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观天下

2011年秋天，广东省乌坎渔村发生了动乱。开发生与地方官员勾结夺走了农民的土地，然后取走了出售这些土地所获得的利益。最初是在9月份，几百名受到侵害的农民举行了相对小规模的抗议。到12月份，一名参加抗议的村民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势态随之升级为大规模的反抗。数天内，近两万名村民被鼓动参与。他们将官员赶出村子，设立了路障，用简单的武器武装自己。他们要求归还农田。
虽然中国的媒体被令停止播发任何有关的消息，许多中国人还是能通过互联网和国外媒体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最终，广东省委副书记与抗议者会面，化解了此事。当地政府承认村民的要求是合法的，并将部分土地归还给村民，在抗议初期遭逮捕的村民也获得释放。随后村民举行了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抗议活动的一名主要组织者，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获选为新村长。那些希望看到中国民主改革的人，把乌坎发生的事看作是轰动的事件。
在军事方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中国的国防预算虽然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但美国的国防预算仍超过中国，呈6比1。这表现在美国较优越的军事技术方面。中国希望最终将成为如同美国那样的军事强国，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过一句名言：“强者做自己想做的事，弱者听任命运摆布。”
困扰美国的问题还包括：全国性基础设施需要提升；阶级鸿沟越来越大；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以及过分以来金钱，而且是如此让人精疲力竭的选举过程，导致不少原本会考虑为国家服务的人才失去兴趣。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截至2007年，经合组织的欧洲成员国的政府社会支出，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以上。在一些国家，这个数字显然更高——意大利25%、法国28%。相比之下，经合组织的非欧洲成员国在社会支出方面，平均只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比率则为16%。
挪威人口有500万，比新加坡还少。因此，无论是问题的规模、利益的多元还是治理的复杂问题，北欧国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德国至少有250万人是土耳其后裔。人数之多在德国人之间引发了强烈反应，极端的当地人出于种族动机犯下的罪行时有所闻，令人担忧。在法国，一些大城市周围，尤其是巴黎，突然形成由少数种族主导的郊区，也让政府头痛不已。因为觉得被边缘化，这些地区的居民不时制造骚乱。2005年的一场骚乱就出现失控的情况，全国近9000辆车被人纵火，使当局不得不宣布长达两个月的紧急状态。就连少数种族的大学毕业生都感觉到被边缘化和受到歧视。官方数据显示，在法国国民中，非洲裔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比法国裔毕业生高出三倍。
若论个人能力，韩国人和中国人或与日本人旗鼓相当，但说到团队精神，日本人则是举世无双。
利比亚的卡扎菲向西方低头，放弃了核武器，结果在国内爆发叛乱时，无法阻止法国和美国介入支持叛乱分子。卡扎菲在2011年10月遭叛乱分子处决。他的下场一定让金氏家族（朝鲜）的成员不寒而栗。
尼赫鲁是首个世俗领袖，人民对他的期望自然很高。他的英语演说能力很强。他在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前夕发白的英语演讲，有个非常动人的开头：“当午夜钟声响起，世界还在沉睡，印度将从梦中苏醒，重获新生和自由。”但只有六分之一的印度人听得懂这段话。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政策让它出于劣势。这么做是自行缩小国家的人才库，不利于打造一个擅用各族所长的社会。他们为了维持一个族群的主导地位，甘愿牺牲人才。马来西亚政府近来也较愿意承认，这些人才已流失到海外其他充满活力的城市，并试图吸引一些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人回国。但现实情况是，这些举措或许来得太晚，作用也太小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技能、才智和干劲将日益成为人们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而马来西亚正在失去优势。它在对外竞争中让其他国家领先一步。
军人出身的苏哈托在1968年接替苏加诺成为印尼总统，领导这个国家长达30年。他收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苏哈托接管的是一个通货膨胀失控、经济形势不乐观的国家。他把资源集中在国家的发展上，成功扭转劣势。与苏加诺穷其精力在国际会议上敲桌子、试图将印尼和自己树立成新兴国家领导的作风不同的是，苏哈托深知印尼若先解决内部问题，就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有力的声音。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苏加诺喊出“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而苏哈托决心稳定国家的对外关系，不再提起这个口号，并接受马来西亚为印尼的邻国，承认沙巴和砂拉越属于马来西亚。
语言是防止印尼分裂的其中一个因素，而无论苏加诺有何缺点或如何哗众取宠，他在这方面都是有功劳的。这是因为他选择了马来语而非爪哇语作为国语。假如他想要选择爪哇语，他也能够为此提出充分的理由。爪哇族是印尼主要的民族，他们的语言非常精炼，并在古代文学中已有使用。苏加诺本身是爪哇人，而身为印尼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首都雅加达也位于爪哇岛上。可是，苏加诺知道爪哇语无法让国家团结，因为它在印尼许多地方被视为一种外地语言。居住在其他岛屿的人民或许会觉得学习爪哇语是个负担，而这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另一方面，马来语则已是人们普遍使用的第二语言，因为这是商人和海员在走遍国内各地及东南亚地区时所使用的语言。他因此选择了马来语，并决定使之成为学校所教导的第一语言，让当地语言或方言成为第二语言。结果，全国如今都能听懂雅加达任何一个人的讲话。这确实是绝妙的政策，是苏加诺献给印尼的最佳礼物。
苏哈托时代用军事方案对抗分离主义的做法，让印尼内部如同高压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往往紧张，而执政者必须确保紧紧将锅盖压下，否则就有爆炸的危险。哈比比提出的地方自治政策，成功释放了之前所积累的压力，让情况尚可长期维持下去。
地方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旦你给了地方政府管理当地人民的权力，就不可能收回控制权。印尼还会经历一些调整，以找出地方自治，例如省级和县级政府之间的平衡，但它不会恢复苏哈托时代中央集权的体制。
20世纪60年代，领导缅甸的奈温将军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将英国人引入缅甸协助搞好经济的印度商人和企业家驱逐出境，让国家只剩下缅甸人，经济闭关自守。整个国家僵立不动40年。
犹太复国运动初期，是英国在背后为犹太人撑腰。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设立定居点，正是为了促成犹太人最终能在这里成立“犹太国”。1917年发表的《贝尔福宣言》，确立并公开宣示了这个立场。宣言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使此目标实现……”此前，犹太人尚未大量涌入之时，巴勒斯坦内的犹太居民其实屈指可数。至大屠杀发生，近600万犹太人被杀害之后，欧洲各国犹太人的同情心达到顶点，也促使各国在政策上转而偏向犹太人。而后大英帝国衰落，美国取而代之填补权力真空；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美国成为其主要盟友，此后长期为以色列护航。
伊朗的野心至少一部分源自于它的自我评估：一个有别于阿拉伯世界、唯我独尊的文明力量。伊朗人对自己的历史非常自豪。几年前看到一位伊朗部长上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接受提问时这么回应：“在亚洲，其实也只有两大文明值得一谈：中国与波斯。”这句话恰恰反映了伊朗人的想法。他们眷恋有过辉煌岁月的王朝，所以更有觊觎之心。
亚洲国家在危机中吸取的其中一个教训是，不改仓促开放资本市场，尤其当金融体系仍然脆弱或央行的监管尚不健全的时候。一个国家一定要在体系达到一定的成熟和健全程度时，才能对世界开放。此外，你也必须在开放后以储备金捍卫货币的稳定。亚洲国家之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相对安然无恙，是因为它们已在1997年的恐慌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训，学会更加注重坚实基本面，包括拥有大量储备金、有限债务和健全银行体系。
施（施密特，1974-1982年出任联邦德国总理）：这一生中有哪些经历最让你难以忘怀？
李（李光耀）：首先是日本占领新加坡，大英帝国衰败。日本在短短不到三个月就把一个本来应该能长存上千年的古老帝国击垮。第二段难忘的经历，是在没有腹地的情况下把这个小岛发展成国家。我们被驱逐出马来西亚，因为影响到他们的种族平衡。
我曾经对深圳一位市委书记说过：“要当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就不能还想到自己。你得制定一套体制，让别人创造财富而致富。而自己始终只能是一位诚实的清官，不那么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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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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