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这些年

林语堂认为，大师带学生往往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沙龙里，抽着大烟斗闲聊，烟雾缭绕中就把学生熏陶出来了。
传媒大师麦克卢汉说，在欢乐嬉戏中我们恢复了整体人的天性，而在工作和专业生活中，我们只能用上人的一部分天性。
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是在电视的帮助下，在激烈的竞选中最终胜出的。
从那时起，电视人舍恩布伦将美国总统竞选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电视事件。
从那时起，世界上的所有大事都变成了电视事件。
现场口播，欧美早已有之。1940年9月21日傍晚，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在“二战”中的德军轰炸现场，望着侵略者疯狂的机群，站在伦敦一间民间的屋顶上说：“你好，这里是伦敦……听！这猛烈的、冷酷的爆炸声。”
这句话后来成了世界名言。爱德华·默罗成为电视记者心中的英雄。
1965年，57岁的默罗死于肺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纽约总部至今挂有一块献给他的牌匾，上面写着“他树立了无与伦比的典范”。
日本记者说，挨过饿的一代是最有爆发力的一代，他们埋头苦干的力量是任何一代人都无法企及的。
有一则古老的故事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仰观天象，一不小心跌进坑里，他的女仆把他拉出来后说：“您只顾仰望天空，怎么能看到脚下的土地？”泰勒斯对这句富有哲理的话大为惊叹。但是，两千多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这句话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说：“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黑格尔的意思是，绝不要轻视仰望高空的人。一个民族有了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只关心眼前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便没有未来。
在STAR TV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和“亚视”。当时的人们认定，这个弹丸之地只能容纳这两家免费的无线电视台。现在STAR TV要横插一扛，简直是往人家喉咙里扎钉子。何况这两家电视台各有大老板撑腰：无线有利氏家族和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百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在商言商，在重大利益上没有谦谦君子。
东交民巷距离天安门一公里，是明清两代“五府六部”所在地，清乾隆、嘉庆年间曾有“迎宾馆”供外国使臣居住。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完，这里有了英、法、俄、美等国使馆，1901年后改为使馆街，共有11个国家在内设立联合行政机构，还设有美国花旗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日本正金银行及教堂、医院等。
中国打开自家大门的那一天，不客气地说，刘长乐这一代“50后”的人生观被冲得七零八落。幻灭的痛苦，如波德莱尔的诗，“思想就像被洪水冲刷过的墓地，大大小小布满了墓穴”。
其实，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疯狂涅槃”的说法。这一说法，是郭沫若为了歌颂“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把埃及（一说希腊）神话里的“不死鸟”（Phoenix）自焚后将灰烬放进蛋壳，飞送到太阳神祭坛上再生的故事加以改造，结合中国佛教“涅槃”的转世说而创造出来的概念。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如是说。
作为时代与社会变迁的隐喻，诗人暗示了城市是世界权力与财富中心。
有人说，卓越的人有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它们分别代表着生存、生活和责任。
志不坚者智不达。——《墨子·修身》
美国传媒学家尼尔·波兹曼说，由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波兹曼的成名之作就命名为“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封面上画了四个围着电视而坐的人，他们只有身体，没有脑袋。
波兹曼认为，电视是对思考和阅读的哀悼，电视弱化了人们的思考能力，阅读的理性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静海寺位于南京城西北部狮子山下，因明朝皇帝朱棣为褒奖郑和下西洋的功绩而建，又因1842年8月清政府在此与英国政府议约而蒙羞。
白晓燕命案
多年之前，一个法国教授说过，一个民族不够老，不会懂得吃臭。而臭里面却是文化的另一种期待。当最腐烂的东西也必须吞下午的时候，当生命最底层、最本质的东西被撞出火烙般的永不消退的印痕时，距离璀璨的发生已不遥远。
《狮子山下》是香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较困苦时候的一部电视剧，其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2002年的时候，因为香港的经济部很景气，财政赤字严重。《狮子山下》主题曲又被香港人重新传唱，朱镕基参加香港世界会计师大会的时候，居然把很长的歌词背了出来。
《北大缤纷一百年》是凤凰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题片。
按世俗的理解，韦驮菩萨在庙里是管财物的，一般立在佛陀像的里面，如果他手中的韦驮杵扛在肩上，表示寺庙是大庙，可以招待云游的和尚免费吃住三天；如果韦驮杵平端在手中，表示这个寺庙规模中等，可供云游的和尚免费吃住一天；如果韦驮杵立在地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小庙，不能让和尚免费吃住。
凤凰会馆可以说是凤凰卫视的“娘亲”。还没有凤凰的时候，这里已经开张了，大量的筹办工作都是在这里秘密地进行。这幢小楼几乎见证了凤凰卫视的全部历史。
凤凰卫视在内地的广告销售、电视制作、政府公关、网络宣传都集中在凤凰会馆。随着凤凰卫视在中国内地呼声日涨，这幢小楼也从门可罗雀到门前汽车挤成一堆，经常堵塞交通。
有人总结了50位中国亿万富豪白手起家的经历，得出了让人吃惊的结论：脸皮可以撕下来。华为总裁任正非说得直白，只有不要脸的人，才会成为成功的人。
创业的艰难和尴尬、白眼和冷落、忍耐与臣服，往往会把中国人“面子为大”的价值观体系冲得七零八落，它需要一种坚韧、坚韧、不屈的全新价值观，不能玉碎，也不要瓦全，而是直指自己的事业，一切以事业为大。比如被宫刑的司马迁，比如被挖了膝盖骨的孙膑。
毛泽东有一个经典之论：“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敌人越来越少，同志越来越多。”做广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交朋友。
2009年3月22日早晨，54岁的美军前中校班尼特与妻子正在弗吉尼亚州劳登郡的一处河边公园散步，一辆两侧没有窗户的白色车辆驶入公园，随后公园里传出一阵骚动。白色汽车驶离后，有人发现班尼特被杀，他的妻子受重伤。
这则消息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传说是因为班尼特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有某种关联。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为期78天的空袭，时任陆军中校的班尼特在美国中情局任职。第二年，班尼特安然离职。美情报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说，作为给情报部门提供轰炸目标的军官，班尼特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事负有责任。
美国《洛杉矶时报》当时的报道也印证了班尼特遭解雇的原因。该报在2000年4月8日曾经披露，中情局解雇了一名职员，还对六名职员进行了惩戒，这七人涉及一起“致命事件”。美国官员透露，被解雇的那名官员负责给美军提供轰炸目标，当时他在地图上把“×”画在错误的地方，最终酿成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受空袭的惨剧。这名画“×”的人就是班尼特。虽然美国一名官员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班尼特被杀一事与其军方背景和供职中情局的生涯有联系”，但是，此案的离奇与诡谲让人联想无限。班尼特是真的画错了，还是有意为之，已无从知晓。
学者胡适曾说，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要么就静止不动，要不就盲动躁动；要么就是逆来顺受，要么就是根本推翻，五分钟的热血。胡适还有一个概括，中国人是目的热，方法盲，理想很高远——但怎么达到目的大家都不去想。
成绩不比跑不了，差距不比不知道。
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目中，尤其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国之感。”这表明欧洲文明把希腊看成是自己的文化故乡。
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图腾。
卢克索是埃及主要旅游城市，坐落在开罗以南的尼罗河畔，位于古埃及都城底比斯南半部的遗址上。因为这里很长一段时间是法老时代埃及的都城，所以埃及70%的遗址都在这里。埃及有“不到卢克索，就不了解埃及”的说法。
1997年11月17日凌晨，6名恐怖分子冲下山坡，在距离女王庙（德尔巴哈里神庙）几百米的停车场上，手持冲锋枪大开杀戒。枪案持续了45分钟，致使58名外国游客和4名埃及人当场身亡，另有26人受伤，死者中多数是瑞士人和日本人，还有几对是新婚蜜月中的夫妇。
事发当天，埃及极端组织“伊斯兰集团（IG）”宣布对此事负责。
当地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伊斯兰集团的创始人就是当年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主谋卡拉姆·祖赫迪，此人被称为中东恐怖活动的鼻祖，“卢克索事件”发生时他尚在狱中服刑，并于当年3月在狱中宣布伊斯兰集团单方面挺火。但他手下的中层领导艾曼·扎瓦赫里却反对挺火，为了表达与征服对抗到底的决心，执意制造了这桩局势震惊的事件。
“卢克索事件”导致埃及入境游客数量锐减，从每年500万下降到30万，支柱产业元气大伤。埃及因此产生了一个新行业——旅游警察。
到了约旦，她（鲁豫）想采访国王，竟然对导游说：“我想采访你们的阿卜杜拉国王，你能安排吗？”
导游的嘴一下张得老大。也难怪，如果有个外国电视摄制组来北京，一见北京导游张口就说：“我想采访中国国家主席，你帮着联系联系。”导游一定认为这人有病。但是鲁豫就是这么说的。
好脾气的导游还真有通天的本事，离开约旦的前两天通知鲁豫：“国王陛下明天要去杰拉什开地方会议，我们也许可以在那儿采访他。”
摄制组决定到杰拉什去碰碰运气。导游不知和哪个部门打了招呼，摄制组被允许进入会场拍摄。他一再强调，凤凰卫视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批准拍摄国王开会的外国电视媒体，言外之意，他功不可没。
在横穿了号称富饶文明的整个北印度，面对声名显赫的横河平原时，余秋雨说：“街边街头的景象，普通人群的神貌，比很多文章和调查报告更能真实地反映一个社会的本相。何况，我们并没有故意深入他们的偏远地区。
“当我们发现已经在这个地区整整行进了1500多公里，就不能不作出判断，不管我们尚未抵达的这个国家的首都如何漂亮，辽阔的印度河平原的极大部分，无可掩饰地呈现出一种最惊人的整体性贫困。
“中国西北和西南最贫困的地区我也曾一再深入，但那种贫困至少有辛勤的身影、奋斗的意图、管理的痕迹、救助的信号，但这一切在这里很难发现。因此，惊人的不是贫困本身。”
世界上的许多朝圣者和旅游者，来到佛陀悟道的几处圣地，无不为这里的贫困、愁苦和荒寂所震惊。传说中神圣的横河洗浴，竟让摄制组说出了“我们拒绝说它美丽”这样的话。瓦拉纳西，印度的印度古城，坐落在恒河中游新月形曲流段左岸，经常有数以百万计的男女在这里洗澡、等死或烧尸体。
烧尸体的方法是把尸体用白布裹起来，一路穿过充满粪便和牛群的又脏又乱又闹的巷子，运到河边的码头，架起柴火，一层一层地烧。最上层的是婆罗门阶级，最底层的是贱民阶级，烧好后连骨灰带炭灰都倒入恒河。
河里面的船会将垃圾直接倒入河中，甚至有未火化的尸体顺水漂流。而洗澡的人对这一切仿佛视而不见，每天清晨，他们都会浸入浑黄的水中，洗脸，刷牙（用手指当牙刷），或全身打满肥皂，下水冲洗，没人说话，也没有笑容。
他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佛陀会诞生在这里，两千多年前，佛陀过的也是这种日子，面对的也是这样的贫困，他领悟到，只有接纳一切、忍受一切，通过熄灭欲望，无我无执，博爱众生，才能进入涅槃清净的境界。
这是佛陀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教导人们认识苦难、寻求解脱的主要方法。
文化的构成本身就是世俗的。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美国不生产思想家，生产超一流的企业家、实干家，实力是他们的文化，是他们的凝聚力。中国生产思想家，太多的思想家缠绕在文化的小圈子里生产丝丝线线，专门绊倒大而化之的中国文化，把那些沾染上文化虚空的口头思想家绊得鼻青脸肿，把礼义廉耻绊得至今找不到家门。
那年的沙尘天，无论从次数还是从强度来说，都是中国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中国气象局说，强度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是4月18日至21日的强沙尘暴天气，沙尘袭击大半个中国，西北、华北、黄淮地区和四川盆地都被沙尘包裹得透不过气来。
日本人发明了生产一次性筷子的机器，但是这种机器发明以后，它从来没有吞下过一根日本的树枝，这种机器出口到了中国和菲律宾，吞下了中国数以亿计的大树。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超过60%，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但中国每年向日本出口200亿双木筷，相当于40亿立方米的木材。同时，中国自己也是一个一次性筷子的消费大国，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资源又被白白扔掉。
远山正瑛是日本鸟取大学教授，世界著名治沙专家，9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治沙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内蒙古库布奇沙漠里一个人面对大漠孤烟干了10多年，在行将就木之时，为中国种植了200万棵绿树，治理了数万亩沙漠。
远山正瑛说过一句最伟大的话：全世界的沙漠都可以变成良田。
甘肃的民勤县，是一个正在重复古西域三十六国悲惨故事的地方，在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夹击下，全县沙漠化的土地已占整个土地面积的94%，基本丧失人居条件。“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到处可以看见外出谋生的民勤人，可是民勤却很难找到外地人。老天待民勤人不公，地下水躲在地下300米的地方。即使打出了水，那水也只有适应它的民勤人能喝，外人是不敢碰的。1995年，坚信人定胜天的民勤人打了6000眼机井，平均深度30米，5年后，杜宪他们看到的机井已经深达300多米。那不叫井，那是一只只大地干渴而愤怒的眼睛。
而他（赵群力）驾驶采访日本前首相竹下登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但是，竹下登前往敦煌，在兰州中川机场短暂停留，为了及时赶到机场采访竹下登，赵群力驾驶独闯机场，机场方面对这位不请自来的空中来客大为恼火，扣留了他的飞机。赵群力终于采访了竹下登，但飞机却不准再开。夜里12点，民航方面才派车把他“遣送”回兰州市内。不久，全国的机场都接到了禁止赵群力驾驶飞行器降落的通知。赵群力只好对所有的机场跑道说拜拜，幸亏他的小飞机只需要200米的柏油或砂石路面就可以起飞。
然而，让学者们感到困扰的是，他们百般不舍拼命保卫的东西，当地的民众却不觉得好，他们渴望改变“现代孤岛”式的生活，过上电视里看到的城里人的日子。
凤凰对广东开平老华侨们盖起的碉楼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这些中西合璧的碉楼大部分人去楼空，不清楚其来历与主人。
楼主们半生辛苦，荣归故里，为何又纷纷弃楼而去？
答案只能是从20世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去寻找了。没有太平日子，即使是热辣辣的故土，也终会被舍弃。
现在的人们，则希望用这些上个世纪的建筑招揽游客。
这个地区附近的新会，是梁启超的故乡，研究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先侨义冢”——无主华侨遗骸的合葬墓。
客死异国的华侨骨骸被运回后等家属认领，如果无人认领，就会由当地的慈善机构集体安葬。这些骨灰运回来的时候是用坛子或木箱装着，6美元一个人，一次就是1000多人的骨灰。
骨灰先运到香港的东华医院，然后转到此地。有一处义冢的主碑上清楚地写着葬在此处的尸骨来自美国的旧金山，他们是修筑横贯美国大陆的2800英里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时死去的，死亡总数上万名。
美国人说，这条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都埋葬着一个中国人。这些人在国外辛苦一世，竟然没有任何积蓄让自己回到故乡，只能以这种方式回家。他们还活着的同乡，用送骨灰回家的方式想让他们的灵魂站立，但换来的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在天空中旅行
如果有人告诉你
我已经死了
请不要相信
因为那不是真的
这是法国飞行家兼小说家的圣修伯理的诗。在圣修伯理参加“二战”失踪之前，他的朋友曾开玩笑说：“你已经不会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几次了。”
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里说，只有埋葬了自己亲人的地方，才能作为家乡。
1981年3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点32分，CNN记者报道了美国总统里根遇刺，比其他电视台提前4分钟。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空中爆炸的瞬间，在场的电视台只有CNN。
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出“禁共令”，宣布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活动为非法。CNN对苏联剧变的系列报道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得到这个机会，是由于苏联1989年与之签订过一个协议，允许CNN通过苏联全球卫星通信系统覆盖印度次大陆、东南亚、远东及非洲。
1991年1月16日，海湾战争开打，所有媒体都被萨达姆勒令离境，唯有CNN因为提早数月和伊拉克政府沟通，得以留下来直播“沙漠风暴”行动。CNN用连续17个小时的直播，向全世界展现了他们全新的新闻理念。
CNN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领导人的信息媒介。萨达姆发给世界的一条又一条信息表明，他希望CNN代他向西方说话。当时的美国总统新闻秘书告诉记者：“在报道的即时性和直接性方面，CNN开创了一个传播新秩序。”
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当时有人把失利的原因归结于中韩建交，说这导致朝鲜临阵倒戈，把关键一票投给了悉尼。也有人把失利的原因归结于“台湾奥委会”，台湾也把关键一票投给了悉尼。如果中韩建交推迟一年，或者台湾念及同胞之情，中国极有可能在2000年就拿到了奥运会主办权。
当年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在踏上法国陆地的瞬间，随军摄影记者因为激动，所有照片全是虚的。后来，世界摄影界分析照片时认为，这几张登录的片子不虚就不对了，纷纷写论文分析“虚焦点”的魅力。
新千年开始之时，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在新年演说中，充满热情地模仿着先贤的气势对美国人说：“这是正在升起的太阳！”而仅仅过了一年，“9·11”事件改写了历史，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这件事情的影响，导致美国发动了旨在消灭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
这是奠定历史地位的一次直播。华语传媒的业内人士认为，“9·11”事件对于凤凰卫视来说，犹如海湾战争对于CNN一样，使它一夜成名。有媒体评论说，凤凰卫视能从一个境外娱乐台发展到与央视国家大台抗衡的地位，其成功之道是：善于抢夺“硬新闻”，借重大事件树立品牌。
美国纽约的“世界媒体博物馆”（Media Museum）收藏了世界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对非英语国家的报道，只收藏了两个台的样本：半岛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这两个样本是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发出的声音。收藏的时候，陈晓楠还去参加了仪式，对美国著名的主持人丹·拉瑟做了访问。
从10月7日阿富汗战争开始，就有2000多名外国记者结集在战区边境，其中有CNN的大批记者。但是，最终只有半岛电视台成功地进入了塔利班控制区，不断地播出独家新闻。CNN等在巴阿前线的记者和当地雇员有近300人，每个雇员的薪水每天平均200美元，有时高达500美元，但这一次的高投入却没有换来1991年那样的意外回报。交战双方的尖锐矛盾和完全不可能出现的外交妥协，使CNN没有得到任何商业价值的一手新闻，最后只好以每分钟两万美元的价格向半岛电视台购买新闻。塔利班对半岛电视台的钟情使“半岛”成为此役的大赢家。
决定一个人潜力大小的不是你的知识有多渊博、经验有多丰富，而在于你生长的愿望。凤凰偏爱那些有热情、有能量、有执着个性的员工。只有愿意为所从事的工作燃烧激情的人，才能成为有成就的人。
雪满长安道，空看时光老。
CNN在全球有4000多员工、42个记者站，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CNN的花销是2500万美元，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它的花销超过3500万美元。其他几个西方主要电视台在海湾战争中的花销都超过1000万美元。凤凰卫视虽然花销少一点，但也有300多万港币。粗粗一算，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大战，各电视台的总成本超过1亿美元。
“9·11”事件对整个中国的传媒管理、传媒生态，是一次强烈的震撼，它让官方看到了新闻疏导的积极作用，对中国的证据稳定有积极意义。这直接促使了中央政府下决心创办央视新闻频道——这事与凤凰资讯台关键时刻的出色直播有关。
磨难不是好事，起码也不是坏事，它能给生命一种饱满感、一种沧桑感。
美国的电视两极分化，有非常好看的新闻频道、探索频道、体育频道、时尚频道、音乐频道等等，让人长知识、长见识、娱乐身心。但是也有一些恶俗的东西，比如美国版的“实话实说”节目《杰瑞·斯布林格秀》，找来的嘉宾大多是蓝领阶层，有妓女，有偷情者，有吸毒者，有同性恋，有私生子，有三角恋，不一而足，让这些人对着镜头说出他们的一些隐私，经常说着说着就拳脚相加，或是把衣服脱光了。这类节目美国还真不少，说穿了，就是想尽办法哗众取宠，制造看点，增加收视率。然后，挣到大把的银子。
北美地区华人总数约500万，华人家庭总数约100万户，凤凰节目覆盖人口超过100万，电视收费收视户20万户，均占有1/5的市场份额，是北美地区华语电视台里收视户最多、覆盖面最广的。
就南极考察而言，中国大概在全世界排行第十左右，而这种带有科考性质的电视拍摄，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地理》和法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的水平差不多，我们的装备和水平不比他们差。中国对南极考察的投资相当于美国的二百分之一、日本的百分之一、印度的二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科学家都很拼命，在玩命地干活。
有了飞机，南极点似乎很容易到达，但在20世纪初，人们必须冒死才能前往。1912年1月，英国海军上校斯科特率领的探险队在登临南极点后返回途中，5名队员全部冻饿而死。1992年，一个国家探险队横穿南极，滑雪到过这里，其中一名队员是中国科学家秦大河，他完成穿越了瘦了30斤。
南极有两种天气最可怕。一种是暴风雪造成的白化天气，也称为牛奶天气，四周天地皆白，像一道幕布，车开进去，人走进去，立刻什么也看不见了，感觉是往天上走。遇到这种天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原地不动，否则，可能会掉进冰缝或海里。
另一种天气就是暴风雪。南极的风被称为杀人风，它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法国人在南极曾经测到每秒100米的飓风。要知道，每秒82米的风已经是12级台风的2.5倍风速。从1984年到1987年，南极死亡的16人中，有11人死于暴风雪，其中一人的死亡地点距离出发地不过10米。
而生长在热带雨林中的马瑙斯小城，更让人百感交集。这个16世纪时的巴西西北部印第安人村落，在1825年被定名为马瑙斯，1850年成为亚马孙州首府。大约在100年前，马瑙斯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原来，这里曾是地球上唯一生长着橡胶树的地方，当地人用橡胶做成一种小球当玩具，而西方国家很快就发现了橡胶的奇异功能，做雨衣、做胶鞋、做汽车轮胎……媒体的渲染使玛瑙斯顿时紫气东来，只见那富商云集、财源滚滚、万头攒动。那里一个小小的市场竟然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设计的，城里的亚马孙歌剧院至今还能够与欧洲任何一个歌剧院媲美。橡胶富商为了在雨林中盖这家歌剧院，一砖一瓦都从海外进口，圆柱和铁栏杆都是美国货，幕布和美术吊灯是法国货，大理市则从意大利进口。马瑙斯俨然成了世界大都市。马瑙斯的人们对这一点也毫不怀疑，他们的美梦随着财富一同生长。
然而好日子竟短得如一股轻烟。
1876年，狡猾的英国人魏克汉九死一生，从亚马孙河热带丛林中采集7万粒橡胶种子，送到英国培育，然后将橡胶苗运往新加坡、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殖民地试种成功，马瑙斯的价值顿时荡然无存，气泡一样升起的五彩缤纷又气泡一样消失，在20多年后，复归为和原来一样的小城。到1940年的时候，人口还不到7万。
歌剧院沉寂了，没有人会在这里上演歌剧。
厄瓜多尔，是西班牙语“赤道”的意思。厄瓜多尔的圣多安东尼奥镇，立着赤道纪念碑。甬道正中，一条直直的黄线标出了赤道线。摄制组的全体成员手拉手从南向北同时踢出腿，迈过黄线，象征他们进入了北半球。
最早的赤道纪念碑1936年建在一个印第安村子里，建碑的初衷是纪念印第安人最早为测定赤道线所作出的贡献：3000多年前，印第安人发现每年有一段时间房子根本没有影子，他们意识到，没有影子的原因是太阳从头顶正上方走过。
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来帆出江中，去鸟向日边。
许多研究表明，在企业业绩上升过程中推行变革，付出的代价是最低的。等到业绩下滑，在逆境中被迫进行变革，就会成为一场非死即活的大赌局。
反响最大的记录片有两部：一部是讲华人在日本做皮条客的《活在东京歌舞伎町》。日本歌舞伎町内有5000多家酒吧和色情场所，是日本著名的红灯区。
另一部是讲留学生问题的《失速青春：奥克兰中国留学生的生存现状调查》，片子绘制了一幅在奥克兰的中国留学生的群像，反映了当地中国留学生酗酒、飙车、沾染暴力的一些问题，是《唐人街》中争议最大的一部片子。
对于一些地方官员来说，他们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处事态度。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处理公共危机，只学过反话正说，把一些负面消息赋予积极的意义，以安抚百姓情绪。如报道矿难，不去分析如何发生、责任在谁，而是宣传如何积极有效地奋勇救人、救人行动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这是机制导致的价值观畸形和思维定式，所以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们。
邓文迪是老默同志的第三人妻子，中国人，出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8年，原名邓文革。她生在济南，长在徐州，曾经是徐州市第一中学排球队的队员。她的名言是：“我是一个积极进取凡事追求完美的人。无论做什么，我都尽心尽力。在家人和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总是随时伸出援助的双手。”
社科院的日本问题专家、曾经提出“政冷经热”概念的冯昭奎成为最终人选。
在中国的媒体上，用电视直播的方式来听取日本人观点的机会非常稀少，不管事左翼、右翼还是中间的。而在日本，很多电视台都会直播中日双方的学者或当事人探讨中日话题的节目。前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原驻日大使陈健以及多名中国的教授学者都在朝日电视台的《周日时政论坛》节目上表达过观点。应该说日本媒体开放程度要高一些。
多年以前，在台大文学院印度近代史的课堂上，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老师，要学生交出笔记给他看看。全班都交了笔记，可是一个学生却叫不出来。老师问他：“你怎么没有笔记？”这个学生说：“笔记是中学生抄的，大学生不抄笔记。”这位老师有雅量，欣赏特立独行的学生，给了不交笔记的学生最高分。
这位老师，是台湾大学教授吴俊才。这个学生，是李敖。
早年李敖是胡适的粉丝，认定胡适是真正的文化旗手。他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湾著名杂志《自由中国》的创办者，名声如日中天，但李敖认为自己很快会超过此人，而胡适却如大海，要浩瀚丰富得多。胡李二人第一次见面时，胡适笑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海了解胡适之！”意思是我胡适自己写的东西都忘记了，而你却如数家珍。李敖颇为得意地认为：胡适“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
截至此时，伦敦77连环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的创伤已经明朗化，四名“人弹”都是年轻的穆斯林，其中三人是巴基斯坦裔英国人，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他们受基地组织的直接指挥。爆炸共造成52人死亡、700多受伤。成为“二战”以来伦敦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大规模袭击事件。
凤凰卫视在海外办电视台，欧洲台是第一家。
欧洲台的前身，是香港徐展堂先生创办“欧洲东方卫视”，英文缩写是“CNE”。
徐展堂是实业家和文物收藏家，他热心文化事业，在大陆和香港有很好的口碑。欧洲东方卫视设在英国伦敦，1992年开播，每天播出4小时的华语节目。节目的来源，主要靠徐老板的人脉，让大陆各省电视台免费提供。节目的名字带有很强的地域区，如《上海滩》《北京之窗》《看江苏》《中国四川》《今日广东》，等等。由于缺乏整体的谋划和运作，CNE的影响力不够，基本上享受不到媒体待遇，遇到大事根本采访不到当地的主流人群。
1998年，东南亚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香港被重创，徐展堂本人的资产几乎被腰斩。在这种冲击下，CNE的财物困境凸显，不好办下去了。
刘长乐与徐先生是好朋友，听说了他的难处，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欧洲是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着100多万华人，凤凰卫视理应在这里发声。但是也有不同意见，因为从经济角度考虑，虽然欧洲华人不少，但是居住分散，没有主要聚集地，所以电视台盈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但是刘长乐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果在欧洲没有一家华语电视台，似与大国身份不相符。欧洲也是世界传媒列强的争夺之地，其新闻事件往往引起世界的关注，凤凰在欧洲办台可提升影响力，而且在不远的将来，欧洲台可以与即将创立的美洲台播出同一套节目，节省大量的制作费用。
1998年8月21日，凤凰卫视欧洲台启播，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邵文光担任台长。
职业精神是一种内心的力量。一个人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人一生的成就。
NHK是日本公共电视台，没有广告，每个家庭每月须支付100元人民币左右收视费。
2008年8月，《凤凰周刊》的一位编辑在网上发现了这一线索，派军事记者钟坚进行采访后，刊发了《北纬三八线以南被遗忘的志愿军遗骸》的长文，这是中文媒体对在韩志愿军遗骸的第一次深度报道。文中提及，韩国在“韩战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中，找到180具中国志愿军遗骸，遗骸被葬于坡州“敌军墓地”。
俄罗斯红肠上的无名烈士墓，火炬常年不熄。不久前，俄罗斯军方在边境小镇伊万哥罗德举行庄严隆重的仪式，迎接爱沙尼亚交还的“二战”阵亡苏联军人遗骸回国，将其安葬在家乡。
美国国防部每年专门投入1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并建立了一个由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拆弹专家、老兵与DNA鉴定专家等组成的“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只要发现美军失踪将士的遗骨线索，必不遗余力，尽力搜索运送回国安葬。一位美国领导人曾说：“搜寻失踪军人的遗骸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践行。”
中国政府已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有关工作，将以实际行动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据不完全统计，境外中国烈士墓设施有200多处，分布在朝鲜、韩国、俄罗斯等18个国家，安葬烈士20万人。目前，这些烈士墓设施状况堪忧，有的荒草丛生，有的破损严重，有的无人管理；缅甸的远征军数万阵亡将士墓已经损毁殆尽，无处寻找。今后凤凰卫视将配合政府，不遗余力地查找海外中国军人遗骸，修缮他们的墓地，以告慰那些逝去的英烈及其家属。
举目四望，当时国内四大综合门户网站的凶猛势头无人能敌，腾讯、新浪、搜狐、网易占中国综合门户营收额比例高达76%，广告收入占据整个门户网站广告市场96.2%。综合门户网站的格局似乎已经是铜墙铁壁，无缝可钻。
美国人罗伯特·鲁宾写过一本书《在不确定的世界》。他说，生活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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