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和近事（增订本）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不受到歧视和迫害，因而长期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性，为生存而抗争；唯独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却长期过着和平生活，以至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心态，终于融入了汉族。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公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恐怕连长城的影子也不会看到。北宋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市的南郊，杨家将这样的正规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而到它的北面去打游击。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筑于明朝，与秦始皇毫不相干。八达岭一段至多有五六百年历史，也不会找到二千多年前的遗迹。
长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对北方和西北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有越出嘉峪关一步。
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的时间至少有五百六十年（220年-280年，317年-589年，907年-979年，1127年-1279年），实际对峙的时间更长，但以长江为界的时间合计不足五十年，并且大多是在分裂行将结束之际，其中南唐与北周、北宋的十七年还是妥协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分裂时期，双方间稳定的界线并不是长江，而是淮河和秦岭。
天堑者，天然的壕沟或军事防线也，以此比喻长江的最早记载见于《南史》卷七十七《孔范传》。当隋军即将渡过长江，群臣请示陈后主设防时，孔范却对后主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他欺骗后主说是边将想立战功，才谎报军情，并夸下海口：“我一直恨自己官太小，没有立功的机会，要是敌军真的来了，必定能弄个太尉干干。”说得后主满心欢喜，不再认真备战。可是“天堑”并没有影响隋军的飞渡，后主和孔范不久都当了俘虏。可见“天堑”到了6世纪末就“限隔”不了南北，更何况在这以后？孔范的话其实只是一个千古笑柄，但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天堑”却成了长江的代名词，使不少人误认为长江真的是“限隔”南北的“天堑”了。
元代以后，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再也没有重演，南方在经济上的发展和北方的相对衰落使北方在经济上已离不开对南方的依赖，因而只能凭借政治和军事力量加以控制。
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迹，但这个城市正式称为“北京”却是从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才开始的。而作为官方或正式名称的“北京”，到今年合计也不过用了一百零六年。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北京的城市却多达十个，还有三个政区也以北京命名，而且开始于公元3世纪。
正式设立称为“北京”的陪都始于唐朝天宝元年（742年）。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是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的地方，被视为唐朝的发祥地，唐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年）将并州升为太原府，建为北都，天宝元年改称北京。至上元二年（761年）复称北都，停用北京。五代的唐、晋、汉的开国皇帝都是以太原为基地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后唐同光元年（923年）以太原府为北京，一称北都，为晋、汉所沿袭。
一是官方的、正式的名称往往还不如民间的、通用的名称使用得广泛，以至前者反而鲜为人知，后者却常常取而代之，北京至于京师就是一例。而且一些民间的、通用的名称往往比官方的、正是的名称更符合实际情况，一般流通更广。譬如：宋室南迁后，杭州被升格为临安府，成为南宋的实际首都，但它的正式建置和名称一直是“行在所”，即皇帝的临时驻地，所以杭州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作过宋朝的首都。当初定下这个名称也是煞费苦心的，这表明朝廷立志恢复首都开封和北方河山，迁到杭州不过是临时性的举措。想不到临时了一百多年，直到南宋覆灭。但南宋的君臣百姓实际早已把临安府当成首都了，除了少数学者以外，后人更不会深究两者的区别了。又如：乾隆皇帝，他的名字是爱新觉罗·弘历，死后的谥号和庙号是高宗纯皇帝，乾隆是他在位时的年号，但乾隆或乾隆皇帝早已成为他最普遍的称号，知道他名字、谥号和庙号的人反而是少数。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张成的弟子牢修向皇帝上书，控告司隶校尉（首都特区长官）李膺等人资助太学（国家最高学府）中的学生与访问学者，结交各地士人，相互串联，结成“部党”，诽谤朝廷，破坏社会风尚。桓帝震怒，下令各地逮捕这批“党人”，并将他们的罪行布告天下，全民共讨之。案子送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审理时，太尉（分管国防的丞相）陈蕃拒绝署名受理，还上疏极力为他们辩护。桓帝更加生气，就将李膺、范谤等关押到由宦官主管的黄门主寺狱刑讯逼供，又以推荐任用人员不当为由免了陈蕃的职。党人的供词牵连到的陈寔等二百余人，也一律逮捕。其中有的人已经逃亡，都悬赏捉拿，全国通缉，朝廷派往各地办案的官员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知识分子集团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如果知识分子的“知识”不限于儒家的经典，而是包括了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哥哥方面；如果他们不必都为“政治”服务，而能享受不问政治的自由，从事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工作，那么党人中必定会出现不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或真正的政治家，或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党锢案并留下这篇《党锢列传》。对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这无疑只是荒唐的假设；但对最近几十年的中国，这值得我们深思。
最早演出禅让的是魏文帝曹丕代汉，以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和五代取代前朝都如法炮制。五代时郭伟（后周）代汉（后汉）时隐帝已经被杀，只能由太后扮演禅让的主角。宋太祖赵匡胤代周是在一个早上完成的，但也少不了以周恭帝的名义下了一道禅让诏书。大概因为“唐虞故事”年代久远，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如何进行的，而曹丕代汉的过程却由《三国志》记载得十分详细，操作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汉魏故事”成了后世禅让的代名词和样板。
曹丕的禅让戏演得成功，也离不开汉献帝的配合。虽然献帝除俯首帖耳外已别无选择，但真要干出些不合作的事来，也会大煞风景。如：曹丕的孙子曹髦，因为不甘心当司马昭的傀儡皇帝，竟不顾一切，率领数百侍卫讨伐。结果曹髦被当场刺死，但司马昭不得不装模作样惩办凶手，代魏的日程也因此而推迟。作为酬劳，献帝也获得曹魏的优待，让位后被封为山阳公，食邑有一万户，十四年后寿终正寝，获得“孝献皇帝”的谥号，以天子礼仪安葬。这个山阳国传了三代，共七十五年，西晋时依然沿袭，直到永嘉之乱。或许是对曹魏的报答，禅让于司马炎的曹奂也当了三十七年的陈留王，得以善终。
一千四百四十年前的今天，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荆州市）内发生了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公众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
要是梁元帝没有焚书，那么即使在西魏军队占领江陵时有所破坏，总有一部分会作为战利品集中到长安，也总有一些会流传到今天，而间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会更多。如果这样，公元555年前的中国史会比今天所了解的丰富许多，中国古代文明必定会更加辉煌。一千四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中知道发生过这场浩劫的人肯定已经不多了，但是江陵焚书的起因却是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文明命运的人认真思考的。
乾隆皇帝最爱卖弄小聪明，以能亲自发现臣下的错处为乐，《四库全书》抄成后他要亲自校阅，而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找到错字，以显示自己的天纵圣明。总裁管纪昀深通邀宠之道，让抄手们故意留下一些错字。可惜《四库全书》卷帙过于浩繁，乾隆皇帝看了一些后就不再有兴趣了，但那些故意写成的错字却再也无人改正了。
在进行过封禅的皇帝中，宋真宗大概是最谈不上有什么功业的，但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天数封禅”运动却轰轰烈烈地搞了十四年，史书也有详细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封禅真相的机会。
天书运动的真正导演是奸臣王钦若，他在辽军入侵时曾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市），被遣往天雄军驻防地（今河北大名县）后，在强敌面前只会紧闭城门，修斋诵经。他对敌国束手无策，侍奉皇帝、打击政敌却游刃有余，而真宗严重的虚荣心使他有了可乘之机。本来，檀渊之盟被视为宋朝的胜利，力主御驾亲征的宰相寇准在真宗心目中是大功臣。可是王钦若却大进谗言，说这是“以万乘之尊为城下之盟”，而寇准是将真宗当作赌博的“孤注”，不顾皇帝的死活为自己捞取名利。这一招果然有效，从此寇准圣宠日衰，不久被降职为地方官。自从听了王钦若的话，真宗将檀渊之盟视为奇耻大辱，却又没有挽回面子的办法，于是王钦若献计：“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封禅必须要有“天瑞”，但既然以往就有“以人力为之者”，那么只要真宗“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他还进一步让真宗“解放思想”：“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其事吗？无非是圣人利用神道设教罢了。”当真宗问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这位饱学的老儒也如此回答。但真宗害怕宰相王旦会反对，让王钦若去做说服工作。在得知王旦愿意顺从的信息后，真宗亲自召王旦欢宴，散席时又特赐酒一樽，让他带回去与妻儿同享。王旦回家后发现，樽中装的竟全是贵重的珍珠，他明白了皇帝的真意，更不敢再有异议了。至此，王钦若的奸计得售，达到了排斥寇准和摆布真宗的双重目的。真宗在向全国臣民撒下了天书降临的弥天大谎后，就像染上了毒瘾一样，再也无法自拔，只能按照王钦若的导演不断地表演下去。他既需要欺骗臣民，也需要欺骗自己。以万乘之尊，他绝不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相反，在王钦若之流制造的祥瑞遍全国、颂歌响天下的狂热中，真宗“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虚荣心似乎真的得到了满足，陶醉在虚幻的“大好形势”下。
比起王旦来，寇准的失足更不光彩。他受王钦若排挤后当了十三年的地方官，再也耐不得寂寞了。天禧三年（1019年），巡检朱能与太监周怀政勾结，谎称在乾祐山发现了天书。乾祐山就在寇准的辖经，他女婿王曙与周怀政关系密切，劝寇准与朱能合作，寇准就将天书降临的“喜讯”上报朝廷，因而得到真宗的好感。王钦若罢相后，寇准马上获得了代理宰相的任命。当时有人劝寇准：“你的上策是到达首都附近后坚决称病要求改任地方官，中策是入朝廷后揭发乾祐山天书的骗局，最下策是再当宰相，这会毁了你一声的声望。”但挡不住宰相的诱惑，寇准将宝押给了朱能和周怀政。一年后，寇准受丁谓陷害被罢相。一个月后，周怀政在权力斗争中被杀，丁谓与皇后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事件，寇准被贬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接着，朱能被捕后自杀，寇准又被贬到道州（今湖南道县），真宗死后更被贬到了雷州（今广东雷州市），一年多后死于当地。本来，受丁谓这样的奸臣排斥会受到舆论的同情，但与朱能伪造天书联系起来就成了寇准洗不清的污点。或许有人要为寇准辩护：上报天书无非是随大流，目的是复出，以便重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只要目的高尚，手段不妨卑鄙。我不想对寇准的政治伦理作出价值评判，但试问，要是他不与朱能之类划清界限，政治上还能有什么作为？他复出后一年就再次下台，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但如果理解为这一切都是党、政府带来的或恩赐的，与自己的努力无关，或者是自己得到的分外好处，那就完全错了。须知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届政府都从来没有直接给百姓带来物质财富，他们的正确、英明与否，就在于他们能不能替百姓管好、用好大家通过纳税集中起来的钱，并且使这些钱能不断增值。他们手里的钱是全体公民（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内）共同创造的，每个公民都有一份。公民获得工资、住房，享受医疗、教育、劳保福利是应有的权利，是宪法所保证的，不是谁的恩赐，要说感谢的话，首先应该感谢全体纳税人，而不是征收和掌管税款的机构和个人。
汉武帝时实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将总数超过一百万的关东贫民、罪犯、戍卒迁至西北和北方边疆，其中河西走廊地区的人口几乎完全由关东移民构成。由于移民中不是因家贫、受灾、无地而迁移，就是因服役、犯罪而不得不接受安置，个别获罪而被流放的官员又很少定居，所以移民的文化水平很低。尽管河西不久就成为粮食自给有余的农业区，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更无学术文化而言。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东汉中期，整个河西地区还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文化人，之后几位有全国影响力的河西籍人物也是在中原受的教育。到了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一部分人因道路隔绝无法南迁，或因路程便利，迁至河西。移民中不乏学者士人，因获得前凉等割据政权的重视，境内又很少受到战乱影响，得以安心传授学问。河西学风大盛，学者的门徒往往多达千人，听讲的人超过两千。一百多年后，河西学者的造诣之高，已足以令中原学者瞠乎其后。北魏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河西学者大多被东迁平城，成为北方儒家文化的主要来源，以后又随都城迁至洛阳。洛阳成为北方文化的中心，而北方文化最终成为南北统一后的主流。
在历次人口南迁中，对南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永嘉之乱以后和北宋靖康之变以后这两次。移民的数量多是原因之一，永嘉后南迁人口及其后裔要占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而靖康后南迁人口总数有数百万。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两次都是中原政权的转移，北方迁来的移民包括皇帝、宗室、文武官员、世家大族、富商巨贾、文人学者以及大批随员、官吏、士兵、奴仆。移民不仅在南方政权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形成了从上到下的稳固的基础，占有大量土地和社会财富。如：东晋和南朝前期中央机构的主要职权基本由北方移民把持，南方土著豪族也始终低北方士族一等。北方移民运用政权权力和经济实力推行北方文化，使移民集中的城市和地区迅速“北方化”。南宋都城临安（杭州）是北方移民的聚居地，来自北宋首都东京（开封）的移民又居首位。开封的名店、名产都移植到了杭州，连寺庙也在杭州重建，难怪偏安的统治者要“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开封话成为时尚，处于吴语区包围的杭州城区竟成了一个讲北方话的方言岛，甚至在七百多年后的今天，杭州市区的方言还带有明显的北方味。
正因为如此，来自先进地区、本人具有优秀文化素质又担任了行政官员的移民，往往能给迁入地带来文化上的飞跃。西汉景帝末年，精通儒家典籍又有行政才干的庐江舒县（今安徽舒城）人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当时蜀地的经济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富人，但还缺乏文化风尚，“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派遣了大批有培养前途的人员到京师求学，人数逐渐赶上了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还在成都办起了全国第一个郡级学校，从属县招生，规定入学者可以免除赋役，成绩优良者毕业后可补入官吏。在文翁的倡导下，百姓争着送子弟入学，富人甚至愿意付钱取得名额。文翁长期任职，终老于蜀地，他的努力使当地的文化取得长足的进步。当时蜀地只有一位司马相如闻名全国，而且游学在外；到了西汉后期，就出了王褒、杨雄等大学者，并且都是在本地成名后才被荐进京的；东汉时更是人才辈出，完全可以与发达地区并驾齐驱了。
刘邦当了皇帝后，将他的父亲接到长安当了太上皇。这位老人虽然锦衣玉食、富贵已极，却闷闷不乐，一心想回老家丰县（今江苏丰县）。刘邦只得下令将丰县的百姓迁到长安附近的丽邑（今陕西临潼），并将丽邑仿照丰县重建。为了使太上皇就像在家乡一样，把他熟悉的商人、屠夫、卖酒、煮饼的小贩统统迁来，连他们饲养的鸡猪犬羊也在迁移之列。由于这个被改名新丰的县城与丰县建得一模一样，据说将迁来的家畜放在路上后竟都能跑到自己主人家中去。
东北因为是清朝的“龙兴之地”，一直禁止汉人自由迁入，还沿着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起一条被称为“柳条边”的警戒线，明确边外为封禁区。尽管有限的兵丁根本无法防守漫长的柳条边，在天灾年景下更挡不住蜂拥闯关的灾民，朝廷也多次变通放行，但毕竟限制了移民的规模和速度，而且由于移民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正式的管理机构，所以多数人从事掠夺性的挖掘、猎取、采集，定居开垦的比例不高，并且集中在南部，北部的黑龙江和吉林两个将军辖区内（包括今国境外地区）依然人口极少。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清朝以为沙俄侵略者已经“款服”，竟重申并加强了对东北的封禁，以致黑龙江流域人口极少，兵力不足，很多地方依然是无人区。而俄国势力却不断向东扩张，大批移民进入远东，到19世纪前期已经越过外兴安岭，到达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所以在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前，中国领土被俄国侵占已是既成事实。哈萨林岛（库页岛）虽然一直归属清朝，但清朝只满足于岛上的土著每年到三姓衙门（驻今黑龙江依兰县）纳贡，从来不加经营，更没有考虑向岛上移民。乾隆年间，俄国和日本就从南北两方侵入岛上，捕鱼、开矿、建教堂，争夺了多年。因为岛上土著照旧每年过海纳贡。到1850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哈萨林岛（库页岛）为俄国领土，清朝依然不闻不问。俄国对外蒙古的侵略也如入无人之境，山西巡抚岑春煊曾指出：“中俄边境，防不胜防。俄人越境探测金矿，盖由于自科布多至喀尔喀四部地域皆无人烟之故。”
旧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原来只是江南一个普通县城，1843年开埠后人口迅速增长，从1843年的二十三万增加到1865年的七十万，到20世纪初已突破一百万，1949年达到五百四十六万，近百年内净增五百万以上，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1950年上海市人口中，外地籍的占85%，这表明历年迁入上海的移民及其后裔约有四百六十万人。
随着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新兴的大中城市。唐山、焦作、萍乡、抚顺、本溪、大冶、鞍山等工矿城市，蚌埠、石家庄等交通枢纽城市，原来都只是一个小镇或小村，但很快都有了二三十万人口。如：蚌埠在1908年前只是一个五百户人家的小渔村，津浦铁路通车后成为交通枢纽，到1926年就成为拥有二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至迟在战国后期，五岳的概念已经得到确立。随着学者们地理知识的扩大，已经知道泰山并非五岳中最高的山，更不是天下最高的山。但泰山对“受天命”的重要性，直到清朝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在天下名山中的确找不到这样一座在平原上拔地而起、卓然不群、气势磅礴、庄严稳重而帝王不难到达又可能登临的山峰。
一种礼仪习俗一旦升华为崇拜和信仰，就会超越时空，产生永恒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力量。自古以来，泰山就代表国家的形象和意志，就是天人合一的标志，就是国泰民安的象征。

往事和近事（增订本）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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