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二十自述》，是他20岁时写的，那时他还是安徽省的一名在读的学生。
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新年伊始，21岁的李鸿章来到北京。这时他也作了一首诗，摘抄如下：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根据最近的统计，中国这一时期（乾隆盛世）的GDP占了世界整体的三分之一。
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人有了饮茶的习惯，产生了大量的茶叶需求。特别是1874年，英国实施了减税法，将茶叶进口关税从100%以上降低到10%左右，英国的茶叶交易异常火爆。
3月11日，和吕贤基一同南下的李鸿章，十数天后到达了宿州，成为前漕运总督、时任署理安徽巡抚的周天爵的幕友，开始接触军务。幕友类似于私底下请的顾问，并不是正式的官职。在清朝，几乎所有不熟悉当地情况和工作的官僚，都会雇佣这些人留在身边，也可以称之为幕僚。这次内乱，为了能够灵活应对，聘请顾问更是司空见惯。而李鸿章本人，也在日后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
曾国藩习惯一大早和幕僚们一起吃早饭。但是，安徽人的李鸿章却接受不了湖南的习惯。一天，他以头疼为由，没去参加早餐会。曾国藩派人去叫，他却不听。曾国藩便不停派人去催，告诉他幕僚不来齐的话不吃早饭，李鸿章也必须起床。李鸿章终于赶过来后，大家开始吃饭。曾国藩一直沉默不语，气氛很尴尬。
吃过饭后，曾国藩缓慢而严肃地说道：“少荃，倘若想在这里做幕僚，就不允许弄虚作假。待人唯有一个’诚‘字。我想说的就这些。”李鸿章吓得直哆嗦。
这一天是1861年11月18日，使者是上海绅士团体中的钱鼎铭，其父钱宝琛曾经担任过湖南巡抚，与曾国藩是旧交。他藏身在美国船只里沿长江逆流而上，代表走投无路的上海官绅们，涕泪交织地诉说了上海的危机，发誓若曾国藩不排除援军他就不回上海。这件事史称“安庆乞师”，的确打开了新的局面。曾国藩被他的声泪俱下打动，当场就答应出兵。
无论从哪一方的阵营来看，合肥都是边远之地，是淮北捻军、淮南太平军与清朝地方军三地势力的交叉点。
其（淮军）核心的周盛传的“盛军”和刘铭传的“铭军”，直到后来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即使是对笼络他们的李鸿章，他们也没有完全顺从，可见别的方面更是如此。例如，后来曾国藩在讨伐捻军时，曾经动员他们归顺麾下，他们却根本不为所动，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委托李鸿章出面处理。
杨坊出生在鄞县，这个鄞县不是别处，正是宁波，在这里经商的杨坊，是所谓宁波帮众的一员。大约十年前，他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英国商社怡和洋行的买办，独立后根据当时的经验，大规模从事丝绸和茶叶的出口，并染指金融业。当时，他已经是上海首屈一指的财界人士，后来更被奉为浙江财阀的开创者。
李鸿章组件淮军一事，俗称“用沪平吴”。正如字面所喻，意思是活用上海（沪）的资源来平定苏州（吴）一带。这一活用，主要是指前面讲到的对上海财力的掌控。而且，不仅仅止于平定江南三角洲地带，它还成为日后李鸿章的一大支柱。
在此之前的上海，倾向于利用现有的外国势力，并一味依赖他们，李鸿章驻扎上海后，转变为一方面不放松对外国势力的戒备，另一方面掌握主动权，摄取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此揭开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所谓洋务的序幕。
李鸿章没有忘记笼络江南三角洲当地的权势人物。主要人物有曾经邀请他来到上海的乡绅首领——冯桂芬。冯桂芬是苏州人，比李鸿章年长14岁，1840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可谓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他却留在了乡里，而没有选择仕途，正是所谓乡绅的典型代表。他从乡绅的角度，对地域社会的统治和稳定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李鸿章来到上海后，虚心听取冯的改革论，不仅尽最大可能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还聘请冯为自己的幕友，以获得他的支持。
其中尤为出名的是江南降低赋税的改革。生产力发达的江南三角洲地带，也是中国土地税负最沉重的地区。冯桂芬最为尊敬的乡绅伟人、大学者顾炎武甚至指出，仅仅苏州一地就承担了全国十分之一的税收。冯桂芬一心想要减轻负担。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战后通过采取措施来到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条件，而李鸿章，恰好回应了他的这一期待。
取代他（曾国藩）的李鸿章及其淮军作战顺利，于1868年1月在山东省胶莱河大胜捻军，大局基本确定。同年8月，捻军的残党也溃不成军，这场最早从1855年就开始的十数年的叛乱，终于画上了句号，李鸿章的声望也由此如日中天。这一时期的李鸿章，后来被赞为“料兵如神”的常胜将军。而对清朝来说，他也是一名恰到好处的武官元勋。
湘军和淮军为了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耗费了15年之久。这一期间的死者，最新推测据说达到了7000万人，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乱。光看江苏省，从原本将近4500万人口降到半数以下，再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过是3200万人，未能恢复过来。土地的荒废和生产力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
上海以南的开放口岸为南洋大臣，以北的口岸则为北洋大臣。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重新派出柳原使节团交涉条约事项，并不是处于紧迫的经济问题，或是与清朝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悬案。明治政府的首要课题是，以修改条约为目标改善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与此相关，他们看到和清朝之间建立起西方式的国际关系对己更加有利。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以与西方改善关系为前提得日本方面的认识与动机。
日本对明朝的中国来说，是提供货币原料白银的重要国家，进入清朝后虽然白银产量有所减少，然而铸造铜钱的铜依然依靠日本的进口。即使如此，清朝仍仅仅允许中国商人前往长崎通商，这是出自对倭寇之害的考虑。拒绝日本前来贸易，政府之间不相互往来这一方针，说穿了都是来自对过去的倭寇产生的不信任和戒备感的缘故。
与伊达（宗城）、柳原（前光）等人谈判时，李鸿章驳回了日本提出的草案，而是将自己准备的草案作为条约签署的原案。他要挟日本，要么将清朝草案作为原案，要么打消条约谈判、签署的念头，整个谈判中清朝始终掌握主动权。李鸿章成功地让伊达等人几乎接受了所有的条款。
就这样，1871年9月13日，《中日修好条规》得以签署。条约中没有最惠国待遇的条款，领事裁判权也由双方互相承认，和当时日清两国分别被迫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不同，这一纸条约是立足于平等关系之上的。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条约内容是由清朝准备的，日本方面属于接受方。也就是说，条文中包括了清朝的用意，而同时，接受它的日本也有自己的解释，这两者是否一致，是一个问题。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大约两个月，1871年11月30日，54名琉球宫古岛岛民漂流到台湾，遭到“生蕃”杀害，这就是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被编入冲绳县的所谓“琉球处分”，对清朝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在此过程中丧失了效力，而清朝担心的属国的灭亡，终于成为现实。
这场争论被评价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辩论”，即“海防”与“塞防”的论争。“塞”指的是万里长城，广义是指西北大陆的防卫。这场争论从微观上而言，不过是地方大官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权力之争，为了争夺兵力和财源罢了；但是从宏观来看，则是就清朝之后的政权和国家去向提出质问的一场论争。而它的答案，毫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也始终未能找到。
1866年法国、1871年美国的舰队进攻一事，本来就和清朝不无关系。首先，朝鲜是清朝的朝贡国家即属国，法美顾忌两国的关系，在对朝鲜行使武力时通知了清政府。对此，清朝回答道：“朝鲜虽为属国，其内政外交均自主，不容我等干涉。”意思是不想卷入朝鲜与西方的纷争当中去。
与日本携手合作的独立党，终于在1884年12月4日，依靠日本公使馆的武力发动了推翻亲清政权的武装政变。这就是“甲申政变”。他们杀害亲清政权的要人们，成功地树立起新政府，却遭到袁世凯率领的淮军的攻击，新政府仅仅建立三天便被推翻，独立党的领导人金玉均和朴泳孝等逃亡日本，其党派也几乎全军覆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清朝的对外交涉中，几乎没有李鸿章不参与的。而且最后签署条约，也基本上都是李鸿章的任务。清法和清日之间的条约都以天津冠名，也证明了这一情况。
早在任职江苏的1864年，他（李鸿章）就曾经分析过清朝的武器输给西方的原因，并指出了中国社会存在学理与技术、儒者与匠人、士大夫与百姓之间的严格界限和游离等特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学问与实际运用游离，以及技术专业之所以不能扎根，都是由于不断生产出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知识分子精英的科举的弊端，属于允许并支持其存在的社会结构的问题。
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李鸿章算得上是清朝头号的知日派。
三国干涉使日本更加仇恨沙俄，成为十年后日俄战争的远因之一。
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从上海登上了轮船。考虑到74岁的高龄，为了以防万一，他还随身携带了一口棺材。4月27日，他抵达沙俄的敖德萨，在沙俄滞留了将近一个半月。6月13日达到德国，7月4日达到荷兰，8日达到比利时，14日达到法国，8月2日达到英国访问后，22日又重新起航，跨越大西洋，于28日达到美国，9月5日抵达加拿大。14日，他从温哥华出发，回到天津已经是10月3日。前后历时半年之久，完成了这场绕地球一周的大旅行。两周后，他回京复命，紧接着一周后的24日，他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
李鸿章回国后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也是出自相同的背景。失去了军事力量，他再也无法主导督抚重权的大任了。然而他还是被委以对外交涉的重任，这是出自他20多年的经验。从中也可以看出，打了败仗暴露了国力的清朝，在对外交涉上更是举步维艰。
盛宣怀原本是李鸿章的幕僚之一。他在实业领域发挥手腕，经营了多家近代企业，是代表洋务经济的人物。当时他负责上海电报局，对内外的情报最为熟悉，在感到北方局势的危机后，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长江沿岸各省的督抚一道，商量和外国各自达成和解，也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向李鸿章发出电报，是为了征求曾经的主人、最年长的总督对此的意见。
可以说，李鸿章一生极为健康。他自己评价，从政40多年，从未因病休息过。在日本马关脸上受了枪伤那次，竟是他生平第一次就医。
然而，残酷的北京谈判，到底还是侵蚀了他的健康。1901年10月30日深夜，他大量咳血引发病危，11月7日那天与世长辞，享年79岁，谥号文忠。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为他写了评传并出版。当时他30岁，可以说还是个青年。他断言道：“四十年来中国的大事，几乎全部与李鸿章有关。”
佐藤春夫写过一部题为《李鸿章》的小说。描写的是1896年作为赴任常驻中国沙市领事的年轻外交官堀（ku1）口九万一与李鸿章之间的交谈，文库本大小，尚不足15页。小说中并没有详尽地记述李鸿章其人和他的生平，而是通过堀口大学父亲眼中看到的“李鸿章”，来重新认识东西文明之间的差距。
是佐藤春夫，或是堀口九万一用了“春风骀荡”一词来形容让人无法捉摸的李鸿章。
除了唐宋之前的诗词以及民国之后的现代，对其他都漠不关心，这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在理解中国上的巨大缺陷。正如不懂江户和明治，就不懂现代日本一样，如果不观察清代和清末，也就是李鸿章时代的中国的话，也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日中关系深化的同时，难度也在加大。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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