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饥饿中国

2005年，湖北省社科院研究院宋致新出版《1942年河南大饥荒》一书，收录近20万字珍贵的原始资料和回忆文章，包括当年三个记者的报道：《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前锋报》记者李蕤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这些报道真切生动地告诉我们灾荒中的具体景象。
记者在河南省图书馆报刊部，查到了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记者张高峰的通讯《豫灾实录》。
这篇轰动一时，导致张高峰被下狱、《大公报》被停刊2天的报道，静静躺在报纸第二版的下角。前后不过近4000字，却承载着当时3000万老百姓的生死。
由于重要的交通线几乎全被日军控制，粮食运输困难，当时国民政府规定，每个地区向驻在该地区的军队提供给养。这样，越是近前线的地区，驻守的军队越多，农民的负担也就越重。河南面对北、南、东三方面的日军，驻守军队总数达50万到100万人。他们的粮食及物资供应，全由河南老百姓承担。
1942年，河南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说起汤恩伯，河南百姓对他深恶痛绝，多年后把他和“水、旱、蝗”并列，称为“四害之一”。他在抗战初期多次对抗日军，台儿庄战役也有战功，但在驻守河南期间，正直人士对其多有参劾。记者在所查阅资料中，仅见白修德提到他的好，说他“是见过的最好的长官之一”，因为他修建了孤儿院——虽然是个时疫横行、臭气熏天的孤儿院。
白修德这个美国人对河南人民有大恩，后面会详细提到。但他对汤恩伯的认识，显然没有数年在其治下的河南人民清楚。
汤恩伯在国统区内的行动有兴土木、掘长沟、建营房、修工事、运粮秣、派军差等，还以治河黄河为名，无限制地强行征工征料，以“代购”的方式，强迫三四十个县的百姓，向驻豫军队供应数额巨大的军粮和马料。他所属的部队，有的干脆沿用北洋军阀的做法“吃地面”，甚至公开抢劫，把河南吃得一干二净，致使无论大户小户，都无粮食储备。河南民间因此流传“宁要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说法。
13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纪律极差，他们倚仗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数搜刮，更为可恶的是，抓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稍一迟疑，当兵的就大声呵斥：“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
不仅如此，他还征收沉重赋税，税单贴满百姓的门。抓起壮丁来不顾死活，哪怕是这家唯一的男人。更甚者，很多当兵的缺钱了就土匪似的随便在路上抓个人，然后管家属索要赎金。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院王全营（现已退休），曾专门研究过这段历史，并写成《河南抗日战争史》一书。他说，当时的河南，国统区有69个县，另外42个县沦陷。战争造成了严重破坏，经济受到极大摧残。河南的工业本来就很落后，较大企业和工厂全都迁走，粮食种植面积从1936年的7800万亩，减少到1942年的2800万亩，产量大幅降低。农田设施失修，水渠没人管了，水井没人打了，牲畜也没了。战争期间大量的抓丁拉夫，也导致劳动力严重减少。抗战期间，河南出兵丁260多万，数字居全国之冠。征粮数额仅次于“天府之国”四川，但四川当时是稳定大后方，风调雨顺，而河南已是半省沦陷，水灾兵灾不断。
异常沉重的兵役和赋税，使得河南人民在正常年景，也得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所幸，任何时候，都不乏为民请命的人，心存感激的老百姓，便以千百年来的最高荣誉称呼他们——“青天”。当时，国民政府参政员郭仲隗，河南人就喊他“郭青天”。
10月30日，重庆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郭仲隗当着国民政府高层们的面，痛哭流涕，为河南灾民请命。
郭仲隗，河南新乡人。目睹河南灾情严重，看上面屡屡不报灾，他觉得，这次的参政会是个重要机会。大会上，郭仲隗拿出河南灾民吃的观音土、树皮草根、雁粪等几十种食物，呼吁中央政府对河南减免征粮。
事实上，在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就曾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
10月20日，国民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视察灾情，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的灾情确实严重。
但据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回忆，两人到河南后，曾在洛阳开了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才有今日。
郭仲隗在参政会上的陈情让很多人动容，但蒋介石依然“不相信河南有灾”。
后来，郭仲隗多次提到，政府此时若能出面救灾，河南绝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对于河南灾情，蒋介石到底是真不相信还是装不相信，为啥“不相信”，后来人自有判断，只是，这次的无动于衷，让河南错失了最佳的救灾时刻。
对于当时的男孩来说，除了逃荒，最不愿意的是被抓壮丁。而对女孩来说，谁也不愿意被卖到妓院。但生活所迫，也由不得她们了。
《界首一览》记载了当时妓女业的发达。
界首地处颍河中游，抗日战争前，是隶属安徽太和县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1938年花园口事件后，黄河改道，界首因其水运之便成为沦陷区进入国统区的第一门户，一时商旅麇集，畸形发展，人称“小上海”。
由上海、扬州、漯河、许昌等地，相继迁入不少妓女，分居在皂庙镇正义街以北、民康路以东“济生里”，计房280间。另在界首镇文化门以南、升平街以西的“崇仁里”，计房百余间，还有“崇义里”、“抗战路”等处，均住有不少妓女。妓女分甲、乙、丙三等。1940年统计，界首三镇挂牌在册的妓女达1000余人，共有27家书寓。
抗战期间，巩县和唐河、界首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娼妓聚集地。
1942年冬，河南的数百万灾民，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洛阳。
河南省档案馆的档案显示，逃荒灾民除了少部分人北上进入抗日边区、南下逃往湖北、部分东逃外，大部分经洛阳沿陇海路西逃。
后来，曾有人提出，当时山西、陕西比河南还要贫瘠，为啥河南人逃荒都往西跑，而不是去土壤肥沃的关东？《温故一九四二》作者刘震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给的答案是：河南人乡土观念重，要是有一个人去了山西，想着有人照应，就会有十个人、一百个人往那去。
此外，交通也是重要原因。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一向发达，但豫东豫北已经沦陷，日军占领后烧杀抢掠，往这两个方向逃，无异于往“火坑”跳，而北有黄河南有长江，天险阻挡无法越过。当时河南省内有两大铁路：陇海线和平汉线，平汉线纵贯南北，但当时几乎被损坏殆尽，几无通行能力，唯一的一条“大动脉”，就是陇海线。此时，陇海铁路郑州到洛阳段已经被拆，只有洛阳以西，还有一段铁路通向“西省”——陕西省，通向“大后方”。
陇海铁路，在灾民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李蕤《雨灾剪影·无尽长的死亡线》）
于是，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向洛阳，希冀冲出死亡圈，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
虽然没有马上改变蒋介石的看法，但《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28岁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当时在重庆报道中国抗战，此事激发了他探寻真相的好奇心。他想知道，《大公报》和蒋介石，到底谁在说真话。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采访。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地域般的场面惊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倒下；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怵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然后全家自杀……
“在重庆，确切地讲，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当时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一切，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
离开郑州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白修德特意记下了这顿饭：两个汤，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春卷、热的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还有3个霜糖饼。
官僚、权贵等阶层几乎永远不会是一场饥荒的受害者，他们向来不缺乏食物。
返回重庆途中，白修德便在第一时间从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大灾真相的新闻稿。按照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并经过预先审查，而他们注定会禁止报道发出。然而，“不知是因为这个系统出了故障，还是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有关规定”，结果这份新闻稿直接地、未经审查地发到了纽约。
于是，河南大灾荒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讲演、寻求支持的最关键时刻，这篇文章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的全盘计划。
宋美龄怒不可遏，沿用了在中国的一套做法，而在新闻自由的美国，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的危机应对方法——请《时代》周刊老板卢斯解雇白修德。即便卢斯和宋美龄私交非常好，但他依旧拒绝了她的这一要求。他认为，白修德没错。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才不知道大灾真相。他找了司法部长、国防部长等人，都没用，最后想到了宋庆龄。宋庆龄当即决定帮助他见蒋介石。安排好约见后，宋庆龄还给白修德塞了张便条，嘱咐道：“此时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如果因为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五天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他记录了他们会面的情景：
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的多管闲事的妻姐逼他接见我的……我希望通过讲述吃人肉的事让我的汇报有突破性成效。他说，人吃人的事情绝不会在中国发生。我说，我见到狗在路边吃死人，他说这不可能……（直到福尔曼拿出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白修德《河南大灾：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赵致真译）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多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
但之后发生的事，让白修德彻底看透了蒋介石——据白修德的猜测，掉脑袋的第一个人，不是隐瞒灾情的官员，而是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不管怎样，河南的3000万灾民，要感谢张高峰、王芸生、宋庆龄、白修德，还有那个没留下名字的发报员。他们以一己之力，不惜一切拯救那些素不相识的灾民。若不然，这篇充满苦难的土地上，死去的灾民还会更多。
1943年3月，河南大灾发生一年后，蒋介石终于下令积极救灾了。
国民政府为啥任河南百姓在饥荒中死去而置之不理，甚至反而继续征税？抗战期间，遭受大灾的河南，征粮比“鱼米之乡”浙江还要多，仅次于“天府之国”四川。当时，包括民国参议员郭仲隗、建设厅长张仲鲁，还有抗战期间到重庆为河南百姓重庆陈情的“请愿团”都认为，那是因为河南“朝中无人”。将本人是浙江人，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勘是四川人，而河南，并无“说得上”的高官，所以河南百姓吃苦受累，就在所难免。
当然，还有另一种看法，即认为根本原因是战争。为维持抗战，国民政府必须高额征税，况且于河南，早已停止建设，而是“深恐敌人越过黄河，粮食资敌”。
当时，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战场，随时可能沦陷，或许在蒋委员长的筹划中，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带劲，坚壁清野，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3000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才会在1942年河南大旱后置之不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修德记录，一个官员曾亲口对他说：“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所以，政府的军队在河南所做的事情，就是征走远比土地产量更多的粮食。
1944年4月，抗战以来日军最大规模的一场进攻打响了，首要目标就是河南。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遭受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从河南直下广西，意欲打通连贯南方的大走廊。这场战役在历史教材上又叫“豫湘桂战役”。中原会战打响后，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兵力，打垮了40万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汤恩伯拥有10余万大军，装备精良武器，却在14天后丢掉了30多个县。
汤恩伯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当地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这些地方，正是平时汤恩伯部为非作歹的地方。
事后，汤恩伯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老百姓的身上，大骂河南人都是汉奸，贴出标语，要进行屠杀。
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它记得达官贵人的一笑一颦，却记不住平民百姓的讥饱悲欢。
三门峡市是1957年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兴建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也是距黄河最近的一座城市。
每年入冬以后到次年初春这段风寒雪飘的季节，这里总会迎来西伯利亚的白天鹅。在三门峡库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成千上万只白天鹅自由自在地飞翔、嬉戏，安详地休养生息。
三门峡有许多传说：禹凿三门、紫气东来、周公分陕，更有关云长收周仓，老子著《道德经》等。相传，大禹治水时，凿龙门，开砥柱，在黄河中游这一段形成了“人门”、“鬼门”、“神门”三道峡谷，三门峡由此得名。
潼关地处豫、秦、晋三省交界，历来是边防要塞，曾与山海关齐名，被尊为古关隘之翘楚。民国时期，陇海铁路经过潼关，与著名的风陵渡口隔黄河相望，是水、陆运输枢纽，往来商客众多，每天都有集市，有“小北京”之称。
1937年底，山西全境被日军占领。由于黄河天堑的阻挡，加之中国军队将士的抵抗，在陕豫晋三省交界处，两军开始了长达8年的对峙。
为破坏国民政府东西之间的物资运输，黄河北岸的日军安设大炮，火力封锁陇海铁路。此后，一过老陕州会兴车站，陇海铁路上疾驶的火车就成了“哑巴”：不冒烟，不鸣笛，在安全路段加速行驶，危险路段则凭借惯性在铁轨上滑行。进入日军大炮射程后，更多的火车会选择停下，等天黑了再出发。
这些火车，都被称为“闯关车”——在中国，人们习惯把难以度过的事件称为“关”，这个关不只指著名的函谷关、潼关等“关口”，更多地有着“生死之关”的意味。
事实上，除了炮火这一“关”，还有另一“关”在等着灾民。
入夜时分，在行进时分的摇晃下，饥困交加的灾民早已进入梦乡，他们不知道另一种危险正在逼近。
灾民逃荒中，独轮车等东西，都不舍得扔掉，会想尽办法带到车上，导致行李超宽超高，在进隧道时，往往会连人带行李被扫到列车之下。
风陵渡在山西省芮城县西南端，处于黄河东转的拐角，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通要塞，自古以来就是黄河上最大的渡口。金人赵子真《题风陵渡》诗云：“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全。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
风陵渡名字的来历众说纷纭：一是附近有轩辕皇帝贤相风后之陵；二是大风河冰，即大风河冰形成风陵二字；三是因女娲陵而得名，女娲姓风；四是因为这里有古代封陵。
今天，居住在西安的河南人数以百万计，其中有很多是当年逃荒灾民的后代，他们正在影响并改变了这座前年古都。
在西安，无论在饭店就餐，还是打出租车，无论在公园散步，还是在超市购物，到处都能听见河南话。记者到火车站采访时发现，就连值班门卫也说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出租车司机郭师傅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他也会说河南话，“河南话是西安的第二大方言。”
郑州烩面、逍遥镇胡辣汤随处可见。小东门里附近，有一家方城羊肉烩面馆。店主陈庆根说，他老丈人在西安唱豫剧几十年了，20多年前将他从方城老家带到西安开饭馆。来这里就餐的，有河南人，也有西安人，“就像我们习惯了羊肉泡馍一样，西安人也习惯了我们的烩面、胡辣汤”。
烩面、胡辣汤在西安流行，与河南灾民大量涌入不无关系。李敬臣说，当年河南灾民结束乞讨的“第一阶段”，有的去工厂上班，有的拉洋车，有的卖花生糕，还有一部分开起饭馆，卖胡辣汤、烩面。
河南灾民带来的，还有精神层面的东西——豫剧。1942年前后，“豫剧皇后”常香玉曾在西安生活演出。有着“现代豫剧之父”的河南遂平人樊粹庭，甚至从开封带着豫剧团到西安演出，创办了西安市狮吼豫剧团（西安市豫剧团前身）。河南灾民大批涌入西安的1942年，他还招收一些灾民子女，以科班方式办起狮吼儿童剧团。
当代作家贾平凹，在《河南巷小识》中写道：当河南的剧团来西安演出时，他们必是全巷出动，集体订票。尝尝在早晨起来，谁家妹子细声细气唱几句“银环”（豫剧《朝阳沟》中的角色），马上就有“栓保”的回唱，接着，唱“栓保妈”的也有，唱“栓保爹”的也有。
西安豫剧团开发部李主任说，该剧团今年承接了近百场惠民演出。目前，有一个关于“河南人在西安”的项目，正在着手进行舞美、唱词的排练，下一步还准备到河南巡回演出。
对于西安市民而言，烩面、胡辣汤、豫剧，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安有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人见面，北门的人问：“打架了么？”西门的人问：“吃了么？”东门的人问：“抓住了么？”而南门的人则问：“考上了么？”
北门紧挨着陇海铁路，大批河南人逃荒来此，形成了西安独有的“棚户区”，棚户区的人比较穷，融不进当地社会，打架是家常便饭；西边是回民聚集地，清真小吃很有名；东门是“鬼市”，偷来的东西在东门出手，被抓是常事儿；而南门自古以来是文人墨客居住的地方，书香气息浓厚。
宝鸡，古城陈仓，位于三秦大地最西端，是山西省第二大城市，也是联通中国大西北和西南的交通枢纽。
两千二百多年前，楚汉相争，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继而平定三秦，夺取关中，拥有了击败项羽、统一天下的基地。
宝鸡被称为“小河南”，随处可以听到河南乡音。据称，解放初期河南籍人士70%以上，河南话一度成为“官话”。
抗战期间，河南人两次大逃亡，成就了宝鸡“小河南”的称谓。
1938年6月，为阻滞日寇西进，国民党政府炸开郑州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1250多万人受灾，390万人踏上了流亡之路。许多河南人一路向西逃亡，涌进了当时只有几千人的宝鸡县城。
河南人第二次大规模逃亡宝鸡，是在1942年夏至1943年春。是时，河南发生旱灾、蝗灾。据当时估计，有300万河南人西出潼关，这些人中，近100万人来到了宝鸡。
当时逃难的河南人，为什么大多涌进了宝鸡城，而没有继续西去天水和兰州呢？这与陇海铁路有关。当时，陇海铁路只通到宝鸡，终点站就在宝鸡城东门约1公里处。
经过这两次大移民，当时的宝鸡城区，河南人的数量与当地人相比，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
也就是从那时起，宝鸡开始被称为“小河南”，很多宝鸡人还要学说河南话，以便于交流。
兰州算得上一座移民城市。现在大部分兰州人的父辈，都是在“一五”期间为支援大西北建设而从天南地北迁徙来的。为了支援兰州建设，当时全国很多地方整厂、整系统迁到兰州，其中就包括很多河南人。在铁路建设方面，河南人贡献更大。
宋致新，女，1949年生。1982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1985年协助父亲李蕤整理《豫灾剪影》的文章，在袁蓬主编的《河南文史资料》上发表。随后开始研究河南大饥荒，出版《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其中收录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前锋报》记者李蕤等对灾情的通讯报道，还有知情人的会议以及灾民的斑斑血泪。这本书使得这场大饥荒的相关历史资料，得以完整保存。
宋致新的母亲宋映雪，今年已满百岁，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罕见的重要见证人。她的大哥赵致真，专门将白修德关于河南大饥荒的诸多著述的英文版原文从美国购回，并翻译成中文。可以说，对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真相，他们是最权威的发言人。她父亲是李蕤当年冒死采访，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记录。她的其他家庭成员，在钩沉1942年河南大饥荒这段历史时也起到了薪传火递的作用。面对记者采访，她提供了大量资料。她说，希望更多的学者和媒体能够关注到这场灾难，勿忘苦难，牢记历史。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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