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1923-1924年，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去向繁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在把革命推向东方的同时，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斯大林此时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G.E.季诺维也夫、L.B.加米涅夫反对派联盟的尖锐批判。反对派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运用的政治策略不敌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的主张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对世界革命路线的偏离以及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但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的警惕以及与英法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使斯大林再次改变了策略。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1939年8月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的宣传，取消人民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口号，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的宣布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于是，几年来依靠人民阵线与本国政府合作并得到空前发展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被迫对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采取了不合作立场。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党：对待苏联的态度已“成为衡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的真假试金石”，“凡与此看法抵触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线”。其结果，不仅各国共产党再次受到政权当局压迫，共产国际本身也成为众矢之的。在欧洲以外，1941年初，皖南事变引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分歧，美国共产党也退出了共产国际。很明显，此时的共产国际已经完全成为苏联对外政策工具，并引起各国共产党的不满。
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生命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初美国总统F.D.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S.A.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V.M.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与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
寇松线
无论如何，到1943年5月初，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让西方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必须做到能够让西方盟国感到放心的明显举动。这个举动就是解散共产国际。5月8日深夜，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依尔斯基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莫洛托夫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的意见，“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在目前形势下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因此应该解散，并且现在就开始制定解散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经过一阵匆忙的准备，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莫洛托夫宣读了解散共产国际的会议后，斯大林对此作了一番详细的解说：实践证明，即使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国际中心来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下，情况如此复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任务是推翻自己的政府和采取失败主义策略，而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共产党则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以便尽快地消灭敌人。当共产国际建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如果让共产国际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对其声誉造成损害。斯大林又说，解散共产国际还有一个原因，这在决议中没有明确提及。那就是，作为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各国共产党均受到了无端的指责——似乎他们是别的国家的代理人。这对他们在本国群众中广泛开展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而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也就丧失了借此指责共产党的口实。斯大林讲话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并就有关国际解散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
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
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到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的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民族解放委员会还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初步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措施。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了长期侨居国外的发过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谈到回国后法国共产党的任务时，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回到巴黎后，多列士提出了“团结、战斗、劳动”的口号，并以法共中央的名义“一再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根据多列士的指示，法共随即下令内地军服从政府命令，分散编入法国陆军。同时，许多领导解放委员会的法共党员，则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委派的地方官员。1945年10月，法国进行第一届制宪议会选举，法共获得160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
由于战前受到西方绥靖政策的伤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对苏联具有好感，强烈的“慕尼黑情结”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脑E.贝奈斯几乎是自动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怀抱。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面子）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生死）问题。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为了保证苏联与西方的合作基础，为了确立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起稳定的安全带，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全面推行的确是一项“联合政府”政策。不过，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这一政策表现为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则是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在当时称新民主或者人民民主制度。莫斯科唯一的要求就是：无论什么政府，都应确保其实行对苏友好政策。
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了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一种投机心里和有限扩张的意图。
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和南下波斯湾，以建立向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对这两个国家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获取近东的丰富石油资源和通向地中海的出海口。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这就是通常被认为是冷战起源的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
如果说凯南著名的8000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几乎同时出现的诺维科夫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然而，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还是在斯大林感到自身利益和政策受到危害的时候，其表现就是1947年5月法共和意共被排斥出联合政府以及6月美国出台的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法国共产党因其在战后大选中得票率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声名卓著，舆论甚至认为只有共产党参加的内阁才能治理法国。但法共在与P.拉马迪埃政府合作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相继在印度支那战争、马达加斯加叛乱和冻结工资等问题上向政府发难并摊牌，导致法国总统于5月4日免去了5名共产党部长的内阁职务，共产党被赶出政府。意大利共产党是在人数上仅次于苏共而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大党，在欧洲历史上颇具影响。在1947年2月组成的A.加斯贝利第四届政府中，共产党与P.南尼领导的社会党人结成联盟，经常制造难题，导致加斯贝利5月13日辞职。而5月31日重新组建的天主教民主党和无党派联合政府则完全排斥了共产党。大体同时，比利时政府中的共产党阁员辞职，卢森堡新政府也没有再吸收共产党人参加。这种状况对苏联战后奉行的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的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更为严重的是，莫斯科事先对此一无所知，这些西欧共产党采取的步骤根本没有同苏共商议，甚至没有进行通报。法共和意共接连失去在政府中的席位，标志着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而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竟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系，并因此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
如果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那么莫洛托夫计划则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
如果说国产国际的纲领是推动世界革命，领导各国共产党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情报局则只是要求放弃与美国的合作，在欧洲的范围内组织共产党抵制和防御西方的进攻（至少在莫斯科看来，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而且只能按照苏联认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铁托正是因为在建立巴尔干联盟、援助希腊游击队等问题上擅自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而触怒斯大林，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牺牲品。
此外，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也不是同步的，这里有一个从欧洲到亚洲的渐进过程。当冷战爆发时，美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都集中在欧洲，至于在亚洲，尽管合作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但是与在欧洲表现出来的直接对抗不同，美苏双方都采取了某种克制和退让的立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朝鲜和中国的政策上。
”兴南化学联合企业（在咸兴地区）被认为是朝鲜和全日本帝国最大的企业（有4万工人）。“苏联的报纸报道说，在日本占领时期，朝鲜90%的出口产品被运往日本，日本38%的铁矿、85%的钼、88%的钨和95%的晶石都是由朝鲜供应的。朝鲜东海岸的雄基、罗津、清津几个港口则成为控制日本海的重要海军基地。不过，对于盟国来说，朝鲜似乎还没有那么重要。
大体来说，直到1949年底以前，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1946）：通过国际托管的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对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在斯大林心目中这当然是最佳方案；第二阶段（1946-1947）：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这是在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时退而求其次的做法；第三阶段（1947-1949）：在美苏联合委员会工作中断而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满足于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这是在冷战爆发后无可奈何的选择。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少年时随父移居中国，后来参加了抗日联军。1940年底，在日本关东军大规模扫荡下，抗联残余队伍大部撤退到苏联远东地区修整。为此，苏军开辟了北野营（A营）和南野营（B营）两个营地，金日成是南野营的负责人。1942年7月，根据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的意见，苏联远东军区同意将抗联人员统一编为教导旅（后来被苏军授予第88独立步兵旅的番号），集中于北野营。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委，崔庸健任副参谋长，下属4个营，金日成为第一营营长。正是在这里，金日成与他的新婚妻子金贞淑（金正淑）生下后来成为其继承人的儿子金正日（苏联名尤拉）。据俞成哲（金日成当时的俄语翻译）会议，金日成是营地朝鲜族战士里的中心人物，享有很高威望，而这些游击队的老战友也成为后来金日成唯一信任的人。俄国档案记载，金日成在朝鲜族游击队员中表现出众，有较好的军事基础，“在俄语学习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他所在的完全由朝鲜人组成的第一营“具有军事素养水平较高和军事纪律比较严明的特点”，中共党支部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对日宣战后，周保中请求派遣第88旅参加对日作战，并与中共军队接洽建立政权，斯大林否定了这一建议，而是决定抽调该旅一批骨干力量分别派往已占领东北和朝鲜的苏联的三个方面军，随军进入东北和朝鲜。其任务是协助占领军维持地方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对苏友好。朝鲜人还要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临行前，周保中、金日成等18人被苏军授予了最高级别的勋章——“战斗红旗”勋章。由此可以看出，在88旅领导层，金日成已经是核心人物之一，且深受苏联人赏识。但是，金日成回国后并没有立即被占领当局委以重任。
尽管如此，作为在苏军支持和指导下的北朝鲜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即11月19日在平壤宣告成立的北方五道行政局，却没有把金日成作为领导人吸收进来。行政局委员会的30名成员都是朝鲜人，包括同等数额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领袖曹晚植当选为委员长。曹晚植是自发成立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主席、朝鲜民主党主席，在日本占领时期深受北朝鲜民众敬仰。在10月14日的群众大会上，他与金日成同台发表讲演。这时，第25集团军司令部给金日成安排的工作是担任苏联驻平壤军代表的助手（平壤卫戍副司令），他的战友则担任了朝鲜北方各道、郡的领导职务。挑选曹晚植而不是受到莫斯科信任的金日成作为北朝鲜临时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主要是因为金日成初出茅庐，在朝鲜国内没有任何声望，甚至在共产党内也很少有人听说过他。朝鲜共产党成立于1925年，后因党内宗派斗争严重，被共产国际解散。日本投降后朝鲜共产党重建，并于1945年10月成立了以朴宪永为首的党中央。由于三八线划分而形成的复杂局面，决定在北方设立中央组织局（等同于北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金镕范和吴琪燮分别当选的第一、第二书记。那时，金日成大概还没有登上祖国的领土。此外，把曹晚植推到前台，很可能也是出于同美国合作的考虑——如斯大林命令所说，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从历史上看，朝鲜北方集中了大量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力资源，那里的工业相对而言比较发达。同苏联战后进入的所有被占领国家（包括中国东北）一样，苏军在朝鲜也实行了大规模收缴“战利品”的政策。根据1945年8月30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决议，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M.Z.萨布罗夫为首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派往中国东北，去执行“将缴获的最有价值的配套设备于1945年9-10月从满洲运往苏联”的任务，这些设备将用来装备远东、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一批工厂。红军后勤部长直接负责拆除和运输的这批设备，也包含了鸭绿江水电站的发电机和水轮机，因为第25集团军把鸭绿江看作是东北的一部分，而电力设备则“被列为必须最先运往苏联的国家工业资源清单中的物品”。11月8日美国驻苏大师A.哈里曼给苏联外交部递交照会，对拆除朝鲜半岛北部电站的动力装置提出了抗议，因为运出这些设备装置“影响到朝鲜整个能源产品的50%”。尽管如前所说，苏联占领当局在公开命令中宣布保护朝鲜的私人企业和公共资产，但实际上在收缴“战利品”的名义下，按照美国情报报告说，从10月到12月中旬，苏联人似乎对他们的军队失去了控制，进入朝鲜的苏联军队大肆掠夺日本人和朝鲜人。就像他们在中国东北对那些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设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苏联人也拆运走了许多在朝鲜北方的工厂。正是根据这一事实，美国情报部门相信：俄国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鲜的。
目前披露的大量图片资料显示，最初在朝鲜相遇的苏美两国占领军关系十分融洽。如同在易北河会师的苏美军队一样，1945年9月的三八线也沉浸在欢乐与合作的气氛中。
从以上报告可以看出，苏联处理朝鲜问题最初确立的两个原则：第一，在大国一致，特别是与美国合作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和立宪会议，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第二，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对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在组织选举时必须考虑到的。
在北方，曹晚植作为五道行政局委员长，经常违背莫斯科的意志，根本无视苏军司令部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站到苏联立场的劝告。特别是在莫斯科会议以后，曹晚植拒绝与苏联占领当局合作，坚决反对托管制，甚至发表声明，表示用户南朝鲜右翼组织首领李承晚、金九等人抵制托管制的行为。什特科夫后来回忆说：“当曹晚植集团试图发表自己对于出席汉城会议的我方代表言行的意见的时候，我被迫告诉这位活动家，让他不要多管闲事。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地与曹晚植算了账。”什特科夫随即向斯大林报告说，曹晚植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他把在朝鲜的苏联军队当做同日本人一样的占领者。于是，斯大林决定撤换他。什特科夫推荐了年仅30岁出头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说：“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后来，曹晚植不仅从政治舞台上，而且在朝鲜社会中消失了。
1946年2月8日，在苏联占领当局的主持下，召开了北方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以及各政党和社会组织代表大会，成立了作为中央政权机关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金日成当选为委员长。就是从这时起，金日成开始了他再北朝鲜的统治生涯。
在朝鲜南方，为了分化反抗力量，稳定社会秩序，争取朝鲜人的支持，美军占领当局也在1946年2月成立了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民主议院”，并挑选李承晚为议长。由于被任命参加议院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分子，一些主要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拒绝在那里工作。李承晚是坚定的反共分子，金日成则是忠实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这样两个对立的人物出现在朝鲜的政治舞台，无疑加剧了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美苏之间的矛盾。
按照莫斯科会议的规定，美苏联合委员会1946年3月20日在汉城德寿宫召开会议，苏方首席代表是什特科夫，美国首席代表是驻朝军政府长官A.V.阿诺德。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成立朝鲜临时政府，苏方要求不与任何反对托管制和莫斯科会议的人商议建立朝鲜政府的问题，而美方则坚持不能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第一轮会谈举行了24次，双方各抒己见，无法达成一致。5月8日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问题的实质在于，莫斯科心目中的亲苏政府美国不会接受，而华盛顿支持的亲美政府苏联也无法容忍。此时，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朝鲜政府的前途，比莫斯科会议前更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双方都开始单独在各自占领区筹划和组织未来朝鲜政府的基础，以利于加强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地位。不过，在1947年美苏联合委员会停止工作之前，美苏双方虽然都已经认识到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还没有立即想到在南、北方成立各自独立的政府。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确实都曾试图通过各自所控制的朝鲜人在朝鲜进行普选，进而成立一个有利于己的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
果然，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在北朝鲜遇到了阻力，苏军司令部和北朝鲜的代表接触和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出面与苏联政府交涉，也吃了闭门羹。于是，临时委员会1948年2月决定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举并成立政府，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期望的。这个决定在南朝鲜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左翼分子强烈反对，由于担心北方效法而造成分裂局面，以金奎植为首的中间派和以金九为首的右派也都宣布抵制在南方的单独选举。只有李承晚及其领导的极右团体支持临时委员会的决定，而美国为了在朝鲜建立其防御苏联势力的屏障，也决定极力扶植李承晚单独执掌政权。由美国占领当局导演和保护的南方选举充满了恫吓、贿赂和暴力，而临时委员会所能够监督的只是整个选举过程的一小部分。7月20日，李承晚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大韩民国总统，8月15日新政府在汉城宣告成立，并被美国政府说成是“联合国大会决议所设想的朝鲜政府”。
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欧洲占第一位，亚洲占第二位。而所谓苏联的亚洲政策，其实就是远东政策。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在战后尚未进入斯大林的视野，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从历史上看，1918年美日英列强的武装干涉、1938年的张鼓峰战役和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都发生在远东地区。对于苏联的安全而言，这里就是东方的”波兰走廊”。不过，这条“走廊”比较宽，从外蒙古经满洲直到日本海，涉及中国、朝鲜和日本，而就陆路和近海来说，重点在中国。
斯大林战后的亚洲战略中涉及中国的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缓冲地带以保障苏联的安全；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权益，其核心是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中苏友好同盟关系》只是一个政治性宣言，确立双方的盟国关系，有效期为30年。在此基础上，中苏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一些附属文件。这些实质性的协定，充分保证了苏联得以恢复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一切权益：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长春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所在陆地和水面划定区由苏联实行军事管制，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大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管制当局的同意。此外，通过互换照会的形式，中国同意在外蒙古实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归属问题。就这样，1945年的中苏同盟条约成为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最重要的保障。这里主要就是外蒙古问题和东北问题。前者在1946年2月外蒙古实行“公投”并宣布独立后，已经成为一盘死棋，不容中国政府置喙。而后者则在数年内一直困扰着中苏关系，也称为斯大林的心腹大患。
随着中共在内战中逐步取得优势，苏联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重心渐渐偏向中共一边。实际上，从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过程，标示着苏联战后对华政策转轨的完成，而实现这一转轨的基础就在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变化。
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互不信任、互不协调的状态中。在对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张，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而毛泽东则提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例如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出于对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曾一度采取了借机除掉蒋介石的策略，主张把蒋交付人民审判，重组“革命的国防政府”。只是在看到了莫斯科公开表明的反对立场后，中共中央才改变了主张。再如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全面反攻。1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A.S.潘友新和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中共军队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后，潘友新立即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敌人依然是日本人。如果中共将发动积极地针对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战”，“你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乃是竭尽全力来保全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尽管同意对国民党发起政治攻势，但强调“不应当直接点蒋介石的名字”，更不能直接“指责他便是皖南事件阴谋的组织者”。显然是受到苏联立场的影响，毛泽东在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便改变了说法，只提发动全国性政治反攻，并指出左派提出与国民党大打的政策不能实行。从本质上讲，国共两党水火不容，而斯大林出于对苏联东线安全的考虑却必须支持国民政府，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方面，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共当时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莫斯科只能言听计从。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是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后，又不得不改变初衷，毛泽东此时对斯大林的感受可想而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发展方针，不仅是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也是针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从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反对党八股和本本主义，到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思想，其目标之一就是清除苏联势力在党内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共党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不只是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不满意，毛泽东也同样对莫斯科充满疑虑和戒心。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考虑中共未来的发展时，首先会想到争取美国人的帮助。
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J.史迪威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史迪威主张把美国的租借物资分一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蒋介石坚决反对。史迪威事件时预示中共与美国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接着，由于受到总统特使赫尔利等人的排挤，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C.高斯被迫辞职，并在回国半年后退休。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大发脾气，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并保持与中共联系的政策性建议，而且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告状，迫使国务院在1945年3月将谢伟思等人调回国内。所有这一切令毛泽东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于是，中共开始把希望转向苏联。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告诉全党：“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言语间透着一种无奈。
苏军在1946年春撤退时给中共留下大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并秘密安排中共接管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还表示苏联目前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希望中共全力在东北支持，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但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大举进攻的准备，中共在东北的生存面临极大危机。
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年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的胜利推到长江北岸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
米高扬是第一位访华的苏共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促进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与此同时，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越是临近全面掌握权力，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在经济管理方面是个难题，也就越感到需要苏联的帮助。
1949年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联共（布）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做出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毛泽东。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
司徒雷登在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时要求留在南京，无非是为美国对华政策保留一个回旋的余地，而周恩来透露出邀请美国大使北上与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的信息，也是从策略上考虑不想把路堵死。艾奇逊因受国内选举的政治压力而指令司徒雷登不得前往北平的做法，曾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美国错过了改善与中共关系的最后机会。但目前的研究表明，如果说1944-1946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尚未确定时，确实存在着美国与中共建立起正常关系的可能性，那么到1949年，由于中共的倾向性立场和政策已经确定，美国决策者内部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也不存在一个与中共和解的“机会”了。现在中共所需要的，不是美国的亲善和友好，而是来自莫斯科的实实在在的帮助。毛泽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机构已经形成。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在国家利益上可能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主要体现在新疆问题（苏联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蒙古问题（外蒙古的独立）和东北问题（旅顺基地的租借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上，其中东北问题是重点。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确定的。条约保证了苏联在远东地区中国的主要权益，而中国人对此颇有怨言。于是，如何对待1945年的条约，就成为解决新的中苏同盟内在矛盾的集中的表现形式。
苏联对新疆的地位并非不重视，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华的12个驻外机构中有8个都在新疆，可见这一地区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分量。不过，由于新疆地区有大批苏联移民，加之那里经济十分落后，通常被称为“国中之国”的苏侨协会以及提供经济技术援助，苏联就可以实现对新疆地区（特别是北疆）的影响和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前所说，斯大林在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时即以放弃对新疆少数民族武装斗争和独立倾向的支持，作为换取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条件之一，又在1949年7月主动要求中共派军队占领新疆。面对中国的新政权，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采取了同样的让步策略，希望以此换取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沉默。
中共与苏共真正较劲的地方在东北，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困扰着中苏领导人，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最难处理的问题。
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从根本上讲，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以及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使苏联在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问题上陷入困境。但是，毛泽东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在出发前曾向科瓦廖夫说过，民主党派很多人本来就反对毛泽东出访莫斯科，理由是：按照中国传统，改朝换代以后，都是外国人来中国朝拜，而不是相反；单独访问苏联会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而中共说服这些党外人士的理由就是周恩来12月16日在第11次政务会议上所说的，毛泽东这次访苏就是要废除1945年那个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条约，而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惟其如此，中共才能向民众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向苏联“一边倒”，中共政权也才能在国人心目中树立起伟大的领导者形象。所以，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空手而归，他决定待在莫斯科，哪里也不去，就是等待时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此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刊物1月6日发表文章，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中共政治局委员野坂参三（冈野进）关于走和平夺取政权道路的主张，以及认为驻日美军有利于日本民主化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还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曾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反应。战争期间，野坂参三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回国后也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中苏条约最初稿是中方起草的。经详细考证和分析后，笔者的结论是：这种说法“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无论如何，就条约本身及其主要原则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引起双方利害冲突的是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等实际问题。
俄国在日本海有一个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作为出海口对俄国很不理想。且不说这里距俄国心脏地区路途遥远（绕道远东），冬天不便使用（水面结冰），最要命的是所有舰船南下太平洋必须经过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对马海峡。苏联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距日本海军基地仅450-500海里，一旦出现战事，日本海军可以很轻易地发起攻击，而苏联舰队要来增援，则至少要绕半个地球。俄国在1904-1905年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路途遥远”，每论及此，苏联军人总会想起日俄战争时期俄国舰队从喀琅施塔德到旅顺的远征。
斯大林对毛泽东本来就不信任，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心有疑虑。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公开发表后，中国大陆上上下下一片欢腾，在报纸、电台和集会上，对中苏条约和苏联赞不绝口。刘少奇在中国政府举办的庆祝宴会上发表讲演说，由于条约的签订，中苏两国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还向毛泽东报告：700余人出席了北京饭店的鸡尾酒会，“有9人发言，各方一致表示用户中苏新约，今日各处群众庆祝，十分热烈，北京市18日有群众游行庆祝”。但毛泽东的反应很冷淡。据胡乔木回忆，“这次访苏对毛主席刺激很大”。3月4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后，中央要主席谈谈访苏的情况，毛泽东不愿意谈，推给了周恩来。毛泽东后来确曾多次在党内和苏联人面前流露出他对这次访问的不满，主要讲的是他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其实，斯大林并非有意怠慢毛泽东，只是不想讨论签订新约的问题，故而尽量回避与他见面。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冷淡很可能是出于某种担心：这次访苏虽然签订了条约，但实际结果未必能如中共所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投票批准条约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缔结中苏条约，把中苏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得帝国主义侵略”。可以断定，毛泽东在说这番话时，心里是没有底气的。外人或许看不出来，但毛泽东内心应该十分清楚：他这次在莫斯科“虎口夺食”，逼迫苏联做出重大让步，肯定深深得罪了斯大林，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在1949年初断然拒绝斯大林关于国共和谈的建议。毛泽东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中速谈判中争论最激烈，也是最令中方头疼的问题是人民币与卢布的比价。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几乎所有经济交往的成本，双方都极为认真。
参与谈判的伍修权回忆说，在经济谈判中最突出的分歧和争执就是如何确定两国货币的比价问题。苏方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即根据双方主要商品售价算出各自的平衡指数及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以此确定汇率。中方代表很不满意，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劣势，在经济上有求于人，只好做出让步和妥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了两国货币汇率。
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就向中央通报了攻打台湾的计划，并为此寻求军事援助。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说：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即在6个月至1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中国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人员，售予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此外，还要帮助建立海军舰队。中共设想在1950年的下半年进攻台湾。毛泽东还请斯大林考虑，苏联可否派军事专家和飞行员参与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据科瓦廖夫回忆，斯大林看到电报后，当即拒绝了对台湾登陆作战给予直接的空中和海上支援的要求，理由是这样做就意味着苏联将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美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斯大林建议把解放台湾问题提交联共（布）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可以请高级军事领导人和一些部长参加。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重复了他的看法。在发言结束后，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苏联直接提供海空军援助的要求。不过，苏方答应出售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及备份机件和重磅炸弹，也同意为中国培训飞行员，只是提议不必来苏联，航空学校可以设在中国。
就这样，关于海空军订货的谈判从1950年2月一直拖到5月才由结果。然而，就是这些不断推迟的计划，实际上也未执行。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为准备发动台湾战役（含进攻沿海岛屿）所需的飞机、军舰及主要设备、器材，均未运达。据中国史料记载，直到1950年10月空军才接收到第一批苏联作战飞机119架，不过，不是直接来自苏联，而是在上海、南京地区担任防空任务的苏联航空部队（P.F.巴季茨基师）奉调回国时作价卖给中国的。海军装备的情况更糟，据海军参谋长罗舜初的报告，到1951年1月，海军所订飞机和海岸炮全部未到，舰船也大部没有发货。直到4月中旬，按照苏方通知，海军才派人到旅顺基地接收第一批装备——18艘鱼雷快艇。结果发现，这批快艇都是旧货。按照标准，鱼雷快艇主机在航行500小时后即须翻修或更换，而苏方提供的这批快艇，多数已航行200-300小时，有一艘甚至已航行436个小时。显然，依靠苏联的飞机和军舰解放沿海岛屿乃至台湾，是指望不上的。所幸的是，5月13日，驻守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主动撤退，19日解放军兵不血刃占领了舟山群岛。否则，定海战役很可能因海空军准备不足而继续推迟。那样，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舟山群岛就会同金门一样，成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另一个前哨阵地，并长期困扰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的上海。
由此可以认为，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出现了两个制约中共成功发动台湾战役的外部因素，一个来自苏联，一个来自美国。其结果不仅影响到国共军事力量（主要是海空军）的对比，而且导致台海局势发生了潜在变化。所以，从根本上说真正组织中共解放台湾的是中苏同盟条约，朝鲜战争不过是为美国宣布其新的台湾政策提供了机会和借口，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朝鲜战争起源的问题上，过去几十年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分歧主要在两个大问题上：第一，关于战争的起因有“南侵论”和“北侵论”之争；第二，关于战争的性质有“国际说”和“内战说”之分。到目前为止，这两个争论在学术界已经成为过去。无论是谁打了第一枪，无论朝鲜北方是主动出击还是被迫反击，6月25日朝鲜人民军顺利地、迅速地大举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证明，金日成早已做好了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确实这样做了。相反，朝鲜南方即使也有“北进”的动机和意图，却没有从做好准备，也没有付诸行动。至于战争的性质，从战场所在地理位置和最初参展双方的人员来看，似乎可以称之为“内战”。但是，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朝鲜半岛的分裂，而造成两个朝鲜国家同事出现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冷战的爆发和美苏的对立。其次，从战争的发动、进程到最后的结局，起主导作用的都不是朝鲜民族本身。所以，完全可以把朝鲜战争看成是一场有限的国际战争。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在华朝鲜抗日志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国际部队，即朝鲜义勇队。1941年春，义勇队各支队先后北渡黄河，进入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渐渐脱离了重庆总部领导。同时，分散在中国北方的各种朝鲜抗日力量逐渐联合起来，归属到中共和八路军的领导下。1941年1月，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成立了以武亭为会长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同年6月，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成立，直接受八路军统辖。1942年7月，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联合会改名为朝鲜独立同盟，由金枓奉（金白渊）、崔昌益（李建宇）领导，同时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总司令为武亭，副总司令为朴孝三、朴一禹（王巍）。1944年3月又在延安成立了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培养和训练大批慕名而来的朝鲜青年。战争结束前夕，朝鲜独立同盟主要领导干部全部集中于延安，一批年轻干部如徐辉、尹公钦（李哲）等加入了同盟的领导班子。苏联对日宣战后，1945年8月11日，朱德在延安发布第六号命令，要求朝鲜义勇军立即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消灭日伪力量，同时准备解放朝鲜。8月12日、15日和18日，朝鲜独立同盟总部先后发表了三个文告，号召日军中的朝鲜士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呼吁朝鲜侨民加入朝鲜义勇军，为建立一个新的朝鲜共和国而斗争。与此同时，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停办，全体人员编入朝鲜义勇军。随后，朝鲜独立同盟和义勇军共3000余人随中共中央东北干部工作队开赴东北。11月初到达沈阳后，部队驻扎在郊区朝鲜族村庄，准备进军朝鲜。此时驻东北苏军接到命令，不许任何武装部队进入朝鲜。于是，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朝鲜义勇军改编为7个支队（实际只有4个支队），分赴东北朝鲜族聚居区展开工作。只有金枓奉、武亭、崔昌益、韩斌等70多名朝鲜干部，于1945年12月初以个人身份回到北朝鲜。
朱理治在给东北局的报告中总结说，对于中国革命斗争来说，北朝鲜起了“大后方”和“桥梁”的作用，实现了东北局“北朝鲜为变相的、隐蔽的后方来支援南满作战”的意图。不过这里要补充一句，东北内战时期朝鲜对中共的援助，与其说是金日成的功劳，不如说是斯大林的成就。原因很简单，在苏军撤离之前，如前文所述，朝鲜的自主权力十分有限，而斯大林要想掌握在远东地区的主动地位，让中共在东北站住脚就是一个基本条件。
总而言之，在金日成于1949年8月提出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以后，莫斯科和北京都持反对的立场。毛泽东没有明确向朝鲜人表示异议，而斯大林则反复向金日成和苏联驻朝使馆强调了不得主动发起进攻的意见。
但是没过多久，斯大林就完全改变了态度。
实际上，这涉及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一个问题，即发动朝鲜战争的问题是不是斯大林1949年第至1950年初在莫斯科与毛泽东和金日成共同商量好的？这个问题最早出现在一些回忆史料中，如N.S.赫鲁晓夫回忆说，1949年底金日成来到了莫斯科，并要求“用武力解决南朝鲜的问题”。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贾丕才在1992年4月接受冈察洛夫等人的采访时说，金日成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于1949年11-12月带着一个进攻计划来到莫斯科。苏联军事史专家沃尔科格诺夫也曾提出，金日成在1950年2月对莫斯科进行过一次访问。直到前几年，仍然有一些学者十分肯定地认为，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与斯大林达成了一致意见，中苏之间已经解决了金日成进攻朝鲜半岛南部的问题。
1949年12月29日，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转发了林彪等人关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目前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服役的朝鲜族官兵有16000人左右，其中作为指挥员的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连级598人，以及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他们都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中许多人从我军吸取了作战、创建武装力量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可以当干部。我军部队南下后，在这些人中曾一度出现波动，有人要求送他们回国。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服从命令并坚定地向南方进发。现在战争即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想把这些经过训练的干部送回朝鲜（想留下的，我们就留下）。请中央讨论并答复能否送他们回国，以及朝鲜（劳动）党方面是否希望他们在此时回国。如果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将把他们集中起来并组成一个正规师或四个五正规团，经过短期训练后让他们回国。”
从事情的全过程看，朝鲜族部队回国与金日成策划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直接联系。问题是林彪首先提出的，而且主要原因是这些朝鲜族官兵主动要求回国。更重要的是，整个事情已经决定下来的时候，斯大林还没有表示要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所以，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构成所谓中苏朝三国“共谋”的证据。当然，这支全副武装且经历长期战争磨炼的部队在战争爆发前回到朝鲜，无疑大大增强了人民军的攻击力。但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金日成可能对此盼望已久，而中国人此时还毫不知情。
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L.I.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对此只有一句话：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在金日成后来不断进行的政治清洗中，他们先后逃亡苏联请求政治避难，并在那里隐居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开始政治解冻，这些人才纷纷出来撰写回忆录或接受采访，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其中谈到1950年4月金日成与斯大林秘密会谈的，主要有在战争初期担任金日成俄语翻译的文日、内务省副相姜相镐、内阁某省副相申成吉（化名）、副总参谋长李相朝、总参谋长作战部长俞成哲、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林隐以及人民军高级将领郑相晋等，还有苏联外交部官员贾丕才和后来任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沃尔科格诺夫。
在一般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关于决策动机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设计社会主义阵营一方的决策动机，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于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决策动机，比较容易研究，因为他们的决策过程比较清晰，都有文献记载，而且往往伴随着大量决策参与者的回忆录和日记。只要档案解密、史料开放，研究者便很容易进入角色。而东方阵营的决策程序就完全不同了，那里一般都是所谓的“领袖外交”，参与决策的只是极少数人，甚至一两个人。特别是在决策过程中，高层的秘密会议和会谈往往没有文字记录，即使有一些会议和会谈记录，也都未能依据现行档案法的规定按期解密。所以，对于决策动机，甚至有些决策过程，研究者只能进行推断。这就是学术研究中对于苏联、中国等原东方阵营成员国的外交决策动机众说纷纭且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关于斯大林决定为金日成开放红绿灯的动机，就属于这种情况。
例如，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确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也引起了白宫一阵惊慌和纷争。但实际上，真正担心和紧张的是斯大林。同美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原子弹试爆时，也没有后备储存。斯大林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核武器试制成功刺激了美国，而苏联这时却没有可以使用的原子弹。所以，直到9月23日美国在报纸上披露了苏联的核试验后，《真理报》才被迫发表声明承认这一事实，同时谎称苏联手里还有原子弹。事实上，1953年苏联才将第一枚原子弹交付部队，而首次带有原子弹爆炸的军事演习是在1954年9月进行的。
中共的文章发表后，德田等人立刻转向，认为应学习中共开展暴力斗争，夺取政权。但宫本一派则对此不满，进而另立中央。日共由此分裂为两大派，反而削弱了反美斗争的力量。
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武装夺取政权模式的吹捧只是一时之需，而非内心的认同。何况在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苏共指导和援助的结果。所以，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推广中共的经验。
斯大林一向思维缜密、做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军事进攻有两种结果——顺利或者不顺利。如果按照斯大林对艾奇逊演说理解的那样，金日成在朝鲜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没有出兵干预。那么，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朝鲜南方的港口就将代替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至于交通运输的问题，一方面如顾维钧所说，北朝鲜的铁路可以与中长铁路连接；另一方面，为了把苏朝铁路连接起来，双方在1949年3月已经确定修建克拉斯基诺至阿吾地之间仅58公里的铁路线。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而根据中苏双方的协定，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急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于是，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可以继续为苏联服务。所以，斯大林显然已经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美国学者柯庆生从另一个角度对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行为的解释，也是比较合理的：“正是因为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成为铁托主义者或者亚洲的列宁，才使得金日成撬动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成为可能。”
此外，战前朝鲜有意对中国封锁消息，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名武官来同胞战况。所以，中国对朝鲜战争还是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并没有因为战争爆发而立即转移。6月30日，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了《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拟裁减军队120万人。尽管有人提出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而“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甚至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立即放弃。6月30日，周恩来与海军司令萧劲光谈话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目前，我们再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这些情况说明，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国的注意力还没有马上转移到朝鲜半岛上来。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凭借其空军优势，不断派遣飞机对大陆进行轰炸和袭扰，最严重的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轰炸。据苏联领事馆给莫斯科的报告：由17架重型轰炸机进行的这次袭击，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供水中断，所有企业停产；上海当局恶化居民情绪十分低落，人人提心吊胆，甚至做出了将工业企业前往内的决定。蒋介石则为此欢欣鼓舞，并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要求扩炸轰炸，批准将袭击目标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决定帮助国民党尽快修复舟山群岛上的岱山机场。此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同盟条约，接到报告后，便请求斯大林给予空军援助。于是，苏联派遣由巴季茨基中将率一个防空集团开赴徐州和上海，其中包括第106歼击航空师、第52高射炮兵师、近卫高射探照灯团，还有一个独立无线电技术营，共127架飞机，计有喷气式歼击机40架、活塞式歼击机41架、强击机26架、轰炸机10架、运输机10架。不到一个月，即3月7日，第一支苏联空军部队（第351歼击航空团）便进驻了徐州机场，并担负起警戒和巡逻任务。在随后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从3月8日到8月1日共出动230架次，进行了7次空战，击落6架敌机，而自己没有任何损失。第106歼击航空师出色完成了保卫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战斗任务，击落了所有试图侵入这些地区上空的战斗任务，击落了所有试图侵入这些地区上空的敌机，而没有让一枚炸弹落在其防御区，以至地面高炮部队完全“失业”了。苏联空军的作用和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从军事角度看，1950年10月前中国军队有两次出击的有利机会。当朝鲜人民军向南方推进时，中国领导人准确地估计到美军可能采取在后方偷袭的战术，并力主出兵朝鲜。如果这时斯大林允许中国出兵，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东西海岸线摆上几个军，仁川登陆绝无成功的可能。美军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当朝鲜人民军开始向北败退时，中国领导人又主动要求出兵。而此时美国对于是否越过三八线攻击朝鲜仍有些犹豫，尽管由于有利的战局迫使白宫接受了麦克阿瑟积极北进、突破三八线的主张，但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还是为前线部队的行动设置了条件，即如果在北朝鲜出现了苏联或中国军队，如果苏联或中国发表声明准备出兵，美军都不得继续在地面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这时斯大林同意中国出兵，在三八线附近摆上几个军，美国军队很可能就会止步于三八线。然而，这两个机会都错过了。当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时，联合国军已经开始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则全无反击和还手之力。中国出兵的所有军事上的有利条件都已不复存在。也正是出于这个判断，麦克阿瑟后来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出现在北朝鲜。
特别是作为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因为受到封锁和严重轰炸，失业现象最为严重。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透露，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在最近的3个月中，新失业的工人将近12万人。失业工人的生活极为困难，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自杀的现象，同时出现了一些不满情绪，美蒋特务分子也乘机造谣煽惑。一旦处理不好，中共在城市中的工作就会陷入极大困难，“甚至可以动摇到城市人民政权的基础”。
关于林彪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他的司机楚成瑞和秘书关光烈有较为详细的回忆：林彪早有神经衰弱和失眠症，抗日战争期间又被国民党士兵误伤，子弹头卡在骨头缝里，后来到苏联治病，虽然取出弹头，但落下了后遗症。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劳累过度，病情加重，严重失眠、头痛。南下作战尚未结束便不得不回武汉治疗。1950年3月经中央批准，林彪回北京治病。此时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新病，怕冷、怕水、怕光、怕风，头痛、腰痛、失眠。而且“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白天进去都要打手电筒。因为怕风，女儿为他跳舞，都要在屋外，林彪隔着玻璃看。林彪平时睡不着，在颠簸的情况下反而容易入睡。于是，楚成瑞就经常开车拉着林彪在石子路上兜圈子，好让他多睡一会儿。林彪治病期间，周恩来、彭德怀、罗荣桓和黄克诚常来探望，周恩来一个月要来一两次。毛泽东也很关心林彪，每次林彪去拜访，毛泽东都要亲自送他出门。林彪得此怪病，在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治愈，故多次寻求苏联帮助。据笔者看到的俄文档案，早在1947年9月高岗就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提出，请求派苏联神经病医生和心血管病专家来为林彪的病情进行诊断。1948年11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F.古谢夫又致函联共（布）中央书记A.A.库兹涅佐夫，要求为林彪派遣医生治病。
中国人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踏上了朝鲜国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助战争的第一仗。
所以毛泽东常说，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共产党擅长组织农民土改，发动武装斗争，鼓动社会舆论，但是完全没有从事经济建设和管理城市的经验，更没有登上过国际舞台。因此，无论是对内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还是对外开展国际斗争，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新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同盟的政治基础，也是新生政权得以巩固的基本条件。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以及保持中苏同盟战略态势的深层思考，这四个因素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
对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是深有体会的。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无论如何，作为同盟国，中苏之间的真正合作是从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开始的。在战争期间，中苏双方加深了信任和理解，至少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是这样。正如德·沃尔科格诺夫指出的：“朝鲜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直到10月25日入朝的志愿军与联合国军遭遇，并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枪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于是，10月29日，苏联驻华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为了缩短作战半径，苏联还答应10天后将其空军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11月1日，苏联空军首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打下2架，而苏方没有任何损失。在11月1-12日的几次战斗中，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
总的来说，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河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令美国飞行员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不愿意留下任何痕迹，让人觉得苏联人参与了朝鲜战争。以至于当1951年2月《东北日报》报道了苏联教官在中国军校、航校教课的消息后，中共东北局宣处部专门发出通知：“这是不许选出的。今后对我军事学校中的苏联专家一律不得宣传。”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一样，也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快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当局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之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P.H.尼采起草的建议保密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在战争期间开始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世纪建设项目为47个。其中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援建工程带有恢复生产和为工业化打基础的性质。
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来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
苏联对中国的物资和技术援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实现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辑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1210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大体可以确定的数字是，朝鲜战争期间来华的苏联经济技术专家（不算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来华工作的保持250-480人。专家来华的高潮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助重点项目之后。
总之，从1950年到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基础上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
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谈起中朝关系，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他们在战斗中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大多数中国人一直以为，中超友谊地久天长，中超联盟坚不可摧。然而，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者渐渐发现在朝鲜战争期间，但是作为实际上的同盟国，在两国高层之间存在着很多尖锐矛盾和严重分歧，在一系列战略决策和设计各自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都有着不同的考量，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主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冲突和矛盾中，斯大林始终采取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的两个结果：第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在朝鲜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第二，中苏同盟关系在战争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朴（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已转移到平壤以北的德川，希望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说明朝鲜人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彭德怀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德怀在谈到部队部队指挥权的问题时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此时中方也不宜提出，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于是，当10月21日彭德怀、金日成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但毛泽东强调，志愿军司令部组成须有朝鲜同志参加，并提议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副政委。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韩国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服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继任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需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北朝鲜认为这些人不是战俘。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还是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在中苏双方都崇尚个人作用的政治体制中，斯大林去世对于中苏关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数百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去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对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三角联盟真实状况的回顾和探索，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毛泽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同时也在实际意义上让中国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由此，中苏同盟得到巩固，毛泽东也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主张往往得到苏联的支持。由于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中朝方面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际主导权。而在中苏两个大国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朝鲜只能“忍辱负重”，采取服从的态度。尽管在中超之间发生分歧和矛盾时，最后都是朝鲜依从中国的主张，但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也没有像斯大林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控制。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鲜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使得中朝高层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简介

笔记93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