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回忆录

我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诗人痖弦的名句。
从地图上看，山东像一匹骆驼从极西来到极东，卸下背上的太行山，伸长了脖子，痛饮渤海里的水。然后，它就永远停在那里。
南兰陵是晋室南渡以后在江苏武进附近所置，称为“侨置”。东晋侨置了南徐州、南兰陵、南琅琊，把北方的地名拿到南方来用，表示不忘故土。南宋也有“侨置”，欧洲移民到了美洲也有“侨置”，用意大致相同。
大乱住乡，小乱住城。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驴子喜欢在地上打滚，俗语说驴打滚儿天要下雨，多半灵验，也许是空气里的湿度使它发痒，它没有搔抓的能力，只好躺在地上摩擦。
乡人常说，世间有三样声音最难听：锉锯刮锅黑驴叫。
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是王氏早年对出版界教育界的重大贡献。那时有人说，王云五一生事业是“四”“百”“万”，即四角号码，百科全书，万有文库。
巴金的《家》，在当时和后来都极受推重，但我并不爱读这部有“现代红楼梦”之称的杰作，一如我那时不爱读《红楼梦》。
空梁落燕泥
“塾”是大门里面两侧的房屋，俗称“耳房”，犹如人之两耳，是四合房建筑最不重要的部分，学而称“塾”，自有“小规模”、“非正式”的意思。
刘长卿到过兰陵附近的芙蓉山，有一首《逢雪宿芙蓉山》：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冬至那天，老师在窗户上贴一张新纸，纸上用双钩描出九个字，每一个字九画，合为九九。老师天天用毛笔在双钩笔画的空白处填入黑色，每天一画，等九个字填好，冬至就完全过去了。这九个双钩字叫做“九九消寒图”。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人离乡贵（通常是“人离乡贱，物离乡贵”）
诗人郑愁予的名句：“出门一步，便是江湖。”
为善莫大于兴学
李仙洲，山东长清人，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第一次东征、北伐，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战，一九三一年的国共之战，皆有战功。
汉高祖出平城之围，还军至此，六军欣然，因此名叫忻口。
常言道“能跟生大麻病的同床，不跟生疥的临墙”。
没有女权运动、人权运动，社会上减少许多问题——表面上问题少些，潜伏的问题可能多些。有了女权运动、人权运动，表面上问题多些，潜伏的问题可能少些。
“会师中原同一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罗家伦）
八年抗战，大战役二十一个，小战役一千一百一十七个，加上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
我们传诵伊藤博文的一首诗，他勉励日本青年不要贪恋家园，半是洒脱，半是伤感：“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南阳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汉水和汉水的支流白河流经此地，古时称“宛”。
我读小学的时候，课文讲到地方自治，列举全国实行地方自治的三个模范区，一个在山西，一个在广西，还有一个就是河南的宛西。我们对地方自治的概念是，别廷芳说话算话，中央管不了他。
人到新环境，要紧的事别犯忌，所以”入国问禁“。人在船上不能说“帆”，因为“帆”和“翻”同音。反是“翻”的同音字都是船家的大忌，“吃饭了”要说“吃米了”。船家多半不让乘客打牌，又是“番”，又是“碰”，防不胜防。有个军官坐船押送人犯，他说“犯人”，船老大马上恶形恶状朝他喷唾沫星子，军官莫名其妙，上去给船家两个耳光，闹了一场军民纠纷。
江老师说，汪精卫很难漂白。人生在世，什么都可以做，汉奸万万不能做。做土匪强盗还可以落一部《水浒传》，做汉奸只有骂名，哪管你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
县志是一县民众的共同记忆。你看，只要你有一丁点儿成绩、一丁点儿良好的影响，大众都会记住你。我流浪各地，见庙参庙，见碑读碑，发现同胞百姓随时等着把那为地方立德立功的人永远留在记忆里。
当年管宁、华歆同席读书，门外有人车喧闹，管宁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华歆却丢下书跑出去看。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突然受伤死亡，引发全国学潮。于子三是国立二十二中高二级毕业生。
昔日戏言身后事，而今都到眼前来。
十月底，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国军北上接收，行军至河北磁县境内遭共军伏击，军长高树勋率部投共，他是国军第一个起义投共的军长；副总司令马法武被俘，开国军一连串总司令被俘之先河。
学者说，三十岁以后，人多半是重复、加强他三十岁以前学到的东西，三十岁以前奠定广度，三十岁以后只能堆积厚度，老进士的话可以如此解读。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新闻报道，专家指出，踢正步有碍健康，减损战力，“踢正步的过程中，脚后跟经常猛烈着地，在医学上确实有伤及脑部之虞。世界上踢正步的国家早已不多，美、英部队不踢正步，军力一样强大。国军踢正步应系沿袭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陆军，日本则学步自德国普鲁士军人。战后的德国已不踢正步了。”
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日本，把日本政府的战时档案运到夏威夷，交给夏威夷大学整理，杨觉勇教授主持其事。后来杨教授受新泽西州西东大学罗致，担任亚洲系主任和远东研究院院长，并成立双语教学发展中心，负责编写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我在他指导下做中文编辑。他对我说，日本战时档案极多，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极少，任务难以完成，他曾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建议，他聘用中国的历史学家参加工作，由中国政府资助酬劳，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工作之余寻求中国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战时国军的贡献、战后日本的赔偿都很重要。国民政府主持对日外交的人答复他，中国对日本不念旧恶，无须搜集这样的资料。
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由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遭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
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由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
动荡之世，“每一个维持尊严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牺牲尊严的女人。”日本男人亏欠中国人，中国男人亏欠日本女人。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美色，正如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势，双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他们总是白天外出，匆匆赶回来参加晚点名，一脸酒色财气，连长训话，要求大家“节制”。后来知道，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日本女子为美军官兵布置温柔乡，赚外汇，也争取美国对日本的同情。美国记者发出报道：“东京的妇女大半是妓女。”中国记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牺牲肉身，图利本国。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企业家许文龙旧话重提，他称赞日本女人牺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
“马后桃花马前雪，叫人怎得不回头？”后来知道这是清人徐兰的出征诗，他吟咏的是嘉峪关。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苏联这才出兵攻入东北，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苏军继续推进，占领东北全境七个多月，劫走的工业设备价值二十亿元，劫走的金块价值美金三十亿元，劫走伪满时代的纸币军票，回头套购物资。在东北境内发行红军票九十七亿元，敲骨吸髓。苏联大兵在火车电车上公开奸淫妇女，中国女子剪发束胸，穿着男装，沈阳的朋友曾经把他太太变装的照片拿给我看。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胜利，居然还允许有这样的纪念碑！苏联在东北的行为没有国格，然而中国的国格又何在！我能感受到东北人的屈辱。
谷氏后来官拜贵州省主席，粮食部长，他是贵州人，风水先生说，贵州山多，河水外流，地气泄尽，难以产生大人物，但是贵州不但有何应钦、张道藩，还有谷正鼎、谷正纲、谷正伦，”一门三部长“。都说贵州安顺的谷家老太太有福气，生了三个好儿子，比美广东海南的宋家老太太，生了三个好女儿。
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吸收南京行政主任秘书黄浚供给情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协调不够，长江中游还停留着日本船舰七十艘，海军陆战队六千人，国民政府计划击沉船只，堵塞水道，把日本的这些武力完全歼灭。黄浚对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泄露机密，江中的日军船舰连夜逃入大海。这个案子是谷正伦指挥宪兵侦破的，黄浚和南造云子都被捕，黄浚处死。此人是一位才子，诗文俱佳，陈寅恪有诗悼念他。斯人也，名字不留在文学史上，而留在间谍史上，令人嗟叹。
我代读了十几本书，书目都是上级指定的，没有一本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民情风土。全连上下，没人知道”柿子“是番茄，”木樨“是鸡蛋，”冷子“是冰雹，”蒙事“是骗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一个少尉读兵法，为什么要一个上尉读宪法，最后这些书轮到一个上等兵来读，更是可笑。不过”开卷有益“，我获益匪浅。
说起铁西区，如雷贯耳，当时的热门话题是”工业救国“，谈工业必定谈东北，谈东北工业必定谈到铁西区。铁西区的街道名称：兴工街，笃工街，励工街，劝工街，一片”舍我其谁“的雄心。
这次裁军，裁掉上将十五人，中将两百一十七人，少将五百七十六人，官阶越高，挫折感越大。南京有个军官总队，收容的尽是将官，这些将官到中山陵”哭陵“，发泄心中的愤懑，国民政府蒋主席听到报告，怒斥这些哭陵的人不识大体。我总觉得蒋氏理政往往没有因果挂念，辣手裁军，种下这样的”因“，居然想结个”识大体“的果！他是基督徒，他之缺乏因果观念，可能因为《圣经》缺乏因果观念，在《圣经》里面，上帝说”成“，事情就成了，至于后果，上帝要它发生它才发生，上帝要它怎样发生它就怎样发生。党国元老陈立夫曾经指着蒋先生的画像说：”他是活着的上帝。“
国府裁军，原则上裁官不裁兵，但老兵、弱兵、病兵一概不留。裁掉的兵比裁掉的官处境更艰难，但是编余将校只替自己说话，没人替士兵说话。
向来败兵难惹，即使是史可法，也只是一句”悍卒逢人欲弄戈“了事。
寒夜饮冰水，点滴在心头。
台下卧薪台上舞，可怜俱是不眠人。
后来东北的国军全面崩溃，第六补给区司令刘云冀告诉人家，东北国军从未因弹药缺乏而失一城一地。他的话大概可靠，今天读中共出版的战史，他们在攻占名城之后，记述俘虏了多少官兵，缴获了多少武器弹药，数量都很可观。据赵勤轩《沈阳，一九四八》一书记载，国军在沈阳遗留的弹药，可以装六百节火车车皮。张骏主编的《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说，共军解放济南，缴获炮弹二十二万多发，子弹一千一百多万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新闻报道，一九四九年国军撤出上海，遗留子弹将近一亿发，国军还把大量军火埋藏地下，现在一处一处都被上海民众挖掘出来。
我觉得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有共同点，两者都是”侠“，一个武侠一个文侠（我到台湾后一度鼓吹文侠）。也可以说，武侠是体制外的侦探，侦探是体制内的武侠，两者都情节密集，都必须设计情节与情节间的钩连纠结，需要紧密的结构。我后来知道了结构与逻辑的关系，逻辑观念发达的社会才产生福尔摩斯。
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
川岛芳子的中国名字叫金璧辉，满族肃亲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岛浪速收为义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把她训练成一名重要的间谍。抗战期间，她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抗战胜利被捕，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执行。川岛芳子受审和处死，都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旁听席满座三千人，庭外还有几千人拥挤，法院一度延期审理。
老校长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山东“三李”之一，另外两位是李延年和李玉堂。山东还出了一位将领王耀武，黄埔三期毕业，年级比较低，但升迁比较快，军中常说“三李不如一王”，三李是纯粹军人，王耀武又政治手腕。他们的蒋校长把王耀武、李仙洲都派到山东，学历较低的人做一把手，学历较高的人做二把手。学历低的人如何指挥学历高的人，年纪大的人如何服从年级轻的人，向来是个难题。据说，蒋校长故意如此搭配，利用矛盾是蒋氏一贯的统驭之术。
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革命成功，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华盛顿。国民政府蒋主席引用这句话，他说中国抗战建国，要有千千万万个蒋中正。中共毛主席接着说，他只杀小蒋介石，不杀大蒋介石。国共内战究竟有多少“大蒋介石”落入中共手中，未见正式的统计数字，只知道中共关押国内战犯九二六人，军中系统者七三六人，包括中将七十二人，少将三百二十三人。一九六〇年又特设五十人，李仙洲在内。一九七五年全部特设完毕，未杀一人。老校长受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逝济南，享年九十五岁，国力第二十二中学校友百余人，从各地赶来参加追悼会。
对日抗战发生前，山东没有中共一兵一卒，民间相传，中共“七支钢笔进山东”。那时中共只能秘密工作，称为地下党，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由地下转到地上，公开活动，所以国民党人一再说，西安事变救了中共，他们恨张学良、杨虎城。抗战发生，中共党员可以深入农村，招兵征粮，募款买枪。山东籍的共产党员回到山东，可以向山东军政首长讨一张证明文件，回乡发展抗战的游击武力。人马多了，地盘大了，就要设立党部，委派乡长村长，于是有了解放区。据《天翻地覆三年间》一书说，抗战发生时，全国有七十个解放区，抗战胜利时，全国有两百个解放区。
山东土匪多，国民政府允许民间拥枪自卫，抗战发生时，山东民间自卫存枪越过三十万支。抗战发生，地方以自卫武力为基础，发展抗日游击队，一度超过一百万支枪。中共赤手空拳，从头做起，竟能把这百万人马吃掉十分之九，累累战果，对中共的成长极有帮助，世人注意中共接受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忽略了中共并吞了山东的地方武力。有些史家说，抗战期间，国共双方机会均等，而中共后来居上，并不能完全用西安事变和日军侵华来解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派兵到临潼拘捕蒋氏，实行兵谏，这是蒋氏一生最严重的挫折，他从此陷入国共相争的泥沼，步履艰难。蒋氏创巨痛深，对临潼产生过敏症候。
袁枚诗：“胸中没有未了事，便是人间好光景。”
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饥饿残象，前所未见。
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这么多，到底该看哪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
一九四四年，波兰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兰的“乡土军”追求独立自由，配合苏联红军的攻势，进行“华沙暴动”。乡土军起事以后，斯大林按兵不动，坐视纳粹军队消灭波兰的武装，六十三天后，“乡土军”溃败，波兰受难者多达二十万人，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夷为平地”。这件事“吓坏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断定无法跟苏联共谋天下大事，这才出现了日后的“冷战”。
隐地的诗句：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都成为
看不见的背影
《随园诗话》引咏台湾诗：“少寒多暖不霜天，木叶长青花久妍。真个四时皆是夏，荷花度腊菊迎年。”
当年中共席卷大陆，人心浮动，蒋介石自称“我无死所”，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岸可以相提并论。
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长篇小说《海兮》以山东流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笔到，我很佩服。然后我读到周绍贤《澎湖冤案始末》，傅维宁《一桩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读后》，直到《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
廖清秀面庞清秀，平时很少和别人交谈，座谈会上也没听见他发言，长篇出手，一鸣惊人。小说的名字叫《恩仇血泪记》，以日本统治台湾的恶法苛政为背景，反映台湾同胞的困苦岁月，今天看资料，都说它是台湾作家用国语写成的第一步长篇小说，誉为“台湾小说家中文创作的开路先锋”，在文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名将周至柔有两大轶事，下围棋和读武侠，上行下效，围棋难学，武侠易读。
那时盛行由女记者跑文教新闻，胡氏跟每一个女记者都相处得很好，惹得好几位女士引为知己。后来新闻系教授讲新闻采访要冷静客观，常引这段轶话作反面教材。
流亡作家渴望诉说，他们以为本土生民应该聆听。那时斯大林时代，万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来此，用简陋的工具开发森林，食物不足，医药缺乏，工作十分劳苦，每天有许多人死亡，也不断有大批新人补充。在那样的环境之中，有人趁着伐树的机会剥掉树皮，在树干上写字，写他们原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有什么样的遭遇，没有笔墨，大家捐出鲜血。写好之后，他们把树干丢进大海，让海浪带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们的控诉，能直到斯大林究竟在做什么。当时有些大陆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
那时我根据《诗经·汝坟》篇构想的一个情节，诗中有一句“鲂鱼赪尾”，小注说，鲂鱼发怒的时候尾巴变成红色，鱼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一定是忍无可忍了罢。
常言道：“读了三国会做官，读了红楼会吃穿”。
当年张道藩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学校，中共派了一个青年来做学生，化名殷扬，南京卫戍司令部发现了殷扬的真实身份，派人逮捕，司令谷正伦喜欢杀人，要判殷扬死刑。那时道公已是重要要人，他和谷正伦又是贵州同乡，亲自到卫戍司令不把殷扬保出来，立即派唐绍华送殷扬坐津浦火车离开南京。
一九四九年上海失守，唐绍华没能脱身，中共清理国民政府残留的人员，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约唐绍华谈话。唐绍华自料凶多吉少，不料杨帆竟是当年的殷扬！殷扬的第一句话是：“道公好吗？”然后问唐绍华有什么打算，唐说想到北京看看，其实是想离开上海，这位新任的公安局长提醒他：“你何不带着你拍的影片到香港去为人民赚写外汇呢？”其实是让他逃出虎口。唐绍华当然选择香港，公安局立即发给路条。
那时好莱坞大明星马龙白兰度秘密订婚，未婚妻是法国某处一个渔家的女儿，全世界的电影人口都希望看看这位灰姑娘是何等样人，媒体千方百计搜索，美国某大电视公司得到授权，灰姑娘对着镜头朝观众说一声哈啰，时间十秒钟，收费十万美元。……他一听发了呆，一九五八年的十万美元，那可是个天价哪！
我也知道，历史家认为“现在”之中含有过去，由过去到现在，他们不说连续，别立一名，称为“赓续”。
大战期间，中国媒体称希特勒为四大伟人之一，与蒋介石齐名，一九四六年他在国军中间还保有英雄形象。
肆应之才（形容善于应对）
当年，现在，我都时常思索画家高更的四句话：“为艺术而艺术，为什么不？为人生而艺术，为什么不？为快乐而艺术，为什么不？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艺术！”
他（日本来的台湾侨领，社长李万居的朋友）还说，郑成功到了晚年，他带来的子弟兵都生了严重的怀乡病，他下令禁止再谈反清复明，违令者以扰乱军心治罪。
老舍在他的小说里写过一句话：“监狱是个好地方，使人相信人性堕落到底之必然与无救。”
我一向主张找失意的人谈天，那正是姜贵最失意的时候，跟得意的人谈话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失意的人吐真言，见性情，而且有闲暇。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梁启超的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更古男儿一放翁！”
我们去金门马祖，都要在飞机上或军舰上办出境入境的手续，虽然只是“总政战部”和出入境管理处双方官方一句对话，免除一切形式，我还是觉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来多少浪漫与哀愁！金马风景很好，但是谁都无心观赏，金马前哨离中国大陆很近，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后来写《左心房旋涡》的远因。我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还能站在太武山上怅望千秋，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古人说辞职是恢复“故吾”，我哪有故吾？我是得到“新我”。凭此一念，开启了我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
中国文坛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轻，有党派门户；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侦察告密成风；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着赚钱。
读史难知今日事，听歌不似少年声。
所有的孩子都是贵族，所有的贵族都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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