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十五讲

三圃轮作制
以往的殖民主义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近代殖民主义则以商业贸易开道，其理论和政策是所谓“重商主义”。“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个词，虽然是在1776年才由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但其思想和做法在此前就有了。重商主义以英国的托马斯·曼（1571-1641）和法国的让-巴蒂斯特·科尔伯（1619-1683）为主要代表，前者较重视理论，而后者较重于实践。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是以金银的多寡为标志，而财富的积累主要来源于流通，因而很重视流通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作用，奉行“少买多卖”的原则。重商主义又认为，一国工业原料不足，仰赖外国资源是违背重伤原则的，只有从殖民地攫取原料，才可使外来的商品变成本国的，因而建立殖民地是必需的，它应当成为宗主国的补充。重商主义还认为，国力的增强是发展经济和积累财富的重要条件，为了在对外贸易竞争中获得成功，应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并对贸易和殖民活动进行保护。不难看出，重商主义理论本身，已包含了推动由商业殖民向农业殖民转变的因素，因为殖民地的真正拓殖必需以农业为基础，否则殖民地的巩固将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侵入其近邻爱尔兰，并以掠夺土地为契机展开了移民活动，这就为海外殖民地的建立提供了经验。这种转变开始于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1578年，吉尔伯特获得特许，可在6年内在北美占有无人居住的土地，但第一次行动因西班牙人袭击而失败。1582年，他开始设想把美洲作为通往亚洲的“中转站”，并把大量土地治理给乔治·佩卡姆爵士等，其本人则在纽芬兰的圣约翰占有一个小区，后在一次航行中沉船身亡。吉尔伯特的计划，后由其同母异父兄弟沃尔特·雷利爵士所继承，此人在获得了汉弗莱·吉尔伯特遗下的执照后，领有了佛罗里达北大的整个地区，并在1584年将其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于1585年在切萨比克湾的罗阿诺克岛（Roanokel.）建立了两个殖民地，但其中一个殖民地两年后被迫放弃，而另一个殖民地的117年则完全失踪，它被称为“失掉的殖民地”，雷利因此损失4万英镑。这是一次成功和失败并存的殖民活动。
17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两个自称为发起人的团体，即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都是商业冒险公司。
弗吉尼亚集团的成员是以理查德·哈克吕特和托马斯·史密斯为首的伦敦人，其中史密斯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商人，他接管了雷利在罗阿诺克岛上的权益，这个集团对切萨比克地区兴趣很大。第二个团体是以普利茅斯为中心的西部商人，由于受1605年乔治·韦穆斯船长关于前往缅因的航行的报告，以及开发新英格兰西部与纽芬兰渔业之联系的鼓舞，对新英格兰北部的拓殖发生了兴趣。这两个商业集团虽然彼此猜忌，竞争激烈，但最终还是联合起来以便向国王申请专利，并获得成功。1606年4月10日，他们得到了国王詹姆士一世（1603-1625在位）颁发的特许状。
按特许状的规定，在美洲发现的殖民地或其他领地属英王所有，但殖民地政府对本殖民地的一切事务拥有全部“治理权”，各殖民地政府由13人组成的参事会负责，其成员可以随时被调换。而在各殖民地定居的所有移民及后裔，将如他们在英王同志下的英格兰及其任何领地出生的人一样，“享有全部的自由权、豁免权和免税权”，并可按英格兰肯特郡东格林威治采邑的传统，拥有对殖民地土地的“自由永佃权”（Free and common Soccage），即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移民从英国和其他英属领地进口货物，10年内不必交进口税、津贴和其他关税。但在殖民地开采的金银，要将获利的1/5或1/15上交给英王。对违反规定的其他殖民地商人或外国人，要处以每100英镑货物2.5英镑或5英镑的罚款，这些款项在21年内用于各殖民地的商业往来，21年后上交英王。“自由永佃权”可视为英属北美殖民地土地制度之源。
此特许状不仅确定了英国殖民政策的基本方针，指明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其内容以后虽根据情况的变化时有修正、补充和改变，但基本政策并未发生变化，是即将兴起的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点。
詹姆斯顿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永久殖民地。
弗吉尼亚公司在弗吉尼亚的成功，为英国人的殖民活动开辟了道路。1607-1732年，在北美大陆共建立过16各英国人的殖民地，其中3个被兼并，所以最后是13个。
在弗吉尼亚以北，1632年6月30日巴尔的摩勋爵得到英王特许，在波托马克河一带建立了以英国王后玛丽命名的马里兰殖民地。此殖民地本是授予第一代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的，由于他在特许状颁布之前几个月去世，其权利便由儿子塞西利尼斯继承。按特许状，塞西利尼斯为马里兰领主，以达勒姆郡大主教“在此前任何时候”曾采取的同样方式拥有土地和权力，相当于14世纪享有王权的封建领主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其私发和行政权不是来自国王而是来自于领主，可按封建方式按自己的名义转让土地。据此，巴尔的摩勋爵分封了60个庄园，其余土地被他的家庭成员瓜分。许多普通定居者也成了“永远保有土地者”。到1640年，马里兰人口已达2000人，20年后增加到8000-12000人。
在弗吉尼亚以南，早已有人从弗吉尼亚侵入，远至佛罗里达。在此情况下，1663年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将其拓殖权授予8大业主，统称“卡罗莱纳”。1670年，由威廉·赛尔（Willam Sagle）率领的移民，在阿什莱河畔建立的查尔斯顿，成为南部殖民地最大的经济中心。1711年，由于人口和经济的逐渐增长，特别是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卡罗莱纳被分为南北两个殖民地。
南部最后一个殖民地，是1732年由信托人局建立的佐治亚，位于南卡罗来纳之南。该局负责人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得到的特许有限，21年后这个业主殖民地交换英王，由其直辖。
由于这些殖民地大多由清教徒建立，并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扩张有关系，以至在1643年组成了“新英格兰联盟”，这是组织“联合殖民地”的第一次尝试。其成立宣言宣称：“为了保存和散播福音的真理，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和利益。”
1664年，英王查理二世将康涅狄格与特拉华授予其弟约克公爵，遂将新阿姆斯特丹改名“新约克”，直译“纽约”。此后，约克公爵将哈德逊河西岸的土地分给约翰·巴克莱和菲利普·卡特雷特，并任命菲利普·卡特雷特为总督，由于此人曾在英伦海峡泽西岛做过总督，因而该地便取名为“新泽西”。至1681年，查理二世为偿还威廉·佩恩1.6万镑债款，又将“新瑞典”赋予其子小威廉·佩恩，取名“宾夕法尼亚”（意为“佩恩之林地”）。第二年，佩恩在费城定居，该城成为宾夕法尼亚的首府。
根据管理方式不同，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在创建时可分为3大类型：（1）公司殖民地，其业务由设在弗吉尼亚或殖民地的董事会管理，在经济上自负盈亏。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最初特许公司所有。（2）业主殖民地，它在性质上是英王的封土，业主代表英王统治该殖民地，有权在殖民地内实行再分封。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最初都属这一类性质。（3）自治殖民地，他们一般为自由移民自己所建，最初既不属于英王所有也不为业主所有，其管理方式由殖民地移民自行决定。普利茅斯、康涅狄格、罗德岛最初都属此类殖民地。
1651年的海航条例，被称为“第一个从广义角度阐明英格兰商业政策的议会法律文件”，也可以看做是英国殖民政策形成的标志。
至于殖民地内部的管理，各殖民地的情况很不一致，弗吉尼亚的管理体制有代表性。在弗吉尼亚，除英王任命的一个总管外，下面还有一个参事会，代表议会在1619年以前还不存在。总督名义上是英王任命的，但实际上在1700年以前，主要由枢密院指派，它是殖民时代早期的实际管理中心。
普利茅斯，建立于1620年，1691年被马萨诸塞合并；缅因，建立于1641年，1691年被马萨诸塞合并；纽黑文，建立于1638年，1662年与康涅狄格合并。
正如柯蒂斯·内特尔斯所指出的，发生于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完成于1614-1629年的公司土地私有化过程，“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界标，因为它决定了美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转向经济的第二步”。1629年以后建立的各殖民地，如马萨诸塞、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等，都直接引入了私人土地所有制。
契约奴（indentured servants）主要来自英国和欧洲，一般与主人订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合同，主人答应承担这些人前往美洲的生活费等相关费用，而契约奴则承担为主人劳动3-7年的义务，这些人在服役期间所受待遇很差，有时甚至还可能被主人转卖，但合同期满后将“享受自由人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并得到50英亩左右的坐地，所以实际上是“合同工”。据估计，在独立之前，契约奴在殖民地人口中在60%-77%之间，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这类殖民地大约要占3/4。
据估计，英属北美各殖民地的黑人人口，1660-1750年间由2920人增至25万人，到1776年已占殖民地总人口的23.6%，其中3/4受雇于南部殖民地。
殖民时期的最大事变，是爆发于1676年弗吉尼亚的培根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名叫纳萨尼尔·培根，是一位英国乡绅的后裔。这次起义，典型地反映了北美殖民地的社会关系和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性质。
七年战争（1756-1763）本是英法之间战争，它始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法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普奥持续进行的争夺霸权的战争，最终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冲突：在欧洲战场，是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与法国、奥匈、俄国、萨丁王国、瑞典之间的战争；在北美和印度战场，是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763年2月10日，法国将北美和印度交给英国，以英国对法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种胜利，对北美殖民地来说，却并非全是吉祥之兆，反而引出一系列矛盾。这些问题可概括为土地问题、驻军问题和征税问题。
问题在于，殖民地人民认为，各殖民地的权力，是直接来自英王的特许而不是来自英国的议会，各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又无代表权，因而英国议会根本无权对殖民地征税，只有殖民地议会才有权对此作出决定。在他们看来，向殖民地征税，是没有道理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与母国有很大不同，其中以新英格兰最为突出。在新英格兰，实行民选长官、土地分配和平民教育，这和英国专制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1647年，马萨诸塞议会通过的关于建立国民学校的议案规定：“各镇人口增长至50户时应责令一公民承担教育之责。凡儿童欲求书写字者一律不得拒绝。”所以，詹姆斯·拉塞尔·科维尔说：“第一所小学开幕的时候，对付教会专制或国家独裁的第一道壕沟，也就筑成了。”
但北美第一个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却非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莫属。富兰克林出生于波士顿而发迹于费城，从14岁起就开始写作和投稿。对多种科学专题作过观察和实验，是最先从事电学实验的先驱之一。从1732年起，他编发《穷查理历书》，将科学和民主思想以谚语形式随历书向广大群众传布，对美洲人起了巨大启蒙作用。他的格言是：“时间比金钱更重要”，“自助者，天助之”。
七年战争后，由帝国政策的改变引发的问题，是促使美利坚人走向联合与觉醒的转折点，1765年在纽约召开的反印花税法大会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大会是根据马萨诸塞的倡议而召开的，有9个殖民地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大会接受了当年5月弗吉尼亚议会的观点：“无代表即不纳税”，通过了《权利与不平等宣言》，要求英王及其议会废除印花税条例，宣称只有殖民地自己选出的议会，才有资格对他们征税，“没有代表的征税是专横”。“无代表即不纳税”，本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中确立了的一个原则，但在殖民地和英国本土都引发了争议，争论的焦点在究竟怎样才算有“代表”：一些人认为，英国议会是帝国议会，它也可以代表它的殖民地，因而殖民地已拥有“实质性的代表”；而另一些人认为，如果“实质性代表”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全体英国人就可以任何一个选区的成员来代表，可何以苏格兰在与英国合并后还要向议会派代表？无论如何，殖民地人民的结论是，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无代表乃是不争的事实，英国议会不能代表北美居民，也就无权决定对殖民地征税，能够决定对他们征税的，只能是殖民地自己的议会。这次大会表明，征税问题已把殖民地与英帝国的矛盾，由经济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成为双方之间的权利之争，矛盾和斗争的性质改变了，民族意识急剧提高。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克里斯托弗·加兹顿正式提出了“Americans”（美利坚人）的概念。他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这个大陆上，不应当有人称为新英格兰人、纽约人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美利坚人。”之后，一个被称为“自由之子”的秘密组织在波士顿诞生，其领导人是塞缪尔·亚当斯和帕特里克·亨利等人，这种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各殖民地几乎都有了类似的组织。在农村，与此相呼应的，则有1766年和1770年分别发生在纽约州和卡罗莱纳的抗捐和抗租运动，以及1771年由伊桑·艾伦领导的佛蒙特“绿山健儿”（Green Mountain Boys）捍卫其土地所有权的斗争。
在世界近代史上，这次北美反英战争，是第一次殖民地独立战争，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其任务，首先是要结束英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其次是扫除政治上的君主制的残余，第三是扫除经济上的封建制的残余，使殖民地上升为一个独立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战争从1775年4月19日莱克星顿的枪声打响开始，到1781年9月英军在威廉斯堡附近的约克镇投降结束，历时达6年半。
其次，从革命的动力看，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既不是来自土著居民，也不是来自地位最低的黑人，而是来自北美居民中占大多数的手工业者、自耕农、商人和种植园主，其核心是各殖民地原下议院的代表。各殖民地的下议院，是殖民地的民选机构，有的如新英格兰还是通过直选产生，因而一直保持着和殖民地人民的联系，在独立战争爆发时很自然地便成了革命的领导和指挥机关。由于这些会议既有权利也有经验，从一开始在领导上就显得较为成熟，美国革命并非毫无领导和组织的自发运动。这是美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它的有利条件之一。
“大陆会议”是自行召开的，本身并无立法基础。为了加强对革命的指导，建立某种合法的中央政府机关，取代由“大陆会议”行使的临时权力，显然是必要的。于是在1777年11月15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约翰·狄金森起草的《联邦和永久联合条例》。该条例第一次将这个国家正式命名为“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建立了中央的行政机构即由各州代表组成“诸州委员会”，并把“大陆会议”改为“联邦国会”，赋予国家宣战、外交等权力，成为合众国“头一部不成熟的宪法”，是合众国形成中最重要的步骤，表明一个新的国家已经诞生。该条例虽然把“主权”保留给了各州，使这个国家宛若邦与邦之间的友好联盟，但“永久联合”的规定已为国家的组成和稳定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该条例在1779年已为绝大多数州批准，唯有马里兰州观望拖延了两年之久，直到1781年3月1日方始生效。
以此为前提，国会还成立了一个以杰斐逊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西部土地的处理问题，这个委员会先后于1784年、1785年、1787年提出3个土地法令，决定向移民开放西部土地，土地处理采取公开标卖方式，在当地人口未足额之前实行“领地制”，但满额时可以平等身份加入联邦并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殖民制度，因为它并不把西部的“领地”看做美国的永远的附属部分，而让它最终成为合众国平等之一员。因此，它确定了西部土地逐渐美国化的方向。
9月17日通过的宪法的最后定稿，系由古维纳尔·莫里斯起草的。不过，由于这部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即联邦制，是出自詹姆斯·麦迪逊起草的“弗吉尼亚方案”。詹姆斯·麦迪逊在整个制宪会议期间为协助华盛顿开好会议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后来还成为联邦宪法的主要解释着。在历史上，麦迪逊被尊称为“美国宪法之父”。
到1788年6月，先后批准宪法的州实际上已达到法定的9个州，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斗争已经结束，因为还有关键性的两个州未能批准，一个是弗吉尼亚，一个是纽约。弗吉尼亚是北美殖民地的发源地，在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无论是联邦派还是反联邦派均势力强大。纽约处于南北交界之处，如果它被排斥在联邦之外，将严重影响合众国的完整。而当时的州长乔治·克林顿恰恰是该州反联邦派领导人，他的追随者大多是当地大地主，害怕失去征收关税的权力。
反联邦派所遵循的指导思想，乃托马斯·潘恩之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为了反击反联邦派言论，汉密尔顿在1787年10月21日以“联邦党人”名义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后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与汉密尔顿一起，或以“联邦党人”或以“普布利乌斯”为署名发表论文，到1788年8月16日发表论文共85篇，并于1788年以文集形式结集出版。这些论文系统阐述了将要建立的联邦制既不是单一联邦制而是联邦共和制，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单一共和国而是复合共和国，对人们所说的“民主”提供了双重的保障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宪法的批准过程。
从美利坚合众国形成的背景和过程来看，美国的立国经验是很独特的。首先，和西方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完成的，国家体系的形成是先有州府而后才由国家，这就是立国者在作出某种重大决策时，不得不把地方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其次，“州”的地位的演变，一直是这个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州先由殖民地上升为独立之“邦”，后又降格为从属于联邦的成员，不管其地位如何演变，但始终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因此“州权”的处理成为美国立国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再次，由于合众国直接脱胎于“联合殖民地”，因此这种联合的程度和方式作为一种标志，不仅划分了这个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组织和结构的形成，而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
这因为如此，在独立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如何使这个国家的“权力机构”配置合理与运转正常的问题，是整个立国问题的中心。它又包括3个层次：（1）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其实质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它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涉及的层面最广，因而是立国的根本。（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州权”问题，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涉及的层面比前一个小，但因州市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整个立国问题中的关键。（3）中央内部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的关系，由于它有关国家最高权力的配置与运作，应该说是立国问题的核心。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在《合众国宪法》中惊心安排，并为之定下了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美国立国经验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
美国国家体制的特点是：
第一，它赋予总统以很大的权力。其表现有3点：（1）由于联邦宪法中未设置总理这一职位，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实际的行政首脑；（2）由于总统不是由立法机关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以总统为首的内阁得力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3）迟迟才形成的内阁也不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只是总统的一个集体顾问班子。
第二，它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又给各州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权。
第三，实行行政、司法与立法互相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则。按联邦宪法规定，中央政府权力是分立的，即立法权归国会、行政权归总统及其内阁，司法权归最高法院，立法又分参众两院。
不难看出，美国议会民主制的最大特点，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地方分权，并且在其分权的幌子下又隐藏着集权的本质，即通过互相制衡把权力集中在最高权力机关中的大多数人手中。但宪法第五条规定，若两院议员2/3多数认为必要，或2/3以上的州议会提出请求，可提出对联邦宪法的修正案，经适当方式批准后即可生效，又赋予宪法必要的灵活性和适当性，从而增加了联邦宪法的生命力。其最大意义在于，由于联邦宪法关于“修正”条款的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宪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美国立国所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得以在体制内解决。它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是如此之大，以致乔治·华盛顿总统在其1796年《告别词》中，认为有必要特意提起国人注意：合众国体制“本身就包含着修正自身的规定”。
如魁奈和杜尔哥就提出，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纯产品”，因而农业是创造财富的唯一产业。杰斐逊的农业立国思想，也包含着类似因素。
在国家银行建立后，一个以国家银行为主干，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市场、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体系逐渐形成，它们都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和运作形式。银行到1800年已发展到29家，1797年和1800年纽约和费城都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在1792年以后的10年内，先后有12家海上保险公司注册。此外，各类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775-1801年，新建公司达328个，覆盖公路、运河、桥梁和制造等多种行业，其中仅涉及交通运输业的就站63%。1794年军功的第一条税道，即从费城到兰开斯特的公路，就是由这类股份公司承建的，由此开创了美国运输业革命的“税道时代”。
但在整个美国对外贸易中，对英法的贸易一直占据主要地位，1790-1792年，与这个国家的贸易在美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为31%和24%。1793年以后，英法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双方均提出与美结盟的要求以牵制对手，如何处理这一于美国至关重要的棘手的问题？杰斐逊力主建立美法轴心，汉密尔顿极力维护英美传统关系，华盛顿企图从中调和，于1793年1月发表由汉密尔顿起草的《中立宣言》，宣布对英法交战双方采取中立政策。这首先引起了英国的不满，派海军封锁法国及法属西印度港口，甚至出现了重开英美战争的危险。后在汉密尔顿的努力下，于1794年11月缔结《英美杰伊条例》，英国虽未放弃对美实行商业限制的政策，但同意撤出驻美国“西北地区”的军事要塞，两国矛盾才得以化解；而法国又视《杰伊条例》为英美结盟条约，以为它有违1778年《发美同盟条约》，随即令法军劫掠载有英货的美国商船，在法美谈判中又发生法国官员索贿的“XYZ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反法浪潮，乃决定成立海军部并重建陆军部，同样出现了引发战争的危险。后由于约翰·亚当斯的反对，并派遣使节与法国签订“1800年条约”，才使战争得以避免，美国的传统贸易格局亦得以维持。
联邦的财政支出，从1793年的384万美元增加至1801年的830万美元，同期国债总额也从8030万美元增加至8300万美元。联邦威信扫地，共和党在民众中影响扩大，代表共和党的托马斯·杰斐逊于是以一票的优势在大选中获胜而成为第三任总统，史称“1800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影响很快就表现出来。摧残人权的四项法律被废除了，联邦政府机构大幅削减，仅财政部就削减500多人，除英法外，驻外使团均被撤出，陆军由3500人减至2500人，海军只保留了13艘快速舰，其余船只均改作商船出售，使财政支出减至1802年的100多万美元，实现了杰斐逊建立“节俭政府”的主张。
这篇年度咨文表明，杰斐逊的思想和政策，在1807年实行禁运之后发生了重要转变，杰斐逊的以农业立国向汉密尔顿的以工业立国回归，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及其路线，经过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三届政府，最终得以在美国确立，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向。它还表明，由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所关注的都是美国未来的发展和前景问题，不同的建国理念和方针便有了互补的性质，杰汉之争不仅没有使这个国家发生分裂，反使这个国家增添了活力。
1800年的胜利被杰斐逊称为“革命”，这从两党制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恰当的，因为这一年的胜利确立了共和党一党统治的格局，而且维持了长达28年之久。这并不是说联邦党人从此就完全消失了，它在经过了“1800年革命”后一蹶不振，但从30年代初起开始以“辉格党”名义重新露面，尽管其成分已不完全是原来的联邦党人了。但“辉格党”这一名称和组织成分并没有保留下来，当1854年更加强大的代表工商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成立后，原来的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联邦党和辉格党的一部分人便站到它的旗帜下，而另一部分则站到了原来称为“共和党”的民主党的旗帜下了。1800年以后，一旦共和党人牢固地掌握了权力，由联邦党的强大实力所促成的团结就削弱了，到杰斐逊第二任期间党内的派别活动加剧，1824年竞选终于使党分裂成两个党：一个是以亨利·克莱为首的“青年共和党”，另一个是以安德鲁·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最后结束了弗吉尼亚王朝并取消了“共和”的名字而改称“民主党”，青年共和党也取消了“青年”两字而改称“共和党”。它标志着美国两党草创时期的结束，或者说两党制的正式形成。
与西方大多数国家不一样，在美国形成的不是多党制而是“两党制”，第三党很难形成和取胜。这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只有总统是争夺的目标，于是产生了选举问题。别的国家是普选制，而美国实行的是两级选举，即每个州只有一票，如果谁得了某个州的多数票，这个党就占了这个州的全部席位，其他党即使得了很多票，只要它不是多数票即等于零。所以第三党根本无法形成，只能形成两军对垒，争取绝对多数。这是美国两党制形成的原因，也是它的特点。
此外，新英格兰位于整个美国的东北部，比其他地区更接近英国和欧陆，因而在大西洋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而新英格兰造船业的发达，又为它的航运业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所有这一切，使新英格兰在殖民时期成为北美主要的商业、贸易和航运中心，而波士顿居于各港之首。据统计，1772年时，进出波士顿港的商船达1273艘，高于北美其他任何商港。波士顿及新英格兰在商业上的中心地位，主要是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来实现的。
北美独立，特别是第二次英美战争之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件大事，是棉花取代烟草成为南部新的主要种植物，并形成美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棉花王国”。
约翰·R·斯科特斯写道：“密西西比河历史上最重要的10年是19世纪30年代”，正是在这10年内，“棉花生产迅速增长，该州成为棉花王国”，“奴隶人口增加了197%，使奴隶与白人之比达到52:48，以致从新奥尔良出口的棉花翻了一番”。
推动美国向西扩张和拓殖的动力，来自土地投机家、普通的农场主和奴隶主这三大社会势力。土地投机家是一个从1748年兴起的，以土地公司为代表的商人集团，其主要目的就是西部广袤的自由土地。普通的农场主，包括数目极大的中小农民，其本身就兼具农民和投机家的双重身份，因为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小农，而是处于市场经济之中的自由农民，他们把不断拓殖又不断卖地变成自己的生存方式，有很大的流动性。至于奴隶主，由于他们经营大宗商品作物，所采取的粗放式耕作对地力的消耗很大，不断扩张新领土就成了他们的生存法则。正是这三大与土地有关的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使美国向西部的扩张和拓殖，一浪甚过一浪。
所谓国内“三角贸易”，即美国国内的一个呈“三角形”的商品循环系统，大致可把大西洋沿岸、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看做这个贸易三角的各个边，而把纽约、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看做三角的顶点。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区域贸易”系统，在内战前这个国家的区域关系中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这个“三角贸易”系统是逐步形成的，最终形成的标志是1825年伊利运河的开放。
1825年10月26日伊利运河的正式开放，应是美国区域贸易中的划时代的大事。这条全长363英里的运河，由于把哈德逊河和伊利湖相连，向东可以经哈德逊河通往东方第一大港纽约以及整个东北地区，向西可以经过五大湖及俄亥俄河与整个中西部发生联系，成为当时西部与东北部之间的主要交通和贸易渠道，由此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角贸易”体系，或商品循环系统。
19世纪上半叶，国内“三角贸易”的最后形成和区际贸易的发达，无疑是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发展的主要特点，它标志着美国区域经济关系的新进展，其结果是至19世纪中叶美国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从而为美国的迅速崛起准备了重要条件。此后，各区域的经济专业化得以迅速发展，大致可分为走向工业化的东北部、奴隶制种植园的南部和从事垦殖农业的西部。它们作为三种社会经济模式鼎足而立，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斗争，决定着当时美国历史发展的走向。
处于垦殖中的西部，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经济上还依附于南部。但在关税问题上，东北部的工厂主却渴望得到西部的支持，这是因为西部的农业与南部的农业有着根本的区别，它的主要经济作物是小麦而不是棉花，主要依靠的是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而国内最有发展前途的市场是在东北部而不是在南部，因为东北部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镇。早在1816年，西部利益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来自肯塔基的亨利·克莱，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之为“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的方案，这个体系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就是：美国体系=保护关税+国内改进。所以，在历次保护关税法案的表决中，西部代表差不多都是以东北部工厂主的同盟者的身份出现的，对保护关税政策几乎采取完全支持的态度，反对者极少，有时甚至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其意见比东北部还一致。
由于第二合众国银行破产，从1837-1863年国内又只剩下州银行存在，这加速了各地州银行的发展，尤其是在西部发展更快。在西部，早在1812年英美战争后，已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小银行，仅肯塔基在1818年时就有银行40家。据统计，州银行的数目，1829年只有329家，1834年也只有506家，而到1837年却增加到788家，到1860年已发展到1562家，并拥资约10亿美元。由于这些银行都是发行银行，结果各种钞票几乎就是五花八门，如密歇根的“膏药”、佐治亚和宾夕法尼亚的“野猫”、印第安纳和内布拉斯加的“赤狗”，以及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的“残尾”，等等，一度曾达到数百种之多，而西部是这类“野猫银行”（wild cat banks）发展最快的地区。这类“野猫银行”有几个特点：（1）它们皆由州发给执照，所受监督不严；（2）它们把资本和存款作投机的后盾，不能流动；（3）它们大量滥发钞票，而无适当的储备。例如，有一家银行经法院清理，其流通在外的纸币票面价值达58万美元，而可供兑现的库存金仅86.46美元。结果，西部的“野猫银行”便成为各种投机事业之源，并先后引发了1837年和1857年的两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造成大批企业及银行本身的破产，如在1857年危机中就有600家银行倒闭。
在上述情况下，1863年美国国会不得不一面取缔“野猫银行”，一面加紧制定新的国民银行以重建国民银行体系，即建立国家监督和管辖下的银行体系，在全国划定以纽约为主的重要金融中心为“储备市”。法案规定，下属各银行必须将其资本的1/3买进联邦证券，这些证券可作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保证金。这个国民银行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金融和货币管理体制，在地方与中央、区域与区域的双重矛盾和冲突中，进入其演进的新阶段。
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是在独立革命之后突出起来的，因为在独立战争之后南部保留了奴隶制，而北部却逐步废除了奴隶制。这样，在美国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劳动制与强迫劳动制的对立，以致联邦政府不得不在1804年作出决定，以“梅松-狄克逊线”即北纬39°43′为分界线，把南部与北部明确分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北部的工商业日益发达起来后，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坚持奴隶制的南部就越来越成了发展的障碍，不能任其长期存在下去。另一方面，于十八九世纪之交，欧美自由主义思潮汹涌，“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奴隶制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已废除，只有在美国南部反而恶性膨胀，与世界大潮相悖。因此，在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废奴运动便在北部迅速兴起，势不可挡。1817年，查尔斯·奥斯本在俄亥俄出版了报纸——《慈善家》，两年后他又在田纳西创办《解放奴隶情报员》。1820年，伊莱休·恩布里和威廉·斯温在田纳西分别出版《解放者》和《爱国者》。1821年，传教士本杰明·伦迪又出版了刊物——《普遍解放的时代精神》，提出了一整套解放黑人和开拓殖民地的计划。这些报刊都成为废奴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
从战争的角度观之，美国南北之间的矛盾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或阶段：（1）共处和竞争时期（1820年以前）；（2）冲突与妥协时期（1820-1861）；（3）内战与重建时期（1861-1875）。在这一对矛盾演变的全部过程中，西部土地不仅是一个双方都关注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结果，在南北战争酝酿和准备阶段，争夺西部控制权的斗争常常成为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
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如前所述，早在1804年，联邦政府曾决定，以北纬39°43′为分界线，北部为自由州而南部为蓄奴州。密苏里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是原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一部分，也是大河以西最早投入开发的地区之一。由于它地处上述“分界线”的两侧，从拓殖之初起就有两种劳动制度移入，到1818年该地区已有56000个白人和10000个黑奴。结果，在密苏里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它的居民多数为来自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自由民，而它的土地又大部分位于北纬39°43′分界线以南。无论是北方的废奴派还是南方的蓄奴派，都希望在密苏里加入联邦问题上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双方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西部的主要发言人——肯塔州参议院亨利·克莱提出：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从马萨诸塞州划出缅因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把原定的南北分界线改为36°30′。这才使双方的冲突暂时得以解决，而这个著名的“密苏里妥协案”在国会通过后，亨利·克莱也因此名声大振，被称为能“独当难局”的3位大师之一。
“堪萨斯内战”标志着妥协的终结，同时也是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的预演，南北之间的矛盾发展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几次冲突和妥协中，都是那些看来是西部利益的代表人物（如亨利·克莱和S·道格拉斯）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甚至几次妥协案也是直接由他们起草和提出的。这一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时的西部还远不是东北部的同盟者，而只是它的潜在的同盟者。
一般认为，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在美国是发生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在此之前有一个大约60年的过渡期，美国学者把它称为“中间期”（middle period）。在这个“中间期”，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主要建立在商业资本主义的组织上，资本的使用以非生产性企业如土地投机、运河挖掘和铁路建设为主要对象，甚至制造业（棉纺织业除外）。这时的许多大企业家与其说是生产者，毋宁说是金融家及商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工厂及设备等生产手段，而只是向独立的小生产者购买他们在家庭或作坊里制造的成品，或是向这些人提供贷款以便把他们的成品纳入商业领域。在“中间期”结束之前，美国东北部的若干重要工业，如制鞋业、肉类包装业、毛织业及生铁业中的企业家，都是来自商人或中间人。正因为如此，查尔斯·比尔德把这个时期的北部称为“商业的北部”，是有其道理的。
尽管如此，各区域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是西部与东北部之间关系的加强而与南部的联系相对减弱。
1861年4月12日开始的南北战争，严格地讲是南部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爆发的。从史料来看，南北战争爆发时，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在当时全国33个州中，有22个站在北方一边，它们占有全国3/4的领土，只有11个州参加了叛乱。根据186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北方各州共有人口2100万，而且在战争期间还有大量移民流入，而南方总共只有900万人口，其中还包括100万左右的黑奴。北方占有工业生产的9/10，并集中了全国2/3以上的铁路线，而南方只拥有工业生产的1/10，以及1/3左右的铁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部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有关北方实力的统计中，西部的力量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占了22个州中的11个（包括2个中立州），在当时北方占有的22503英里铁路线中，有12489英里建在西部，甚至超过了东北部铁路线的总长。
但北部之所以能在这场美国史上最大的战争中获胜，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西部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结盟。如前所述，这种结盟的经济基础就是西部与东北部在劳动制度上的一致，以及四五十年代东、西部之间商业与贸易的迅速扩大。这两者在政治上结盟的趋势，在1854年发生的“堪萨斯的战斗”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发生在堪萨斯的那场战斗，本质上只不过是南北两种社会和劳动制度在西部的第一次直接较量，因为在那里代表南部奴隶制度的正是来自南部的奴隶主。
1860年林肯的当选，成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南卡罗来纳、佐治亚等州先后退出联邦，1861年2月8日它们通过了联邦宪法，并选举了戴维斯为联邦总统。4月17日，联邦军队炮轰由联邦军队控制的查尔斯港的萨姆特要塞，由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南北战争，一直到1865年4月9日方结束。其间，先后有11个州加入南部邦联，南北双方在纵横数千英里的战场上厮杀，交战达2400余次，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战争初期，南军在罗伯特·李将军指挥下，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但当林肯在1862年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和《宅地法》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北方的根本性转变，并最终战胜南方，重建南方。
内战，作为美国历史上的一场最大的战争，对这个国家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重建不仅是南部的重建，而且是整个联邦的重建，而要完成整个联邦的重建，就必须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为此，林肯在1863年葛底斯堡演说中所提出的要求是这个新的联邦必须拥有这样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否则它就会从地球上消亡。也正因为如此，“林肯革新了这场革命的概念”，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美国”。这还因为，在内战期间及战后重建阶段，联邦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既具有影响整个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意义，也对各区域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由此开创了美国区域关系和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1869年第一条横跨大陆铁路线，即联合太平洋铁路建成通车，以后又有横跨大陆的北太平洋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相继建成，到1890年，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网就基本形成。美国铁路的修建，最初都是由地方和公司经办的，其规模和标准常常要受地方利益的限制，因而各线路的轨距不统一，在运行中旅客和货物为此需要经常换车。为了充分发挥铁路的作用，铁路一体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后决定以4英尺8.5英寸为标准，统一全美国铁路线的铺设轨距，到19世纪末按此标准铺设的铁路已占全美国铁路总长度的87%。交通运输业的这一进步意义重大，当全国铁路网实现一体化的时候，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最终在美国形成了。
五大湖重工业区的兴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以波士顿到圣路易形成了一条连续的制造业带。这个制造业带又可分成三个区:新英格兰是传统工业区，以纺织、布鞋、钟表等轻工业品的生产为主；五大湖新型的重工业区，以钢铁、钢轨、农机等产品的生产为主；在大西洋中部为轻工业向重工业发展的过渡区，既有纺织等产品的生产，也有船舶、机器制造。其次是工业中心向西南方向转移。从1850-1900年，工业中心向西移动了350公里，其中心1850年时在宾夕法尼亚的哈里斯堡附近，1880年转移到阿巴拉奇亚山脉西侧的匹兹堡北边，到1900年已定位在俄亥俄州坎墩城以西约50英里的地方。换言之，中西部已取代新英格兰成为美国新的工业中心。据统计，到1914年，中央东北部和中央西北部（即本书所说的中西部）的工业产值在全美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达35.5%，相比之下，大西洋中部是33.2%，新英格兰仅为12.0%。与东北部兴起于商港的城市不同，推动这类城市兴起的动力主要来自发展工业的需要，因此这类城市的专业性很强，而不同于以往的综合性城市。每一个工业城市都有一种或几种主要的工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如匹兹堡以粗铁冶炼为主，克利夫兰最初以粗钢生产为主，芝加哥最初以机器制造为主，底特律最初以汽车生产为主。尽管后来这些城市均发展了多种产业，但它们最初的专业性质仍基本被保持下来，并且日益显得更加突出。
大约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超出家庭范围的大企业开始出现于美国，而铁路便是它们的先驱。与别的企业项目不一样，铁路线很长，长长要跨越不同地界，为了使之能正常运转，要设立许多站台，雇佣许多人来管理；修建铁路离不开钢轨，开始营运后有一个货源、客源问题，这不仅需要大量资本才能启动，而且涉及农业、商业、钢铁和金融等许多行业，这种独特性为其成为大企业准备了条件。此外，与别的工业化不一样，美国的工业化不仅有工业革命提供的新技术为动力，还以向西部的拓殖即“西进运动”为助力，因为它的工业化运动是在大陆扩张时代展开的，这赋予美国的工业化以“爆发式”特点，对交通运输尤其铁路的发展以极大刺激，建立横跨大陆的铁路线成为美国经济的战略之举。更重要的是，在美国交通运输革命发生之际，美国及国际资本市场正在悄悄发生着根本性变化，这就是集资方式的改变即以债券筹资代替股份筹资，为此一种新的投资银行应运而生，这为铁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据估计，1853年创建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在合并了若干地方铁路公司之后，其资本总额达3300万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公司。这样，在19世纪中叶，铁路就在各类企业中率先发展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企业”。
内战前后，美国经济迅速起飞，各行各业竞争激烈。1873年、1882年、1890年3次大危机，给美国企业带来极大损失，企业破产和合并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95-1904年间出现第一次兼并高潮。据统计，此间被兼并的企业几乎占一半，平均每年合并的企业（公司）数达301家，合并的资产总额达6.9亿美元，其合并的资产总额占总产值的7/8。1904年，美国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达1900家，但仅为美国企业总数的0.9%，其所雇工人则占工人总数的25.6%，其产值为总产值的38%。在铁路工业中，1893年时33家拥资亿元以上的铁路公司，控制了全美铁路线长度的69%；到1906年，全美铁路线的2/3被7家垄断集团掌握，包括范德比尔集团、宾夕法尼亚集团、摩根集团、哈里曼财团等。在钢铁业中，最先兴起的是安德鲁·卡内基，其钢铁厂创办于1873年，到1894年已控制了全美炼钢能力的1/4。后来，摩根财团崛起，先后兼并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和梅隆的联合钢铁公司，于1901年组成新的美国钢铁公司，改公司包括了从采矿到加工、运输、销售在内的700多家企业，拥资在13.7亿美元以上。在石油工业中，自1859年在宾州钻井成功后，就受到约翰·戴维斯·洛克菲勒的注意，并于1863年与塞缪尔·安德鲁合办了一家炼油厂。1870年，洛克菲勒把其企业改为股份制的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随后把势力范围从克利夫兰扩大到纽约、费城和匹兹堡，1882年又将该股份公司该组成托拉斯组织，以控股形式控制了全国40多家子公司，到19世纪末控制全美炼油产量的90%。在化学工业方面是杜邦公司称雄，该公司由杜邦家族创办于1803年，在战争中靠火药生产发迹，到20世纪初已合并了64家小炸药公司，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69家公司。那时火药生产在各类炸药生产中64%-7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即大获其利，其资产从战前的7480万美元，上升到1918年的3亿美元。在此期间，汽车工业中的福特汽车公司，电信工业中的贝尔电话公司，它们的企业规模也发展极快。如福特公司自1908年推出T型汽车以后，到1931年其产量已占全美国汽车总产量的一半，并拥有7000家商行。但在世纪之交，最大的美国企业，当属摩根和洛克菲勒。
这个时期的大企业最初称”托拉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就是约翰·戴维斯·洛克菲勒，他于1882年创办美孚石油公司，所以美孚石油公司成了美国现代经济组织诞生的标志。
托拉斯英文名为”Trust“，其原意本是”信托“的意思。因为在这类经济组织形式中，以前相互竞争的股份公司必须将其股份交给托管会。同时也就把经营权交给了托管会，因而也就丧失了合伙经营的权利，这是一种高度垄断的组织形式。垄断产生于竞争，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必须会导致垄断，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竞争的国度，由此引起的集中和垄断的程度也就更高，但并不能因此消除自由竞争。于是就在美国形成了一种反托拉斯运动，并在1890年导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通过，该法宣布托拉斯本身违宪。但正如1920年联邦最高法院所宣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不认为仅仅由于规模大或具有未实际使用的实力就是违法“，因此该法并不限制大企业的组建和发展。于是，此后”托拉斯“是违法的，但大企业却昌盛起来，所改变的只是组织名称和游戏规则。
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一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议的发展，是所谓”科学管理“的兴起。它可以说既是美国工业化的产物，又是美国工业化的特点。说它是美国工业化的产物，是因为它适应了美国大企业发展的需要；说它是美国工业化的特点，是因为它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更为突出。美国是现代科学管理的发祥地。
1911年，他（泰勒）又发表了自己的著作《科学管理原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管理的专著，是”科学管理“兴起的标志，因此他提倡的管理制度被称为”泰勒制“。
总之，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个分水岭的那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国家，涣散的社会，遵循着十七八世纪承袭下来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原则；而在”分水岭的这一边，则是一个建设都市化的工业国家，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用政治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的话来说：”1900年时的美国，与1860年时已迥然有别，我自己在这个国家全然是个陌生人，对此我无法理解。“
在美国，改革运动往往是首先发生在农民之中，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发生在工人之中。这是因为，美国的农民与欧洲的农民有很大差别，欧洲农民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而美国农民却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欧洲农民关心的是小块土地的私有权，而美国农民所关心的是农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两者有大不相同的斗争目标和价值取向。换言之，美国的农民运动，是商业农民的运动。
美国农民运动有3大特点：（1）运动的参加者是商业农民而不是传统农民，所以叫”Farmer’s Alliances“；（2）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规模在世界农民史上堪称之”最“；（3）缺乏严密组织，其纲领没有越出社会改革的范围。可见，美国的农民运动和旧世界农民起义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性质上应属于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范畴。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是美国工人的转折期。一方面，1884年工业比重超过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53.4%；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厂数目的增长，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在1880年已达270万人。由于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工人的生活状况十分悲惨，其收入往往在贫困县之下。据统计，1890年时，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上的家庭为20万户，1200-5000美元之间的家庭为130万户，在1200美元以下的家庭为1700万户，而工人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38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广大工人对现状的不满日益强烈，名目繁多的实验性的社会主义，如摩门教的乌托邦思想、宗教性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福音“主张，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劳动骑士团为代表）、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在广大工人中都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美国进入诺曼·韦尔所说的”革命的年代“。以争取8小时工作日为中心的运动，在纽约、辛辛那提、巴尔的摩、华盛顿、匹兹堡、圣路易、波士顿、密尔沃基等城市展开，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1886年5月1日到来的时候，几乎全美国所有的重要工业城市，都举行了和平罢工。这就是有名的”五一“大罢工。
秣市惨案（美国政府镇压芝加哥罢工工人的事件。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全国总罢工，参加者达40万人。5月3日，芝加哥麦考密克农机厂数千名工人在集会时遭警察枪击，6人被打死，数人受伤，激起工人愤怒。次日晚，约3000名工人在秣市广场（也称”干草市场“）召集大会，追到被杀的工人，强烈抗议政府暴行，又遭警察镇压，当场数人被打死，200余人被逮捕。次年夏7名工人领袖被判死刑（后4人被处死，3人改判无期徒刑）。该事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抗议，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部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纪念此次罢工运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通过决议，以每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
1889年，第二国际为纪念美国工人的英勇斗争，专门通过决议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1886年五一大罢工和秣市惨案后，由于劳动骑士团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运动中的失误，这个组织就发生了分裂而逐渐消失。
20世纪初，在1893年建立的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推动下，一些工人活动在芝加哥开会讨论改革工运问题。1905年6月27日，来自各地的203名工人代表，代表着51491名成员，在芝加哥布兰德会堂举行大会，决定成立新的工人组织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即产联），主席是社会党人谢尔曼。大会通过的纲领，一方面宣布”工人阶级和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又强调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工业上的平等“只能通过工人的经济组织来实现。这个纲领反映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特点：其斗争目标仍然主要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
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改革时代“，其动力来自战后逐步兴起的进步主义思想以及这个时期波澜壮阔的民粹主义和工人运动。如果说民粹主义和工人运动是来自美国社会下层的话，那么进步主义思想和改革则是来自美国的上层，而且以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正如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所指出的：”1900年后原已十分壮阔的农场主抗议运动，因中产阶级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热情而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发展。“进步主义改革把美国的社会改革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并集中反映着这场持久和壮阔的改革运动的特点。它涉及威廉·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四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是这次改革的顶点。
1903年，《麦克卢尔》杂志发表艾达·塔贝尔、林肯·斯蒂芬斯等人的3篇文章，由此发起了一个所谓的”黑幕揭发运动“，这些新闻记者也因此被西奥多·罗斯福称为”扒粪者“（Muckrakers）。他们的锋芒所及，从石油精炼厂到贫民窟，从红灯区到进行政治交易的旅馆，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到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从科罗拉多对劳工的残酷折磨到南部盛行的种族歧视，所揭示的均是以前从未触动或很少触动过的社会场景。塔贝尔所著，1904年出版的两卷集《美孚石油公司史》是其代表作，他当时正任《麦克卢尔》杂志副编辑。此后，《美国杂志》《世界主义》《芒西》《人人》等几乎每一种发行量很大的杂志，都先后卷入这一”黑幕揭发运动“。此外，还包括像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1890）、约翰·温瑞安的《最低生活工资》（1906）、以及西奥多·德莱塞的《金融家》、弗兰克·诺里斯的《章鱼》、杰克·伦敦的《深渊》等多种文学作品，也都以强烈地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推动了这场”黑幕揭发运动“。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响亮口号就是：”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
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或许早已有之，但把它上升为一种政府行为并完全按照现代观念来行事，在世界历史上西奥多·罗斯福还是第一人。推动他作出这一决策的，自然是由于工业化所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据估计，美国原有原始森林8亿英亩，但到罗斯福当总统时已不足2亿英亩，而且4/5的森林还掌握在私人手里，其中10%归铁路和木材公司所有。虽然1891年国会制定了一项《林森保护法》，但从哈里森、克利夫兰到麦金莱3位总统，总共只收回了林地4500万英亩。西奥多·罗斯福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突出之点在于：①他第一个把这种保护从森林扩大到整个自然资源，包括水道和矿产，水土流失和土地灌溉等问题。②他认为，自然资源不会再生，”并非用之不竭“，应当实行”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发“，”保护及适当利用“自然资源是一个根本问题，国民生活中几乎每一个其他的问题都要以它为基础。③他第一次在政府内部成立委员会，来负责全国自然资源的调查与保护。为此，罗斯福做了许多事情：他利用1891年法令，把3.5亿英亩尚未出售的政府林地划为国有森林保留地；1907年，他委派一个内陆水道调查团，研究河流对土壤和森林的关系；1907年，组建全国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国自然资源的清查；在他任内，共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9个猎物保留地以及50多个野生鸟类保留地。西奥多·罗斯福被称为”全面理解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的第一人。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1890年出版的《海上实力对历史的影响》，这是他（马汉）1886年关于海战史的讲稿，先后经过了4年的讲授、修改和补充。他著名的”海上实力论“（即”海权论“），就是在此书中正式提出来的。
马汉不仅提出了”海权“的概念及理念，而且制定了获取”海权“的具体战略。他认为，当时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或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因此其他国家只能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之间的平衡发挥作用，而不可谋之。美国欲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并准备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商业好处“，其政策对象应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样的地区有如东半球的中华帝国、土耳其亚洲部分及波斯，还有西半球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战略要点的岛屿，而就其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又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而美国当时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在中国四周还有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地区。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他明确提出：”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优惠“。
马汉的理论实际上已成为美国海外扩张的指路星辰。
美西战争是马汉”海权论“的第一次实践，也是美国的扩张由大陆转向海外的标志。
但美西战争的爆发，又与古巴与菲律宾两地的形势有某种联系。在古巴，早在1868-1878年就发生过大规模起义，以反抗西班牙对该岛的统治。之后，1894年美国通过《威尔逊关税法》，对蔗糖征收高额进口税，由于当时美国是古巴蔗糖的主要出口国，古巴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于是，1895年，古巴再次爆发大规模起义，而遭到西班牙当局的血腥镇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客和报纸都以为有机可乘，极力主张趁机插手古巴问题，要求政府对西班牙宣战。在菲律宾，由A·博尼法西奥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卡蒂普南“，于1896年8月发动反西班牙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以”叛国罪“遭甲米地市市长E·阿奎纳多枪杀。为了平息菲人民的不满，西班牙给E·阿奎纳多40万比索让其流亡香港，同时许诺在菲律宾实行民主改革，但并未兑现。这就为美国日后的干涉埋下了伏笔。
关于古巴的地位问题，美国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和所有权，是美西1898年8月12日草签的议定书的主要内容。1898年10月1日，麦金莱总统派谈判代表前往巴黎，古巴问题也是首要议题，而且西班牙早在8月份已有意退出古巴。然而，西班牙的这一表示却为美国所拒绝，因为西班牙在古巴背着4亿美元的债务，若美国正式接受西班牙的转让，就必须替西班牙偿还那些债务。所以，美国在处理古巴问题时，采取了不同于菲律宾的做法，宁愿对它进行实际控制而不顾及名义。正因为如此，在1898年12月10日的《巴黎和约》中，虽然确定了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占领，却未对古巴的未来地位作出决定。1900年11月5日，美驻古军事长官伦纳德·伍德在哈瓦拉召开古巴制宪会议，根据美陆军部长的指示纳入宪法的内容也只是：（1）古巴不得同外国缔结侵犯其独立的条约；（2）美国有权在古巴设立海军基地，等等。之后，这些条款和内容，在1901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普拉特修正案》中得到确认，而修正案反过来又被美国单方面强行附在古巴宪法之后。这样，古巴作为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就在法律上被确定下来了，这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1903年，美国借古巴关塔那摩和翁达湾为海军基地，同时又和古巴缔结《美古永久条约》，规定进入美国的古巴商品降低关税20%，而进入古巴的美国产品降低关税20%-40%。
大棒政策的突出表现，是“租借”巴拿马运河地区。巴拿马原属哥伦比亚。1846年和1869年美、哥两国曾就修建运河问题签订了一项条约，美国获得了运河工程区为期100年的租借权，但未得到哥伦比亚国会的批准。1879年，哥伦比亚把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权利授予法国，但由于后来法国运河公司破产，美国决定加快夺取运河区的步伐，在维护1846年条约权利的旗号下，在1856-1903年间曾多次对运河区实行军事占领。终于在1903年1月22日，签订《海-埃兰条约》，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控制和防守运河区的权利，该运河区宽6英里，租期为99年。作为报偿，美付给哥方1000万美元，及每年23万美元的年金。但由于哥伦比亚国会认为它侵犯了该国主权，仍拒绝批准条约。在此情况下，美策动法国新巴拿马运河公司代表菲利普·让·比诺-瓦里亚发动巴拿马政变，将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于1903年11月3日成立了“巴拿马共和国”。11月18日，约翰·海和比诺-瓦里亚签订条约，美国终于得以“长期租借”运河区。
但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德国以“世界政策”取代“大陆政策”，决定进行海军扩张和修建“三B铁路”，这就直接威胁到英国的海上强国地位，赢得矛盾于是迅速上升为欧洲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三皇同盟”走向解体，并以英国和德国为中心分别组成两大军事集团，即英法俄三国协约、德奥意三国同盟，并最终走上了世界战争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7月28日，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为标志，其导火线是发生于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皇太子遇刺案。大战爆发的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欧洲。
从1917年5月18日起，美国自内战以来首次实行义务兵役制，规定凡21岁至30岁的男性公民均应服兵役，至1918年11月大战结束时，美国武装力量总数达480万人。
第一个把进化论进入人类学，并取得了成功的是英国人爱德华·泰勒，他是“人类学之父”。
泰勒受当时的实证科学精神的影响，认为人类及其思维、意志、行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文化的发展也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他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的目的，就是要复原以人类情感及模糊语言、数的观念、神话、宗教、礼仪等为核心的原始世界观起源发展的面貌与轨迹，他的这种复原工作是以人类精神一致性为前提得，因而把文化的一般进化看做前进的发展过程。根据他的研究，尤其是对诸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追寻古人类文化进步的脚步的因果关系，认定人类社会经历了蒙昧、野蛮、文明3个阶段，成为单系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人类宗教始于相信灵魂及精灵存在的“万物有灵论”，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多神教的产生，进而又发展成只相信一个最高神的一神教，这就是人类文化普遍发展路线所留下的图式。他的研究和看法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人类文化学的经典理论。
第一个从进化论立场出发，对人类史展开宏大的综合研究的学者，当属美国学者刘易斯·亨利·摩尔根。
19世纪40年代，托克维尔在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之时，尚认为“美国人没有自己的哲学学派”。但由于进化论在美国的传播，美国人也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哲学，这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起。因为正是由于进化论的传播，人们才逐渐放弃根植于18世纪浪漫主义的先验论，而代之以一种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著称的新哲学。实用主义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哲学。
但在实用主义形成之前，美国人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还是欧洲哲学，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在美国尤受重视。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借以作为反英独立革命武器的，正是这种“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哲学。一般来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在哲学以及文学和其他各种社会学领域内，情况都差不多。它证明，美国人在文化上还是不独立的。
杜威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方面的重要体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杜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他不仅强调实验和经验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认为，公民没有普遍的必要的教育，民主制度是得不到保证的。杰斐逊有句名言：“任何政府，如果单单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这个政府就会败坏。因此，唯有人民自己才是政府可靠的依托者。为了使他们完全可靠，他们的心智必须予以相当的陶冶。这虽然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但却是教育必需的任务。”杜威认为：“在这句话中，他表示了民主，特别是政治民主的含义。”
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浪漫主义文学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产生了如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样的作品。惠特曼把“草叶”当做正在发展的美国的象征，当做一种最普遍、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来宣扬，实际上是宣扬美国“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惠特曼被称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最伟大也是最后的歌手”。
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郎荷恩·克列门斯，马克·吐温（Mark Twain）是他的笔名，原意是“水深二浔”，是密西西比河上测水员用的术语，1863年开始作为写作时的笔名出现于报纸杂志，这与他的出生和经历有关。
作为现实主义伟大代表的马克·吐温，更是美国民族文学的重要推动者，是他第一个完全采用美国方言进行创作，以“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流域为主要背景，并赋予美国文学以独特的幽默风格，美国文学也第一次通过他的名字跻身于世界文学的宝库。
于是，由H·L·门肯主编的《美国语言》便在1919年应运而生。在这本厚达2500页的书中，门肯作为主编在《序言》中庄严宣布：在“对不同民族的特征及思想方式进入了深入的探索”之后发现，“英国本土的英语与美国人讲的英语，无论在遣词造句上，在成语的含意与使用习惯上，乃至在通常谈话的语法结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别”，在语调上英语显然比美语可取，而在拼写上美语则无疑更佳。在门肯看来，美国英语的这种发展和走向，是缘于一种所谓“美国精神”的驱动，而这种精神便是“公然独立”的精神。为此，该书被有人称之为美国语言的“独立宣言”。尽管自1919年，在众多的对L·门肯的评述中，迄今没有发现“独立的美语”的字样，但它毕竟是1828年诺亚·韦伯斯特所编美国英语词典对美国英语进行全面纵览以来，这个国家对美国英语进行研究的主要权威著作之一，并“反映了当时民众要在精神上再次摆脱英国的独立的心态”。我们从“美语”（The American Language）这一概念的使用中，不是也能看到这种“心态”吗？
美国的传统史学的主要代表是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班克罗夫特出生于文化之乡马萨诸塞，18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赴法国学习并于1820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1822年回国执教于哈佛大学，以法国为榜样进行教育改革，遭反对而被解聘，后自办学校教书。其代表作为10卷本的《美国史》，从1834年开始出版，到1876年方才出齐，历时40余年。该书一改前人重史料的编体写法，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从美洲殖民到独立建国的美国历史，被誉为“美国历史之父”。其著述贯穿了3条主线：（1）是把北美拓殖视为继往开来的事业；（2）视合众国的建立为世界走向自由的标志；（3）宣扬美国人对于人类的历史使命感，因而高度评价美国的立国精神。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冲破传统史学对美国史的藩篱，寻求新的出路。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就是新派历史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用以和制度学派相对立的就是所谓“边疆假说”。这一假说，见于1893年他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召开的年会上宣读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寻求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于美国本身的问题却注意得十分不够”；为了解决美国制度的根源问题，应当把学者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美国的“边疆问题”上来，因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洋，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他指出：“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地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这就是著名的“边疆假说”。不难看出，所谓“边疆问题”，乃是一个美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源问题。这个假说的实质，在于强调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不同于欧洲的特点，并把它的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的思考和解释，从欧洲方面转到新大陆上。
托马斯·潘恩有句名言：“在专制制度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的，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应该成为国王。”这一思想为独立后的美国政体定下了基调。在美国，法律对各个方面的生活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美国，出现的政治问题，很少不是或迟早的作为一个司法问题解决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后一个重大转变乃是法学的转变，即由自然法学转变为社会法学，这种转变也与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传播有关。实用主义强调社会经验对于法学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制定的原则要受实践检验，因而成为这种转变的动力。甚至有人说，在所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对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响应最坚决果敢的，就是法律研究了。
通过《独立宣言》，自然法的原则和精神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以致围绕着联邦宪法的批准问题，人们对“权利法案”的关注从来没有那样广泛。可以说，“权利法案”的最后通过，就是自然法原则的胜利。虽然这一精神在以后几十年里长盛不衰，但在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法学家认为，法律真理如同一般的真理一样，是要通过实际经验来发现的，因此法学不能再以自然的原则为核心，而应当将人置于法学的中心地位。社会法学的积极倡导者有两位代表人物，即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和罗斯科·庞德（1870-1964）。
查士丁尼说过：“自然法则是上帝神意制定的，因此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而社会法学的倡导者则强烈呼吁，立法和司法应面对社会、面对事实、面对经验。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和发展变化的国度来说，究竟哪一种法学更适应它呢？美国此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表明，这个国家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社会法学的理论，但并没有完全放弃自然法学的传统，二者从而可以并行不悖地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在乡村，本来20年代以来农业就一直很不景气，这次大危机对农业的打击更是严重。1931年，全国农民同盟领袖约翰·A·辛普森说：“我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必然要灭亡的。它的基本原则是：残忍、阴险和贪婪。”密西西比州州长说：“在密西西比，有许多人正准备领导暴动。”威斯康星农民同盟主席也警告说：当前的情况是，这里的农民“时刻准备着，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纠正不平等情况”。美国农业合作社联会主席也表示：“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起来闹革命。”事实上，他们不仅在艾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州，在公路上布置农民纠察队，以组织粮食、牛奶等农产品进城，还在堪萨斯等州直接采取行动，强行夺回被取消赎回权的土地。
苏土反目（）
土耳其在大战中倾向亲德反苏，导致1944年8月苏土断交，并废除《苏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当土方表示愿意认真考虑签一项新约时，苏不仅要求土归还卡尔斯、阿尔达汉地区，还要求参加对海峡地区的监管，由此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
二战后，黑人问题、青年问题和精神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美国主要的社会问题，而其中黑人问题尤其尖锐，几乎成为引发整个社会问题的焦点。
此后，民权运动分成两派，以马丁·路德1金为首的一派继续坚持和平方式，而以马尔科姆·艾克斯（Marcomx）为首的一派则提出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主张，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武装的和和平的斗争。但即使如此，在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还是在一次和平进军中，在孟菲斯遇刺身亡。民权运动分裂后，激进派控制黑人民权运动，1966年10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黑豹党”，开始进行武装巡逻。
这样，一个新的运动即反战运动，便和黑人的“民权运动”交织在一起，并引起激进派的强烈反应。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这时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和权力结构的主要批评者，认为当代美国社会的主要弊病是对人的压抑，其主要表现就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分配不公，三者都否定了自由。他们与二战前的“老左派”一样，主张用“暴力”来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通过“民主的社会主义”来消除工业社会的弊病，实现社会平等。但他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功力，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已把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结为一体，使工人阶级失去了作为一支革命力量的资格。他们的理论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断言：只有被压迫被统治的少数人拥有反社会的“天然权利”。“新左派”之所以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是因为在50年代末只有青年学生展示了活力。1959年他们成立了“争取民族社会大学生协会”，1962年他们又在密歇根发表《休伦港宣言》，大胆地揭示了“我们周围的美国复杂而令人不安的自相矛盾现象”，指出“在南方及北方大城市中黑人生活的现实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显得何等虚伪”，声称社会充满了“采取行动以改变学校、工厂、官僚体制和政府的状况”的渴求，认为“这种渴求既是变革的导火线又是变革的动力”。
在五六十年代社会改革中，“沃伦法院”（The Warren Court）起了重要的作用。厄尔·沃伦（Earl Warren）是1953年履任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几乎经历了这场社会改革的全过程，而于1969年方离任。它的第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判决，就是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1952）中宣布“种族隔离”教育违宪，并进而推翻1896年“普莱斯案”所建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而该原则旨在维护内战后原奴隶主势力的利益。这个判决本身不是“革命”，但该判决由于突破了内战后南部“种族隔离”的藩篱，得以成功启动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所载“平等法律保护”条款，因而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1964、1968年《民权法案》的通过。不仅如此，在沃伦执掌联邦最高法院期间，以宣布“种族隔离”教育违宪作为突破口，在重新激活约翰·马歇尔关于“活宪法”的主题，在实现“《权利法案》的联邦化”（nationaliz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在重新解释“民主”之概念并引入“积极民主”概念方面，在扩大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关于“平等法律保护”的范围、层次和深度上，都取得显著而卓越的进展。正是这些进展，帮助推动了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改革，从而令厄尔·沃伦的大名永载史册。
在战后的最初10年，美国的高科技政策和研究的重点显然主要集中或者过分集中于军事部门。有人估计，这个时期用于国防部的经费占了联邦研究和开发经费的4/5。因此，当1957年10月11月，苏联两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之后，曾触发了美国现代史上一次罕见的自我评估，人们发现美国不仅在科技上而且在整体上都存在着被苏联超越的问题，不得不对现有科技政策作重新调整。为此，在1957年11月，便首先把原来隶属于国防动员暑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划归总统行政办公室而变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又下令设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和宇航局。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联邦政策决定对教育实行重大改革，特地在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强调数、理、化教学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并规定在1959-1962年间就要拨款8亿美元用于教育。这年2月，一专家小组提出的关于《国家支持行为科学》的报告，还提出必须使美国在社会科学方面保持对苏联的“明显领先优势”，以防止苏联社会科学超越美国而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并进而要求制订一种“普遍的社会科学政策”。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7月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提出了“新边疆”的口号，其科技政策的视野显然比以往的历届总统更为开阔，目光所及包括了“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消除疾病，开发海洋”。所以，在肯尼迪上台后，联邦的研究和开发经费，从1961年的93亿美元，增加到1964年的149亿美元，其中仅用于国家宇航局的费用，在1965年就超过50亿美元。宇航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的实施，由于它涉及广泛而尖端的科学技术领域，带动了美国科技和工业的全面发展。当然，由于与苏联争霸的需要，也由于战后美国军事政策的惯性，肯尼迪并没能改变以往过于集中于国防部门的科技方针。特别是参议院马尔科姆·瓦罗普于1979年提出“天基防御”概念后，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更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其科技政策军事化的倾向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这些计划正在把美国由一个二元帝国变为一个三元帝国：除了陆上帝国和海上帝国，还要打造一个太空帝国！此时提出的理由是：“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
别关注正确，只关注成功。
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
无论何人，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两次。

简介

笔记118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