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余英时先生说过，他跟陈独秀和胡适先生是同乡，“并且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我在离陈独秀的出生地（怀宁）只有六七英里远的一个小村住了八年（1937-1945）。陈独秀我只听过一次，那是指责他——后来我发现这指责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改成‘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我也曾在邻县桐城住了一年（1945-1946），桐城派文学已遭‘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们，特别是钱玄同（1887-1939）的批判，但在那里我仍被鼓励用古文写散文和诗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阳这些大城市，我才开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论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1946-1949），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偶像崇拜的反传统主义，都没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经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多大。”
受到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支持的卫生部长，居然下令废止中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吁落在实处。逼得全国的中医团结一致，闹起了一场大的群众运动，才算让卫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实际上，民国时期的中医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况。
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唯有民国时期，帮会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只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帮会，还是有黑社会的背景，干点露脸的好事，尤其是争民族大义的好事，对他们有极大的加持作用。
只是，写完这本小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或者说经验，千万不要认为什么领域已经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历史更是如此。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工夫捞，总能捞到点什么。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把用利爪抓着自己软腹的那只德国鹰，换成近在咫尺的日本狼，无疑更是危险。两害相权，倒宁可德国人不走。一个美国记者曾经问中国著名的外交官施肇基：“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日本人占据山东，而对德国人占据山东却好像没有什么意见？”施肇基回答说：“德国人是建设的，日本人是破坏的。德国人遵守条约规定，日本人不遵守条约规定，因此逐渐地把力量扩展到山东全省。”因此，在战事初开的时候，即使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迟迟不肯仿照日俄战争的旧例，把山东划为战区，严守“中立”。当时身为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还应德国驻华武官之请，冒很大的风险，偷偷给缺乏陆战枪械的德国青岛守军，送去了两千支带着子弹的步枪。中国政府对在华的德奥军人向青岛集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一推六二五（这个成语来源于珠算口诀，原意是指推卸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常用来形容某人将本应承担的责任完全推脱干净。）
持这种主张的人，不止段祺瑞一个，时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和总统英文秘书的蔡廷干，也这样主张，宁可跟日本人打游击，也不屈服。这位留美幼童，这位在甲午战争中因受伤被抓到日本的海军将领，当年就以坚贞不屈赢得过日本人的尊重，此时依然强项如旧。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白鼻子”的人物。大陆和台湾编写的近代史自不必说，就连西方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比如徐中约的书，里面的袁世凯，也是一副丑角形象。但是，签完“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应该说是中国最懊丧的人。“二十一条”的签订，未必能真的灭掉中国，但却真真切切地把袁世凯毁了大半。当时的日本其实未必不知道，尽管他们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扩张他们在中国势力的大好时机，但真的把偌大的中国一口吞下，以当时日本的国力，还是有点蛇吞象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变中国为朝鲜”的第五号单独列出，实在不行就退回来的原因。但是，明知道对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而且自己这方面也不打算用无力压迫对方接受，还是要将这些条款提出来，最大的效应，就是可以混淆视听。中国政府只要是最终签字认账，在外面看来，就等于签了包括第五号在内的卖身契。当时的对外交涉，都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无从知晓真相，卖国的帽子，想不戴势所不能。
按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由于大隈过于强硬的对华政策，“二十一条”签订后，日美关系恶化，日英关系也出现了阴影。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弹，连亲日派都不大亲日了。结果，这些元老们，尤其是山县友朋对大隈表示不满。其实，在日本知识界，大隈名声一直就不佳。哲学家中江兆民叫他“投机商”，人们提到大隈，往往称之为“肥后之俗物”（肥后是大隈的故乡）。
因此，大隈下台，得到政友会和国民党两党支持的军人寺内上台组阁，一改过去对中国中央政府压迫的策略，寻找合适的对象，加以扶植。因此，他们选择了段祺瑞。扶植段祺瑞的具体政策的实施，就是借给段政府大量的金钱，让段的北京政府硬起来。同时供给日制的武器，支持段祺瑞编练一支“中央军”。
西原龟三是个生意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期间，胜田主计和寺内搭档主政朝鲜银行，而西原在朝鲜经营纺纱业。当时朝鲜银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帮助下，得以解困，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西原跟寺内和胜田结交。后来，寺内和胜田联袂组阁，在胜田担任藏相（即财政部长）的大藏省，西原没有任何名分，但却可以随意出入，指挥秘书，呼来喝去，宛若主人。很有点类似于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可见其受信任之深。
西原出身贫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简朴，发迹之后，家眷依然留在乡下，自己单独一人在东京租住一个小公寓，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为人据说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钱往来，跟贪腐成性的中国权要打了那么多次交道，一点好处没有拿过。人家送他古董香炉，也推说自己房子小，没有地方放而不纳。但是，西原跟许多日本能人一样，特别固执，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这样一件在他看来一定要坚持做的事。
治近代史者，一般人们都把1916到1920年视为皖系统治时期。一个简单的分法，北洋军阀几个大头各占四年：袁世凯四年（1912-1916）；段祺瑞四年（1916-1920）；曹锟、吴佩孚四年（1920-1924）；张作霖四年（1924-1928）。不过，严格地说，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台执政的段祺瑞，至少在最初，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皖系，而是整个北洋系。即使在北洋内部，也大多这样认为。当时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存在内部的派系，但尚未明显分化。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麾下的第一号北洋人物，却不仅没有参与洪宪帝制，据说还颇有微词，此时上台执政，不仅北洋系一致拥戴，就连西南方面也表示认可，甚至原来属于国民党系统的一部分人也表示可以接受段祺瑞。
皖系真正作为一个庞大的军政体系，实际上是安福国会成立之后的事情。这期间，完成这个过程，要经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和安福国会选举三件大事。
所谓府院之争，就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也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争。
时间进入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将近4年，交战双方德奥同盟和英法协约两大集团，像两个缠斗已久的巨人，已经精疲力竭。似乎这个时候，外面只要来一个人，手指一捅，一方就会倒下。当时的世界，有这个力量的国家，只有日本和美国，日本不乐劳师远征，更喜欢待在家里卖军火。最后解决问题，眼见得只有靠美国。跟英国血浓于水的美国，如果参战，选择帮谁，不问可知。但是，已经加入协约国的日本，和即将加入协约国的美国，却都特别想把中国拉进来，让中国给他们出兵，出劳力。但是两家又各有怀抱，都想让中国走自己的路线参战。显然，他们着眼的，不只是参战本身，还有战后在远东的势力份额。
日本人下的功夫比美国人大得多。自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内阁上台以来，因为寺内的私人代表西原的说项，段祺瑞政府对日本好感大增。西原的第三次来华，主要目的就是游说中国走日本路线参战。终于，在日本的利诱下，1917年初，中国接受日本参战援助，走日本路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切实行动，把身子靠在了日本身上。当然，这也埋下了日后美日在五四运动前后暗中较劲的伏笔。
全盛期的段祺瑞，名副其实地可以称为皖系首领。第一，派系的界限清晰了，自家不仅有了嫡系，而且在”北洋团体“中，也有了亲疏之分。第二，身边不止若干追随者和幕僚，而且还有了一大队的文臣武将。严格地说，此时的皖系，有两个东西是标志性的，一是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有了亲自掌握的嫡系武装；二是建构了一个听话的代议机构安福国会，有了一大群听招呼的议员。
编练嫡系武力，兹事体大，由段亲自抓，具体由他的哼哈二将之一的靳云鹏来操办。而操办国会，则由他的哼哈二将的另一员徐树铮出面。这样两件费钱的大事，背后的支撑者是日本，具体地说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西原借款。由于日本方面金钱橄榄枝的舞动，在北洋时期历届民国政府中，段祺瑞的皖系政府，是最亲日的。用日本人的钱建构了一个自己的帝国，却也因为这来自日本的钱，最后还是让皖系帝国变成了泥足巨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这两件事，让段祺瑞得罪了原来自家盟友。文的方面是梁启超和他的研究系，武的则是曹锟、吴佩孚，甚至还有东北的奉系张作霖。
当段祺瑞扫荡了张勋的辫子军，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原来的国会已经被黎元洪解散了，而黎元洪也退位回到了天津租界做他的寓公。所有的障碍荡然无存，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做小兄弟，不再有任何阻碍。于是，顺顺当当地，北京政府对德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除了对德奥在中国的官方人士做象征性的圈禁，总税务司暂时停止了对德奥两国庚子赔款的支付之外，一切都没有变化。据当时管理德国战俘营的人回忆说，当时收拢了近百名所谓的德国战俘，每日好吃好喝好招待，一日三顿西餐，“用餐时摆的排面像大餐馆一样讲究”。想要外出，也敬随尊便。
参战军的编练，是日本军队的翻版，不仅经费来自日本，武器装备也全部采用日本，连拖炮用的马，都从日本进口。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军事现代化，初学普鲁士，后学日本，本不奇怪。那一时期中国的很多军校、讲武堂，连校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按道理学的只是如何做士官，兵头班长，结果回国之后，都当了将军。但是，像参战军这样，武器装备、军队编制加上马匹、军装，从头到脚由日本方面主动包揽下来的军队，还是第一次。大方地出钱、出人、出力的日本人，特意强调，新编练的参战军，“须有国家性质，将来可备中央自由调遣为断”。意思就是说，参战军以后就是中国的中央军。当时，皖系即中央，至少皖系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所谓中央的军队，就是皖系的嫡系军队，也就是段祺瑞的私军。参战军队的一个旅长在队列里讲话说：“军队就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当然，参战军的主人不是国家，更不是人民，理所当然，就是段祺瑞。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在民国史上，人称小徐，以区别于徐世昌。小徐很早就跟着段祺瑞为记室（幕僚的一种），很得段的赏识。段自家做了统制（师长）之后，特意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小徐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学成回国，成为国内还算比较稀罕的日本士官生的一员，遂成段的第一员谋士兼大将，段祺瑞对他非常倚重。皖系参战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回忆说，在段祺瑞当家的那段时间，陈有什么事向段请示，段总会说：“找又铮去。”只要徐树铮这个关口过不去，什么事也办不成。
不过，得到段祺瑞如此信任的小徐，的确有才。客观地说，小徐在民国诸将领中，文采无人能及。他跟当时名儒柯劭志（《清史稿》的主力编纂者、《新元史》的作者）、姚永朴（近代诗人）、林纾（即林琴南，近代西方小说的头号翻译大师），都有交情。小徐喜欢昆曲，谈不上顾曲周郎，但也喜欢唱一口。徐一士（徐致靖侄子，近代有名的文人）说小徐“有儒将之风”，“其文及诗词，颇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也”。
“安福俱乐部”是徐树铮一手操办起来的一个政治组织，说它是政党，又有点不大像，没有纲领，没有组织结构，就是这么一伙人，出于单纯利益的需求，听命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组成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团体，称为俱乐部比较恰当。安福俱乐部名称的由来，一说是因为这些人在安福胡同良宅（以一个临时参议会议员名义顶下来的大宅子）活动；一说是因为俱乐部的首领王揖唐和曾云沛两人，一为安徽人，一为福建人，各取一字，合起来成为安福。所谓安福俱乐部，是外人给他们这些人的称呼。但是也有人说，是他们自己先同意这样称呼的。
说起来，对新国会的选举，梁启超和他领导的研究系，出了很大力气，进步党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二大党，系从晚清的立宪派发展过来的，在各地颇有根基。张勋复辟，梁启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在引导舆论方面，给了段祺瑞很大的支持，连梁启超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都骂到了，随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蜜月期开始了。平乱之后的临时参议院，也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弄起来的。段祺瑞再造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新国会的体制，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设计的。
在所谓的北洋团体中，主要军官，以北洋系统各个军校毕业生为主，但也不乏像孙传芳这样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最土的冯玉祥，也是新军出身，进过学兵连的。各省军阀，大头目很多都是日本士官生，如云南的唐继尧，先后做过四川督军的刘存厚和刘文辉，湖南的赵恒惕，以及稳守山西的阎锡山也是唐继尧的先后同学。至于他们的部下，则既有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有各省土造的讲武堂学生。连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部下军官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然而，西洋的武器、西式的训练和教育，却并没有马上教会这些新式的军人打仗。到段祺瑞可以施展拳脚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中国军人，并不太会用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来交战。自小站练兵以来的新军，辛亥革命的时候动了一下武，但只打了半场仗——武汉三镇，攻下来两个，就收兵谈判了。随后的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也只在湖口打了小半个仗。蔡锷的护国之役，更多是政治战，护国军斩获不大，进川的北洋军损失也不大。从后来看，所谓的护国战争，只是激活了四川各路人马抢地盘的争夺。此后各地军阀进行的战争，多少带有游戏性质，被外国人讥讽为，主要靠烟土河银元在打。拥有大军的军阀们，作战威力实在有限，有时连土匪和帮会都不怕他们。一度主政贵州的袁祖铭，自家的老爹，都被土匪绑了票，花8000大洋才赎回来。这一时期，军队比较训练有素的，是几个小旅长带的部队，比如冯玉祥、吴佩孚和孙传芳，但是这时的舞台还不是他们的。
由护法引发的南北战争，焦点在湖南。1917年8月，首先是段祺瑞把一个仅仅祖籍是湖南，但却跟湖南没有任何关系的官僚傅良佐强行派到湖南做督军，原来的督军谭延闿改做省长，等于被挂起来。据说，谭延闿原打算抵抗，陆荣廷和唐继尧都表示支持，认为湖南是西南的门户，决不能让被人占了。但是，谭延闿在湖南，虽然身为督军，却是文人底子，跟军队没有渊源。仗着脾气好，人称“谭婆婆”，周旋于湘中各派军阀之间。谭要抵抗，但湖南内部却难得意见一致，谭延闿本来决心就不大，见此只好辞职走人。只是，傅大人赴任，不是来了一个人，身后还带着大队的北军。自晚清以来，湖南军绅，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力者位置和势力范围早就划好了。现在大批的北人北军到来，明摆着是要抢地盘。尽管大家手里的家伙，原来并不是打算交火用的，但被逼到没有办法，南人该急还是会急的。这年的9月，受到撤换威胁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通电“自主”，宣布与段祺瑞政府脱离关系。
在整个北洋时期，地方对中央政府不满，宣布独立或自主，大到数省，小到几个县，属于家常便饭。独立也罢，自主也罢，不意味着这些地方要自立为国家，仅仅是说，我不听你中央政府招呼了。其实，各地军阀，本来就是各自为政。不独立，不过是表面上对北京政府还保持着隶属关系。一旦宣布独立，连这点表面文章也不做了。当然，北京政府也不会兴兵声讨，大不了彼此打几圈电报战，然后情势变化，地方独立取消，一切照旧。
曹锟是袁世凯的小站旧人，当兵前在保定做过布贩子。在北洋军里，出了名的憨，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他的特点是待人宽厚，老实听话，听话到了绝对服从的地步。在那时候的军队里，这是很受上司欢迎的一种品质。看起来很憨的曹锟，其实并不真的傻，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还是相当明白的，至少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靠谁。当然，这种人要论带兵打仗，确实没多少本事，用人也尽是自家子弟。但是傻人有傻福，他的麾下，偏偏有一员特别能征善战的战将吴佩孚。
说起来，吴佩孚为曹所用，还有点传奇色彩。那还是在汤芗铭主政湖南时期，曹锟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吴佩孚是曹锟的副官长，人称马弁头，是个伺候长官的活儿。一次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汤邀请曹锟做演讲。曹锟哪里做得来这个，就让吴佩孚代表他去。结果吴佩孚去了以后，在会上讲得特别精彩。回过头来，汤芗铭就向曹锟“借赵云”，意思是既然这个人才放在你这里不重用，我来用。曹锟自家虽然不识货，但人家来抢了，也知道此人应该是个人才。与其便宜了别人，不如我自己用，于是吴佩孚就成了他的主力旅的旅长。此后，逐渐地，凡是第三师训练、作战方面的事情，概由吴佩孚包办。到北京政府用兵湖南之际，吴佩孚已经做了第三师的师长。一般来说，升为一省督军的军阀，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否则就有被架空的危险。但是，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就把第三师让给了吴佩孚。而吴也对曹忠心不二。这跟吴佩孚的性格与为人有关，我以后还要提到。
然而，光彩照人，给皖系政府挽回了面子的吴佩孚，论功行赏，却什么也没有捞到，湖南督军居然落到了那个饭桶将军张敬尧头上。以今日看来，皖系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段祺瑞不识人。皖系的干将，饭桶多，名声坏的多，而张敬尧两者兼而有之。当年护国之役，第三师和第七师同被派到四川抵挡蔡锷，吴佩孚见识过张敬尧的无能以及部下的淫掠，湖南督军不给吴佩孚也就罢了，居然给了一个饭桶。这口恶气，放在谁身上，也难以咽下，何况是列性子的吴佩孚。
冯玉祥此举，背后有一个北洋宿将陆建章的策动。陆建章是冯玉祥的亲戚，也是提拔冯的恩主，他是老资格的北洋宿将，地位仅比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稍逊一点。在袁世凯时代，做过北京的执法处长，人称屠夫，后来为陕西督军，护国讨袁的时候，被部下陈树藩赶了出来。此后，由于早年跟段祺瑞有夙怨，一直得不到起复。所以，反段的意向很强。当然，冯玉祥武穴主和，确有陆建章的活动，但冯玉祥作为一个非常有道德感的军人，的确也对这场战争没有好感。冯玉祥的通电发出之后，据他自己讲，当时刚刚攻下岳州的吴佩孚，马上给他发了一个电报，希望冯玉祥坚持到底。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是以吴佩孚撤防北上、直皖决裂并开战而告终。段祺瑞用钱堆出来的嫡系武力参战军，经过直皖之战，灰飞烟灭，皖系作为一个军阀派系寿终正寝。此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段祺瑞短暂地出山，做过一段空头的执政，然后就从政坛上消失了。晚年的段祺瑞，一个迷信武力的武夫，皈依佛门，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临终遗嘱，虽然依旧念念不忘国事，但却特意强调，在他的丧礼上，“无以荤腥馈祭“。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他当初自己主导的内战中，无数殒命的生灵的一种交代呢？
中国人满心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代表有三个等级，五人、三人和两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五人。
其实，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在战争中，日本也不过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军的德国驻青岛军队，拣了个现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占领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国太平洋保护领地马绍尔群岛。按说这种规模的参战，跟欧洲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工作，对协约国的战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
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恪尔（Gurr）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四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五四”那天的游行过程，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抵是这样的：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所大学的学生，1919年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三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转而扑向卖国贼。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惩办曹、章、陆的问题，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
积不相能（形同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亲善，不和睦。）
北洋派的分裂，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南北战争，背后的因素，就是分赃的不均，以及用人的薄厚。段祺瑞这个人，虽然有担当，敢负责，但不如袁世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识人不明，而且任人唯亲。被西原借款催得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特别明显地将他的这个弱点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清末以来为人称道的北洋团体的分裂。
但比较起来，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于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不仅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在民元国会因张勋复辟而垮台之后，组织设计了第二次国会选举。固然此番国会选举，招致诟病颇多，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操控以及贿选行为，但比起后来的军阀对代议制的无情践踏——曹锟公然贿选，张作霖和冯玉祥扶植相关人搞没有待议机关的执政府，段祺瑞的军政府，还是要好得多。
当时的征服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合的自由，还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固然北洋政府的背后站着的是北洋军人，但这些军人却没有用军人的方式来君临天下，握有实权的军人，是发言权最大的人，但省议会都在运作，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记者批评当道，学生们表达意见，一般不会有军人前去干涉，即便人家骂到了自己头上，最大的惩罚，也无非是查封报馆。这边查了，那边人家再办。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军人政权比较弱，北京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省甚至省下面的地方，军人割据，各行其是。其实，即便这些当家军人实力不强，若想压制舆论，干预教育，也是足够用的。就像1926年之后的奉系，控制北京之后，干涉大学，捕杀记者，硬是蛮干，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帝制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都会被优容。在士子与丘八（士兵）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还在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所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比我们大一辈。
不过，没有过多久，学生挨打，甚至挨打致死的故事传开了。当时有个参加游行的北大预科学生郭钦光，原患有肺结核，可能是游行过于劳累，以至于疾病发作，挨到5月7日死了。然后，就传说他是被警察打伤致死的，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被曹家佣人殴伤致死。这种说法，据罗家伦回忆，是某些人有意制造的，“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吊祭，和挽幛哀辞的追悼”。不过，到了北京学生为郭钦光开追悼会的那天，由于被捕的学生已经被释放，空气有所缓解。所以，会上发的郭钦光事略，没有说他是被打死的，只说他见学生被捕，“愤而大痛，至于呕血”，然后不治。但是各地开的追悼会，却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是被殴伤致死的。即便是讹言，传出去了，大家就会信那个比较邪乎的。这个虚拟的征服或者曹家的暴力事件，无意中成了运动最好的动员利器。
同样，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对于湖南人来说，原本就是强加于他们的北人“外来政权”。加上张敬尧的统治，也跟他的许多同道一样，任人唯亲，横征暴敛。尽管他的横暴也不为无由——湖南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南军尚未驱逐，境内还有许多的北军，这些北军打仗不卖力，但占了一个地方，就地收税，张敬尧政令不出长沙，地盘小，既要养兵，又要自肥，自然统治就没法子规矩，连教育经费都要侵占。这样一来，张敬尧就成了湖南学生抗争的一个由头，或者一种机会。
学生们最喜欢演的戏，是朝鲜亡国的故事，这样的戏，他们编了很多。长沙高等工业学校学生组织新剧部，上演新剧《亡国鉴》，全剧分“朝鲜内乱、清兵平乱、东学党祸、伊藤开府以及韩人受虐、校长就义等十幕”。据《大公报》报道，演出时因为“情致逼真，演到沉痛之处，歌泣失声。场中观众二千余人，台下殿上场坪等处，无一插足隙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演朝鲜的亡国悲剧，为的是让人们感触自己国家悲惨的命运，由己及人。五四运动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学生们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申为中国将亡的悲惨结局。因此，他们在演绎朝鲜亡国故事的时候，往往刻意将中国失去青岛和山东部分主权联系起来。此时哀朝鲜，实际上是哀自己，通过对朝鲜的悲悼，渲染当下中国的亡国危机。这样诉说朝鲜亡国的戏，在扬州上演的时候，叫《亡国影》，在浙江叫《朝鲜亡国恨》。天津女学生则上演了《安重根》，说的是朝鲜志士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事，当时邓颖超还在里面扮演主角。
抵制日货是“五四”持续最久的抵制运动，大规模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进行了一整年，个别地区甚至持续时间更长。对于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为一生的习惯。
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在回忆中，也讲了一个相当生动的故事，她所在的长沙艺芳女校，师生成立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十人团”，共约不在购置日货，以前购买的日货登记盖印，不许再买新的，定期检查。十人团一直坚持了约3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
天津的魁发成事件，在当时很有名。事件的陈述，有各种说法，有些很戏剧化。据比较平和的《大公报》的报道，大概是这样的：1920年1月23日，调查日货的大学生在天津东门内卢家胡同魁发成料器庄（在周恩来《警厅拘留记》里，说是洋广杂货店），检出日本料器20余筐（周的记载是日本灯罩）。期间，还有跟该店铺来往的日本商人和日租界巡捕到来，问检查的学生有无查货的执照，双方发生争执。然后学生跑回来寻求帮助，来了一群学生，跟店铺伙计发生冲突，货物被打碎，最后学生将该店伙计裴某、张某，押往商会。第二天，经国民大会委员会在商会开会，议决将裴某“游街示众”。警察出来干预，学生方面“后复有七八人群起架起蔡署长左臂，欲将其一同游行示众”。最后的结果是，魁发成的店伙被释放，有六位学生被捕。当时很倾向学生的《上海时报》报道，也承认学生的确是把店伙押走游街。只有《警厅拘留记》不提此事，但也没有否认。其实，早在1917年7月，据学生自己办的《南开日刊》报道，他们就已经将继续买卖日本棉纱的万德成棉纱庄的店伙（店主溜了）游了街。
抵制外货，在中国并非第一次。但是，这次的抵货，却的确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同时也最为深入的一次。从黑龙江到广州，从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县城，都卷入抵货运动之中。抵货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日本人和日本产品的全面抵制。商家不进日货，不用日元交易，学生和市民不买日货，不乘日本轮船，码头工人不装卸日货，报纸不登日本广告，连黄包车夫，都拒绝拉日本人。这样全民的立体的抵制，对日本的对华贸易，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我们常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里面应该有抵货运动的一份功劳。“五四”的抵货运动，跟“五四”示威游行一样，从后来的结果看，不唯拉动了民族工业，而且的确起到了唤起民族觉醒，向世界展示民族力量的作用。对于不久后的关税自主争取，也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在整个抵货运动期间，日本方面虽然多次提出抗议，在华的日本人，大体上还比较克制，只有在日本势力特别大的山东和福建，才出现了一些冲突。也只有福建的福州事件闹得比较大，最后演变成中日间的外交纠纷。虽然说，是抵货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表现了最大的克制，尽量避免波及日本人，发生跟日本人的直接冲突。但是，对于中国的抵货运动，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应对，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也是运动最终没有进一步演化成对抗，和平落幕的一个外部因素。
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晚清以降，花界对于政治向来热心。革命党在妓院谈革命，保皇党也在妓院里讲保皇。成立了国会，八大胡同的常客，人称来自“两院一堂”：国会的参众两院，以及京师大学堂。花界花魁的评选，晚清时节是状元、榜眼、探花，民国则是总统、总理、部长。连时装裙裤，都印着国旗。因此，在“五四”这种热闹的时候，自然不会置身其外。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俱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有思想的人物，更是不可能存在。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世界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敬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何奋发，云云。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按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这样的事情，在本质上，都属于拉妓女来搞政治。
总之，只要存在冲突和紧张，洋人下毒，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一个永恒话题。义和团运动中，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许多义和团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谓的解毒药方。说是中了洋人下的毒之后，按方抓药，可以无事。比较典型的有“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或者“吉豆一碗，乌梅七个，大王麦七个，花生十个，白菜疙瘩七个，红糖一两”。有意思的是，前一个所谓的解毒药方，在2003年的非典危机中，也出现并流行过。
在那个时代的一批杰出的学人中，不仅有热心学理输入的西化派，也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留学欧美，却往往同途而异归。爱写日记、爱发牢骚的吴宓，暴露他的想法，其他人嘴上不说，心里有数。吴宓在日记中多次提及陈寅恪，说他们在美国的交往，如何投缘。对他们来说，“五四”新文化，即便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他们喜欢的东西。至于脑后一直留着辫子的王国维先生，不仅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而且对于社会运动，更是感到十分恐惧。他们的学术成就是一回事，但文化态度是又一回事。基于文化态度和立场，他们不可能对“五四”这样的运动抱有好感。
相对而言，胡景翼是个军阀，但政治上却亲近民族主义，因而天然对“五四”爱国青年抱有好感。对皖系的不满，固然有利益之争的成分，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行为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处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基于正义的互相感染和互相支持。
在运动当口上，还有很多人声言要拿住这三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并杀掉。连摆地摊、说相声的都编了相声《揣骨相》，指桑骂槐地骂他们，“没骨头，金钱搂足，以外人为护符”。说他们属于“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子，是“现代秦桧”（张寿臣相声）。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样从知识界到底层百姓高度一致，甚至国共两党高度一致，万人唾骂的人物，大概除了袁世凯，只有汪伪政权的三剑客，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
同时，作为留学生，他们都是当时政府中开明、年轻而干练的能臣。曹汝霖曾经受命到宫里，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讲宪法，充任过一回高层政治学习的讲师。也曾参与过中日间岛屿问题的交涉，部分地为中国挽回了权利。而章宗祥则参与了新政时期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特别是，他在京师巡警厅负责时，曾经负责审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汪精卫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气的。陆宗舆则被徐世昌收入帐下，担任过东三省盐税总办，一个很肥的缺。他将东三省的盐务，办得风生水起。陆宗舆还随同徐世昌出国考察，深受信任。
后来人说，留学英美者多为学者、银行家、政治家，留学日本者，多为革命者，其中不乏激烈的反日者。其实也不尽然，留学经历比较顺利的人，比如曹、章、陆，周作人和张资平等作家学者，以及一干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就比较亲日。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作为职业官僚无可厚非），但自打“五四”以后，就从政坛销声匿迹，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抗战时期，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
五四运动斗争的矛头，最浅的一个层次，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再深一点就是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最后则是段祺瑞。
武力统一，是令段祺瑞沉迷的政治海洛因，但事实上也是他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后来的事实证明，段的失败，庞大皖系集团的覆灭，就是因为他们蹈入了这个陷阱。日本方面投其所好，大笔的日元涌进，使得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得以展开，即便这滚滚的日元背后有阴谋在，处于迷幻之中的段祺瑞，也难以察觉。即便有所察觉，也会以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之后，剩下的事都可以重议。就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用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和强大之资本的设想。段祺瑞如果这样想，事实上也不奇怪。更何况，就当时而言，段祺瑞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亲日，会导致主权的流失。
军阀这个概念，据陈志让先生说，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一些学者叫出来的。但是，很快，被称作军阀的人，互相开展，也互詈对方为军阀。显然，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军阀无疑是个贬义词。英语里跟军阀近义的有两个单词，一是warlord，一是militarise。前者之意为军人割据，后者是军事化的统治。显然，民国前半段，也的确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军人集团，而且这一时期，军人的确具有最大的发言权。称之为军阀，并不为过。当然，这一时期最大的军人集团，就是北洋集团，或者通称北洋军阀。集团中人，称自己为北洋团体。
所谓的北洋军阀，史家公认，是始创于袁世凯的一个军人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也继承了李鸿章淮系集团的部分遗产，从人员到物质都是如此。众所周知，这个集团的起家是小站练兵，也就是说，是在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之后形成的。因此，这个集团的第一代骨干，都是小站旧人。第二代，则是出身于北洋系统的各级军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辈。因此，严格来讲，人称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的奉系，其实不算北洋的圈内派系，充其量是跟北洋集团关系密切。与辫帅张勋一样，都属于北洋集团的支系。
事情要从北洋集团的分裂说起。但凡一个集团，规模大了，都会在内部形成派系。袁世凯尚在之日，人们已经在传有直皖之分。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淡泊名利，凡事不乐出头。冯国璋和段祺瑞则不相上下，同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冯国璋是北洋军中的秀才，少见的文生，而且真正打过硬仗的人，也是他。辛亥革命时，袁世凯被起复，北洋军进攻武汉三镇，指挥官就是冯国璋，对手是革命党中号称知兵的黄兴。开战的结果，革命党人败绩，三镇丢了两镇。如果不是袁世凯要跟清廷和革命党两面讨价还价，第三镇武昌，说不定也保不住。更早些，冯国璋和段祺瑞一起考统制（师长），也是冯先过关，而段则是需要袁世凯打通关节才过关。
可是，比较起来，袁世凯却更喜欢段祺瑞些。因为冯国璋不懂政治，而段祺瑞则对政治更敏感些。辛亥年，冯国璋在前线卖命，段祺瑞则领一群北洋将领，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捍卫帝制。清廷和革命党两边吓唬，逼得清廷退位，也逼得革命党人乖乖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送给袁世凯。在南北谈判期间，除了南北方的正式代表在谈，段祺瑞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跟黄兴代表谈，可谓武人中的政治家。后来老袁想要做皇帝，外间都嚷嚷翻了，却还瞒着冯国璋。冯国璋上门来问，还是不说实话。但对段祺瑞，老袁却没法这样蒙，也不能蒙。虽然袁世凯特别希望段祺瑞拥戴他，但是段祺瑞对于帝制，明确表示反对，宁可陆军总长不做了，也不肯顺着。事实证明，段祺瑞的选择是对的，在政治上，比冯国璋的首鼠两端，含含糊糊要略胜一筹。
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家的那四年里，由于段祺瑞几乎是北洋系统所有军校的总监（校长），所以，所有的北洋军管，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北洋系统出身者，至少在面子上，对段祺瑞都会保持一定的尊敬和礼貌。直皖战后，直系大胜，但却不肯通缉段祺瑞，段祺瑞也在兵败之后，不打算逃走，就待在北京直系的眼皮底下。
北洋集团，在那时内部自称为北洋团体，讲传统，讲礼仪，讲辈分，有时也讲点团结。在北洋第一代人那里，尽管彼此面和心不和，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但真要撕破脸皮，还真有困难。直到1919年底冯国璋故去，冯、段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破裂。尽管段家的党羽，在五四运动中对冯很是猜忌和防范，总疑心运动是冯国璋搞的鬼。在丧礼上，老段却哭得像泪人一样，让人看了好生感动。
所谓的直皖之争，转机在第二代，激化也在第二代。最先坏了规矩的，是皖系的人。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徐树铮hi其中之一，为别于徐世昌，人称小徐。小徐为人，好权谋，敢作为，经常独断专行，计诈并出，敢为人所不为。在袁世凯时代，就很招人恨，连袁世凯也不喜欢他。段祺瑞做陆军总长，选小徐做次长，老袁就不高兴。但是，小徐却深受段祺瑞的信任，无论他做了什么，段祺瑞都给他兜着。
段祺瑞的最大毛病，就是不会用人。段芝贵曾经走奕勖父子的后门，送女伶给奕勖儿子载振，买到黑龙江巡抚，举国臭名远扬。但是这样在清末就声名狼藉的人，偏能得到段祺瑞的重用。张敬尧这个饭桶将军，贪财好货，所带的第七师，军队纪律极差，走到哪里臭到哪里。也是段祺瑞的宝贝，宁可得罪吴佩孚，也要把湖南督军给他。但是，段祺瑞有一个好处，用人绝对不疑，放开手用。他用的人，捅了篓子，即使他事前并不知道，也会自己把事顶下来。敢担责任，或者说瞎担责任。跟段祺瑞相当熟悉的名流徐一士，说段祺瑞“盖果于用人，己唯主其大纲，不必躬亲诸政务，亦其素习然也；唯责任则自负，政治上无论成败，从不诿过于下耳”。
这两件事，老段当初未必知情，但事情做出来了，却只好替小徐顶着。段祺瑞的智囊之一，后来接替曹汝霖做交通总长的曾毓隽，回忆徐树铮枪毙陆建章之事时，有这样的描写：”徐树铮枪毙陆建章后，他的副官李某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向我报告这个消息。我向段（祺瑞）报告。段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万状，瞪目半晌，才说出话来：‘又铮（徐树铮的字——笔者注）闯的祸太大了！现在这样罢！你先到总统面前，探听他的口气如何。你就当我还不知道。’我便到了总统府，冯见我来，不等我开口，就先问我；‘你是为了又铮的事情来的吗？’我说：‘是。我来请示总统，这事怎么办？’冯说：‘又铮在芝泉（段祺瑞——笔者注）左右，一向是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所好是责任内阁，你回去告诉芝泉，他怎么办，我就怎么用印好了。’“显然，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想开了，放手让徐树铮去坏规矩，得罪人。得罪的人多了，皖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段祺瑞的事，有一多半坏在徐树铮身上。显然，像这样坏规矩的事，让小徐做了初一，自然就会有人做十五。做十五的人，就是吴佩孚。
凡是有志向的人，大抵有点本事。多年的行伍经历，使吴佩孚在练兵方面很有心得。这一点，似乎只有冯玉祥和孙传芳可以跟他有一比。因此，他带的兵，战斗力要比同时代多数军阀要强得多。在后来的混战中，吴佩孚因此得了常胜将军的名声。
由于跟湘军罢战休兵，暗中往来，吴佩孚得以交接两个毕生的朋友，一文一武。文者张其鍠，系湘军统帅谭延闿的进士同年，也是好朋友，民国有名的才子。因参与吴佩孚与谭延闿之间的穿针引线，两人结为金兰之交。此后，张其鍠便成为吴佩孚幕中文胆，吴佩孚好多脍炙人口的文告，据说都是出自他的手。吴佩孚比张其鍠要年长，但始终对张尊称为省长（张做过省长），毕恭毕敬。而张其鍠则对吴佩孚患难相从，直到1927年大败入川，路上中了土匪的埋伏身亡。
武者赵恒惕，是湘军将领。当时残余湘军的统帅虽为谭延闿，可谭是文人，脾气极好，人称”谭婆婆“，但领兵打仗是不行的，幸亏手下有员战将，这就是赵恒惕。赵恒惕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系谭延闿最信任的将领，时为湖南第一师师长。虽说湘军粮饷不继，缺兵少械，但北洋军除了第三师之外，剩下的还都惧赵将军三分。凡交手，负多胜少。吴佩孚眼看着，张怀芝20个营的生力军，在赵恒惕千余湘军面前，一败涂地。吴佩孚和赵恒惕惺惺相惜，从此订交。两人后来虽然政见各异，但交情却一直不断。1924年直奉大战，吴佩孚大败南归，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赵恒惕收留了他，让他带着残军，在岳州依旧做他的大帅。
晚清以来，湖南在中国的名头很响。自湘军兴，帮助清廷守住了江山，清朝的中兴名臣，排在最前面的四个，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出自湖南。外面的人说，无湘不成军。湖南人自己说，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中国有湖南，中国就不会亡。然而，在20世纪头20年，湖南却是中国的一个最危险的火药桶，南边北边打仗，湖南是战区。
按军阀的惯例，部下一旦坐大，就会反叛主公，自立为王。但是，吴佩孚不打算这样做，他不是一个满足于据地自雄的军阀，他有天下之志。为了这个目的，他有野心，重建民国以来西学东渐、礼崩乐坏的道德价值。那种架空乃至反叛上司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给自己的部下树立了一个学样的典范，他要跳出这个”冤冤相报“的循环，开辟一个新局面。因此，他架空了曹锟，却坚定地表示忠于曹锟。
按理，当时的北京政府虽有中央之名，但其实财力不及一个富的地方军阀。最主要的收入，关税和盐税已经专门划出支付庚子赔款。田赋自然是各个地方军阀自己收，一毫也不会上缴。除了北京的捐税和几条铁路的收入，主要靠扣除当年庚子赔款的关税和盐税的余额，所谓关余和盐余来维持。实在有大项开支，就得发行公债，但公债老是不还，后来也就没法再发。
中国军队的纪律，传统就很糟。在明清两代，当兵的人有兵籍，属于准贱民，因此道德约束很差，打仗往往就是士兵发财的机会。所以，民间之防官军，甚于防土匪，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的民谣，并不是子虚乌有。
匕鬯不惊（形容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百姓安居，宗庙祭祀，照常进行。）
吴佩孚的这种独树一帜，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在那个时代，一个既能打仗，又善于治军，不对纪律良好的将领，实在是凤毛麟角。那年月，军人还有一个普通的毛病，就是吸烟和赌博。吸烟吸的是大烟，当兵的人，有这口嗜好的，从军官到士兵都有。赌就更甚，从晚清到民国，士兵好赌成风，积重难返。但是，在吴佩孚那里，绝无吸烟、赌博嗜好者的位置，只要发现，一律赶走。仅这一点，吴佩孚的军队就比那些动辄肩扛双枪（有烟枪）的军阀部队要强。
后来吴佩孚的部下，不仅有张其鍠，还有近代著名的诗人杨圻、杨云史。相传，杨云史做了吴佩孚的幕僚之后，给他夫人的信上说：”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可见当时文人对吴佩孚的欣赏。
张敬尧在民国史上，名声的确很坏，但并非一个专门作恶的恶魔。他的军队，虽然纪律不好，但也不至于抓们放出来烧杀淫掠。后来湖南”驱张“运动，胪列了张军的恶行，尽管已经极尽夸张之词，但比起后来鲁督的张宗昌，还是小巫见大巫。张敬尧种种搜刮恶行，的确很恶劣，但还没有到令人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跟他同时期的一些军阀，比如四川的刘存厚，也差不多是这样。五四运动后期，湖南学生和知识界发起”驱张“运动，大张旗鼓四处运作，到处去臭张敬尧。张敬尧能够让这些人从容发动，而且自由出入，可见张敬尧并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穷凶极恶。可是，张敬尧倒霉就倒霉在他刚当上督军不久，就碰上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冲着他所在的皖系去的。而张敬尧要对付的，不仅有全省各地，尤其是省城的学生，还有在湖南剑拔弩张的吴佩孚，和在常德皮里阳秋的冯玉祥。是人都知道张敬尧是皖系的大将，学生们痛打卖国贼，在北京的目标是段祺瑞、徐树铮和曹、章、陆，在湖南，就是他张敬尧。
说实在的，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吴佩孚撤防北上，张敬尧就像被放在火炉上烧的烤鸭，一边的火是湖南的知识界，一边的火是吴佩孚，直到烤成两面焦，最终被湖南文武两伙势力，驱逐出了湖南。官职丢了，残兵被人吞掉，片甲无存。一生的事业，从此烟消云散。
按《毛泽东传》的说法，毛泽东实际上是此次”驱张“运动的策划者。早在1919年的8月，他就有意图要”驱张“了。去北京的请愿团，实际上是他带领的。也因为”驱张“，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革职”驱张“通电和新闻里。
这年（1919年）的7月，直皖正式开打。但是，我们看到，直皖之战的前哨战，其实就是”驱张“运动。张敬尧原本是给皖系看大门的，可是，用不着直系动手，就一败涂地。这一个前哨战，似乎已经预示了直皖大战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子运动“，直接就跟直皖大战发生了关联。
不仅如此，吴佩孚最佩服的人，近世唯有曾国藩。时常以曾国藩的言行为模仿之对象。直皖战后，他在洛阳巡阅使官署里，高悬一约二尺平方之曾国藩遗像：”以便朝夕瞻仰“。他说：”吾欲行志于天下，以孔孟之教义为大本，至于汉高祖之伟略，诸葛武侯之经纶，唐太宗之机智，皆为余景仰不忘之人物，就中关于日常处世方针及事务处理，多取范于曾文正公之现实的行为，孜孜以赴，唯恐未逮。论及心境之忠正，经纶之远大及人情之纯厚，近代无出曾文正公之右者，惟其伟大也，故海量包容，凡集于麾下之湘人，不论张三李四，皆得被其余光，玉石同视，而占天下之要枢。“无疑，正是曾国藩这种道学气质，才让吴佩孚如此钦佩。
在”五四“过后，吴佩孚沿着趋时的线路，继续前行。一时间，他表现得相当激进，对于”五四“后流行的口号，国民自决、劳工神圣，他都接受，而且跟着高喊。对于所有跟外国的借款，无论是否有道理，他一概反对。似乎始终站在进步一边，道义一边。拥护吴佩孚的人们，也忘记了吴秀才的本来面目。但是，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吴佩孚所有高调的表态，都是跟着舆论走。这种坚定不移的趋时表现，使得他不仅打赢了直皖战争，而且打败了号称能战的奉系。在两次军阀大战中，获得胜利。但是，在直系达到顶峰之际，由于曹锟肆无忌惮的贿选，导致他无法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主导舆论。加上自己由于心胸狭窄，容不得同属第二代枭雄的冯玉祥和王承斌，内部分裂，最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
事实上，中共铁路工人运动的开战，在很大程度上亏了白坚武德帮助。中国工人运动的早起领袖邓中夏提到，李大钊通过直系的交通总长高恩洪的关系，得以在国家控制的每条铁路上派一个密查员，这些密查员都是共产党人。通过职务的便利，”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同时把工人讨厌的铁路职员，通过”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告上去，把他们搞掉，由此打开了局面。而高恩洪之所以答应李大钊，主要是由于白坚武的关系。当事人朱务善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只是后来总工会建立之后，因和当局的纠纷罢工，导致京汉铁路时常中断，最终危及直系的军事利益，中共才与吴佩孚逐渐交恶。
对于吴佩孚的失败，白坚武认为，主要败在曹锟身上。其次，是内部分裂。还有就是因为吴佩孚过于信任他那个文胆张其鍠，而张恰是一个旧文人。结果导致吴佩孚用人，”不明新陈代谢之旨“，”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余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可证直系用人之无策矣“。两人文化观上的不同，最终还是显现了出来。说起来，吴佩孚对于幕僚，的确更喜欢的是张其鍠。只是，吴佩孚和白坚武能够合作，是因为尽管文化观不同，但性格中却都有强烈的功利和趋时的倾向。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失势的白坚武，为了跟他讨厌的国民党作对，居然接受日本的资助，在华北地区搞“华北国”，策动了一系列暗杀、破坏和兵变的活动。无论动机如何，毕竟大节有亏。而吴佩孚的性格，固然有功利趋时的一面，但他的道德主义追求，却大体上能够坚持下去。他在1918年就提出的四不主义，一直到晚年，依然坚守。其中不借外债一条，使得1922年之后的直系政府，时常陷于财政异常困难的境地，也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但他就是不肯让步。他的确也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嗜财如命，广有积蓄，下野之后，可以在租界做寓公（曹锟就是这样）。吴佩孚确实没钱，下野之后，只能靠其他军阀的接济养着。抗战期间，身陷敌后的他，在日本人的高压和利诱之下，依然能保持民族气节，至死不肯与日本人合作。据说，当时日本人对吴佩孚的工作，是力度最大的一个，土肥原亲自主持，但依然无功而返。这里，他那保守主义的文化观还是起了作用的。看来，文化观之新旧，不见得旧的一定不好，新的也不见得一定好。也许，旧的毕竟有底线，而新的为了某个目的，底线是可以放弃的。
处于战争的缘故，第二代早早出头，建功立业，因此形成新老之间的代际对立和挑战。机缘凑巧，由于段政府的对南方作战，被人称为后直系的曹锟，给了作为第二代冒尖人物吴佩孚一个机会，一个坐大的机会。而且，出于曹锟的性格原因，自打重用吴佩孚之后，一直对这位咄咄逼人的第二代，表示优容。于是，代际争夺，就变成传统的以地域为分别的派系之争，或者说以地域派系之争为表现形式。北洋第二代除了吴佩孚，还有独立的冯玉祥，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的孙传芳，江苏督军下面的齐燮元，奉系的郭松龄和张学良。他们都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比较早地脱颖而出，成为战争实际的主宰者。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内战，往往是呈现一种“假打”的状态，战争的胜负，似乎跟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无关。实力较弱的一方，往往敢于公然取攻势，比如像讨袁之役、护法之役，弱的一方也不一定就非得失败不可。只要占据了舆论的主动，弱者就是可以打败强者。
民国时期军阀之间打电报战，是一大风景。但打得最精彩的，还要数吴佩孚。不仅话说得漂亮，而且文采飞扬。一边在自我炫耀，一边在戳别人的肺管，将别人的军。凡是他声言不做的事，都是别的军阀正在做，或者非做不可，却又不敢公开的事。
吴佩孚作为北洋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如此高调地登场，肆无忌惮地将第一代的丑行——借外债、聚财敛财、失败则躲进租界、勾结外人，等等，张扬出来，让第一代给自己的登台，做铺垫。其中得罪的人，肯定不少。皖系自不消说，就是老直系中人，如长江三督，面对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猛烈抨击，心理也未必是滋味。但是，民国以来，自打袁世凯开始，凡是掌握实权的军人闹事，都无一例外地会得到优容。更何况，段祺瑞实行武力统一，还指望这个已经踩在广东大门边上的吴师长呢。只要吴佩孚没有最后决裂，北京政府绝对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况且，吴佩孚虽然张狂，但步步都踩在爱国、争议和廉洁的点上，说出来的话，骈四俪六，不光文采好，抑扬顿挫，多有警句，而且都是社会各界，尤其是舆论界句句爱听的。这些年来，即使邵飘萍、林白水这样的敢言名记，其骂权势者的名篇，也不过如此。比较起来，还真没有吴秀才或者说张其鍠这样的文采，怎么让人不喜欢呢？可以说，吴佩孚就像当年的梅兰芳，一登台，就赢得了大大的碰头彩。自打吴秀才闹事，全中国各地的声援电报，就纷至沓来。吴佩孚将所有赞扬他的电报，统统交给报纸发表。一边是表演，一边是喝彩，都见了天日。
上一年罢战休兵，呼吁和平，就这样跟眼前的五四运动结合起来，衡阳前线的吴秀才，就这样成了“五四”学生反日运动的坚强后盾。吴佩孚的电报战，或者说电报秀，就这样，从1918年一直打到1920年。“五四”期间，从营救学生，到拒绝签字，再到抗议闽案（即福州学生和日商冲突事件），以及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到了1920年初，吴佩孚已经开始打定主意撤兵回防。吴佩孚的电报战，从“五四”的抗议，直接进入直皖两家交兵前例行的电报战。最终，一场延绵了两年之久的文戏，以直皖大战的全武行宣告结束。
不消说，直系，确切地说说是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巨大的道义优势，是五四运动赐给他的。可以很负责地说，直皖势力的消长，五四运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五四”之后，权倾一时的皖系，就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顺理成章地被直系取而代之。而吴佩孚的个人声望，经过“五四”，也达到了顶点。1920年7月的一天，陕西军阀胡景翼读报，在阅及吴佩孚主张解散安福俱乐部，解散边防军，撤换徐树铮，撤换王揖唐，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时，“不禁拍案大叫曰：贤哉吴子玉！”并在日记里说，“古人虽云盖棺定论，然此时之吴子玉，吾固以关岳期之也”。而像这样的军人，其实不止胡景翼一人。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简介

笔记83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