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走进历史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至今的唐诗有数万首。清朝学者彭定求是康熙十五年的状元，会试、廷対皆拔头筹，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与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等十人奉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把能收集到的唐诗进行了汇集，编成《全唐诗》。这部《全唐诗》共计900卷，收唐、五代的诗歌49403首，残句1555条，作者2873人，这部庞大的诗歌集，实际上就是当时编纂者所能见到的、流传下来的唐诗。这当然并非是唐诗的全部，后人陆续做过补遗等，在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失传的唐诗，可以想见，没流传下来的诗人和诗歌也会相当可观。
一首诗往往打动我们的只有一句，权称之为“诗眼”，也就是这首诗最出彩、最打动人心，而且流传最广的句子。
探赜索隐（探索幽深隐微的事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正是这些逐渐形成并达到鼎盛的门阀士族。这种结构于隋唐时期被打破，新老门阀士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正是指豪门隐匿甚至得到国家承认的大量私属人户存在的现象。
随着门阀士族的发展和膨胀，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他们垄断仕途和政治高位的工具，变成主要依据出身来评定入仕为官资格的选官制度。如果出身大族大姓就一定会被评为上品；如果只是寒门庶族，永远只能被评为下品，于是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刘毅《请罢中正除九品疏》）的局面。高门大族子弟，往往可以凭借家世背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甚至还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的说法。“著作郎”和“秘书郎”都是魏晋南北朝列入“清散”的职位。当时门第和官职都有清浊之分，当然士族就是清，庶族就是浊；官职上，秘书郎、著作郎属于清官，自然都是由士族子弟出任。而且这类职位不用从事具体繁杂的事务，待遇好、地位高，是人所仰慕而士族子弟竞相争取的职位。不管腹中是否有真才实学，只要是大士族子弟，就有可能得到著作郎和秘书郎这样清散的职位。而如果是寒门庶族，再有才华、才能，也只能屈居所谓“浊职”，沉沦于下品。
据说唐太宗曾经准备把一个公主下嫁给崔氏家族子弟，此人不过九品县尉，崔家居然自恃门第，百般推托，使得唐太宗大为不满：区区九品县尉，居然倚仗高门背景，不肯与皇室联姻，李家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还要重视旧时代那些已经走向衰微的高门？唐太宗决心改变这种社会地位与政治结构不匹配的状况。于是下令，由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士族位次，并且强调“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即完全按照当朝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来排序。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及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精神：皇族为首，外戚次之，而崔氏则被降级到了第三等的位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表明皇权政治干预了此前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士族等级排次，同样也反映了整个社会阶层正在重组的过程当中。
唐朝有一个宰相叫薛元超，据说临死时曾说过他平生有三大恨：第一，没有娶“五姓女”，也就是没有和高门士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等）结亲；第二，没有修国史——宰相领衔修国史也是很高的荣耀；第三，没有从科举进身。可见，五姓女、科举、修国史这三者是当时社会地位和荣誉的象征，也说明科举出身虽然已经成为最受推崇、最重要的入仕途径，但五姓作为门阀士族的余绪，在社会上很长时间仍然受到认可和推崇。这种绵延的余绪，对普通人士和民众会有更浓烈的压抑感。
孟郊少负才名，与著名诗人贾岛并有“郊寒岛瘦”之誉，并受到大文豪韩愈的推重，但在四十一岁、四十二岁两次应试落第。此次及第，孟郊已四十六岁，正所谓“五十少进士”，应持重的年龄与轻狂的心态似乎并不对称，充分表明了进士科应试举子与录取数量比例之悬殊，进士及第之艰难。
察举制是西汉武帝创设的一种选拔人才及官吏的制度，东汉沿用。
唐继承隋制，科举制逐渐走向完善：由国家制定统一的选拔人才标准和考试的科目及内容，规定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选，举办全国性的统一考试。凡报考之人，先要获得地方州郡的推荐，除去受过刑罚之人和从事工商业者及子弟之外，其他人原则上都可以自由报考。
唐朝的科举实际分为两大类别。一为常科，就是上文提及的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是每年都要举行的考试。一为制科，是根据朝廷需要设立的一些特殊科目。制科主要是考对策，以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人，故其科目包罗万象，如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还有才膺管乐科、志烈秋霜科、文辞雅丽科，不胜枚举；懂阴阳、术数的人也在制科招揽的人才范围内。据有人统计，科目多达百余种，随需要而设。但招考人数不定，也没有固定时间。
除了科举制外，在选拔人才上，唐朝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即铨选制。科举主要是面向没有取得做官资格的人，而铨选制是面向已有做官资格的人和已经做官的人。官员任期有一定期限，年满后就要卸任，停替待选，再到中央参加选调根据任期期间的政绩和参加铨选时的考试成绩，决定是升迁、平调还是待选。可见，科举考试是解决做官的资格问题，铨选考试是解决做什么官或者下一任能拟什么官职的问题。
科举考试最初是由吏部考功郎中主持，后又改由考功员外郎主持。但因科举考试日益受到重视，考生纷纷责难主考官的官职不高，声望和职位都不匹配，于是玄宗开元时就将主持考试的部门改为礼部，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吏部则主持铨选考试。如果可以勉强类比的话，科举相当于现在国家教育部主持的高考，铨选相当于国家人事部主持的公务员考试。
近试上张籍水部朱庆馀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行卷“是一种普遍现象。行卷的时候，一般要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放在前面。后来行卷的内容也有变化，从诗、赋、杂文变成以传奇为主。传奇实际就是长篇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盛行，篇幅短，有神仙、鬼怪、前世、姻缘等内容。传奇则是讲一个长故事，像白居易弟弟白行简唯一传世的长篇名作《李娃传》讲的就是荥阳公子进京赶考与名妓李娃的一段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佳话，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传奇可以见史才，可以见诗笔，可以见议论，兼备三长，于是成为士子热衷的体裁，往往作为行卷的主打作品。可见，唐朝文人留下了很多长篇传奇，也是与科举有密切关系的。
再如刘虚白和裴坦，两人于文宗大和八年（834）曾一道复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裴坦被录取后一路做官升迁。二十年后，刘虚白仍是一介布衣，又赴考场参加考试，主考官却是裴坦，此时他已升至中央高官，权知礼部贡举。对比悬殊，刘虚白不禁感慨万千，即兴赋诗一首：”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待至公。“（《献主文》）意思是，二十年前我们同时一起备考，也是同一场景，但二十年后你已经成了高官而主持考试，我却仍然是身着麻衣的普通老百姓。据说此情此景同样引起裴坦的万千感慨。幸运的是，刘虚白当年就被录取了，可能与此诗不无关系。
这种现象同时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会被挡在录取大门之外。如晚唐才子温庭筠，与李商隐并列花间派鼻祖，文采斐然，有”温八叉“之称，一叉一韵，下笔如神。但因为品行受到士人的非难、非议，温庭筠虽然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但都名落孙山。
第二，临时指派主考官和锁院。唐朝主考官是相对固定的，大家都知道主考官是谁，开考前请托的条子就已经递了一大堆，有时主考官也很无奈。北宋时，主考官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很多官员都有资格当主考官，而最终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指定了以后，便派宫中的宦官直接拿着诏书去找到这个官员，不管他正在做什么，当场宣布，马上带走。主考官直接被送到指定的房间里隔离起来，由内帘官、外帘官监守，不能和外界交流。家属接到通知后，把日用品隔帘送进去，根本接触不到官员本人。即便有人想打通关节，所有的条子也都递不到主考官手里。这叫”锁院“。
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后期牛李党争中的两派代表性人物轮流执政，又轮流被贬。如李党领袖李德裕（787-850），因朋党之争屡次遭到贬谪，在宣宗继位后，从宰相一职外放任荆南节度使（治所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再贬为东都留守，再贬到潮州为司马，刚赶到潮州，又一纸公文，贬到更远的崖州为司户，就是现在的海南三亚一带。其官职也一路下降，乃至最终病死崖州。据说李德裕曾经奖拔过很多孤寒子弟，所以被贬谪后，受过他恩惠的士人十分悲愤，”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好放孤寒》）。在唐朝，人们往往用某人所在地来指代其人，因此这句诗中把李德裕称为”李崖州“，表达了对他贬远州境遇的同情与愤懑。
最有名的规模较大的贬官是在唐顺宗时期，推动”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被贬。”永贞“是顺宗的年号，”二王八司马“是指推动改革的十个重要人物，因为改革所针对的是当时专权的宦官势力，所以事败后不幸集体遭到贬谪。为首的人物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开州在今天的重庆东北部；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渝州即重庆，这是其中的”二王“。”八司马“中，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任司马，在今天的湖南；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也在今天的湖南；其它六人名气不如柳宗元和刘禹锡，分别被贬到崖州、虔州（今属江西）、台州（今属台州）、饶州（今属江西）、连州（今属广东）、郴州（今属湖南），这八人都是被贬为远州司马。”二王八司马“属于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
唐朝对管理的考核制度称为考课，即考核官吏的标准和具体规定。唐朝的考课制度简要归纳就是”四善二十七最“。
”四善“是对官德的基本要求，按照《唐六典》的记载，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名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即德义、清慎、公平、勤奋是对官员官德、官品的普遍要求，官员必须有良好的官声。
针对官员的具体任职还有具体的要求。唐朝的考课制度把官员分成了二十七类，各有独立的考核内容，也就是”二十七最“。试举几例。如选司类，即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对他们的具体考核标准是”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对司法类官员的要求，则是”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对负责、监管工程的官员，标准是”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而对边境镇守之官，标准是”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每一个具体的官职都有执掌和考核的基本标准。
据史载，唐太宗贞观时期，卢承庆任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对官员的考课。某次，一个监督漕运的官员在押运漕粮时，船只遭遇大风而翻，所押粮食倾覆，卢承庆给他的评语是”因风失米“，等级为中下。如果被定为中下，肯定要受到贬职、罚俸等处罚，这名官员却神色自若，一言不发。卢承庆觉得此人还有一定气量，就表示遭遇大风并不是人力之所为，责任不全在个人，就把评等从中下改成中中，这样至少能保证无奖无惩。但这个官员仍然波澜不惊，既没有表示出高兴，也没有显现出惭愧。卢承庆对他的反应更为赞赏，说他宠辱不惊，又改评了，定级为中上。这就是”宠辱不惊“典故的来源。这似乎是一段历史佳话，说明主考官能够根据官员的现场表现灵活决定。但事情的另一面就是主考官的判断带有随意性，考评和定级完全可以上下其手。
唐朝中央机构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一台“，”台“就是御史台，是最高检察机构，直属于皇帝，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城市作为社会的载体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空间概念：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城市布局、城市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所以，我们关注城市空间时，应该注意到它具有多重性和多维性。
从隋文帝到唐玄宗，隋唐两朝皇帝曾有十余次因关中缺粮，率领后宫、公卿和百姓，浩浩荡荡地去东都就食，“逐粮天子”的谑称就由此而来。
隋唐两朝均实行两都制，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都。为了更好地控制和统治关东地区及江南地区，隋炀帝大肆营建东都洛阳。到了唐朝，洛阳依然至关重要，得以继续整修和扩建。武则天曾长期住在洛阳，因此洛阳的政治地位虽次于长安，但在一段时间内也曾取代长安成为政治中心。关中是首都长安所在地，但地狭人稠，粮食供应不足，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解决关中地区粮食供应问题；而洛阳地理位置优越，可以更便利地从东南的富庶地区，通过漕运得到粮食补给。
前文引用过的宋人李格非（约1045-约1105）《书洛阳名园记后》中还有一句名言：”洛阳之盛衰，天之治乱之候也。“《洛阳名园记》虽然是一部描述私家园林之作，却引申出洛阳因其地理位置而关乎天下盛衰。但政治中心继续东移后，洛阳的盛衰已与天下之乱渐行渐远了。
五代时期，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把都城建在汴州，升格为东京开封府。之所以选择汴州，是因为朱温此前曾任唐汴州刺史和宣武军节度使，汴州是他的军政根据地。后唐的统治者是沙陀人，南下取代了后梁。后唐以唐为国号，表示继承的是大唐的事业，所以把都城定在洛阳。后晋、后汉、后周，都把都城建在洛阳——开封一线，洛阳往往作为西京。尤其到了后周，政治格局更加向东倾斜，开封成为政治中心，洛阳实际上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了。政治中心的东移，不仅仅出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愿，其背后还有更广阔的背景，也就是西北民族格局的变化、东北地缘格局的变化，以及西北格局与东北格局的相互呼应等。
虽然制度和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但总的来说，唐朝实行的坊市制度属于封闭性质的管理制度，凡城门、坊门、市门定时开闭，夜间实行宵禁，政务区、生活居住区和商品交易区都有明确的划分。都城相比于其他城市，带有典型的、主导的、示范性的意义，管理显然是更严格的，坊市制也更为严格和持久，特别是在唐前期。在时间上，唐长安是实行宵禁的，早上承天门的鼓一敲，各门依次打开，城市一天的生活开始；晚上承天门的鼓一敲，所有的门又关闭，坊内和街道内各种各样的交易活动必须停止。如果没有政府的公文，甚至都不能在晚间随意行走，若是有违宵禁，是要被巡夜的警卫抓捕的。在空间上，长安城内只能在固定的区域进行固定的活动，中央官署固定在皇城办公，老百姓按规定在坊区居住和活动，商品交易行为则必须在市区进行。
唐朝的坊市制度只有以下几种坊内住宅才能向街开门：一是官署，二是寺庙，三是三品以上官高的府邸。一般的民居都要向坊内开门，所以一到宵禁，所有的门一关，普通居民就不能出访活动。而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各地物资交流频繁，北宋东京开封府犹如一个开放的大市场，临街设店成为其有别于长安的重要特征，这就是街市制。按照《东京梦华录》的描述，开封府临街的店铺比比皆是，所有的房屋只要能利用起来都允许从事商业活动。房主如果自己不经营，只出租临街的房屋，利润就很丰厚。一幅《清明上河图》，我们看不到固定的市集，凡聚集人气的地方都成为商品交易活动的场所，桥头、街旁、城关……北宋开封也有坊，但是没有固定一定要关坊门，怎么关、什么时候关都没有了限制。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时间上的限制被取消了。北宋初年已经下诏，明确规定，不禁夜市。《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可以看到对熙熙攘攘、异常兴隆的夜市生动而具体的描述。
金兵南下以后，宋室被迫南渡，建立南宋政权，临时驻跸杭州，为表明不忘北上光复中原之初心，而称之为”行在“，杭州由此更名为临安。
历史记载，在五代的时候有人劝说吴越国主钱镠，填平西湖以扩大城区面积，而钱镠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不仅没有填湖，还致力于疏浚西湖。
钱镠说：后人如何评价我，当功在西湖罪在西湖。确实钱镠因拒绝填平西湖反而疏浚之，由此获得千古美名，使得我们今天仍然能欣赏到西湖的美景。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赠别》）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对这种交易场景有很详细的描述。书中加载，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供人们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称为”万姓交易“。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庙会，至少是比较早的大规模的正式庙会。直至现在各地还有由寺院主办，或以寺院为中心的庙会传统。如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六月庙会，后逐渐发展成为以骡马交易为主的骡马大会，长期兴盛不衰，称为庙会互动重要的、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
秦蜀古道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北人避难之路。蜀地往往是关中皇帝逃难的首选。如李白、杜甫所生活的唐朝，政治中心就在关中，遇难播迁的唐玄宗、唐僖宗都是逃亡四川。据传，当时还有遇大难首选四川、中难要先避奉天（今陕西乾县）的说法。
“北不识盱眙，南不识盩厔。”这句话出自清人陶澍之口，意思是南方人不知道有”盩厔“这个地方，表明盩厔并非北方典型地区和冲要之地。
盩厔县位于长安西南，现在成为周至县，发音一样，但写法已经不一样了。
茶马古道，专家曾经归纳出三条：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被认为是中国内地茶叶西行并进行茶马交易的主道；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同样是陕西人开辟的，”康“即四川康定；第三条是滇藏茶马古道。大致形成一个网络，陕、康、藏、滇互相连接。陕康藏茶马古道也叫作糖茶古道，也是一条北上的线路。
唐玄宗是唐朝的第七位皇帝，名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故称”三郎天子“。玄宗多才多艺，善骑射、通音律、擅长书法，他的八分书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官方正史、民间野史、笔记小说、诗歌中，对玄宗都有很多生动的描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对他的追忆、怀念。
所谓”神龙政变“，就是在神龙元年（705），数位大臣与太子联合迫使武则天让位，还政于大唐。后来五位功臣都被封王，所有又叫”五王政变“。
这首诗（《吊白居易》）的作者是唐玄宗李忱（810-859）。会昌六年（846）八月，宣宗刚即位五个月，闻知仰慕已久的大诗人白居易以七十五岁高龄去世，悲怆不已，遂写下这首凭吊诗。宣宗在位时，励精图治，在整顿吏治、稳定边疆、抑制权贵势力的恶性膨胀等方面颇有政绩，素有”小太宗“之称。
南诏之兴在7世纪以后，到天宝初年，势力强大。8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为东南亚一大国，北抵大渡河，东达今贵州遵义及广西西部，南至今越南、泰国北部，北及今缅甸北部。当地蛮语称王为“诏”，六诏即六个部落，其中蒙舍诏处最南边，势力最强，故称南诏。高宗永徽四年（653），南诏遣使朝参。开元时，皮罗阁灭其他五诏，玄宗册封其为云南王，建都大和城（今大理南），南诏正式建国。南诏处在吐蕃和唐朝两大强国之间，不得不依违两大强国之间。玄宗开元时，南诏与唐交恶，遂依附于吐蕃。天宝年间杨国忠率大军征讨，大败而归，且虚报战功，从而加剧了西南边患，致使唐末不得不派重兵戍守西南，防御南诏。但因戍守桂州（今广西桂林），的士卒超过服役期限，久无更代，遂酿成兵变，从而解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最终唐王朝在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走向灭亡。所以《新唐书·南诏传》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其实也指明了唐与南诏长期战争所产生的后果。
南北朝以来，源自今甘肃张掖昭武地区的民族迁居中亚后分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九姓，被称为“昭武九姓胡”。安禄山和史思明即出身九姓胡。这些九姓胡又陆续进入中原地区，不少人入朝为官，武将较多，他们与汉族官员之间会产生一些文化和价值观上的隔阂，乃至引发权利争夺。
当时靺鞨族分为数十部，最为强大的是居于南部（今北起松花江上游、南至长白山一带）的粟末和居于北部（今黑龙江中下游直至东海岸）的黑水两部。武周圣历元年（698），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建立政权，自称“震国王”。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此政权乃称“渤海国”。其疆域北至黑龙江，南至朝鲜半岛北部，西至今吉林西部，东越乌苏里江至东海之滨，文物典章、一应制度多效仿唐朝，被誉为“海东盛国”。渤海国和唐朝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唐天成元年（926）为契丹所灭。
契丹、奚的发展轨迹和其在唐朝时活动的主要范围，都是辽河流域，渤海国也偏居东北地区的东南，这是因为辽河中下游地好水好，气候也非酷寒。中国历史上的东北地区民族关系很复杂，但无论哪一方控制了辽河中下游，也就掌握了与中原地区博弈的主动权。自秦汉到隋唐，中原王朝的重心和中心都偏西北方，很长时间以来东北民族对其都未构成太大威胁。隋统一南北后，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东北地区的重要性就逐渐凸显。契丹和奚的崛起对隋唐王朝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东北地区的防御对重心和中心都悬远在西北的中央王朝也越来越重要。
中原是隋唐两朝的腹心，为了保护腹心之地，两朝都非常注重打造两翼。所以两翼，就是向西北延伸和东北延伸，像一只大鸟张开的两扇翅膀。西北一翼打造得很成功，唐王朝的管辖范围已经延伸到咸海。这一翼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北方草原民族。因为中原王朝始终不能够政府、占领北方草原，所以只能把他们赶出漠南。但是很快新的力量又从山间下来了，又不断积聚势力，逐渐强大。要想解决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造成的威胁，必须两翼齐发，从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其夹击，虽然未必能彻底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遏制其南下。但当东北民族逐渐兴起，有不断南下和西进的趋势，而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及南下的路线也在东移时，中原王朝不管是定都长安还是实行两都（京）制（长安和洛阳），都只有解决了东北边患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两翼齐飞的战略目标。但这并不是简单就能实现的。
当然还有其他地方的不同民族，如安史之乱守潼关的将领高仙芝，后来遭宦官边令诚陷害被杀，他是高句丽人。再如平定安史之乱的朔方军的一员骁将叫仆固怀恩，是疏勒人，属于西域的一个部族。还有中兴第一功，即平定安史之乱居首功的李光弼，唐朝最精锐部队西北朔方军的统帅，是契丹人。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大交融时期，不同血缘和族属的交融是普遍现象。统治集团本身血缘关系的交错和多民族的性质，也使得唐朝从观念上、民族成分上，以及各项制度和措施上都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这也是唐朝之所以称为开明盛世的原因之一。
家具的变化正是人们生活习惯变化的反映，唐朝可以说是人们从跪坐（榻）向立坐（椅）转变的重要时期。我们现在的坐姿一般采取大腿平搁在齐膝高的椅子上，双膝弯曲，小腿下垂，足可蹬地，这种坐姿古时即称“胡坐”，正是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传过来的。
佛经的翻译大大增加了汉语词的数量，可以说从佛教的传入对汉语的丰富性功不可没。除了以上所举的例子，我们现在常用的词语，如世界、唯心、世纪、真如、法界、微尘、相对、绝对、意识、解脱、刹那、庄严、慧眼、如意、精进、众生、境界，以及成语中的水乳交融、飞蛾扑火、瞎子摸象、天花乱坠、顽石点头、天女散花、一丝不挂、恒河沙数、镜花水月、百尺竿头等，都出自佛经。可知，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从佛教中汲取了丰富的元素。所谓儒、道、教三教合一，正是指这种文化的交汇与交融。
唐太宗时由西域传来菠萝球，即马球，骑马以仗击球，或称击鞠，据说发源于波斯，为达官贵族所特爱，宫内亦设有球场。玄宗尤擅此技，曾打败自负甚高的吐蕃名手，一时传为佳话。宋人诗中就有“三郎沉醉打球回”（宋·晁说之《题明皇打球图》）之语。一般士人亦喜爱马球，打球甚至成为时尚。新及第进士在慈恩寺题名后，即赴曲江宴会及月登阁的打球之会，此时长安城内外的士女从四面蜂拥而来，观者如堵，摩肩擦踵，有时达数千人，场面宏大。元宵观灯在开元之后成为节庆的重要内容，就可能与西域灯彩大为流行有关。
元稹《法曲》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cui4，鸟兽的细毛，这里代指胡人的细软毛发)腥䐺(tan4)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八个“胡”字集中地展现了唐朝的胡化景观。
阴山是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一条横亘东西方向的山脉，一直延伸到今河北省最北部，全长一千二百多公里。阴山也是一条天然分界线，隔断了北部蒙古高原与广大的河套地区及中原地区。
组成阴山山脉的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等，山势并不高。那么为什么诗人以表达将士们执意将胡马阻击在阴山外，来暗喻这样可以保障中原地区人民获得安定的生活呢？

在西汉武帝时，北方的匈奴是对汉朝威胁最大的民族，他们多次南下。想要阻止匈奴，就必须守住阴山。因此，汉武帝曾经发动多次战役，以解决匈奴的骚扰、侵袭，其中有三次重大战役：第一次是河南之役，收复了被匈奴占据的河套地区；第二次是漠北战役，汉军越过阴山打到漠南，打得漠南无王庭，把匈奴的势力从漠南驱逐出去了；第三次是河西之役，就此控制了河西走廊，这样就斩断了匈奴右臂。所谓右臂，是指匈奴立于北方草原西南，则西北地区正位于其右。
旗亭画壁
可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为了平乱，驻守塞北的边军朔方军的精锐部队，由李光弼、郭子仪统领，系数内调，由此京畿和西北门户洞开，唐王朝重心偏在西北的边防军事格局被破坏。河西地区首先成为唐朝势力的真空地带，于是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吐蕃势力趁机东来，甚至打到渭桥，兵临长安城下。吐蕃在东进的过程中侵入到整个河西走廊，然后转而西向进入今新疆地区，把唐朝管控天山南北的安西都护赶走了，安西都护府被迫将其管辖区内缩。吐蕃遂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还有另外一支力量到了帕米尔高原。这时候中原王朝的势力就退到了黄河大河套地区的东边。这种情况延续了大约八十年，直到敦煌地区的豪酋张义潮率领当地民众从吐蕃手中陆续夺回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地区，唐王朝才重新成为河西名义上的管控者。但是，唐王朝在民族关系中已经处于被动、退守的局面，失去了对吐蕃、回纥等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主动权。
经由陆路丝绸之路，中国对外的输出也很多，四大发明除了指南针以外，其他的三大发明都曾通过这条通道西传。如造纸术，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唐朝和东来的大食在中亚的恒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拉兹）交战，唐著名将领高仙芝率领的军队被打败，阿拉伯人俘虏了很多中国的士兵和工匠，其中就包括造纸工，这批造纸工人就把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到了欧洲，时间在11-12世纪，这时正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期，造纸术的传入对文艺复兴及其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前欧洲人的书写材料有三种：羊皮纸，产量有限，价格昂贵；芦草纸，原材料是埃及的一种芦草，虽然很便宜，但是很脆，不容易保存；书写板，往铁板上浇蜡而成，用铁笔写，古希腊就用这种方法写字，当然很方便，可以重复使用，但是自己没法保存。也就是说文艺复兴前期文化的传播遇到了技术上、工具上的困难。造纸术传来以后，可以造出轻薄而容易保存的纸，书写还很方便，成本也降低了。此前，知识、文化、科学技术主要掌握在教会手中，会读会写的都是神职人员，一般平民是不会书写的。即使是贵族等上层人物，书写也有一定的困难，据说著名的查理曼大帝就是文盲。造纸术传入以后，文化就不是宗教僧侣所能够垄断的了，普通人也能读书和出版书籍了。所以，造纸术对欧洲文化、对欧洲近代社会的发展贡献是非常大的。同样，活字印刷术和火药，也是经由陆路丝绸之路传出去的，对整个世界文明，尤其是对欧洲文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中期，唐与回鹘（回鹘是中国少数民族部落。回鹘是维吾尔族祖先，由回纥改名而来。回鹘人是游牧民族地区最早过渡到城市生活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新疆，在内蒙古、甘肃、蒙古以及中亚的一些地区也有散居。）的绢马贸易中就出现了“马价绢”这样一种称呼，至少说明这一贸易在当时已是经常性的，而且唐廷府库中贮存的绢帛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支付回鹘马价。经常性的官方绢马贸易，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
“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反映了唐廷因财政窘迫而时感无奈的境况，但持续了八十余年的唐回绢马贸易，也是出于双方关系的现实需要。换个角度看，从朝贡贸易到互市贸易，应该算是历史的进步。可以说，白居易的《阴山道》也只是反映了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
“扬一益二”这个说法其实出自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唐扬州之盛》：“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记述的是唐后期的扬州和益州，繁盛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方的长安和洛阳。
五陵，是指渭河北岸咸阳原上分布着的五座汉帝陵墓，包括汉高祖的长陵、汉惠帝的安陵、汉景帝的阳陵、汉武帝的茂陵和汉昭帝的平陵，所以咸阳原又被称为五陵原。唐朝时，这一带是权贵聚集之所，所以世人把这些富贵人家的子弟称为“五陵少年”，“五陵”“五陵年少”也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代表纨绔子弟的名词。
有一个典故叫“破天荒”，就是有关荆南考生的故事，荆南相当于今天的湖南地区。荆南考生刘蜕，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这在荆南地区历史上是头一回，所以被称为“破天荒”。刘蜕曾经如此表述：他的家在江之南，去长安四千里，日行六十里，如果到京城参加考试，每次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半年。当时的科举考试，考生一般在秋季聚集到京师，次年春季开考。如果没有考上，很多人只能选择在京复习，继续备考。因为如果第二年再考，返乡再来，像刘蜕这样的情况，就太远了。虽然被迫在路上，但赶考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考生们的阅历。
不护细行（形容一个人不注意小节，在生活或行为上较为随意，不够检点。）
李白曾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留下“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的豪迈诗句。
皮日休（约834-约883）一生经历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四朝，正是唐朝由相对平稳到巨大震荡进而走向全面崩溃的时期。其文学成就与陆龟蒙齐名，时人以“皮陆”并称。他们生活与创作的重要时期都处于晚唐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年代，仕途坎坷。陆龟蒙从实学转而向道避世隐居，皮日休则在黄巢起义军建立的大齐政权任翰林学士。
皮日休的诗作多与白居易有异曲同工之妙，极具现实主义批判色彩，又能审时度势分析历史大势，隋亡的教训也成为诗人歌咏的主题。他的诗作在颓靡之风炽盛的晚唐，正如鲁迅所言，恰如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德宗时，藩镇叛乱，形成五镇联兵，运河漕运为之断绝，唐政府的衣粮供应都发生了恐慌。据史书记载，入京勤王的泾原兵发生叛变，德宗被迫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时任镇海军节度使（辖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的韩滉将江南米运至陕。德宗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又速告军士，皆呼万岁。可见江南及漕运对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性。
在白居易生活的德宗时代，主持内廷采买的“宫市使”为宦官所担任，属下有数百人，号称“白望”，专门在长安的东西两市压价采买，还强迫商人缴纳入门费和脚价钱（运输费），经常有商贩被强征空手而归。因此，每当看到宦官奔市场来了，商贩们都望而生畏，关门撤摊。更有甚者，一些并非承担采买任务的宦官也借机游走于市场，诈称宫市，多方掠夺，百姓怨苦。内廷出外采买成为德宗朝最受人们抨击的弊政之一，《卖炭翁》揭示出的仅是冰山一角。
隋唐两朝都将人口按年龄段分为“黄”“小”“中”“丁”“老”。男女始生为“黄”，六十岁为“老”。“丁”是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何时进入“丁”的年龄段，在各个朝代也有一些变化，总之，成丁的年龄不断提高，入老的年龄不断降低，是均田制实施以后历朝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大趋势。“丁”下边是“中”，中男就是说还没有成丁，但是已经进入了青年时期，一般是十六岁或十八岁，规定也有变化。中男是可以授田的，但是否服役或承担其他义务，不同时期有不同规定。
此诗（《秦妇吟》）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和北朝乐府《木兰辞》并列“乐府三绝”，也被赞为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相媲美的讽喻叙事诗。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规模大、范围广、次数多、时间长、地区不平衡性和阶段性。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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