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病了吗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
环顾整个中国，唯有科学院管的中科大敢不买教育部的帐，别的大学，即使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也只能乖乖地服从命令听指挥。
现在中国大学的档次，是靠一系列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评估指标来决定的，有多少硕士点、博士点，多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国家级精品课、精品教材等等。每个大学校长，对外介绍自己学校的时候，这一系列名目，是必须罗列的。可惜的是，这套名堂，其中的内容，国内的外行不明白，国外的内行也弄不明白，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货色，甚至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人们实在难以理解，什么叫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有一级为什么没有二级、三级？有重点为什么没有非重点？老师上课，本是自己的攻克，靠这个挣钱养家的，本质上跟清洁工扫大街没有什么不同，怎么会有的课就成了精品课，而且还分国家级、省部级？
然而，我们的大学，一个个具有世界雄心的大学，在竞争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玩。等于教育部在自家的园子里搭了一个台子，上面有很多台阶，告诉各个大学，你们按我的指令一阶一阶往上爬吧，爬到顶儿，就是世界一流了。似乎是在说，世界大学教育的顶峰，就在教育部老爷们搭的这个台子的顶上。
其实大学如果仅仅由官家来办，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过去，现在，中国，外国，都是如此。大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国家不办不行，但仅仅由国家来办，也不行。只由国家办的大学，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官家在办，把大学变成了衙门，如果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还会加上国家垄断公司的名头。老百姓的孩子想上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谓的选择，也只是在公立大学的圈子里选，筷子里面拔旗杆。
举例说，中国现代城市的市政管理体系，不是靠某些先进人士从国外抄来条文建立的，而是一点点比照租借的做法，一点点照着学来的。当年上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观，这边租借干什么，很快华界就跟着做，连规章制度，也比着来，你修马路，我也修马路，你建公厕，我也建公厕，你定交通规则，我也跟着，反正老外也不追求知识产权。
第二件事，某著名高校校长提倡国学，发表一篇文章，上面把“赓续”写成了“脊续”，有人较真（当然这也很无聊），给提了出来。没想到捅了马蜂窝，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出来，写了一篇四千余字的文章，论证“脊续”的正确性。我仔细拜读了文章，从头读到尾，发现“脊”还是脊，“续”还是续，两个根本没联上。本来，天下写字，就算生而知之的天才，也没有不错的道理。一个字错了，到底是自家手误，还是排版者的手误还不清楚，就算写者一时糊涂，也没什么大不了。校长也是人，是人就会有错，怎么校长错了一个字，就会有教授出来论证错的也是对的，真咄咄怪事。更奇妙的是，从那以后，在这所学校范围内，我居然又看到了若干次“脊续”的用法。意思告诉人们，我们校长就是对，就是对，不对也对。赓续见鬼，脊续万岁。好在中国挺大的，会写字的人不少，印刷品也不少，一个大学再有势力，也难以让赓续消失，脊续长存。当年武则天以女皇之尊，造了若干前所未有的字，强行推行，到现在，好像只剩下一个她名字的“曌”还有人依稀记得，其他的都灰飞烟灭了。我就不信，一个校长加上若干教授，就能让“脊续”活下去。
在历史上，我只听说乾隆给灵隐寺题字，一个繁体的灵字上面的雨字头写大了，下面的不好写了，大臣们灵机一动拍马屁，说干脆写成“云林禅寺”最好，于是灵隐寺就变成云林禅寺了。现代的例子，好像只有某大诗人在解读领袖诗词的时候，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当然，这样的事，台湾也有，台湾前“教育部”长林正胜身上就发生过。这个历史教授出身的人，居然在陈水扁错用典故，把“罄竹难书”当成褒义词来用的时候，出面证明陈水扁用得不错。
不管怎么说，北大之所以总是做托儿，无论被迫还是半推半就，还是因为北大尚有利用价值。但如比不爱惜自己的名声，任由一干公司和名人胡乱糟蹋，频繁给人当托儿，说明北大的确离大学越来越远，迅速地滑向学店。那点可以利用的价值，照这样用下去，很快就剩不下多少了。
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的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互相哄骗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匹，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
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明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到爆发之时，整个社会都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造成无可估量的社会震动。
同时，由于高校“大跃进”中各种名目的资金流向高校，学校和学院两级实体单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权力大增，985高校，一个不大的学院，院长手里可以支配的资金能达到上千万，资金分配基本上由长官说了算，学院里的教师，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讨他的好，因此，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的支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当年基本上没有多少资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学校的校长，连同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权力而陡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纷纷争当处长副处长的原因。
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真求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际通行的品格，实际上即使在搞笑“大跃进”之前，大学中人也没有共识，但是，至少那时还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多少还存在一些普遍的道义感，对社会也有某种责任感。然而“大跃进”无情地破坏了这一切。
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需要测定，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南京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各个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成风气，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在国际上，教授学者，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为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至于对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会的担当、对学生的责任心，已经在相当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里找不到丝毫的痕迹了。
高校“大跃进”，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的条件下，靠注入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使大学上档次，甚至打造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的设计以及这种设计的实施。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给没有改制的国企，注入大量资金，以期实现经济奇迹。当然，只要钱足够多，奇迹倒也不是完全不能发生，可惜可能是形式上的奇迹，既没效率，更谈不上品质，甚至会败坏已有的品质。
现在中国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拼命排斥美国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改革都以美国为尺度，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只要说一句，美国也是这样的，就万事大吉。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国确立了西方的科学体系和大学教育模式。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虽然有大学，但名不副实，哲学和史学乃至文学，基本是混在一起的，讲中国哲学，得从三坟五典讲起，讲到周公，学期就结束了，别说孔子，连老子都还没出现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大学，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今天令我们自豪的西南联大，能在战时昆明的草棚子里扮成世界一流，最终得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眼下，人文社会科学界有“三多”，文章多、专著多、课题多。老师、学生、海龟和土鳖，大家一起忙活，一眼望去，真是郁郁葱葱，繁荣得很。不过，这个景象，就跟阎锡山时代，山西的某知县为了应付老阎的绿化工作检查，满山插树枝一样，当时看着养眼，过后就都被老百姓捡去当柴烧了，不，确切地说，我们这些成果是要被收废品的捡去送到造纸厂化纸浆的，比插树枝本钱更大，利用价值也稍高一点。
实际上，定期的评估，无非就是让大学更加听话，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把大学通过评估检查这种绳索，牢牢地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这样的评估，哪怕只有一次，都是多余而且有害的。纠正自己错失，是政府部门的职责，要纠正，就彻底一点，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
高校的各种评审，从学术评审到项目评审，再到教师评优，对教育，对学术，甚至对教师行业本身，只有摧残，没有帮助，更谈不上促进。这种官本位的评审，不仅不能奖优，反而加速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完成逆向淘汰。
在大学里的人都知道，无论按现行教育法规的哪一条，都找不到一句，可以强令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才能毕业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这样规定。
燕山大学为了扩张，2003年征用了几千亩农民的土地。有些村庄农民的地几乎被征光，每亩地只付给农民6万元。征地的时候，土地的用途是教育用途，4年后，这些土地的一部分被以商品住宅用地卖出，每亩地高达130万元。
姑且不论这样的土地变更（从教育用地变成商品住宅用地）是否合法。如此减价征用高价卖出，中间差价居然高达20倍，这样的盘剥，无论如何都显得狠了一点，明摆着是欺负农民嘛。据报道，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生活状况艰辛，当年的征地款，已经差不多花光，度日如年。
当然，像这样的盘剥，全国各地都有。不仅农民的耕地可能被扩张的城市吞噬，连他们的住宅，也可能面临被拆迁的命运。虽然宪法上规定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在现实中，农村的土地，却不能进入市场，必须得由政府征用，征用之后，由政府卖出。燕山大学的事例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大学也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等于是政府和大学合谋，剥夺了大片农民的土地，肥了自己，坑了农民。
燕山大学的理由，是他们要还债。因为大学的扩张，大兴土木，欠下了大笔的贷款，所以必须得靠卖地来偿还。同样的事情，浙江大学已经做过了，有此类推，应该还有其他的大学，估计也这样做了。这样做，大学的债是还上了，但实际上用的却是农民的钱，用他们和政府合谋从农民手里抢来的土地换来的钱，替大学还扩招的冤枉账。
大清帝国北大荒
新疆地方政府，用政府财政偿还新疆几所大学还不起的贷款，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哗然，人们质疑，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替学校还债？为什么没有人为此负责任？大学负债居高不下，早就不是新闻了，事实上没有负债的大学很少。大学负债，估计多半要像新疆那样，最终由政府出头解决，就像大学贷款时想的那样，反正政府不能让大学破产，早晚得出手还贷。
世界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说过，如果把耶鲁的学生数量增加一倍，那么学校得花三十年工夫，才能恢复现有的水平。
两位来自湖南高校的教授，在《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跟此前北大另一位教授编写的教材的某个章节相似度奇高，高到95%。令人啼笑皆非的时，据记者报道，抄袭者之一，还是个院长，目前正在抓论文抄袭现象。（2月8日，人民网）
学界现在盛传一个名词，叫学术民主，曾令北大的罗志田教授大惑不解。眼下西南交大这点事，就是学术民主的典范。明明抄了，民主一下，多数说抄了，才是抄了，如果多数不通过，抄了也等于没抄。普天之下，唯有中国才有这样的稀罕事。幸亏西南交大的表决，符合了常识，如果反着，那么人们看到的，就不是一件振奋人心的消息，而又是一个笑话了。
也许有人会说，上级任命的校长，也都是专家教授，有些还是院士，他们当校长，就等于是专家治校、教授治校。可是，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跟掌权者的身份比较起来，权利的来源往往是决定一切的，权利来源于上级，则听命于上级，来源于民众，即使不能完全听命于民众，至少要顾及民众的意见。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授治校，不等于某一个教授当了校长，哪怕他是名教授也是如此，关键在于众多的教授是否认可他。如果他坐上了校长的椅子，跟学校里的教授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实际上他就不可能代表教授，而只代表任命他的上级。
无论怎样掩饰，大学的思想教育课基本上起不到任何作用，阵地早就失守。失守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有的大学体制根本无法给予教师和学生信心，教师无非是大学的差役，而学生则是过客。
尽管教育法规定了大学自治的内容，大学的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也有相应的职责，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机构仅仅是摆设，有的学校连摆设都够不上。教育行政部门掌握了太多的资金，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资金的发放，使得大学都被无声地栓在了自己的战车上，揽到了太多的权力，也背上了过多的包袱，连学校怎么教、研究生录取的分数线，都要有教育行政部门来定。有人批评大学的本科评估是造假，其实不是，那是作戏，造假无非是作戏必要的化妆，往深一点说，其实也不是作戏，而是要驱动大学的同质化，最后导致所有的大学，都一个样子。因此有人讽刺说，中国只有一个大学，那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它是总校，别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都是分校。
建国以来，虽然屡次反官僚主义，但中国的行政体系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气和文牍化最严重的制度。无论什么样的精英，只要进入其中，大多被文山会海淹没。怎么可以想象，有人一边担任着各种名目的“长”，开着没完没了的会，提交着源源不断的报告，同时却可以在某个甚至某几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卓越的成就？
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轻易地向政界和商界开放学衔的，除非个人中自己放弃原来的政商地位，进入学界。如果有大学随便把教授的头衔送人，那么它一定是野鸡大学，而野鸡大学的教授，事实上没有人会要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尽管可以卖官鬻爵，开捐班，但却从来不卖进士捐举人。因为他们知道，学衔是国家的名器，名器不能滥。一旦连进士举人都可以拿钱买，甚至凭借权力获得，那么整个社会离崩盘就不远了。
这样的教育，别的不知道，至少责任心是不会有了，最好的学生也不过是看起来乖而已，而且很可能只是当着老师的面才乖。多年的集体主义教育，既成了集体行动主义，也教成了集体依赖主义，有群威群胆，却没有集体的公心；有集体的面子，却没有集体的事业，互相包庇做坏事易，互相帮助做好事难。最讲集体主义的国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最缺乏集体意识，最喜欢做的事，往往是尔虞我诈，互相拆台。
这些年，评职称比较顺利的，晋升速度快的，往往是那些与时俱进的弄潮儿，而那些老实人，一般来说，只有向隅的份。因此，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面，如果讲淘汰的话，那么，很可能是逆淘汰，将真正做学问的人淘汰出局。这个局面，只要大规模实行淘汰制，十有八九是这个结果，那些已经晋升为教授的少数还算能做学问的漏网之鱼，被考核的铁扫帚，从金字塔顶端扫下来，剩下的，都是这个体系的骄子。
一直研究高等教育的熊丙奇教授告诉我一个故事，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其实，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也有，民国时的大学，从来没有人认为教授是学校的员工，教授的聘书，都是校长亲自恭恭敬敬送上门的，周作人先生从日本留学归来，蔡元培先生一次次登门拜访，请他来北大教书。反过来，如果哪个教授觉得有所不敬，那么转身就走，连招呼都不打。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多牛教授，因此才教出来很多牛学生，至少让我们感慨不已。
这让我想起新中国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事情，1952年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原本大学积蓄不少怨气，结果上级给教师定级了，教授分一、二、三级，马上，平时心高气傲的教授们自己打起来了，凭什么他一级我二级？凭什么我一级，连某某也是一级？战斗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之后的运动中，更乐于自相残杀，让运动的温度升的更高，被激起残杀的人和旁观者，讥为狗咬狗。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现在的大学就像一个县衙门，校长书记是说一不二的县太爷，而机关干部是六房书吏，教授则是三班衙役，虽说大老爷见了觉得你贱，但对于百姓，还是有威风可耍，而现在的学生就是交粮纳税的百姓。
洪宪帝制的时候，北京有位记者表现积极，对袁世凯自称“臣记者”，被媒体传为笑谈，帝制还没有结束，臣记者就已经混不下去了，只好夹起皮包走人。后来历史的大势所趋，任谁也做不成皇帝了，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新职业，诸如记者、律师、作家之类，庶几得以幸免加盖“臣”的印记，稀里糊涂过了几十年。
中国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最讲民主的地方是农村，因为那里有村民定期的选举，最不讲民主的地方是大学，哪怕就是讲民主理论的所在，在实际生活中却丁点民主也没有，只要坐在了领导的椅子上，任你是谁，不知不觉就成了皇帝，别说民主，就连听不同意见的雅量都没有，谁要是在公开场合说了点和领导不一样的话，那么领导不马上训斥你一顿，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一位在国外有教职、短期在国内讲学的法学教授，一天跟我聊起来。说是感觉国内学界最不可思议的事，是国内一些名牌大学的著名法学教授，在酒桌上经常公开宣称自己在做违法的事，比如怎样去捞一个犯法的人，如何行贿那个法官等等。他说，一个以教授法律为业的人，怎么能公然践踏自己的事业？而且做起来丝毫不避人，也就是没有任何羞耻感。
韦伯说过，在古代中国，官员是收入最稳定、地位最显赫的职业。这个职业，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从而窒息了古代科学技术乃至工商技能的发展。
凡是从事过文科教学的人都知道，通过考试，其实是很难发现学生的优劣的，真正有才华的学生，只能通过教学过程中的问难与切磋，通过师生对疑难问题的共同探求才能发现。
中国的事情很奇怪，凡是有利益但完全可以由市场来调节的地方，说是民进国退，实际上却是国进民退，反过来，需要伴公益的地方，需要社会责任的地方，却事实上是民进国退，政府退到完全不作为只在家里审批的高尚境界，闭门家中坐，利从天上来。乐了办园的商家，乐了关门自保的政府，却唯独苦了孩子。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喜欢起哄，喜欢信些歪门邪道，如果这种玩意经过一个巧舌如簧的鼓吹者吹出来，再跟养生有点联系，想不热都难。
教育的本质，是激发人的潜能，是将未成年人，培养成一个具有正常思维、正常道德和基本技能的人的过程。这里最关键的，是要养成人的基本尊严，竞争的失败不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智商低并不意味着道德水准低，接受低端教育，一样可以有自己的成就，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满足，世界这么大，不是只有精英，才可以有资本骄傲自豪，普通人也一样可以由自己足以自豪的东西。
我们的教育体系很奇怪，一方面，宣布大学已经跟美国一样，从精英教育变成了普通教育，但是另一方面，却每日每时在各个层次强化精英意识，一种戕害人的精英意识，只承认少数的竞争胜利者，鄙夷多数的平常人，甚至在教育过程中，剥夺了他们起码的自尊。当年，鲁迅喊救救孩子，那是要从伦理道德中拯救孩子，而我们今天，面度这样无辜虐杀妇女的未成年人，依然要喊救救孩子，但是，我们要从哪里把孩子就出来呢？能就出来吗？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
更有意思的是，某些武夫军汉，居然自己办大学，比如唐继尧办了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张学良办东北大学，连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也办了一所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

简介

笔记49 条

简介

笔记4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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