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与中国人

明治之初，作为清国公使馆书记官来日的诗人黄遵宪，在其著作《日本杂事诗》的后记中大叹：

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相提并论。

确实，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写下的东西、创作的东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开国，关于中国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国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接触到。
内藤湖南（1866-1934），日本东洋史学家。他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论”。他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之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
在中国作为制度被广泛采用而在日本却没有如此的有两种：“宦官”和“科举”。
关于日本为什么没有采用宦官制度，有很多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日本没有产生足够大的权力，去建造一个需要宦官管理的禁宫。日本最多只产生了由一族之中能干的年长妇女一人主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大奥”。
中国北部和西部有游牧民族，屠宰动物是极为普遍的事，为动物去势也很常见。对阉割习以为常，对人的去势也没有抵触感。西亚多宦官，也是同样道理。
也有人说在日本的人口构成中，没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不习惯对动物动刀，因此没有产生宦官。而且去势这种生猛的行为，不符合日本人讲究适可而止的性格。
宦官先不说，为什么日本没有采用科举呢？科举和宦官不同，不沾血腥，专事诗文，属于风雅之事。
大概是因为，日本害怕采用科举制度之后会造成身份制度、世袭制度的混乱吧。
采用了科举制度，岂不是普通的农家子，也有可能一跃成为家老？
总之，要不要科举是个大问题。
科举制度没能在日本生根，是因为由儒者组成的官僚组织没有建立起来。
近世日本，具有官僚性质的就是武士，他们以武术为首务。虽然藩校也教授儒学，但只是“武士的业余爱好”，并非专业。武家时代的儒学，只是一种教养，不像中国那样成为政治的血肉，流淌在生活的血管里。
日本也有儒官，但只是秘书和文书管理员。儒官能出人头地的，只有新井白石（1657-1725）是个例外，其他人最多也只能奔走于庶务、杂务。
几百年来都在同一个地方，世世代代当差，这是日本武家政治的常态。换一个藩国，属于极少的特例。
这种事在官僚制度下不可能发生。中国自古以来，高级官僚都避免在出生地任职，也忌讳同族的人在一起供职。鸦片战争时的大诗人龚自珍（1792-1841），在礼部担任主客司主事（相当于课长级别），在叔父龚子正就任礼部尚书之后，他便依惯例辞官。但在日本，一族在同一主人手下或在同一部署任职很常见。
也就是说，日本在明治以前，不存在官僚制度，所以，科举是无用之物。明治以后，有了官僚制度，高等文官考试之类的科举才逐渐生根。
官僚组织在中国时政治的中枢，是掌握人民生死的权力机关。儒教是它的主心骨，所以近世中国人要与儒教决一死战。
但是，在日本，儒教与权力分离。儒教并不可怕，只是纸老虎、装饰品。
因此，日本的现代化，没有经历“反儒运动”。
日本没有太平天国、五四运动之类的运动，也不可能发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这些斗争的敌人在日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十分脆弱。
这位许仪后在《报国书》中，描述了日本的国情。关于日本人的性格，他这样写道：“以病终为耻，以战死为荣。”特别点出了日本人轻视生命的尚武精神。
这令人联想到三百年后的明治时代，亡命日本的梁启超（1873-1929）看到送给出征士兵的旗帜上写着“祈战死”三个字，大吃一惊。
顽固的保守派罗振玉（1866-1940）在《扶桑两月记》，记录了同类的事情并为之感动：当时在商船学校的航海实习中船只沉没，数十名学生下落不明，但报考者反而更多了。
听听指出“物哀”是日本文学之根的本居宣长的说法：

所见所闻，所接触之事，心中有感而发的叹息之声（《源氏物语玉小栉》）

这就是“物哀”。
“鬼”字也是如此。
日语中有“鬼军曹”、“鬼将军”这样的用法，“鬼”字有“强大、令人敬畏”的意思。
中国人把战争中的日本军队叫做“东洋鬼”。
对于“东洋”这个词，日中两国在理解上也有差异。日语中有“东洋历史”、“东洋文明”，意思大致相当于“亚洲”。但汉语中，把南海一带的岛国成为“南洋”，把东海一带的岛国，也就是日本，称为“东洋”。
因此，“东洋鬼”中的“东洋”就是指日本，并不是一个大范围的称呼。在以中国人为对象的手册中写上“东洋第一”，中国人也只会理解为“日本第一”。
“东洋鬼”本来是蔑称。跟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清国奴”差不多。“清国奴”本是从“中国人”或是“清国人”的正式称呼演变而来的，但在语感上已完全是一种蔑称。
与此相反，“东洋鬼”不是演变而来的蔑称，是一开始就有意识使用的蔑称。
有些日本人会认为，被称作“鬼”，是因为日本人的勇武被中国人所承认，反而很得意。即便被称作“鬼将军”、“鬼教练”，日本人也不会生气，或许内心还暗暗高兴呢。
可是，汉语中的“鬼”，并没有勇猛神武的意思。
汉语中的“鬼”，指的是幽灵，是冥土来客，给人不吉利的印象。被日语引入后，勉强保持了原来意思的，只有“鬼火”这个词了。
说别人是“鬼才”，在日本几乎是最高级别的表扬，但对中国人可不能这么说。
在中国，被称为“鬼才”的，只有诗人李贺（790-816）一人。
引退的关白被称为“太阁”。历史上太阁不止一人，但现在“太阁”一词仅用于称呼丰臣秀吉。
“黄门”是日本古代官职“中纳言”的别称。历史上有过不少黄门，但实际上大家只是用来指水户光圀。
“鬼才”的宝座，早已有了主人，别人再不能坐了。
“诗圣”专指杜甫，“诗仙”则是李白，都已经定下了。“鬼才”指李贺。
那么，什么是“鬼才”？
有着亡者似的不吉利的才能，有着绝非凡俗的、诡异的才能且身体羸弱、短命的人。

秋坟鬼唱鲍家村，恨血千年土中碧。

（在秋天的墓场中我化为幽灵，唱着鲍照的《代挽歌》。我含恨的血，在千年后，将化作土中的祖母绿。）

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

（火把如漆，亡者迎娶新妇。幽深的墓穴中，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舞……）

李贺就是这样一位会写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诗的诗人。
身体羸弱、脸色苍白的他写道：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这样描述自己的李贺，才是“鬼才”。
在日本被称为“鬼才”的人，看起来更加活力充沛。不像李贺，会在二十七岁离世。
——像鬼一样的家伙
日本人联想到的是，满脸绿光，有着坚厚的下巴，吃东西时风卷残云且两眼发光的巨汉。
中国人听到这个词联想到的是，瘦骨伶仃，穿件衣服都嫌重，脚步踉跄，好像马上就要倒地绝命的人。
如此一对比，就让人深刻感受到，糟就糟在使用同一种文字上。
血统谱系的正统性，并非单单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现实。在德川二百六十五年间，虽然有人不情愿，但这已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浓缩而成的现实。在世界史上，这种文化极度浓缩的时代再也没有第二个了。
中原的居民才是文明人，其他地区的就大致被称作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被视为野蛮人。有文明才算是人类，没有文明就等于禽兽——“中华思想”就是在这个简单框架的基础上，再加上种种要素而形成的。
原则上认为，文明传播间的地方就不再是蛮地，而变为中华的范围。那里的居民也不再是夷狄，升格为中华之民。
长江下游的吴国，在春秋末期为越过所灭，此地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例如，日本和服总称为”吴服“，说明两地在风俗上有过交流；另外，吴语对日语的影响以”吴音“的方式保留下来。

月落无敌霜满天……

这首诗里日本人十分熟悉的寒山寺，就在吴国的古都姑苏城外。”姑苏“就是现在的苏州，曾是江南文化的中心。
近代中国的学问、艺术，可以说都产生在江南——扬子江下游南岸。
清代科举中，如果按照实力本位主义，及第者大部分都来自这个地区，所以政府要定下每省考中者的比例。
不要忘了，文运如此昌盛的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的曙光时期，也曾被称作”蛮地“。
当时的文明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
扬子江离那里太远了。
”蛮地“吴国的开国传说，在《史记》的《吴太伯世家》中记载。
据说开国的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
比起这两个儿子，周太王更钟爱小儿子季历。不，准确地说是宠爱季历的儿子昌，据说这个孙子是”圣子“。为了把王位传给昌，太王必须把王位传给昌的父亲季历。
长子和次子觉察到了这一情况，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让末弟季历即位，两人出走去了蛮荒之地。
而且，为了防止万一被发现，再次被周室所用，他们依照蛮人的风俗，文身断发。
他们出走的地方，就是江南，也就是后来的吴。
太伯为当地人民所仰慕，被推举为首领，吴国于是诞生了。太伯无子嗣，死后弟弟仲雍继位，子孙相传，直到为越王勾践所灭。
也许，这两兄弟是害怕父亲一心想让末弟即位，会杀了自己，才出走江南的。
同样姓佐藤，报纸上如果提到此人时单称”佐藤“，一般都是指杀人事件、交通肇事的嫌疑者。如果加上敬称，如佐藤桑、佐藤氏，则是被害者或目击者，而”不是坏人“。敬称的有无，显示着事物的善恶，这可以说是”微言大义“——在不经意的选择语言中表明态度评价。
孔子编纂的《春秋》，就是在平实简洁的编年史中包含了这种“微言大义”的严正褒贬。
例如，在记载郑庄公讨伐其弟段时，写道：

郑伯克段于鄢

一般来说，应该写讨伐弟弟，这里直呼为“段”，说明他和弟弟道不同。
郑国的公爵庄公，不称作郑公，而称为郑伯，是为了责备他未能教化弟弟，将他的位阶降了一等。
而且，在《春秋》中，原则上提到中华诸国时，会加上“人”字，提到夷狄时则不加。
但是，昭公十二年时记载有：

晋伐鲜虞

不说“晋人”，只说“晋”，这是在批评晋与夷狄联合讨伐中华之国。
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有：

晋人与姜戎败秦师于崤

姜与戎并非中华之国，因此不加“人”。但秦是中华之国，为何不写作“秦人”呢？
据注释《春秋》的《穀梁传》解释，在此战中，秦乱了子女之教、男女之别，所以视同夷狄。
既然秦是夷狄，那么，晋与姜、戎两个夷狄联合起来讨伐秦，也不会受到指责。所以，“晋”字后面加上了“人”字。
僖公十八年记载有：

邢人狄人伐卫。

为什么被视为夷狄代表的狄后面加“人”呢？
《穀梁传》解释说，狄伐卫，是救齐的义举。
经过战争，中华之国忽然变成了夷狄。相反，被视为禽兽的夷狄，忽然升格为“人”。种族主义、尊血主义不可能产生这种思考方式。
在文明国家中，还有比日本存在更严重的歧视现象的吗？
歧视现象的特征是不会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即使受到歧视的人抗议，施加歧视的人也可能会吃惊地说：

哪有这回事，是你们想太多了吧。

这些人并不是装糊涂，而是真心觉得没有歧视这回事。
日本人的歧视意识强烈，是因为他们把血统这种决定性的东西当作区别人的标准。
作为一个岛国，本来异分子就少，对有可能妨害团结的因素，警戒心特别强。
只要有一个人违反白扇的指挥，就会危害到整个军事集团的安全。因此，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异端分子存在。
找出异端分子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确认血统。
闭关锁国的日本，不仅驱逐外国人，连日本人和外国人所生的混血儿都要驱逐，以至产生了《加伽塔拉之书》这样的悲剧。
即使入了日本国籍，没有大和血统的人也不会被认可为“伙伴”。
一个加入了日本国籍的韩国学生，曾因此而绝望自杀，这是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的事。白扇向右指，如果有人向左跳，这多可怕，于是要尽量排斥有这种可能性的人。所有的怀疑都指向拥有不同血统的人，如果受不了这种像要撕烂灵魂的视线，只好自杀。
中国统合在文明之下，日本团结在血统之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日本的做法取得了成功，所以，对血统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淡薄的吧。
此人过去很有名，说出名字，应该有很多人知道，他就是被称为“六甲山开山之祖”的格洛弗。明治维新时，作为长崎格拉巴商会的老板来到日本。他很喜欢日本，取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他们的孩子都不学英语，而是去日本的学校上学。
孩子们如果穿西式服装，他就会勃然大怒，以至于儿女们只能趁父亲不在时偷偷地穿。最后他入了日本籍。但就因为他的英国血统，连纪念碑的石头都不被见容。而且，纪念他为“开山之祖”的纪念碑被凿毁，都已是发生在他去世三十年后的事了。
葡萄牙驻日大使阿鲁曼德·马鲁钦曾经就慕拉士的事向《朝日新闻》投稿，写道：

他陷入了两种文明的困局。他是日本人，却始终没有一个日本人爱他，他始终被当作外国人。

悲哀的日本人慕拉士！
无论如何也无法成为日本人，也许与日本人如此接近的他自己最清楚。
犹太人有着独特的风俗和信仰，即使移居到世界各地，也能保持民族意识。但是，在流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只有去了中国的一派因被同化而消失了，会堂、律法以及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的化石”的断片在中国都没能留下来。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家族制度让人觉得很舒服。不过，如前所述，中国人对血统的宽容也是一个原因吧。
中国是各种各样民族的聚居地，人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又密切，体会到妥协和让步是必需的，因此培养了保持平衡的才能。
在说服人时，“A这样做了，相应的，希望B也这样做”。这类保持均衡的折中，在实际生活里最有效。
几千年间，中国人保持着平衡，成为“对仗”的好手。
汉诗必然有对仗的规则，不得不说其根源很深。
对中国人来说，不平衡的东西算不上“美”。如果极端地破坏平衡，那简直是一种罪恶。
然而，日本却并不十分赞赏这种对称性的美。
保持平衡，是因为施加了人力。日本人讨厌人工美，即使施加了人力，也要尽量让它不起眼。
日本人喜欢自然之美，似乎对人工修饰的评价不是很高。
冈仓天心形容日本独特的茶室构造是非对称性的居所，他写道：

为了将不完整的东西置于被崇拜的地位，在完成它的想象力的驱使下，故意保持未完成状态。

天心认为，日本人喜欢“不完整”，是受了禅的影响。长谷川如是闲将其视为日本固有的东西，举出了出云大社的例子：出云大社向右倾斜的楼梯和门，只能被理解为人们故意破坏“完整”。
把地板清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在日本反而不受赞赏，因为过于人工化。利休看到干净得一尘不染的庭院，故意摇摇旁边的树木让叶子落下来的故事，就很日本式。优雅倒是优雅，但将人工视为“罪恶”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吧。
中国人以诗为文学之首的传统，也与上述的方法论相关。中国人喜欢议论、说服、推理（常以考证癖的形式出现），也可以说是这种方法论的产物。
信仰宗教的人，会尝试从零出发把握整体。而中国人则认为零就是“无”，是什么都不能产生的。这样一来，当然重视用具体的数字来表示，也就是“形式”“外在”。
不能与中国人玩概念游戏，通过具体的数字才是与中国人进行交流的契机。当中国人要求拿出具体的数字时，如果认为这种方式过于功利了，那可不行。
不论多少，中国人都要求实物。如果是玩概念游戏，不管堆积多少个零，中国人都不会理睬的。
在神主宰的世界，自杀是不被允许的。生命是神授予的，人不可随意处置。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上帝并不存在，人也理所应当地可以处理自己的事。
古希腊诸神酷似人类，自杀是被肯定的。在尊崇人力的罗马黄金时代也是如此，罗马法不仅承认自杀，甚至赞赏自杀。
但是，自从基督教的神统治欧洲之后，人的生命就全归于神灵。托马斯·阿奎纳的“自杀犯罪说”刺中了欧洲人人类主义的喉咙。
在中国，在汉代儒教国家化以后，获罪高官自杀的例子数不胜数。自杀已成为一种惯例。
“艺术史无懒汉的事。”川端康成在报纸上这样说。
这是出于同样的想法。
无赖汉和黑帮，都是没用的人。松尾芭蕉也把俳谐比喻为“夏炉冬扇”，也是一样的意思。
冬扇对生活无益，和与生活相连的政治也无关。文学也是如此，置于政治之外，这是日本文学的传统，现在仍在持续。
平安时代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白居易，说到“文集”就是指《白氏文集》。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以及律诗，最后一种是根据诗的形式分类，前面三种都是不拘于音律的古诗。
讽喻诗是进行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的诗，讽刺政治的混乱和统治阶级的堕落，对人民的痛苦给予同情。
闲适诗是隐退或是因病疗养、闲居之时，“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诗，以私生活为主题。
感伤诗是遇事而发，情理内蕴的咏怀诗，著名的《长恨歌》、《琵琶行》属于这一类。
但是，收入《倭汉朗咏集》的白居易名句一百三十条中，不是闲适诗就是感伤诗，几乎没有讽喻诗。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多么不愿与政治挂钩。
随着时代发展，武家政权长期当家，日本越来越成为“尚武”的国家。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军事集团色彩强烈的国家，与文章为经国大业相反，产生了文章应该私下经营的观念。
《方丈记》、《徒然草》之类的隐者文学，作为文章的正道，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现代的私小说。
而且，明治的开国，也没有纠正这种观念。
开国后，大量传入、映衬出日本落后性的，主要是西欧的技术。为了扭转劣势，日本举国大张旗鼓展开了洋化运动。
“和魂洋才”，这个体面的词，指的是鼓励技术的洋化。“魂”，也就是精神方面，保持原样即可。
并非是因为优秀才保持原样。精神文化的优劣不像生产技术那样直观，特别是文艺领域，还存在语言的差异。
在鸟铳传入种子岛以来传统的日本，技术的洋化立即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被这种洋化运动排挤在外的作家们，更加加深了局外人的意识。
日本文学的态度，与其说是反体制的，不如说是常置身于体制之外。
中国的人文主义、文化至上主义必然产生出轻武德风气。“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有名的俗语就是证据。
在如此重视文人、相信文章的力量的国家，文学者不可能成为无所事事的无赖汉。就是成为无赖汉也可以，但他必须有为此牺牲的觉悟。明朝的李卓吾（李贽）贬斥一群被称为忠臣、君子的人，反抗当时既成伦理道德。不过他预想到自己的著作会被烧，所以事先给自己的书题名《焚书》，同时也预感到自己会被处刑。李卓吾最终自杀于狱中，这与被杀差不多。
近代被处刑的文人也不计其数。
鲁迅的心爱弟子、《疯人》的作者柔石，在1931年被枪杀；童年，《少年先锋》的文学家李伟森也遭枪杀。写了以农村为背景的名作《流亡》、《家信》等的洪灵菲，1933年在北京被捕处刑。《乱弹》的作者瞿秋白1935年在福建被枪杀。结束战争次年，诗人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这无疑也是政治处刑。
政治体系即文化体系，因此作家的活动与政治核心紧密相连。每个作家平日都有赌上性命的觉悟。
东方邻国的文人们，同情中国文人的遭遇而发表了声明。但是很遗憾，这些声明未能反映出真相。
在中国，文人就是政治家，文学和政治紧密相连。
集团也和个人一样，各有各的性格。但是，也有例外。只是有时例外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有程度之差，处理时所费精力自然有所不同。不论如何，如果夸大一个例外，把它当作集团的性格，就会落入陷阱。
第一次到某地的旅行者，对当地的印象一般很鲜明，能意外地抓住要害之处。我很喜欢读他们的游记。只是，前面提到的例外现象，会被误解为一般现象，因此要格外注意。
1860年（万延元年）来到日本的英国植物学家福琼，在江户肉铺的店头看见挂着猴子肉。

猴子被剥了皮，跟人类种族如此相连，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也许日本人认为猴子肉很好吃。

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看来他误以为日本人喜欢吃猴子肉。肉铺里有猴子肉，这是福琼亲眼所见，没有错。但喜欢吃猴子肉的日本人，也只是极少数。
说到猴子，有些日本人相信中国人会割下活猴的头吸食脑髓，把小家鼠渍蜜生吃等。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但即使有，也是极少数的例外。
日本兵曾一度十分精锐。日本兵问中日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兵：“怎么样，还有力气再战一次吗？”
中国兵回答：“如果是101，再战几次都行。”
日本的101军团以东京的召集兵为主体，不是很强。新剧的有田恭助属于这个军团，战死在吴淞。这么说可能会被101的退伍军人斥责，这个部队可以说是日军中的例外。
中国人宽容而有耐心，湖南人却从屈原开始，就是不知妥协的顽固者，血气旺盛。
听某位华侨老人讲过，他年轻时，作为电器技师去湖南某地赴任，坐人力车从车站到市政府时，路很难走，坡道很多，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刚到新岗位，他很在意时间，催车夫：“快点。”
车夫站住扔下车把，回嘴道：“我来坐车，你来拉，看看能不能快点。”
“好好，慢慢走也行。”他大惊之下道歉，对方却不听，绝不妥协。据说，年轻的电器技师最终只好拉着人力车走。
湖南人口很多，这类人就算是例外，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毛泽东、刘少奇就是湖南人。
在日本，南京豆、南京锭（荷包锁）、南京虫、南京玉、南京缎等，前冠地名南京的词很多。这是因为中日两国的往来中，过去南方比北方更频繁。去往长崎的唐船，大多从宁波一带出发，也就是江南，其中心为南京。因此，南京成为中国的代表也不足为怪。
明治初期，神户有叫做“南京姑娘”的女性，不是指中国女性，而是被中国人所围绕的女性。直到昭和初期，中国人都被称为“南京人”，我也被这么称呼过。
在前冠南京的名词中，“南京虫”是最不讨人喜欢的，这种虫是否真是从中国而来，有点可疑。南京虫即臭虫，原产地是南亚。同样的，从泰国、印度进口的外国米也被叫做“南京米”。我曾听老人说，南京虫是跟着南京来的袋子一起来日本的。
说到南京，让人想到的是海那边的地方，但不是西洋，这个词被扩大范围用来形容本朝没有见过的珍奇事物。
在科举及第者中，只有成绩优异的人，才能成为翰林院编修，参加编纂史书。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规矩。
编纂史书是记录事实，是很重要的工作。小说是虚构的，所以一直被轻视，直到鲁迅登场，它才成为文学的主流。
过去中国的小说，被认为是二流以下的文人的工作，那些人也似乎心怀愧疚地写着。读的人也偷偷在书桌下躲着看，就像现在的人看黄色小说一样。
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历史记述和诗歌创作。不过，在诗的世界，排斥虚构的气氛也很浓厚。以“月落乌啼霜满天”文明的张继的《枫桥夜泊》，也被宋朝的欧阳修等批评为违反事实，据说结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是不可能的。当时为了不妨碍居民休息，日落后寺院是禁止撞钟的。“夜半”就是深夜，不可能听到被禁止的钟声，所以张继被批评不该如此写诗。
关于姓，中日两国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大差异。
日本人大部分过去没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阶层，平民中只有一些特别的人被允许有姓带刀。所有人都有姓，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
日本人喜欢设阶级，热衷于设置不同的身份，以前也曾经提过。姓的有无，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例子。
姓表示家系，日本直到百年前，还不承认平民有家系。这太过分了。中国自古以来，连乞丐都有姓。
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节日是二百十日、八十八夜等。这让人觉得，日本人明明很感性，为什么就这样用数字草草命名呢？
从立春开始第二百十日，是台风季，这个节日是为了提高人们的警戒心而设的。这么说来，“二百十日”的发音 nihyakutoka 听起来很响亮，有警告意味。
八十八夜还是从立春开始算起，俗称“别霜”，从此夜后，不再降霜，可以插秧了。“八十八夜”的发音 Hachijyuhachiya 听起来就像是夏天将近，喜不自禁。
虽说是数字，也不能说是毫无风情。
日本人从来就不喜欢这种粗放、而且得好几个人共同操作的工具。大炮也是如此，好几个人要看着一门大炮，这样一来，就显不出个人的技巧了。倒不如把个人的技巧磨炼到极致。这样看来，鸟铳比大炮好，弓比弩好。
注重个人的技巧，表现在作战方式上，就是单枪匹马。
运动也是如此。棒球在日本如此风行，是因为投手和接球手单枪匹马的特性，比较适合日本人的气质。
保龄球也是日本特有的，这也是个人的游戏，不需要团队协作。
不过，最显示个人技术的比赛是游戏机，单枪匹马的对手是不会说话的机器。
鸦片战争的主角林则徐，被认为是个激烈的攘夷论者，实际上他对西洋的情况也颇有研究，高度评价了外国的艺术和技术，是个公正的人。他视察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时，在日记中写道：“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称赞了葡萄牙人的建筑。但是，关于服装，他则轻蔑地说：“全身紧裹，短褂长襟，仿佛唱戏狐扮兔。”并断言说：“真是夷俗。”
肥大的衣服才是文明的象征，缝得紧紧的，穿着像狐狸、兔子一样，蹦蹦跳跳方便打架的衣服，都是野蛮人才穿的。当时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可以从林则徐日记中看出来。
1931年7月，五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被当时的征服枪杀，鲁迅的心爱弟子柔石也在其中。鲁迅哀悼他的死，做了七言律诗，其中有“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
杀害亲爱的柔石的家伙，在城上挂着可恶的恶魔大王之旗。
美国没有国花，州花倒是有，但只有几个州有。真是一个马虎的大国。
希腊的橄榄很有名，法国鸢尾花很可爱。埃及的睡莲很有古国之风，墨西哥的仙人掌惹人喜欢。印度的罂粟被当作鸦片的原料，就感到有点危险。
日本的国花是樱花，这并没有被法律规定，但谁都没有异议。菊花作为皇室的纹章花，级别更不同。
中国的国花，国民政府曾经法令规定为梅花。
那是有原因的。以前中国所认可的国花是牡丹。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但最受人喜爱的还是牡丹。
但是，牡丹太华丽了，跟当时中国革命状况不相符，所以改成梅花。中国制定国花的法令是在“九一八”前，即昭和四年（1929）。但是，法律规定国花，倒有点不伦不类。
寒冬也仍青翠的是松和竹，披雪绽放的是梅。松竹梅是“岁寒三友”，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受到尊重。但说到喜爱，还是不及牡丹。
但是，牡丹和当时艰难的国难时期不相符，取而代之被选作国花的是梅花。梅花不畏严寒、凛然绽放的坚强精神，使它成为宣告春的来临的瑞兆之花，很吉祥。
写小说《鸦片战争》时，对于公羊学派的两巨头龚自珍和魏源考上进士为何如此之晚，我曾经怀有疑问。林则徐等人二十多岁就考上了，龚自珍则是三十八岁，魏源是五十二岁才考上进士。仔细一查，当时的科举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评第妍媸”。
比起答案的内容，更看重形式，也就是书法。科举考试成了背诵《四书五经》、认真写字的比赛。
龚、魏两人即使有当时第一的学识才干，也只能很晚当上进士，而且成绩也没有优秀到进翰林院（培养未来的大干部的机关），似乎就是因为字写得不好。龚自珍的书法，从现在留下的照片版来看，一味向右偏，生气勃勃，与其说写得不好，不如说写得很怪异。魏源的字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好。
宋朝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汉以前距今相隔太远，三国时代有耳熟能详的英雄豪杰登场，但杀伐气太重。唐代虽灿烂夺目，但混进了外来的东西，沉醉于异国情调而缺少回味。
说来说去还是宋朝。现代中国有的东西，如中华料理这些浅近的物质文明，以及衣食住等，甚至连精神方面的中国特色，也都染上了这个时代的色彩。例如近代的儒学，就是宋学。
中国人有重文轻武的倾向，日本人则相反。武家政治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产生“花是樱花，人是武士”的风潮也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男女性别差异的中国的五月节日，在日本变成了男性的节日，原因听起来有些傻，跟语言有关。
前面说过，用菖蒲辟邪，这是中日共同的风俗。这种植物的汉语发音是chang-pu，在日语中则是shyo-bu。
据说，因为与“尚武”同音，因此才成就了英气勃勃的“男人的节日”。
这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关于五月节日的定说。
关于冬青，中国历史上有一段逸话。
蒙古灭宋，建立元朝时，喇嘛妖僧杨琏真迦对蒙古皇帝进妖言：

扒了南宋诸帝的陵，打散他们的骨头，宋朝就无法复兴。

皇帝听信了谗言。因此，理宗皇帝的头盖骨等，甚至被扔进湖里。
过去的中国人，对正常的死，相比之下并不怎么害怕。但是，对断首而死是很忌讳的。
战争中成为敌军的俘虏，被送还故国，多会追究战败责任，被处以死刑。即使如此，将士们也希望被遣返。
因为落入敌军之手，光是头就会被扔进首塚之类的地方。身首异处，这才是可怕的。
回到故国，即使处以死刑，被砍了头，也有身边人拾了首级，和身体一起埋葬吧。那就可以放心了。
我们相信，死后，首级跟身体连在一起，就能够复生。
例如《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各各保首领终天命……”
如果不知道中国人的这种信仰，就很难理解这一句话。
“首领”这个词，在现代日本和中国都指领袖。但是，在前面这句话中是指头颅。
《管子》中有“三军之众，皆保首领”，也是同样的用法。
首、领、颈、项，都是身体与头部相连的部分。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一事物同义词多，就说明这个民族对此事物很重视。
易水寒的名刺客荆轲认为，为暗杀接近秦王，献上逃亡将军樊於期的首级最有用。樊於期知道后，自愿刎颈自杀，将首级献给荆轲。这个故事很悲壮。如果明白当时中国人对没有头颅就无法下葬的畏惧，这个故事的悲壮就更打动人心。
话说远了，于是，南宋诸帝的遗体没有头颅，无法复生，宋朝的复兴也就不可能了。
这时有位叫林景熙的爱国诗人，他扮成采药草的，寻找诸帝的遗骨，雇渔夫潜入湖底拾起头盖骨，拼凑起来，悄悄地埋葬。
曾经散落的骨架，重新安上首级，期待皇帝复生。
但是，当时还是元的天下，不能明目张胆地竖起墓碑。于是，种了冬青树作为标记。
我读过终战后不久作为《大公报》记者来日的王芸生的报告笔记。据说，他在日本最感动的是，孩子们血色很好，脸颊丰满红润。终战后粮食匮乏，大人们都瘦得脸色苍白。但是，孩子们都起色很好。这说明日本的父母，即使减少自己吃的分量，也尽量让孩子吃。自己受点苦也没关系，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里面写道，对这种日本人的深谋远虑，王记者很受冲击。
还有一个人物品评家叫许劭，字子将。他和表兄弟许靖每月初一见面，评论天下著名人物。人们称之为“月之旦”的评论，“月旦”一词由此而来，现在仍在使用。
据说“龙”是夏王朝的标志，“凤”是殷王朝的标志。龙凤象征着天下至尊的皇帝。
在中国旧诗论《诗品》中，将诗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曹操被放在“下”里面，评价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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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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