评论家，被认为是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先驱，他编辑了著名的《历史与批判辞典》。）的法国人证实了他的这个看法，当时此人正在鹿特丹编撰他那本不可思议的、独立完成的百科全书），国家只是一种由某些人成立，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和安全而维持下去的保护组织。这样一个组织为什么就该规定人们必须信什么和不信什么——这是洛克和他的追随者想不通的地方。国家没有叫人该吃什么，该喝什么，那它为什么要强迫人们拜访这个教会，不拜访那个教会呢？
十八世纪一般被看作君主专制时代。在一个奉民主为至宝的时代，专制时代不论如何开明，也不能视为理想的政府形式。
当这位聪敏伶俐的君主（路易十四）登基时，他继承的国家恰好处在天主教和新教力量势均力敌的态势，这两派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多是天主教徒占优势），终于达成明确的和平协议，承诺接纳对方为不受欢迎但又不能避免的邻居和同盟。1598年颁布的“永久的不可撤销的”《南特令》包括双方协议的条款，即：天主教是官方承认的国教，但新教享有完全的良心自由，不因他们的信仰而受到任何迫害。他们可以建造自己的教堂并担任公职，为了证明诚意，在法国境内允许新教徒拥有两百个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和村庄。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一场发生在法国中世纪的宗教屠杀，主要是法国境内的天主教基督徒针对新教基督徒，但也有主战派的天主教徒攻击主和派的天主教徒。）
1792年9月12日，法国革命军队和君主国联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战斗，君主国联军着手要消灭恶魔般可怕的造反运动。
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但不属于联军，他们的步兵团在瓦尔米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派不上用场，因此战役是一系列庄严的炮轰。革命军队对保皇派发起的是更为猛烈的轰击，后者只能是节节败退。到了晚上，联军朝北面溃退，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叫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人，是世袭魏玛公爵的助手。
几年后，这位年轻人发表了他描述当时的回忆录。站在洛林齐膝深泥泞中的时候，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预言家，他语言这次炮轰事件后，世界再也不会恢复原样。他是对的，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靠上帝恩典的君主制被炸开了花，就差没到灰飞烟灭的地步。人权的卫士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抱头鼠窜，他们紧握钢枪，用枪杆子打通谷地、山脉，直到把“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带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把他们的马匹带到整个欧洲大陆每一个城堡和教堂里。
十二年前，写这本书并不难，“不宽容”这个词在大部分人的脑海里几乎完全跟“宗教不宽容”等同起来，当历史学家写道“某某人是宽容的捍卫者”，普通看法是某某人用生命与教会的弊端和执业教士的暴虐战斗。
然后发生了战争。
这个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不是只有一种不宽容体制，而是有一打不宽容体制。
不是只有一种人类自相残杀的残酷制度，而是有一百种。
国家刚刚摆脱宗教偏见带来的恐怖，却不得不忍受更叫人痛苦的现象：低劣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和诸多较小形式的不宽容，这在十年前还未曾料想到。
我重复一句，恐惧是不宽容的根源。
不论采取什么形式的迫害，都是恐惧造成的，迫害的激烈程度反映了那些树立绞架、往火刑柴堆扔木头的人的焦虑程度。
我们不过是洞穴人的同辈，新时期时代人的同辈，只是多了雪茄和福特汽车而已；我们跟栖息在崖壁上的人也没啥两样，不过回家的时候可以乘电梯而已。

宽容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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