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三十年前黄济人名动海内外的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推出新篇，继上部书写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王耀武、沈醉、文强等国民党败军之将狱中复杂跌宕的思想嬗变之后，新增的下部续写他们获赦后遭受了“文革”的冲击、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直至新千年最后一名“战犯”离世这近半个世纪的百味人生。该书完全本（包括上部、下部）堪称一部完整的“改造”史，也是一部真实的人性史。三十年前出版上部，轰动海内外，被誉为“参与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三十年后续写下部，还历史一份完整的答卷，给人性一次完整的诠释。
古人云：“洛阳之盛衰，天之治乱之候也。”
在黄埔同学的心目中，陈赓是位传奇式的人物。当年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时，陈赓在战场上救了蒋介石。
溧阳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
当年李世民打下洛阳，杀了捉人当军粮的朱粲，斩其首后，洛阳百姓争投瓦砾击尸，顷刻瓦砾成山。
在邱行湘的心目里，孙元良是国民党有名的逃跑将军，洛阳之战尚未打响，孙元良本人早已进了郑州城。
黄土高原，人烟稀少；太行山中，小路崎岖。邱行湘走在峪涧，仰面望着莽莽大山，只觉得座座向他压来。他记起当年曹操征伐袁绍余部、翻越此地时吟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的诗句，不觉苦笑道。
一得之愚（指自己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对于孙殿英，邱行湘虽然没见过面，却早闻大名。这个已满六旬的骨瘦如柴的老头，小时家贫，因赌输了钱，投到大军阀张宗昌部下当马伕，以巴结贿赂升到迫击炮连长、旅长、师长、军长，曾拉出他当时的一连人当土匪，当过土匪总司令、大汉奸。1927年孙殿英受蒋介石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几十年来纵横华北，罪恶满盈，真是妇孺皆知。1928年，他以举行军事演习为名、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封锁交通，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尽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东陵事件。孙殿英盗掘东陵，对于清末皇帝溥仪的刺激，甚至比冯玉祥对他“逼宫”还要厉害，以至于溥仪神魂颠倒地走到阴森的灵堂前，咬牙切齿地对宗室和遗老们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邱行湘对鸦片是深恶痛绝的。陈诚更是严禁烟、赌、娼。1931年，他随陈诚进驻吉安，时陈诚任命他为十八军特务营营长，叫他负责卫戍，一抓散兵游勇，二禁烟、赌、娼。一次，特务营巡查队就在烟馆当场抓住了十八军干部补习所一个姓覃的教官。据他明察暗访，十八军军法处处长咎右禾，副官处处长唐耀疆……甚至陈诚的参谋长郭忏，都是大烟鬼。又据他明察暗访，国民党对此明禁暗纵，陈诚的“三禁”，亦不过是沽名钓誉。
尽管康泽作为蒋介石的学生中最大的亲信，曾与蒋经国、郑介民一道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以后，蒋介石一直把他摆在身边，当人事参谋，也曾任过两次复兴社书记，担任《中国日报》的主编，但是他最终被蒋经国挤开，又一度到美国考察。在国民党内部争夺三民主义青年团最高宝座的权力斗争中，尽管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但是蒋介石不允许任何人从他的儿子手中把权夺过去。于是，就在康泽的政治命运和国民党的军事命运同时发生危机的时候，他这个从不带兵的特务首脑人物，成了襄阳战场指挥官的最好人选。
张岚峰认为，军事上，阎锡山主力入鲁，送上门去，被蒋介石吃掉。蒋介石看准战机，改变战略部署，这是主因；政治上，蒋介石策动了梁冠英、吉鸿昌的投蒋，使冯军内部瓦解。关外的小兄弟张学良，见势不妙，也劝冯玉祥息兵，这是次因；经济上，冯军官兵，六元一月，生活太苦，造成厌战，亦是一因。三因何龙，早就冯玉祥军队众叛亲离，连在焦作的老底，也被他的亲信抄光。
陈诚是以他的俭朴与勤奋赢得至少是陈诚系将领的倾服的。陈诚出身农民家庭，当过小学教师。以后又入体育专门学校，半年毕业，找不到工作，又到北平投考保定军官学校，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后经乡人向主考官疏通，方才以备取资格入学。尔后陈诚得以夤缘随邓演达入广州，后来又随之入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某次，陈诚晚间访友，深夜归来，已将拂晓，却不思睡，乃挑灯夜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逢蒋介石查夜，见有人如此勤奋，询闻其姓名职务后，对陈诚大加奖饰。第二期时，陈诚任炮兵队区队长，到了第三期，蒋介石则提拔陈诚为炮兵队队长。所有这些都是邱行湘佩服陈诚的地方，认为陈诚起途坎坷，俭朴有源。
他（邱行湘）想起1944年，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傅维藩驻防河南灵宝，当日寇进犯时，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密令傅师不战而退，尔后为了掩盖他的不抵抗方针，竟以“作战不力”为理由把傅维藩就地枪决。
不悟鱼千里，终归貉一丘。（南宋·陆游闻雨）
红旗猎猎卷来半天云霞，鞭炮阵阵催开满树红花。
北京德胜门外，原有一个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这座监狱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目修建的，所以监狱的构造取型于日本（日本的监狱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在监狱的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有十三行碑记，记述着建造这座监狱的经过。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才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作北京战犯管理处。处理处处长就是漳河训练班的姚科长。
这位湖南籍的黄埔四期生（文强），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被俘时，他自称上尉书记官，当解放军军官手里捏着他的相片时，问他认不认识“剿总”指挥部里那位瘦高个、鼻梁突出的副参谋长时，他才尴尬地嘀咕道：“你们既然知道我是谁，还问什么！”
文强先以为蒋大胡子在故意戏弄他，而后根据蒋大胡子关于“大、小胡子是谁”的问话所表露出来的朴实与憨厚判断，共产党的“典狱官”不懂得惩罚，果真是实有其事。于是他传授道，第一，犯人之间不得谩骂，违章者扣饭数日；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章者罚款若干……另外，文强又告诉将大胡子，国民党时期，某些监狱吸取西方世界的监狱管理办法，强迫犯人“习艺”，也就是说，规定犯人参加劳动，学一门手艺，诸如缝纫、印刷、木工之类，以后出去能有谋生的手段。最后，文强提醒蒋大胡子，共产党要管理好监狱，必须找好“囚头”。他说，犯人管理犯人，这是从中国古代一直到清朝流传下来的规矩，但是旧时代的囚头最厉害。他引经据典，以清代文人方苞的《狱中杂记》加以说明，又现身说法，以自己在巴县监狱中，因囚头伸手要钱，他只有一块大洋，实在无法想让，而被囚头拳打脚踢，并抓起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按在牢房中间的尿缸里一事作为例证，强调找好“囚头”对监狱管理的重要意义。蒋大胡子听得很认真，认为重要的地方，还叫文强重复一次。他以众多的错别字和大量的“甲骨文”，庄重地记录了一个国民党战犯随意的谈话。
康泽之所以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一条最凶恶的猎犬，有着他的历史的根源。早在黄埔三期，他就是军校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以百倍的仇视，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抗衡。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时，在莫斯科继续进行着的两派斗争中，他又是“三反”（反共、反左、反苏）的头目。几乎从那些时候起，康泽的自称为“铁石”的反革命决心，就暗暗被蒋介石赏识，最终成为黄埔学生中蒋介石的最大亲信。
傅作义当年命令国民党骑兵第四师向人民解放军打响第一枪之前，尚有“内战一开，生灵涂炭，绝难止息，历史的罪名，将落在我们的头上”的叹息。
功德林里的第一次打人事件的意义，战犯们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在他们获赦释放后离开功德林的时候才知道的，那就是：这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戊字胡同里，除了国民党战犯，还有三名日本战犯。一个是名叫上村的原北平宪兵队头目，一个是长期在中国搞经济情报的特务，一个是日本陆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对于日本侵略者，就历史的阶段性而言，应该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敌人。但是，历史上有些事情是难以理喻的。就在共产党三令五申，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条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的时候，国民党在1949年2月公然宣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并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往日本。平心而论，国民党此举是极不得人心的。
那是1930年10月，陈诚赴日本观操，日本高级将领对陈诚竞相邀宴。有一次，日本将领在席间当众问陈诚：“你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上将？”陈诚正襟危坐，反唇相讥曰：“你们日本的裕仁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天皇？”陈诚一语，四座皆惊。日本将领大为恼怒，认为陈诚有意侮辱天皇。乃至陈诚回国后，留下一场外交风波。事后，邱行湘听国民党外交部长何应钦的随从副官张涛说，这件事最后由何应钦出面与日本打了招呼才算了事。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由中、英、美发起成立联合国，划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和越南、泰国缅甸），以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从此，不断有美、英高级将领来到中国。蒋介石派杜建时兼任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担任蒋介石与美国高级将领的联络人。所有这些，决定了杜建时对美国的了解，比起其他国民党将领要深刻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杜建时在国民党军政界享有“美国通”的声望。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唐·王维《西施咏》）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的最后的那句话：“历来的科学家都是这样或那样去解释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其实，他（宋希濂）早年在湘乡进程潜办的学兵队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退出了共产党。以后程潜保送他去日本留学，留学回国以后随张治中组建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的教导师（最后变为教导军），从而成为共产党的凶恶的敌人。
而他（杜聿明）本人，亦曾有过两个铜板的时候：1931年底，蒋介石下野以后，杜聿明也无一官半职，与妻子曹秀清、大女儿杜致礼三人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救济十二元过日子。一日上街，年仅三岁的大女儿拉着父亲的衣角，嚷着要吃臭豆腐。一块臭豆腐需要两个铜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只掏出一个铜板来。杜聿明的心，也是肉做的，他在大女儿号啕大哭的时候，也忍不住鼻子发酸……
火烧宜兴埠事件
就陈长捷而言，他与邓演达是保定军校六期睡上下铺的同学，私人交往颇深。邓演达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始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邓演达指出：蒋家王朝“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从前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国民党“已变为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革命的中国已变成昏暗无光的地域”（见《邓演达先生遗著》）。邓演达以他的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和军事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就在他1931年8月19日出席“第三党”受训干部结业式的时候，被国民党逮捕，解送南京关押，同年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邓演达作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他的革命业绩赢得了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现在，也赢得了他的同学陈长捷的高度敬仰。
范汉杰的妻子是林则徐的孙女。
郑庭笈号重生。那是抗战初期，继八路军挺进山西前线，首开平型关大捷之后，阎锡山在山西战场上组织了忻口会战，与日军大战二十八天，直到太原失守，腹背受敌，才被迫放弃忻口。郑庭笈身为营长，冲锋在前，不幸连中三弹。弹入腹部竟然未死，他在惊喜之中为自己取了这么一个号。
张难先是邱行湘所尊重的前辈，尤以为国为民，能上能下之精神令他叹服不已。张难先在抗战前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下台后，回到湖北沔阳老家当县长，干得比当省主席还起劲。世人多以此为怪，故张难先与石瑛、李书城、严重并称湖北“四怪”。陈诚在恩施任第六战区长官兼湖北省主席时，对“四怪”特别尊重。邱行湘兼任恩施警备指挥官，奉陈诚命令，亦对“四怪”特别保护，时过境迁。邱行湘现在坐在张难先的身边，听着他不变的“民族统一”的呼声、望着他满是皱纹的嘴角，内心更是一阵翻涌。
范汉杰是清朝末年测量学校的高才生，他是与他购备的一大捆高等数学书本一起进功德林的。邱行湘曾经对他整日做数学题大为不解，范汉杰解释说：“我对数学下过不少工夫，舍不得荒废。何况将来我出去靠什么吃饭？现在温习温习，以后我到大学讲课去。”
当双方首席发言人杜聿明、宋希濂昂首挺胸走进会场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想起历史的一幕：1948年10月，蒋介石决定放弃郑州后，刘峙即将该地前进指挥部撤至徐州。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人选问题上，刘峙建议国防部遴选黄埔军校第一期出身、曾任兵团司令以上、资深而有作战经验、能孚众望者一人，以副总司令名义兼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同意此案，并以何应钦的两员大将：华中“剿总”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为最佳人选，签请蒋介石核定。事隔九年，北京功德林战犯当中的两个干部：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宋希濂和缝纫组组长杜聿明又同时站了出来，接受真理的挑选。
原则的坚持与战术的使用毕竟是一种机缘，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康泽的职业是撰稿。他埋头伏案，默默无语，他狂草疾书，沙沙有声。是的，唯有甘于眼前的寂寞，才能有将来的事业，也才能维持住一种性格，这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有所成就的人，都是一件重要的事。康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他以三千多件史料赢得了功德林“材料库”的美称，他以五尺多高的稿纸显露了人生的崛起。与过去的偏偏皮毛相反，康泽现在的文章内容翔实，有血有肉，一件件材料如同一块块砖石，可以从胡同顶端摆到监狱门口，从而铺平或展现了他的前程的道路。
杜聿明的信是带着他的千叮万嘱离开中国的，他的信又是带着中国政府的千叮万嘱到达美国的。由于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杜聿明的信由功德林转到外交部、由外交部转到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由英国临时代办处转到英国伦敦，由伦敦的一位数学家转到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由普林斯顿研究院的一位数学家转到与他同一个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手里。
孟家屯，这里原是日军侵占长春时兴办的一个细菌武器试验场，而今成为中国的第一座汽车城。汽车，国民党将领虽然人人皆有，但是蒋介石统治的二十二年里，中国没有自制过一辆汽车。在大陆上面横冲直撞的，是“雪佛莱”“道奇”“尹卡路斯”。人们把这些汽车通称为“万国牌”，外国人甚至把中国称作“万国汽车博览会”。
王陵基身前坐着刘神仙，唐生智身后坐着顾和尚，而威震海内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则站在一座灰色教堂的中央……
秦城——历代帝王近畿卫戍的重镇，坐落在燕山东西横断山脉南麓的五云山下，东林怀柔，西连明陵（十三陵），北对万里长城，南近汤山温泉，属昌平县治，距北京城四十公里。
邱行湘不曾想到的，更多的还是《回忆洛阳战役》中他所不知晓的事情。陈赓在文章里引用了毛泽东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邱行湘没有想到这位共产党领袖会亲自拟定那场战役的作战计划，并把是役称为“人民解放战争中，夺取大城市的第一场硬仗”。
周振强曾经当过孙中山的卫士，后被孙中山保送进了黄埔一期。毕业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副官，一次因为忘了替蒋介石提皮包，被蒋重重抽了两耳光。所以在功德林期间，人们一见到他，总会故意问一句：“打是亲骂是爱，蒋介石是不是特别喜欢你？”周振强则瓮声瓮气地咕哝道：“要问你去问蒋介石，问我干什么？”
1938年秋，武汉被日寇侵占前，该团（国民党于1938年春天在武昌南湖成立的战干团）由武昌撤至湖南沅陵。1939年春，该团又由沅陵迁到四川綦江。迁移途中，有些进步的职员和学生组织了一个忠诚剧团，沿途宣传抗日。不料该团因演《李秀成之死》一剧，说此剧在宣传共产主义，该剧团中有共产党组织。桂永清得报后大怒，要求严惩，上报给当时的政治部部长陈诚。得到批准后，桂永清便以国民党组织部颁发的《惩治异党条例》为依据，秘密屠杀了战干团二百多名爱国青年学生。
张治中逼视着周振强：“今日重庆舆论哗然，战干团学生家长向政治部投诉无数，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这件事情是真还是假？”周振强不敢隐瞒：“是真的。桂永清去德国赴任前一天还专门叮嘱我，按照异党清除的学生只报二十名，其余的从1938年学生入伍起陆续以开除、逃亡等名义分期报请备查；如有来文查询学生下落的，可以用自然死亡申复……”周振强话音未落，张治中拍案而起：“共产党的报纸没有说错，战干团就是驯兽场，就是阎王殿！桂永清身为教育长，我看他是衣冠禽兽，禽兽不如啊！”说完张治中命令周振强速回綦江彻查此案，并将有关人员先行扣押具报。
文强在淮海战役中的职务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参谋长。把这样一位资深的军统干将推到火线上去，显然出自蒋介石对他军事才能的欣赏。早在黄埔军校期间，蒋介石就在校长办公室召见过文强，因为当年黄埔四期八百多名考生中，文强的成绩排名第三，以致在军校与他睡上下铺的同学林彪自此以“三哥”称之。文强与林彪自然没有亲戚关系，但是他与毛泽东却是实实在在的姑表兄弟。因为如此，他曾与毛泽东站在长沙橘子洲头“指点江山”；又曾在周恩来的监督下参加共产党；而他以中共高干的身份第一次入川执行任务时，他的直接领导人便是朱德。然而，这只是文强的半张脸，另外的半张也充满传奇——邵力子是他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蒋介石曾经三次接见他，每次都委以重任；而戴笠视他为军统接班人；程潜把他请回湖南，以帮助其竞选副总统。
上海市市长陈毅既是文强在淮海战场上的对手，也是当年革命生涯中的朋友。那时文强随朱德的部队到四川，他是军政部的组织科长，而陈毅是师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得知葛世明到沪，陈毅亲自做了安排：首先把没收了的文强私宅发还给葛世明，然后安排她去立信会计学校当老师，还介绍她加入妇联，加入中苏友好协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用葛世明生前对儿子文定中的话说，“虽然我看不见你爸爸，但你爸爸看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文强毕竟没有实现他终身报答葛世明的愿望，让他痛心不已的是，葛世明自杀被人发现后，在急救站里人还活着，可是医生请示医院领导时被告知不予抢救，因为国民党战犯家属兼“潜伏特务”的必然下场就是自绝于人民。
这件事情是戴安澜的大儿子戴复东前不久告诉杜聿明的。戴复东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不久前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邀请的访问学者，去美国考察了半年。考察期间，戴复东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父亲在缅甸作战殉国后，美国政府为了表彰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越贡献，随即向戴安澜追赠了美国军团功勋章，并附有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亲笔签署的军功荣誉状。可是，十年动乱中，戴复东全家当做传家宝的功勋章和荣誉状却在抄家时不翼而飞，至今不明下落。想到这件事情，戴复东提笔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了两件东西：一件是有毛泽东主席签名的中国政府于1956年颁发的烈士纪念证的照片，一件是台湾当局于1957年发行的抗日英烈邮票。这套邮票共有六枚，其中一枚印着戴安澜的肖像。戴复东写信的目的很简单，希望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能够得到那枚功勋章的照片，以及那张荣誉状存根的复印件。不到二十天，戴复东收到美国陆军部副总参谋长福特里克的信件，信中说，由他代表总统处理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是，随信寄来了荣誉状档案记录复印件，并在约十天之后，戴复东收到了由陆军部重新铸造的一枚功勋章。
“这枚功勋章戴复东带到北京来给我看了。”杜聿明继续说，“我给他讲，功勋章是你父亲的，也是中国军人的，包括共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所以，功勋章既是家宝，更是国宝，我希望他能够捐献给国家。”
几年以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国防部长张爱萍主持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的开馆仪式。戴安来的遗书、遗物，包括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毛笔、手套、图囊、方位仪，以及那张复印的荣誉状档案、那枚重铸的功勋章，都一并陈列在展厅的玻璃柜里。张爱萍上将戴着眼镜，弯着腰身，仔细阅读着戴安澜写给妻子的遗书：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单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再苦得数年，即可有出头之日矣！

读到这里，张爱萍含着眼泪，声音哽咽地对戴复东说：“你爸爸的愿望实现了……”
国民党将领中，有“海南三郑”之称，即郑庭笈和他的两个堂兄郑挺锋和郑介民。
黄维是出版《抗日战争亲历记》的支持者，为了写好淞沪会战，他还专门去了上海，到了当年与日本军队激战了两天两夜的沪西罗店。从上海返回北京，路过南京的时候，他下了火车，迫不及待地告诉邱行湘他在罗店所看见的情景：“我去拜望了当地那些古稀之年的老百姓，他们当然不认得我，我自我介绍说我叫黄维。他们一下子把我围住了，一位盲人长者拄着拐杖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六十七师黄师长么，你在我们村口打日本那阵，我眼睛可没瞎啊！你是卖了力气的，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所以你走以后，虽然我们遭了殃，但是我们不怪你……’”邱行湘记得，黄维话没说完，声音就哽咽了，直到离开南京，与邱行湘握别的时候，眼圈都是红的。黄维说：“我回到北京就动笔，不把罗店之战写出来，既对不住自己，更对不住老百姓！”
进入90年代以后，向沈醉要材料的人少了，向他求字的人多了。他练过字，从念私塾开始。感觉做好的是在重庆警察局当侦缉大队长时期，那里有不少店铺、饭馆、旅社的招牌都是他题的。不过他刚刚调离重庆，招牌立马变了字体。就在他莫名其妙的时候，朋友告诉他说，你的字不咋样，可是作用不得了，前来捣乱的地痞流氓、小特务们无不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呢！听见此话，沈醉气得当场把烟台砸了。
姚黄魏紫
俗话说天才来自鼓励，蠢材源于打击。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简介

笔记52 条

简介

笔记5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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