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

伏尔泰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了解过去时代的人们是怎样想的，要比了解他们是怎样行动的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有意志与选择能力的人类，正是通过自己所认定并信奉的理念与思想原则来自觉地确定自己所选择的行动的基础，并根据自己认定的思想目标来创造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一个时代人们的主导思想倾向与心态特征，是理解一个时代人们行动取向的钥匙。
本书还指出，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成为清末新政的最积极推动者，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她在庚子后几乎丧失了原来的固执与自信，经常以泪洗面，她在召见张謇时，张謇问她“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说：“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平心而论，她对新政的期待与改革真诚，是出自对清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挥之不去的忧虑。
人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法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传统日本是由二百多个独立自治的藩国构成的、类似于西周分封制的国家。
在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更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渡过危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与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淘汰的作用。在危机到来以前，以“承袭旧章”为主旨的帝国体制，早已把此类人士当作异己过滤一空了。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下来并游刃有余的，恰恰是平庸之辈。
周所周知，西方国家的群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在社会共识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分阶段扩大的，而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参与扩大，则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不满日益强烈的压力下，被迫地扩大的。危机压力又恰恰造成社会认同日益分裂，扩大政治参与不但不能达到消解社会不满的功效，反而会对这种不满起放大与传染效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渠道反而成为社会不满者攻击执政者的合法场所，危机中的统治者对此几无招架之力。
以英国与法国为代表的现代化类型的基本特点是，构成现代化社会的那些基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要素，如布尔乔亚的阶级力量、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世俗理性与人文主义的价值等等，是在社会内部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些内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要素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又彼此整合，形成有机的整体，它们与社会内部原有的封建体制发生冲突并取而代之，从而构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正是由于这种现代化要素的内生性与原发性，人们通常也把这种类型称为原生型的现代化模式。
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欧洲移民型或次生型现代化类型的特点是，构成欧洲原生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因素，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欧洲殖民者从其母国带到了北美大陆，并在北美殖民地大体“复制”出来，这是一种没有经历封建社会的现代化类型。
以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开明专制型现代化类型的特点是，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君主运用传统的权威合法性，自上而下地推行有利于现代化的国策，从而在新与旧之间实现了一种基本的平衡。
除了以上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类型之外，还存在以西班牙、葡萄牙统治的殖民地国家为代表的拉美殖民地现代化类型。
除了上述几种类型的现代化模式之外，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还有一种重要的现代化变迁模式，那就是，中国、土耳其、伊朗、泰国、日本这样一些东方传统君主国家在承受西方挑战之后开始的“感应型现代化”。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人们会发现，中国自古以来以中原为核心，由内向外辐射状传播文明的形式——用法国学者芮因柯特的话来说，即“阳光文化”的文化心态和思维定式——极大地抑制了中国统治者与士绅对异质的西方文化的积极意义的认知能力。与善于吸收外部文化的日本的“月光文化”相比，具有“阳光文化”特征的中国传统的主导价值体系在认识异质的西方文化时，就显示出巨大的文化惰性。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早认识到中西文化立国精神的不同的人，在他看来，中西文明立国精神的不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层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互相砥砺，以胜为荣”的文化，这种以竞胜为本位的文化价值渗透于各个方面。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止足为教”“相安相养”“防争泯乱”为本位的文化，这种立国精神上的根本差异，反映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层面，就是“禁非有余，而进治不足”。当西方“竞胜性”文化与中国“防争泯乱”的文化相拮抗时，后者就必然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其次，一旦中国面临来自西方侵略而形成的日益慎重的危机而产生要求变革的愿望时，由于在长期封闭的、大一统的体制下的中国人（从士绅、官僚到一般下层民众）基本上受的是同样的文化训练，经受的是同样的文化冲击，视野、态度也大多雷同，社会文化的水平很低，价值与观念态度的多元化程度很低，各种观念、价值与政治主张之间缺乏制衡与缓冲，其结果是，一种思潮成为主流，就会压倒另一种思潮，也就是一种倾向总是“掩盖”与压到了另一种倾向。一种思潮崛起，大多一呼百应，形成两极化的震荡现象。恰如严复所言：“至于事极而返，则横议蜂起，溃然如堤堰之决。居上者欲捧土而彰之，而世风民气，遂不可问矣……”严肃所揭示的这一特点，对于理解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陷入两极震荡具有重要的意义。
蒋廷黻曾惊世骇俗地指出，鸦片战争最大的不幸恰恰是没有让林则徐继续指挥这场必然失败的战争，以致让中国保守而虚骄的士绅官僚阶级继续凭依那种虚幻的理由，无所作为地度过了此后二十年的宝贵光阴。而这一段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恰恰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剧变的基本分界线，恰恰就是距今一百多年以前的甲午战争。作为历史剧变的起点，它与过去最根本的区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而持续的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形成一种强烈而亢奋的变革动力，它引导着中国人更为主动地参与体制变革。这种由于危机感而引发的自觉的变革意识与整治行动结合起来，使人们能动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运动。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由人们的群体性的自觉意识参与的政治变动时代。
在士绅官僚中广泛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只有通过更积极、更广泛的变革方法求得生存。这种新的政治共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所不曾有过的。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例子是，参加强学会的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青年知识精英人物，而且还有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身任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要职的高层官僚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为强学会的会员和赞助人。而强学会是自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清朝高度专制体制下，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并由各级官员资源参加的新型组织的出现，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翁氏退出政治舞台出于什么原因，这一点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翁同龢退出后留出的政治空间由康有为来填补，从而使光绪与激进的变法派之间结合为一体，并不再受到变格派阵营内部有效的制约。这是戌戊变法不断走向激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时的著名经学家、对变法一直抱同情与支持态度的开明人士皮锡瑞也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学理上说“武断太过。谓周礼等书皆刘歆所作，恐刘歆无此大本领。既信《史记》，又以《史记》为刘歆私蹿，更不可据。”后来，就连他最亲近的学生与同志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
如何处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对于变法能否顺利进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位太后对年青皇帝作出的任何举措，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正因为如此，尽可能地减少太后对皇帝的猜疑与不满，防止保守派与太后之间结合成政治上反对光绪改革的政治联盟，是在清王朝集权体制下从事改革这一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这是确保变法成功的重要的约束性条件。
然而，康有为却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他拒绝采取翁同龢“调和两宫”的主张。可以说，这是康有为在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
当孙家鼐问及，变法千头万绪，无一不需经费，而国家财政只有此数，何以应对这一问题，康有为竟轻易地回答说，这件事根本无须担忧。英吉利不是正垂涎西藏而又不能得到吗？如果朝廷果能弃此“荒远”之地，可把西藏卖给英国人，得个好价钱。有了这些钱，哪有新政缺钱的道理。孙家鼐由此而意识到康有为的“诞妄”，而预料到康有为是难有变法的作为的。此外，康有为还授意洪如冲，由他提议中国与日本合为一邦。
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的风险与危机程度，可以用这一变革过程中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政治对峙程度，也即“两极化”程度来衡量。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建议“请皇上奉太后巡行中外，先自日本始，体太后之意而变法”。而保守派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骙等认为，日本历来多刺客，让皇帝出访日本，无疑会使皇帝置身于危险之中，李鸿章被刺就是前车之鉴。他们认为王照“此议荒谬，万不可行”，因而掷回原折，不肯代递。王照起而抨击怀塔布等，于是引起冲突。光绪帝以礼部堂官“壅蔽言路”，而于一日之内下令将怀塔布等六人全部交部议处。“同日罢尚书侍郎六人，堂部为之一空。”“浃旬之间，内外大臣重足而立。”
事实上，光绪的这一做法，从常理上说，也颇为过激，因为怀塔布拒绝代递王照奏折的做法固然是错，但他们基于皇帝的安全考虑而否定王照奏折的理由，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更何况，被罢官的礼部侍郎四人与王照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
王照事件的发生，使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梁启超在《戊戌变政记》中指出：“礼部全堂被斥，守旧大臣皆怒，至是咸怀震动之心。荣禄变惧不免，于是祸变促矣。”
怀塔布事件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不满开始表面化，她认为光绪办事操切，性情爆裂而且处理政务的能力极不成熟。皇帝请安时，太后表现出明显的冷漠与不满。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提出开设制度局的设想，即仿照南书房、会典馆之例，妙选天下通才数十人为修撰，派五大臣为总裁，“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在《明定国是诏》发布以后，光绪皇帝破格召见康有为，康氏则利用这一次机会，再三强调开制度局的要求。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康有为设想的制度局职掌十分重要，包括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订立法典。
七月二十八日，光绪携带谭嗣同拟好的开设懋勤殿的旨稿，前往颐和园向太后请旨。这时谭嗣同才真正意识到“今知皇上真无权矣”。而这时几乎京城市民都知道了这一件事，而太后圣旨仍不下达，于是人们都纷纷猜想到事情严重。
康有为后来在日本曾为其失败了的政变进行辩护，当时，人们对他的一项主要的批评是，在没有真正得到实权之前，变法者“必宜隐忍”而不应轻举妄动。他为自己辩解说：“既能忍之，九月阅兵，亦卒于废立矣。”
从总体上来说，戊戌变法是在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其臣民中还具有相当的合法性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皇帝的权威资源，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一场变革运动。它如果取得成功，中国就有可能采取开明专制的现代化模式来推进中国的早期现代化。
戊戌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一方面，康梁的基金变法的失败，引起了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消耗者。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的命运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如果说，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清王朝通过传统权威形式来推进现代化的前两次选择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则是这个传统官僚专制国家力求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历史选择。
1902年1月19日（辛丑年十二月十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又一次颁布了明确宣布清廷变革意向的诏书。慈禧本人最为宠信的军机大臣荣禄对促成这份诏书的发布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份诏书标志着清政权从庚子事变时期的极端保守政治倾向向改革的政治倾向的基本转遍，诏书的发布也标志着此后十一年的新政的开端。人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份诏书，来了解清廷在庚子事变后作出新的政治选择的思想动机，以及清廷统治者为改革所限定的一些基本原则。
从1901年发布变法诏书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前后，这五年间的辛丑变法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提呈的“江汉三奏”起到了相当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期间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以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汉三奏”与袁世凯等大员提出的新政建议为基础的。
这种立宪思潮对清末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由民间和海外的士绅知识分子鼓吹和提倡的立宪主义思想逐渐受到权贵中的改革派人士与清政府中部分高层官员的积极响应，从而在社会各阶层中逐步形成“立宪救国”的舆论。其次，民间和官方的立宪派通过不同的渠道对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施加影响，促成了清政府于1906年把筹备立宪作为既定国策确立了下来。此后，新政也就进入了以立宪为主题的新阶段。
宪法（Constitution）是近代西方历史的产物。立宪制度是这样一种制度：宪法是作为对于政府的一种有效的和重要的制约机制而存在并起作用的。在立宪制度下，治理国家的人们必须受立宪各项条款的约束。宪法是政府和执政者行使权力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
立宪主义认为，法律（low）是高于一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宪政府也被称为在法律约束下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众所周知的是，英国、法国与美国这些西方早期民主政治国家的立宪运动与成文宪法的制定，都是受到一种精神与思想的主导，也即是为保障国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来对抗国家权力的滥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西方，宪法原生的含义是把国家与政府的权力限定在一定的边界之外，以此来保障社会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这正是立宪所内含的基本价值与理念。
可以说，宪法之所以确定国家行政权力的权限，并不是出于行政权力运作本身的需要，而是出于限制这些行政权力，以避免这些权力被当政者滥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历史上的立宪主义决不能单纯理解为某些思想家基于某种政治理念的人为的设计，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市民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的社会产物。
以君主立宪政体而论，当西方各国的市民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就自然要求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君主一方面享有相当的政治合法性权威资源，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各种因素，不得不向这种新兴的政治社会势力作出让步。于是在君主与市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某种力量均势。双方通过宪法作为政治上的契约，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的限定，并通过这种契约规定来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
西方立宪政治固然具有整合社会秩序、凝聚社会各阶层的人心、调节社会集团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的效能和功用，但这种制度结构与其所表现的效能之间的因果关系，有赖于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存在才得以成立。
立宪的本质是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形成的契约。而这种契约规则之所以能对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起到规范与制约行为的作用，取决于一些列条件。例如，市场经济关系相当发达，市民阶级和中产阶级相当成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公认的游戏法则、规范、价值和契约关系能够被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国民的教育文化程度较高且普及，传统上形成的君主权威合法性的神话魅力对国民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从而在君主与国民之间形成互容性的关系，等等。只有在上述各种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宪法作为具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的法规才可能被人们普遍遵守并发挥作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是以这种契约关系作为社会纽带的典型的政体。
上述这些条件并非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成并相互依存的。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中国近代的立宪思潮与西方的立宪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跨文化研究中，人们会发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生活在一种文化中的人们，他们往往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带着自己文化中出现的问题和对自身困扰的关注，对另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发生兴趣并渴求了解的。人们力求通过认识另一种文化，来为自己文化中的问题寻求解决的途径。
如果说，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鼓吹立宪政体文章，在形成立宪运动的舆论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以驻法公使孙宝琦为首的一批使臣，于日俄战争爆发后的联名奏请立宪，则首先发起了敦促清政府走向立宪改革的运动。这份奏议正体现了士绅与民众中因受日俄战争刺激而振奋起来的立宪思潮的以上两方面动机。正因为如此，这份奏折一在报刊上发表，就立即引起社会上重大的反响，立宪问题从此开始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
孙氏在这份奏折中，首先提出，庚子以后政府采取的变法措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效，乃是由于整个社会缺乏上下一心共扶危局的精神，而日本却由于在明治六年（1872年）确定为立宪政体，此后又宣布了宪法，从此以后，军民上下一心，形成牢固不摇的基础。
孙宝琦认为，根据他对各国的观察，凡是立宪的国家，均可由弱转强，由乱寝治。因为在这种政体下，合通国之民共治一国，哪有不强的道理？反之，君主孤立，民不相亲，国事必然日危。
孙氏把日本和英国与德国作为立宪的楷模提出之后，又进一步指出，日本主动地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立宪，实在是顺而不逆，安而不危。这种方式非常适合于大清王朝。因为它既可避免自下而上可能带来的动乱的危险，又可达到保存邦本、固结民心的致治目标。最后，孙氏等人请求“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
这份奏折以立宪政体具有“固结民心、共扶危局”的功效，作为中国应实行立宪政体的根据。这一点可以说是甲午战争以前的议会论者一脉相承的。除了论及立宪的必要性之外，该文又以日本自上而下的立宪成功来说明中国立宪也可望取得同样的成功，并最先向清廷正式提出更改政体的建议。
在亲贵立宪派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端方。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他虽然并不出身显赫的贵族，但却是一个颇为精明能干的并深受慈禧太后本人信任的满族大员。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主持当时主管实业的农工商部，并因同情变法而受到过牵连。后来又支持过张之洞的改革计划。
庚子事变慈禧“西狩”时期，这位当时的陕西布政使由于拱卫周备而深得太后宠信，1904年调任江苏巡抚。长期以来，他就与流亡于海外的梁启超保持着书信联系。日俄战争爆发后，朝廷还采纳了由他首先向慈禧太后本人提出立宪建议的。可以说，端方是清末满族权贵中思想最为开明并对最高当局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1905年，慈禧太后在召见这位宠臣时问道：“新政皆已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端方说：“尚未立宪。”慈禧此前似乎还不知道立宪是怎么一回事，要他解说什么是立宪。端方以最投其所好的方式告诉太后：“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据记载，这一解说使太后“颇为动心”。次年，端方奉命与载泽等出国考察政治。据说，慈禧称赞他的才智抵得上出洋使团所有其他官员合起来的才能。
大体上，可以根据当时中国人在立宪问题上从保守到激进的程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守旧的原教旨的保守派，以柯劭忞为代表。这种人发对一切变革，主张通过返诸内心，通过回到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人心不正的问题，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国危机的基本出路。
第二类是立宪缓行派，以于式枚为代表。他们把中国的民众看作是在政治上尚不成熟的群体，主张中国在现阶段采取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启蒙专制主义”，通过强化清政权的政治权威，综名核实，整饬纲纪，发展教育，扶植工商业与其他现代实业，使政府在变革与实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类似于日本明治初期的“监护性的国家”。
第三类是“钦定宪政派”，以载泽、端方、戴鸿慈、达寿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通过清廷颁布的限制民众与社会团体的自由的宪法，来实行日本式的立宪政体。“大权归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一自相矛盾的名义，便成为他们自以为可以既总揽大权，又可调动社会民众政治积极性的两全方针。
第四类是“协定立宪派”，以梁启超、杨度、熊范舆、张謇为代表。他们主张实行英国式的国会，由国会与君主共同制定一种协定宪法，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来防制君主的权力。他们认为，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与动员，是实现中国的开明专制所必需的条件。
第五类是“民主立宪派”，以孙中山、陈天华、汪精卫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排满革命”，推翻满族专制政权，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立宪。
从以上几种政治主张的比较来看，除了第一类属于极端保守派以及最后一类属于体制外的革命派外，其他三类均属于清末新政体制内的政治变革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中国应实行开明专制，但他们的开明专制主张在内涵上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立宪缓行派的开明专制主义，相当于明治维新初期的启蒙专制主义阶段。他们主张最低限度地动员社会势力进入政治领域，并主张尽可能地运用君主支配性权威，来实行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钦定立宪派的开明专制主义，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后期，即立宪专制主义阶段。而协定立宪派的开明专制主义，则相当于英国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以后得君主立宪制。
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表明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分配过程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流动。由于科举制已经相当制度化，中国社会很少能看到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数百年乃至数十代延绵不绝的世家贵族。根据统计，宋代一半以上的进士，前三代没有人任过官。明代两千多名进士与两万多名举人的家世资料表明，明清两代有43%的士绅出身于贫寒家庭。“世家无百年之运”，作为社会精英的“君子”所享有的稀缺资源的非连续性与“五世而斩”的代际更迭，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较高频度的社会流动性的具体写照。
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在社会精英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无论是西欧的领主封建社会，日本的藩封制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闭性的阶级等级制度，从而都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如此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自隋唐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经过多次的朝代更迭与“以马上平天下”的非汉族统治，而始终能保持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乃是因为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必需依靠士绅官僚来实施其对社会的治理。而在科举制的铸模中，士绅阶级则已经是被儒学规范定型化了的阶级。他们在文化价值上有着同样的“基因”，他们可以在为任何统治者效忠的过程中，像春蚕吐丝那样，不断复制出同样的文化价值。中国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代那种文化上的多元化，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连续性与顽强的生命力，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可以从科举制度这一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解释。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这种社会整合机制支配下的国家和社会建制，以及这种建制下的中国士绅官僚精英阶级，是无法应对民族危机和现代化挑战的。大多数科举出身的中国近代士大夫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客观认识水平，例如在甲午战争前后，梁启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居然无法在堂堂北京书铺求购到一张世界地图。在日本，福泽谕吉在1866年出版的一本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立刻在日本销售了二十五万册之多。而在中国，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江南制造局从1865年开始译有关西学的书籍，此后三十年中，全部销售量合在一起，总计不过为一万三千册。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日本同时期人口仅为中国十二分之一，其土地面积仅为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这一对比就更加发人深思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型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消极面的批判乃至愤怒声讨，可以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对作为这种整合机制的基础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便成为清末新政的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学堂则称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
载沣成为摄政王这一点，与俄国最后一个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的情况惊人地相似。1894年继承亚历山大三世皇位的尼古拉二世，具有某些吸引人的个性，如简朴、谦和与对家庭充满友爱，他是一个颇有教养的俄国沙皇，但这些积极的个性在当时危机深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并无多少裨益。危机时代需要的是顽强、果断、灵活、眼界开阔与富于政治魅力的治世之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俄国，只有另外一个像彼得大帝那样的俄国沙皇，才能拯救罗曼诺夫皇朝和帝制俄国，而尼古拉绝不是这样的君主。同样，清王朝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也是如此。
载沣在罢斥袁世凯之后，又进而排斥铁良，这样做也同样是为了巩固自己原先十分脆弱的权利地位。铁良在旗人中是比较干练而有见地的人，他对于陆军问题也曾埋头进行过研究。据说，他在军事知识方面并不亚于袁世凯。除了袁世凯，只有铁良尚能调度北洋新军，他在满族权贵中也是比较又头脑的人物。然而亲贵中的反奕劻派一致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主要心腹，只有除去铁良，才能避免奕劻继续保持朝政大权。满族权贵内部出现的这种权利倾轧，使慈禧以后得清末统治集团，以牺牲满人统治集团自身的统治能力为代价，来求得弱势集团地位的进一步稳固。
杨度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人中对宪政制度认识得最为深刻透彻的权威学者，而他对立宪政治的认识就是如此简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发表《金铁主义说》以来，杨度就把召开国会视为“惟一救国方法”。在与革命派进行斗争之时，杨度则以“召开国会”为号召，来争取国人的支持。杨度认为，要号召国人，口号与方针就必须非常简单直截。而召开国会，就是这样一个合乎简单直截原则的政治目标与口号。
正是在杨度这种思想主张的影响下，1909年秋后，士绅立宪派就开始发起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09年11月，由江苏省咨议局发起的、有来自十六省的五十五位代表参加的“请愿国会代表谈话会”在上海举行，决定派出三十三人组成的请愿团赴京请愿。1910年1月，代表团由直隶议员孙洪伊领衔，向都察院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于一年之内召开国会，但被清廷断然拒绝。
事实上，不少士绅与商民力求把铁路筑路权收为民办，并非出于单纯的爱国动机的驱使，相当一部分地方商绅，把兴办铁路看作一桩一本万利地捞取好处与发财的大好机会。由著名的劣绅王先谦于1905年冬组建的“粤汉铁路筹购地公司”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从这公司后来的历史来看，正是这些绅士试图借此机会，尽量把自己的亲朋故旧安置在一个拿钱吃闲饭的职位上面。”根据一份报告，王先谦虽然以爱国为号召，要求全省绅民购买商办铁路公司的股份，而他本人恰恰却不愿再公司出资购股。其理由是，作为经理，他理所当然接受免费“千股”。这种肮脏的动机，当地的报纸都曾予以披露和责难。
盛宣怀。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盛宣怀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营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还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历史学者以往均认定，清政府的铁路筑路权从允许商办改为收归国有，就是出卖国家主权，就会如同保路运动派所称的“路亡国亡”，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这种国有铁路也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事业中的常例。俄国在19世纪60年代，铁路多数是私人公司建造，直到80年代以后，政策则变为由政府承建，把民办铁路赎归国有。德国、日本、墨西哥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均有过允诺商办，然后又改为国有的阶段。
清议，从字面上理解，指的是公正不阿的舆论力量。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早指的是乡里与学校对官吏的评议。它基本上包含着两重意义：一是遵循并效忠于刚正的道义原则而形成的议论；二是指在野的负有时望的人士对权贵的抗争态势。清议对政治权贵的抗争，主要不是通过对上层政治人物的私下游说活动来影响政策，而是通过社交集会和发表文章、通过奏折以及地方舆论形成的压力，来影响政策。可以说，清议是中国特殊的文化历史条件下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方式。
清议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因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参与为基础的，而士绅阶级以儒家的道德理念与原则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
19世纪70-80年代，清议的矛头是指向西方文化更为务实的洋务运动。由于在对洋人的关系上，洋务派主张更为务实与“妥协”，更强调“事功”而不注重“道统”，这就使坚守儒家道统原则的清议派人士，把洋务派视为是“邪党”。郭松涛认为洋人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夷狄”，主张与洋人真诚相处，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与西方的争端，主张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对西方文化采取同情的理解的态度，这些均被清流党人士视为违背组训与儒家原则的背逆行为，从而受到清议的非难与抨击。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最终失败了，清王朝也引火烧身，随之崩亡。但这并不意味着铁路国有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用民国时人们的说法，在清末“民气尚固”的情况下，铁路国有只是“时会未至”。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考察，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推行这一政策。
然而，对于一个从事交通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来说，铁路国有乃是历史的基本趋势。民国政府在建国伊始，就继承了被它所推翻的清王朝的未竟之业。
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也即清王朝崩亡一年多后，民国交通部就提出了接收湖南商办铁路为国有的政策。其基本办法与清政府几乎如出一辙。然而，这时的商办派士绅商民们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不再像一年多以前那样，高呼“路亡国亡”的口号来拒绝铁路国有。他们已经大大地放低了自己的要求：只求“股本有着”就可。
与清政府不同的是，此时的民国交通部却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收购商办铁路的股本。经过协商，最后确定仍然按原先清政府川路成案分年摊还，而摊还期则长达十五年之久。与民国政府相比，清政府原先提出的以现款赎股方案，对于商办铁路公司股民来说则远为优惠多了。
股民们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了。他们不再向新政府提出过高的要价。正如当时一位铁路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凡有识者，均晓然于商股之无望，国有之易期。至是乃水到渠成，一一如议。绝无抗拒。”
事实上，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清政府当年不是急切地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地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那么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其结果将是，用不了多久，各省商办公司在已经破产或者即将破产的压力下，将会主动地要求政府收购路权而实行铁路国有。人类的非理性的激情居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变动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本案可以提供一个主动的实例。
美国学者布莱克曾指出，日本仔国际关系中没有经历过不时出现的严重的危机，因此，也就不需要进行突然的和彻底的更新，所以，它的政治制度是逐步发展的，没有急剧的变化。新的重大的改革往往在地方试验了多年之后才在全国范围内从容地进行，旧的制度往往也并不抛弃。在日本，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渐进性是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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